【国史讲座】我所举办第十一讲国史讲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

　　2003年11月24日，我所举办国史讲座第十一讲，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陈其泰教授作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的学术报告。

　　陈其泰教授首先指出,唯物史观的传播把中国史学推向了新的发展道路。在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是李大钊，他在1919年到1924年间写了一系列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当时的《新青年》、《中国青年》、《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等报刊，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宣传唯物史观的重要阵地。随着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史学工作者也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郭沫若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运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开山之作。他把用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同认清革命的前途直接联系起来，在史学著作中第一次论证了中国历史发展所经历的几个基本社会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进步学者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看法，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开始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中受到了考验。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到1949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壮大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大拓宽了研究领域，在断代史、通史、近代史、历史理论和专史等各个范围均有重要建树，完成了一批重要著作，在整个学术文化界令人瞩目。“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正是在这一时期相继完成了自己著作的，其中有不少堪称里程碑式的史著，是一笔宝贵的史学遗产。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社会上影响之所以很大，同它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是密切相关的。

　　针对学术界前些年对建国后十七年史学研究的不同看法，陈其泰教授介绍了他对此研究的基本观点。他认为，建国后十七年的历史研究正如这十七年中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一样，虽然也经过严重的挫折，走过弯路，但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

　　首先，史学工作者坚持了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学风出现两大特点：一是自觉学习马列主义，并用以指导教学和科研工作成为风气；二是自由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风气。建国初，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人民出版社等先后出版了一批基本上属于考据性的著作，这些对于从旧中国过来的、只熟悉考证方法的学者来说是很大的鼓舞。史学界在数年中展开的关于古史分期、封建土地制度、农民战争性质与作用、汉民族形成、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讨论，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们的确是认真的学术讨论，而且讨论得十分热烈，持续时间很长。另外，对历史人物评价、中国近代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也进行了热烈讨论。这些都对推动历史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次，史学工作者发扬了科学精神和奉献精神。十七年中，史学工作者精心构撰的专著、论文等，都体现出发扬中国史学优秀传统和执着追求的精神。这种精神，突出地体现在这一时期整理历史文献的大型工程上，如整理标点《资治通鉴》，标点、整理《二十四史》，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和《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以及《明清史料》、《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等。

　　再次，史学工作者抵制了教条化错误的倾向。十七年中，教条化、公式化错误曾一度盛行，主要是1958年及其后一段时间，在教条化、公式化错误思潮的影响下，史学界只讲阶级斗争，对农民起义尽量拔高，而对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一概骂倒，制度和史实少有涉及，历代皇朝名号一律抹掉，把一部历史变成了概念演绎。对此，坚持唯物史观的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著书立说，挺身而出，抵制教条化错误，捍卫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尊严。

　　再次，历史考证学出现了新境界。1949年以前业已取得很大成就的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在进入新中国后，由于一批原先熟悉严密考证方法的史学家接受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学术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尤其是在断代史和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了令海内外学者瞩目的成就。这些学者是一个学术群体，他们中间有谭其骧、唐长孺、徐中舒、郑天挺、杨向奎、邓广铭、周一良、罗尔纲、王仲荦、韩国磐、傅衣凌、梁方仲、金景芳、方国瑜、史念海等等，以及一些至今仍健在的知名学者。

　　最后，陈其泰教授就新时期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以及面临的问题谈了几点认识。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培养出了数量巨大的新的历史研究人才，国外境外的学术观点、学术成果被大量介绍进来，各种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史学刊物以及每年出版的各类史学著作琳琅满目。然而，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的指导作用也受到责难和挑战。有人提出唯物史观已经过时，应该改弦更张；有人说唯物史观已成为茶余饭后嘲讽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有的研究者虽然本人仍相信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但在发言、文章中，或在申明见解时，却不能理直气壮。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和东方大国，在世界史上具有典型性，近代以来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是波澜壮阔，当代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更是举世瞩目，这些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研究课题。只要我们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历史，一定能拿出更多的具有高度科学价值的成果，为人类文化宝库作出更大贡献。大力学习外国进步的新史学理论与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并不矛盾。唯物史观是开放的思想体系，它需要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结合各种新的有积极意义的研究方法，继续向前发展。对于其中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不恰当的个别提法和结论，我们应当予以舍弃。

　　副所长程中原主持了本次讲座。参加讲座的除我所科研、编辑人员和干部职工外，还有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和当代北京史研究会等单位的部分专家学者。

　　讲座全文：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李大钊1919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传播唯物史观以来，已走过80多年的历程，从涓涓细流壮大成洪浩的江河。80多年的发展，著述丰富，名家辈出，提出了大量重要的理论观点，开拓了许多重要的研究领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史学的面貌，同时又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有过深刻的教训。总之，80多年来成就很大，需要总结、反思的问题很多。限于我的水平，今天只能就下面三个问题讲点粗浅的看法，不当之处请予以指正。

　　一、唯物史观传播把中国史学推向新阶段

　　五四运动前后至大革命失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传播形成了一个热潮。近些年来，学术界有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提出怀疑，每每讲到中国学者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是因为受了斯大林的影响，照抄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小册子，因而其科学性值得怀疑。其实这本身在时间上是先后倒置。最早介绍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的是李大钊。他于1919年5月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论述“马克思历史观的主要部分”时说：“大体而论，吾人得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及现代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为社会经济的组织进步的阶段。”“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于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与它从来所在那里面活动当时的生产关系，与那不过是法制上的表现的所有关系冲突。这个关系，这样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而为束缚。于是乎社会革命的时代来。巨大的表面构造的全部，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或徐，或激，都变革了。”《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3页。他根据的是日本河上肇的译本，而斯大林的小册子是1938年9月才著成出版的，时间相差近20年。李大钊在1919～1934年写了一系列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等杂志上，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1920)、《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研究历史的任务》(1923)、《史学要论》(1924)等。他在《史学要论》中明确论述唯物史观在历史学引起的伟大变革：“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旌勇里国史讲座（第一辑）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马克思所以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因此，李大钊提出要不断“动手改作”历史。“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比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李大钊的论述指明了唯物史观是科学历史观的意义，同时也意味着要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来解释中国文献史料，写出与旧史面貌完全不同的新的历史著作。李大钊还在大学里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在当时传播唯物史观的功绩最为杰出，被人们誉为“马克思主义专家”，并成为当时从理论武器到思想面貌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的一名主将。

　　在当时，《新青年》、《中国青年》、《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学灯》等报刊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宣传唯物史观的重要阵地。《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书译本相继出版，还出版了一批日本河上肇、俄国普列汉诺夫等人有关唯物史观的著作，其中以河上肇的著作影响最大。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等地进步势力较大的高等学府，几乎都开设了讲授唯物史观的课程。“五四”以后，更出现了一批由党内理论家和进步理论工作者写成的研究社会发展史的著作，至20世纪20年代末10年间数量多达15种，其中著名的有蔡和森《社会进化史》(1924)、李达《现代社会学》(1926)、邓初民《社会进化史纲》(1931)、马哲民《社会进化史》(1929)、陈翰笙《人类的历史》(1927)。这些著作虽然深浅精粗各有差别，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系统叙述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努力阐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五四时期形成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有力地说明，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固然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影响有密切关系，而更加深刻的原因是，处于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中国社会，经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重大事件，证明无论是传统思想、维新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都无法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沉重压迫下解救出来，只有马克思主义指引的由共产党领导工农民众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道路，才能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总之，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是由于中国社会面临的深刻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所决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和壮大也同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SITESERVER_PAGE]

　　郭沫若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运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开山之作，这部名著酝酿和写作于1928～1929年。当时大革命刚刚失败，郭沫若流亡日本，该书是处于日本特务监视、生活困难、资料匮乏种种恶劣条件下发愤写成的。郭沫若把用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同认清革命的前途直接联系起来，他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他要用历史研究驳倒“国情特殊”论，证明“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甚么不同”，要走世界各国共同的道路，以此鼓舞处于困难时刻的国内人民看到未来的光明前途。同时他要探求中国历史发展所具有的本身的特点，谱写“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均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页。为此，他把先进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同扎实的文献考订功夫结合起来。他继承了清代学者实事求是的考证成果，继承了罗振玉、王国维研究甲骨、金文的成绩，出色地对旧史料作出新解，熔《诗》、《书》、《易》中纸上史料与卜辞、金文中的考古材料于一炉，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并且上升到系统分析社会生产方式和阶级关系的高度。这样，文献、卜辞、金文这些原来互相孤立的材料，都发生了联系，成为有用的活材料，殷周时期的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也得以重视。此前，李大钊为传播唯物史观作出了重大贡献，并提出改写历史的任务，现在郭沫若继续了他的工作，做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做了系统的清理，因此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划时代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于推进中国历史的巨大意义，我们可以从当时赞成唯物史观的学者所写的评论中得到证明，如称“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要算是震动一世的名著。就大体看，他那独创的精神，崭新的见解，扫除旧史学界的乌烟瘴气，而为新史学开其先路的功绩， 自值得我们的敬仰。”文甫：《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嵇文甫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页。自由派史家张荫麟也评论说这部书“例示了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公报·文学副刊》208期，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四日。，尤其称赞郭沫若从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社会制度变迁的大背景来阐发历史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进步学者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看法，很快在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受到了考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前途，成为十分紧迫而尖锐的问题。1928年6～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大，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党的领导人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分析，提出当前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当时由于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困难时期，许多人悲观彷徨，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剖析中国当前社会性质、帮助人们认清革命发展的方向是自己的责任。王学文、李一氓等在上海创办了《新思潮》杂志。1930年4月，《新思潮》“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了王学文、李一氓、潘东周等的文章，他们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阻碍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的发展、农村仍然顽固地保持着封建势力等文献，论证六大路线的正确，批判陈独秀取消革命的谬论。以任曙、严灵峰为代表的陈独秀的追随者写文章进行反驳，武断地讲帝国主义入侵“绝对地”破坏了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中国社会中“是资本主义关系占统治地位”，“中国目前是资本主义社会”。由此又引起了1932～1933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关于秦以前的社会性质，论战的焦点是中国是否存在过奴隶社会。陶希圣等人对此否认。关于秦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的社会性质，陶希圣认为是“商业资本社会”。陈邦国认为，“秦的统一，是商业资本的统一”。公孙佥认为，自秦以后，中国社会是“为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社会”。如果自秦以后真的是“商业资本社会”或“初期资本社会”，那中国革命主要任务之一是反对封建主义岂非无的放矢?这种论调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有力反驳。潘东周等指出，封建社会的商品交换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资本有着质的不同。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商人势力相当活跃，但它没有也不可能破坏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国并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因此，也不可能使中国的封建关系‘实质上久已不存在’。”大商人虽曾在政治上发生过相当的影响，但自龚自珍以后至近代，地主在各朝代中仍是统治阶级。吕振羽指出，即使“在商业资本获发展的封建社会末期，这也不能对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有何重大的改变”。郭沫若虽然因在国外没能参加社会史大论战，但他在著作中论述的近代以前中国是封建社会的观点对进步学者是很大的鼓舞。经过这场大论战，中国在鸦片战争前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和鸦片战争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正确观点扩大了影响，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有力批驳，热闹一时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终于销声匿迹。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和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分析，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纲领任务的基础，这些科学分析已由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得到了权威的验证。黎澍说，论战以前，党的领导机关虽然对中国社会性质有正确的提法，“但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经过后来的一番论战，至少是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进行了关于各个问题的讨论，使人们对它的现实意义有了认识。”又说，关于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性质的规定，“如果不对中国历史作一番切实的研究，用丰富的事实加以说明，就很难为中国人所理解。所以进一步研究中国历史，对于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从而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黎澍：《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页。

　　以上事实证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时期，郭沫若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历史工作者的论著表明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现实问题具有深切的责任感和清醒的态度，发扬了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证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从一开始就把握着正确的方向，要把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重视研究中国的国情，尽管在某些地方还难免粗糙，却体现了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特点。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到1949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壮大时期。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大地开拓了研究领域。史学家辛勤著述，在断代史、通史、近代史、历史理论和专史各个范围均有重要建树，完成了一批重要著作，在整个学术文化界令人瞩目。不仅观点进步，风格新颖，而且在学术上很有深度，具有厚重的分量，显示出自己建构研究中国历史体系的规模和力量。“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在这一时期相继完成了自己的重要著作。郭沫若于抗战后期撰成《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吕振羽先后著成《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中国政治思想史》(1937)、《简明中国通史》(1941～1948著成，分第一、第二分册出版)；翦伯赞先后著成《历史哲学教程》(1938)和《中国史纲》第一、二卷(1943～1944)；范文澜著成《中国通史简编》(1941)、《中国近代史》(上册)(1945)；侯外庐著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等(均完成于1943～1947)。还有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49)、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1943)和《中国官僚政治研究》(1948)等。这些著作中有不少堪称里程碑式的史著，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然显示出活跃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抗战时期建树的业绩是一笔宝贵的史学遗产。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是同这一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密切相关的。这些史学前辈都是战士兼学者，范文澜和吕振羽后来都到了根据地。他们一边参加抗日斗争，一边辛勤著述，真正做到与革命同命运，与民众同呼吸。他们的史著的确与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有紧密的关系，对鼓舞人民斗志、投身革命洪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他们又极其重视充分占有史料和运用实证方法，他们的目的是要探索历史的真相，而非为现成公式作图解，所以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1942～1951年先后印行8版(包括1947年在上海印行)，《中国近代史》(上册)1946～1953年共印行9版。再举一个例子说明当时产生的反响，有的学者虽然尚未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但仍然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家著作的价值，如顾颉刚于1948年写信给友人说(大意)：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已经写成了，我们也应该努力写出自己的通史著作。[SITESERVER_PAGE]

　　二、如何正确评价建国后17年的史学道路

　　1949年新中国成立，随着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主导地位，中国史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对于建国后17年历史研究从总体上做基本的估计，本来是不应当发生很大分歧的，因为事情很明显，正如“17年”中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一样，史学工作虽经过严重的挫折，走过弯路，但同时又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学术界前些年却存在这样的观点，认为“17年”中教条化盛行，整个中国史变成了一部农民战争史。不久前有的研究者进而提出：近50年的史学应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三十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基本上是‘泛政治化史学’时期，以农民战争研究为代表的研究体系使中国史学完全政治化。”《展望新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2001年10月2日《光明日报》。对建国后17年历史研究更贬斥为“完全政治化”的史学，完全依附于政治、毫无学术独立性可言，甚至将之与“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四人帮”疯狂践踏、摧残历史科学、蓄意制造混乱、颠倒黑白扯到一起，认为此30年史学应划作一个历史阶段。如果这种观点确有道理，那么，17年中用以指导历史研究的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则早应宣布为过时和非科学的了，认为当前史学应当彻底地改易新说的看法似乎也就有道理了。对17年历史研究如何正确评价，实则直接关系到怎样认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和怎样看待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及其发展前景，如此关系重大的问题，不能不通过深入讨论以究明史实真相。

　　我想正确评价17年史学道路，以下四项是很重要的：

　　(一)应当如实地评价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所取得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普及唯物史观的热潮，广大历史教师、史学工作者自觉学习马列主义用以指导教学和科研工作成为风气。本来，人民革命的胜利证明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任务、对象、方法、策略等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运用唯物史观写成的著作所具有的科学价值也得到了验证，这些都使史学工作者受到鼓舞和激励。新的社会、新的任务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所以历史教师和研究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对于多数人来说是自觉的、很有热情的。建国后史学界学风的又一特点是逐步营造自由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在建国前已做出卓著成就的老一辈学者能随着时代而前进。如范文澜在建国初发表文章，对自己以往史著中的失误诚恳地做自我批评；翦伯赞也在1952年著文做自我批评，他说：“我在解放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方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解释，而且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页。这种诚恳的自我批评，更启发史学工作者以坦诚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史学事业。建国初学术刊物上登载直截了当地进行批评并且指名道姓的文章，大家都认为很正常，受批评者也能公开承认错误，虚心接受。很典型的是黎澍在1951年《学习》杂志先后发表了批评吴泽、侯外庐两位先生的文章，被批评者迅速公开答复，表示由衷地感激接受，一定认真改正。

　　建国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也与史学界关系很大。“百家争鸣”正式作为指导全国文化、学术工作的方针，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1956年提出来的，而学术研究应该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则在1953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和筹办《历史研究》杂志时已经提出。这与郭沫若和范文澜这两位著名历史学家对古史分期观点不同需要展开讨论、争鸣大有关系。在古史分期上，郭沫若主西周奴隶说，范文澜主西周封建说，形成对史学界影响最大的两大派。毛泽东熟知这种情况。实行“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最早向史学界提出，与这种背景大有关系，故1953年9月21日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开会时，陈伯达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宜把方式弄得死板”，考虑由陈寅恪担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并提出“聘请研究人员的范围不要太狭，要开一下门，像顾颉刚也可以找来。增加几个研究所可以把历史研究的阵营搞起来，学术问题在各所讨论。由郭沫若、范文澜同志来共同组织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讲历史研究要百家争鸣，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意见。刘潞、崔永华编《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排印本)，第45页(刘大年的回忆)，并参见《刘大年历史论文选集·〈历史研究〉的光荣》一文。当时，范文澜即建议在这个会议上考虑把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作为讨论的底稿。1956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向全国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发展文艺、繁荣学术的方针。这一时期，人民出版社等先后出版了一批基本上属于考据性的著作，如吴晗的《读史札记》，刘节的《古史考存》，蒙文通的《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顾颉刚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汉代学术史略》改题重版)，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和《宋元明经济史稿》，周一良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岑仲勉的《隋唐史》和《突厥集史》，戴裔煊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梁方仲的《明代粮长制度》，谢国祯的《南明史略》，王锺翰的《清史杂考》，罗尔纲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等等。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号及次年，先后发表陈寅恪的《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和《论韩愈》两文。这些都表明对以考证为主要方法的学者的学术成果同样充分尊重，这对于从旧中国过来的、只熟悉考证方法的学者是很大的鼓舞。百家争鸣的新高潮是因重新评价曹操问题引起的。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首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读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从对于民族的贡献的角度对曹操作了高度评价，指出以往把他当成坏人“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首次提出重新评价曹操的问题。紧接着，翦伯赞于同年2月19日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同样认为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应该为曹操恢复名誉。同年3月23日，郭沫若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替曹操翻案》一文，如同巨石激浪，迅速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强烈反响，不仅史学界，还有文学界、戏剧界以至一般文史爱好者纷纷撰文，展开热烈争鸣。许多知名学者吴晗、刘大杰、王昆仑、谭其骧、周一良等都争相发表文章各抒己见。郭沫若、吴晗又提出对武则天和其他一些历史人物重新评价的问题，因而讨论更加广泛深入，涉及以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标准等项。据统计，仅有关围绕重新评价曹操所发表的文章，仅至1959年6月底以前就达140篇以上，故被称为“对我国学术界的繁荣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倪迅：《毛泽东与知识分子交往纪事》，2001年6月26日《光明日报》。史学界在数年中展开的关于古史分期、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性质作用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这“五朵金花”的讨论，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的确是认真讨论学术问题，并不是靠行政命令发动布置的，而且各方讨论十分热烈，持续时间甚长。展开热烈讨论的还有历史人物评价、中国近代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等。这些讨论也都对推动历史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上述自由讨论、热烈争鸣的学术气氛下，17年中一批具有卓识的学者对于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有两点很自觉的认识：(1)更加明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及提出的原理主要是依据西欧各国历史写出来的，其中既有适用于研究其他国家、民族历史的共同性，又有西欧国家本身的特殊性。中国学者的责任是通过认真阅读经典著作区分出上述二者，撇开其特殊性，只运用其共同性，并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研究出中国的历史如何表现出共同性和自己所具有的特殊性，阐明中国历史的规律性和所表现出来的本民族的特点。(2)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有丰富的史料，研究中国历史的规律和特点，将是对唯物史观宝库的重要贡献。笔者认为，就正常的学术研究来说，正是这种正确的指导思想，代表着17年历史研究的前进方向。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和坚持以唯物史观原理探索中国历史特点的理论指导，促使17年中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领域都产生出一批优秀的史著。

　　其中，通史的撰著难度最大，最能反映出学术水准的高低。中国历史悠久漫长，史料汗牛充栋。撰成好的通史，不仅需要在搜集、考核和分析史料上具有深厚的功力，尤其需要对中国历史演进的全局和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有自成体系的把握和贯穿全书的史识，还需要有处理史料、组织和再现史实的高超能力。在中国史学史上，能够著成受到普遍称道的通史著作、令后代传诵不衰的史家屈指可数。司马迁著《史记》，做到了“通古今之变”成为史家楷模；司马光著成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成为又一不朽之作。20世纪初以后，撰写通史成为史学家的共同追求，夏曾佑、吕思勉、邓之诚、钱穆、张荫麟等都有著作，梁启超、章太炎都曾有著述计划，梁启超已撰成部分篇章，可见通史的价值有特别的重要性。“17年”中恰恰在通史领域产生了影响巨大的著作。首先是范文澜著成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一至三编(共四册，于1953～1964年出版)。这部著作是在延安版基础上精心修订完成的。原版自远古至鸦片战争，共56万字。修订本写至五代十国，却达110万字，内容大大扩充。所以全书实际上等于是重写。这部书累计印数超过百万册，长时间成为广大干部、大学生、社会大众学习中国历史的必读著作，教育了几代人，因而在学术界被认为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通史著作，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范文澜原先精熟于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他学习马列主义，又特别强调要创造性地运用，使之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建国以后通过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对此更有深刻体会，因而他有运用唯物史观原理要做到“神似”、反对“形似”的名言，一再告诫史学工作者要彻底摒弃把唯物史观当成现成公式去剪裁历史事实的极其恶劣的教条主义做法。修订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内容丰富，认真发掘了经史子集中的材料并利用一些考古史料，详细地论述了自远古至五代这一漫长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军事、外交等的发展历程，论述了历史上各种制度的沿革，评价、分析了众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全书在章节结构上组织严密、安排合理，文字精练而生动，具有浓厚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这些更增加了对读者的吸引力。由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1962～1966年，先后出版了第三、第四和第二册，包括三国两晋至近代部分。第一册的先秦部分，由翦伯赞亲自撰写，未及完成即含冤去世，“文革”结束后由吴荣曾完成，至1979年全书四册一并印行。，是“17年”通史研究的又一重要收获。这部书是1961年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决定，委托翦伯赞主编作为高校中国通史教材之用。主要撰写人邓广铭、邵循正、汪钱、田余庆、许大龄等都是研究各个时期历史的专家，而且在写作、讨论过程中，翦伯赞经常就体例、理论运用和史料鉴别等问题与编写组成员反复商讨，最后定稿时，他还要字斟句酌地进行推敲。这部通史经过二三十年时间的考验，证明它无愧为一部成功之作，并且在中国史学史上又一次创造了集体著史、主编负责的成功经验。尤其作为大学通史教材，它具备论述全面系统、内容繁简适当的独特优点，文字简练、条理清楚而又内涵丰富，对史实的分析中肯细致而又摒除空论，重要的基本的史料都向读者提供而又绝不庞杂。该书在20世纪90年代荣获首届全国高校文科教材评奖的特别奖，确实当之无愧。[SITESERVER_PAGE]

　　(二)史学工作者的科学精神和奉献精神

　　17年中史学工作者精心构撰的专著、论文都体现出这些学者发扬中国史学优秀传统、在学术上执著追求的精神。这种科学精神，还突出地体现在这一时期整理历史文献的大型工程上。

　　17年中因政治运动的影响和对一些人物或问题进行过一些不适当的批判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史学界中一些人的确存在忽视史料的倾向，在一段时间内甚至极为严重。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是，中国史学会领导和许多有见识的专家极其重视扎实的史料工作，尤其在整理大型历史文献上做出巨大的成绩。几项著名的、嘉惠学术之功甚伟的大型工程，一是整理标点《资治通鉴》，一是标点、整理《二十四史》，一是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后者是由中国史学会组织、部署进行的，各个专题由范文澜、翦伯赞、邵循正、齐思和、向达、白寿彝等著名学者任主编，10年之中编辑出版《丛刊》10种，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共62册、3000余万字，规模如此巨大，而且是连续出书，持续不断，令人赞叹!这一浩巨工程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近代史资料的一项大规模的科学整理，涵盖了近代史的各个重要时期，提供了最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堪称新中国历史科学的又一盛举。各个专题均依照下列科学的工作程序进行：(1)尽可能地广泛搜集史料；(2)精心地选录和合理地分类、编排；(3)分段、标点、校勘；(4)撰写书目解题，编制与本专题相关的各种附录。这些工作中无论其中的哪一项，工作量都是浩大的。仅拿分段标点和校正错字说，全部3000余万字的史料都经编选者认真加工、提供定本，让广大读者方便地阅读、使用，仅此一项就是功德无量的工作。负责各个专题的专家，都以远大的眼光和高度严肃认真的态度，搜集并发掘了大量有关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的官、私文献，将许多稀见史料变成广大读者容易得到的，将不少秘藏史料变成公开的，将大量分散难找的史料变成集中、系统地整理出来的。同时又尽可能地集中搜集近代史时期有关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活动的史料，搜集与政治事件有关的社会状况及学术文化范围的史料，并且在当时所能够做到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搜集、翻译了外国史料，体现出将中国史与世界史相联系的眼光。所有这些都保证了这套《丛刊》极高的学术价值。负责各专题主编工作的学者，其中如范文澜、邵循正、聂崇岐等位，本身即以近代史专家的身份担任主编工作，其他不少人则原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在古代史或外国史，如翦伯赞、向达、齐思和、柴德赓，无不毅然地全力以赴投身进去。发扬这种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是医治近年学术界浮躁风气的良药!正因为中国史学会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尤其是各卷主编均为国内第一流的学者，具有丰富的学识、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度负责的精神，在他们的主持下，编纂工作遇到的困难都迎刃而解，取得了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因为这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国书店又合作将这部巨型书籍再版。

　　此外，17年中大型文献资料的整理还有《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内容包括近代工业史、农业史、对外贸易史、铁路史、货币史、外债史、海关史等多个方面，同样堪称为整理文献资料的巨制。其他尚有《明清史料》、《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以及宋代、元明、清代史料笔记丛刊等多种。上述大型文献资料整理工程，都因其史料的重要性和整理工作的科学性而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据说仅在美国就培养出一大批博士。

　　(三)抵制教条化错误的倾向

　　在我国历史步入新时期之初，由于拨乱反正、批判极左错误、肃清“四人帮”影射史学流毒的需要，我们曾着重地揭露极左错误在史学领域的种种表现，批判教条化、公式化，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将之绝对化，对马克思主义词句生搬硬套、贴标签以及研究领域狭窄、选题重复雷同、研究方法单调等等失误，而少谈17年的成绩。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这样做是有必要的，其目的是引起人们对“四人帮”蓄意制造混乱和对极左错误严重危害性的高度重视，剖析其根源，从而使历史研究重新端正方向。

　　17年中教条化、公式化错误盛行的年代，主要是在1958年及其后一段时间。那时，高等学校中“拔白旗、插红旗”，一些有学问的教授、专家受到批判，学生上讲台、编讲义，两三个月功夫即“编”出一本通史讲义，这只能是剪刀加糨糊，用若干条干巴巴的材料对历史唯物主义公式做图解，贴标签式地引用经典作家的词句。只讲阶级斗争，对农民起义尽量拔高，而对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一概骂倒，制度和史实少有涉及，要把帝王将相和历代皇朝名号一律抹掉，一部历史变为概念演绎。教条化、公式化、概念化的谬误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当时却打着“革命”的旗号，所以一度势头很猛，使不少人分不清方向。对于教条化的危害我们要痛加批判，肃清流毒，同时应深入分析造成教条化盛行的原因。究其产生的原因，一是由于史学工作者自身水平不高，经验不足造成。二是政治上“左”的错误影响、干扰和误导。1957年反右，尤其是1958年“大跃进 ”以后，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左”倾错误，对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史学界“拔白旗”、公式化地图解历史的风气一度盛行，就是在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下泛滥的。三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四人帮”及其爪牙蓄意制造混乱，颠倒是非，要把学术界和人们的思想搞乱。对第一种原因，只要史学工作者认真学习，在学术实践中不断摸索，开展正常的批评讨论，就能逐步得到提高和纠正。对第二种原因，只要排除政治因素的干扰、影响，失去那种气候，问题自然得到解决。1962年前后，中共中央调整政策，当时正常的学术研究便迅速得到恢复。新时期以来拨乱反正，彻底纠正“左”的错误，教条化错误便基本上被有效地铲除了。至于“四人帮”的蓄意破坏，那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属于学术问题的范围，更不应算到17年史学工作的账上。因此，决不能以“教条化、公式化盛行”来概括整个17年的历史研究，更不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确立了主导地位，就必然造成教条化错误，绝不是这样。

　　恰恰相反，教条化所反对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唯物史观本身就是教条化的对立物。上述17年史学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正是由于唯物史观原理得到正确运用和坚持其正确方向而取得的。不仅如此，我们在反思17年中出现的严重曲折的时候，还应确切地承认：当错误倾向的潮流袭来的时候，正是坚持唯物史观指导的、成熟的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勇于挺身而出抵制教条化错误，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尊严。郭沫若于1959年3月21日写了《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答〈新建设〉编辑部问》一文，明确指出简单化地提出“打破王朝体系”一类的做法是错误的，此文的发表和同年发表的《替曹操翻案》，引起大规模的学术争鸣，推进了史学研究，这两件事可以说是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17年中对历史科学的两项重要贡献。

　　范文澜一向态度坚决地反对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建国初年他就曾多次发表重要言论。写于1954年的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篇·绪言》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就是反对教条主义，因此他在文中严肃地批评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生动原理变成毫无意思的生硬公式”，批评“把历史描绘为没有人参加的(或者说没有人的能动性的)各种经济过程的平稳的自行发展，把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为经济唯物主义，而生动活泼的人类历史可以用几个公式造成了”的极其错误的做法。《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0、48页。1957年，他应邀到北京大学历史问题讲座发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谆谆告诫要使史学研究走向健康发展的大道，首先必须大力破除教条主义。“只有反对教条主义，才能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破不立，只有破，才有立。”他称教条主义是“伪马克思主义”。针对由于搞“运动”，大学里有不少教师不敢讲出自己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的不正常情况，他强调说：“比如说，我们教历史课，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这样的‘谦虚谨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5、219～220页。在当时，这样明确地提出把“我”大大恢复起来，以客观实践为检验一切的标准，确实为治疗教条主义提供了一剂良药，具有石破天惊的力量!到1961年，正当教条化、公式化在史学当中盛行的时候，范文澜挺身而出，一年之中三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发表讲话，予以严肃的批判，揭露其危害。3月，在纪念巴黎公社9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发表了题为《反对放空炮》的讲话，严肃地指出史学界存在着离开史实、忽视史料、抽象地空谈理论的学风不正的严重问题，强调踏踏实实进行科学工作的重大意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教条化的普遍恶劣做法是“把历史事件忽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说这种空炮放得再多也毫无用处。治疗这种教条主义病症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必须对所要研究的历史事件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阅读有关的各种书籍，系统地从头到底读下去，详细了解这件事情的经过始末，然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方法来分析事情发生的原因和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好的因素和坏的因素，判断这件事情的趋向是什么。”范文澜：《反对放空炮》，《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5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太平天国革命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范文澜再次针对史学界流行的“打破王朝体系”和“打倒帝王将相”的问题，强调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他说：“这种论调好像是很革命的，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阶级社会是由互相对立着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构成的，打破王朝体系，抹掉帝王将相，只讲人民群众的活动，结果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了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纪念太平天国革命一百一十周年首都史学界讨论六篇学术报告——范文澜发言说历史研究必须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1961年5月31日《人民日报》。10月，在武汉举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他又同吴玉章一同强调树立严肃学风的意义。警惕教条主义的危害，与之做坚决斗争，是范文澜治学的鲜明特色，也是他在史学研究上取得卓著成就的一个根本原因。他与郭沫若、翦伯赞不愧为当时反对教条主义错误潮流的中流砥柱。[SITESERVER_PAGE]

　　翦伯赞也在1959、1961、1962年连续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化倾向。翦伯赞所写的《关于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两文，就是反对教条化、反对“左”倾思想的檄文。诚如最近有的学者在回顾整个新中国史学所走过的道路时所评价的：“对纠正当时史学领域‘左’倾的思潮的影响，扭转历史科学领域的混乱局面起到积极作用。”周一良、苏双碧：《新中国史学研究回顾》，2001年11月13日《光明日报》。翦伯赞勇敢地捍卫历史主义的原则，在当时确实表现出反潮流的大无畏勇气，后来即因此惨遭“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他是为捍卫唯物史观的原则而献出生命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家的言论和作用，表明他们才真正掌握了唯物史观的精髓，真正懂得把唯物主义普遍原理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历史实际中去乃是史学工作的灵魂，在他们身上才真正代表了唯物史观的风格!这些，同样是对所谓17年史学“完全政治化”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反证。故17年绝不是整个被教条化统治的时期，也不是“史学完全变成政治的附庸”，而是发展的重要时期，虽然经历了严重的曲折，但成绩是主要的。这些史学家的业绩和精神是为我们留下的宝贵思想遗产，我们应当充分地珍惜和继承，对此一笔抹杀是极其错误的。

　　(四)建国后历史考证学的新境界

　　评价17年史学以至整个新中国50年史学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历史考证学达到的新境界。在1949年以前业已取得了很大成就的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进入新中国以后，由于一批原先熟悉严密考证方法的史学家接受了唯物史观的指导，他们的学术工作达到了新的高度，尤其是在断代史和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了令海内外学者瞩目的成就。这些学者是一个学术群体，包括谭其骧、唐长孺、徐中舒、郑天挺、杨向奎、邓广铭、周一良、罗尔纲、王仲荦、韩国磐、傅衣凌、梁方仲、金景芳、方国瑜、史念海等等以及一些健在的知名学者。这些学者进入新中国时正当40岁上下，本已有很好的学术功底和治史经验，又适逢其时地获得了科学世界观的指导，因而学术思想得到了升华。谭其骧以前长于历史地理沿革问题的考证，至建国后所写《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土地的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等文章，则有新的风格。唐长孺在建国前也擅长于写具体考证的文章，到他写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论文，能对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经济史、制度史等一些重要问题深入探讨，同样是很好的证据。有的学者称许他建国后研究每一问题，“必作到精深分析，由表及里，探求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与发展演变的规律”。唐长儒：《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这些研究成果与建国前相比，无论从考虑历史问题的时间跨度或空间范围说，还是从论题中所包含的思想性深度说，尤其是从总结历史现象的规律性的高度和结合当前社会发展需要的程度来说，都达到了更高的学术境地。此等成就，此等境界，正得益于科学世界观的指导和精深的实证功力二者的结合。故建国后这批学者的研究成果，既是具有悠久传统的历史考证学发展的新阶段，又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部分。周一良对解放后大陆学者与他以前曾经共事过的港台、欧美学者的研究风格作过比较，对我们也很有启发。他于1982年赴美访问时，极留心阅读隔绝几十年的港台与欧美的中国史学著作，以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一书为“最有价值者”之一，很珍惜地随身携带回国。他评价说：“严书久仰其名而未得见，读后深佩其考订之细密周详。所不足者，只就制度论制度，未能放眼当时政治、社会、事件、人物，以探求制度之运行及其所以然之故，这种地方大陆学人就显出所长了。”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十月出版社1998年版，第90页。  周一良先生以行家评论，发人深思。大陆学人之所以能联系政治、社会等项论述“制度之运行及其所以然之故”，正因为有宏观理论对实证研究作指导，所以能够达到对历史的整体性和更深层次的认识。

　　三、新时期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以及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新时期最初几年，史学界集中力量严肃批判“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颠倒历史、蓄意践踏和破坏历史科学的罪行，清算教条主义的危害和恶劣影响，这项工作是整个国家批判“左”的错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重新得到贯彻，历史学和其他科学部门一样，学术的尊严得到充分的维护，20多年中培养出数量巨大的新的历史研究人才，国外境外的学术观点、学术成果大量被介绍进来，交流频繁，学术刊物多达数以千计，每年出版的各类历史学著作琳琅满目，难以胜数。历史学状况用“出现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局面”、“呈现出开拓进取的态势”来概括，应当是多数人所能同意的。

　　然而情况是复杂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一是在批判、反思教条主义危害、批判极“左”思想的工作中，教条化、公式化的错误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二者有时并不容易正确区分清楚；二是各种外国思想涌入，容易使人眼花缭乱，失去主见；三是经过苏联、东欧剧变，骤然使相当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信念产生动摇。因此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的指导作用每每受到责难和挑战，有的研究者提出唯物史观已经过时、应该改弦更张，有人则说唯物史观已成为茶余饭后嘲讽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有的研究者虽然本人仍相信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但若要发言、写文章申明自己的见解却不能理直气壮。前一阶段在17年中，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道路上遭受了严重的挫折，新时期以来这一阶段则一再遭受到责难和挑战。这个问题牵涉方面很多，理论性很强，需要经过深入讨论，更需要对丰富复杂的实践进行总结，才能得到有说服力的回答。我只能尝试谈一点很粗浅的看法。我的总的认识是：我们信奉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并非因为它有什么神秘或是先验的正确，而是因为它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地广泛地研究了人类历史客观进程而概括出来的科学认识，迄今为止仍然是最为先进和最合乎逻辑的完整的理论体系，能够引领我们对历史达到更具本质意义的认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同时要根据时代条件和学术研究的推进而加以发展和创新，不断丰富这一科学的思想体系，而对于其中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不恰当的个别提法和结论，则应予舍弃。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与清除教条主义恶劣影响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和东方大国，上古时代有极其丰富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时间很长、发展程度很高，在世界史上也具有典型性，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波澜壮阔，当代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以上各项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研究课题，只要我们坚持以唯物史观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方向，不断丰富、深化和发展，定能拿出更多的具有科学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人类文化宝库做出更大贡献。大力学习外国进步的新学说与发展唯物史观原理同样并不相矛盾，唯物史观是开放的思想体系，它需要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最新智慧，结合各种新的、有积极意义的研究方法，而向前发展。

　　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不在于你的著作中引用多少马克思、恩格斯的词句，而在于运用其基本原理去分析客观事实，得出具有创新价值的认识。依我的浅见，新时期中产生的得到学术界充分肯定、确实能够传世的史学论著，大体都是既体现出唯物史观指导，而又在发掘史料、对问题分析和综合、方法上有独创性的著作。在理论探讨方面，不少长期在史学园地辛勤耕耘、深入思考的史学名家，经过思想解放潮流的洗礼，也焕发了学术青春，提出许多很有理论意义的新论点、新命题。在近代史方面，如黎澍、金冲及、陈旭麓等人对于维新派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进步意义、辛亥革命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和革命党人中不同政治倾向人物的分析，胡绳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中间力量”及其思想文化上代表人物作用的分析，刘大年关于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分析等，都因其在理论上具有的明显创新意义而受到关注。在古代史和传统史学研究领域，白寿彝先生关于封建社会内部分期、民族地区封建化进程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批判继承传统史学遗产对于发展新史学的意义的论述，也都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一直到他逝世之前，都把“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理论创造”作为学术研究的根本方向；他所主编的《中国通史》22卷，也被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新时期以来学术界的理论创新和成功实践预示着唯物史观在中国定能得到丰富和发展，与新的时代条件相结合，继续焕发出其蓬勃生机和活力!

　　综观80多年的历程，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够发展壮大，克服其早期的弱点以后又战胜种种曲折磨难，取得一系列重大的成就，其中有着宝贵的传统和经验，这些经验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启示的意义：一是坚持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方向，从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到胡绳、刘大年、白寿彝等人，都坚持这一正确方向，并大力发挥本人的学术创新精神。二是充分尊重前人成果，吸收古代文化遗产中优良的东西，同时学习近代实证史家学术上的精华。如郭沫若对王国维甲骨、金文研究成果的继承，范文澜对传统经史、乾嘉学术和近代章太炎学术成就的继承，白寿彝对传统史学和陈垣学术的继承。三是坚决摒弃和清除教条主义的危害。运用唯物史观为指导能够取得成功与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是创造地运用其精神，还是死板地照搬其教条。没有长期地有效地进行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彻底清除其恶劣影响，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今天。我们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式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原理指导研究工作，对此完全应该理直气壮。特别是经过新时期以来批判反思、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整个史学界对此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如何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的认识达到更高的层次，这是我们的一个强项。从乾嘉学派以来所积累的一套严密精良的考证方法，则是我们又一强项。再加上当前大力吸收西方进步学说的局面早已形成，学术界创新意识普遍强烈。把这几项有利条件汇合起来，奋发努力，我们一定能赢得新世纪史学更加美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