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讲座】我所举办第一讲国史讲座——中国古代编修国史的传统及其启示

　　4月9日，国史讲座举办第一讲，邀请著名历史学家戴逸教授开讲，他作了题为《中国古代编修国史的传统及其启示》的学术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我所所长朱佳木主持了这次讲座。

　　戴逸教授在两个小时的演讲中着重阐述了三个问题，即中国编写国史的优秀传统和编写对史学家的素质要求，以及编写当代史的特点和难点。他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几千年不间断历史记录的国家。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以历史研究作为自己的责任。孔子作《春秋》，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司马迁作《史记》，说“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唐初官修史书强调：“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元世祖虽身为蒙古游牧民族，同样重视历史，他说：“不可亡前人之史，若不立史馆，后世亦不知有今日”。清代龚自珍更把修史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正是中国人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使她创造出了悠久的文明，具有异乎寻常的凝聚力。

　　戴逸教授说，中国所以有连续不断的历史记录，还因为有制度上的保证。开馆修史，专门设立国史馆，也是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虽然我们对远古的史学机构了解甚少，但《礼记》上就曾出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记载。古代还有许多修史的职官名称，如春秋战国的内史、外史，西汉的太史令，东汉的兰台令，魏晋的著作郎等等。即使在分裂时期，割据政权各自也都修撰自己的历史。唐代从私人修史转向政府修史，唐太宗到唐高宗的30年，通过史馆修成了8部纪传体史书。从此，正史的编写逐步制度化，正规化，史馆在修史中的地位得以确立。这是因为，随着所修历史跨度的延长，涉及人物和事件的增多，资料越来越浩繁，使私人修史日显困难，只能让位于由史馆集体编撰、国家支持、宰相监修的修史体制。唐朝除修国史外，每天还记载皇帝的言行，称“起居注”；用编年体记录国家大事，称“实录”。唐朝史馆除修前朝史外，亦修当朝史，并制定“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各衙门必须将各自档案送交史馆。由于设立史馆成为固定的制度，修史成为国家的重要政务，致使这项工作虽几经改朝换代而未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立了许多研究历史的机构，出版了不少清史和民国史著作；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设置了专事研究和编写国史的当代中国研究所。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十分重视和关心历史的研究与编撰工作的。

　　戴逸教授说，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讲过，“史家须有三长”，即“才”、“学”、“识”。所谓“史才”，指对史实叙述、史料组织等的能力，即做到文字简洁，条理清楚，叙事生动，要点突出，例子典型。所谓“史学”，指历史知识广博，掌握资料丰富，考证资料严谨，即做到既能掌握大量的史料，又能鉴别史料的真伪。这一点越到后来越难，因为知识越积越多，现代知识的领域更宽更广。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虽然不过50余年，但其档案的数量已经可以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来形容了。要掌握它们，并进行选择、考证、分析，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所谓“史识”，指认识历史的立场、观点、方法。一个史家即使史才、史学很好，但如果立场错误，观点不正确，其著作的价值必然会大打折扣。《文史通义》的作者章学诚还提出，史学家要有“史德”。“史德者何？著书者之心术也”。就是说，史学家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对史学家道德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实事求是，不溢美，不隐恶，不歪曲历史，不伪造历史。中国古代史学家非常重视史德，对是非善恶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学家的优良传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当有大无畏的精神，应当勇于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

　　戴逸教授说，唐代以前，史学家中编写当代史的人很多，但唐以后逐渐少了。这是因为编写当代史存在四个方面的困难：1、当代史与现实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容易触及当政者的统治利益。2、历史事件的后果和影响，大事件刚刚出现、刚刚发生，还没有充分展开时，一下子很难看得清楚，很难甚至不可能作出历史结论，需要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积淀。3、研究当代史，资料的数量多，而且不容易看到，很难知道历史事件的底细真相；即使不是档案，其他史料的搜集也需要有一定时间，这都会造成研究上的困难。4、由于当代史与史学家生活的年代很近，要研究的历史人物很多还活着，会牵扯到利害关系、感情因素，秉笔直书比较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并不是绝对的。特别是今天，在我们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在信息化逐渐走来的时代，在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后，这些困难是可以被克服的。马克思所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便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典范。

　　参加这次讲座的有我所副所长张启华、程中原，以及各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和杂志社、出版社的编辑。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的有关人员也应邀参加了讲座。大家反映，戴逸教授的演讲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对于我们提高自身治史的素质，做好国史研究工作，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像这样的讲座，希望以后能多举办一些。

　　讲座全文：

　　中国古代修史的传统及其对国史研究的重要启示

　　编纂历史是一门大学问，中外古今许多历史学家都曾研究过。中国古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几作《史通》、章学诚作《文史通义》论述历史编纂的理论与方法。中国近代的梁启超专门作《历史研究法》，总结了中国以往的历史编纂学，并吸收了外国研究历史编纂的一些成果。外国也有许多这方面的探索，如德国的兰克学派，英国的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边疆历史学派，等等。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编纂法的，所了解的只是一些皮毛的、粗浅的知识，大概地作一介绍，可能有不妥当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中国编写历史的传统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几千年不间断历史记录的国家，从甲骨文、金文、《尚书》，到《春秋左传》，到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从《五帝本纪》黄帝记起，至汉武帝《今上本纪》，成为一部通史，略古详今，最详细的是秦汉时期。如此连续未中断的历史记载，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埃及、巴比伦也是文明古国，但它们那里变化很大，今天在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居民已经不是古代埃及和巴比伦的直接后裔，历史已然中断。文明古国印度也没有完整、系统的历史记录，关于中世纪的史书很少，有的需要依靠中国唐朝《大唐西域记》的有关记载。

　　而中国的史书十分丰富，中国古代将知识分类为经、史、子、集。“经”即古代圣人传下的十三经，“史”即历史，“子”即各派学说——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集”即诗文集——主要是文学作品。史部列第二位，可见其重要性。

　　为什么中国历史有连续而未中断的记录，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中国人历史意识强，认识到历史学的重要性，以研究、编写历史作为自己的责任。

　　旌勇里国史讲座（第一辑）“孔子作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霸王之间的斗争)，其文则史(文字成为历史)，其义则丘窃取之(包含的道理、观点，为孔丘得到了)”《孟子·离娄》。，表明孔子十分重视历史。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谈曾言：“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史记·太史公自序》。，其子司马迁继承父亲志愿，作《史记》，流传后世。重视历史，不仅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而且中国古代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历史。唐太宗，就是一位非常重视历史记载的皇帝，二十四史中有八部是他与其子在位时完成的，占1/3。唐太宗强调修史可以“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镜鉴”《册府元龟》卷五五四。，也就是说要以史为鉴。元世祖忽必烈，虽是蒙古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也同样重视历史，言“不可亡前人之史，若不立史馆，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元史·董文炳传》。，命令建立史馆，编纂历史。清朝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龚自珍全集》172页。，把历史提到了国家存亡的高度。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和台湾，就禁止讲习中国史。人类社会有昨天、有今天、有明天，现在的社会是过去的发展，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在治理国家的理念、方法、政策，都是过去经验的总结。所以人类要开辟未来美好社会，离不开学习历史，总结历史，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吸取智慧。只有借鉴历史，才能够胜利地走向未来。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这是一个优秀传统，也是中国有凝聚力的表现，是保证中国悠久文明传承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中国所以有连续不断的历史记录，还因为有制度上的保障，即开馆修史，专门设立国史馆，专门设立历史研究、历史编纂的政府机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秀传统。

　　关于中国远古的史学机构记载较少，但《礼记》上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礼记·玉藻》。。古代还有很多类似与史有关的官职设置，如内史、外史、太史等等。春秋战国普遍设有史官，所谓“孔子作春秋，观百二十国宝书”，“宝书”即指各国的史书。西汉设太史令，而且是世袭官职，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东汉设兰台，不仅是藏书机构，也是史学机构，其官称兰台令，如班固，也是世袭的，其父班彪，其妹班昭都供职兰台令。魏晋设有著作郎修史。魏晋后，分裂割据，出现了许多国家，许多朝代，虽然政权不稳，经常改朝换代，但都修纂自己的历史，非常盛行，出现了修国史的高潮。三国都有自己的国史，但多已失传，只有陈寿《三国志》流传，连同裴松之的注本都保存下来了。因为《三国志》不完整，只有本纪、传，没有志、表，裴松之的注释将其时的三国史料记载下来，保存了三国历史的丰富记录。晋人修晋史达13种，可惜未能流传。十六国修史书29种，其中16种是写国史，即本朝人修本朝史。南朝有很多史书，尤其是宋时，开设儒学、玄学、文学、史学四个馆，史馆之名可能始于此。除记述当代史外，还有“起居注”，记录君王的言论行事，《魏书·经籍志》记载有41部两晋南北朝的起居注，这些著作只有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魏收的《北魏书》等少数史书流传下来，沈、萧、魏三书后来列入二十四史中。其他史书的失传既有社会原因，如战争多、印刷术不发达，也由于其自身的原因，多数为私人修史，所见不广，资料的搜集不完备，仓促成书，有局限性，水平不高，当更好的史书出现时，就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淘汰了。唐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私人修史转向政府修史，史馆设置正规化、规范化。唐太宗非常重视修史，从唐太宗到唐高宗，通过设立史馆修成8部纪传体史书，由宰相监修，如房玄龄、长孙无忌、魏征等，还有所谓御修史书，如《晋书》中的《王羲之传》等是由唐太宗撰写的。故《晋书》冠以御纂之名。这时，政府开始参与修史，正史的编写逐步制度化，成为政府行为。政府修史是必要的，因为历史所跨年度很长，数十年乃至数百年，资料很多，涉及人物事件复杂，史家个人的精力难以顾及，个人修史很难，并且越到后世，越不可能。唐初由史馆修八史，集体创作，国家领导支持，宰相监修，既有政治上的权威，也有学术上的权威。从此史馆修史成为中国的历史传统，史馆在修史中的地位、作用得到确立。唐朝国史馆除修国史外，还修“起居注”，记载君王言行，修“实录”，用编年体记国家大事，但流传至今的只有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和韩愈的《顺宗实录》，这是我国保存下来最早的起居注和实录。为了使国史馆了解当代的事情，积累文献史料，朝廷颁布“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各衙门将档案移交史馆。由于设立史馆成为固定的制度，修史也成为国家的重要政务，史馆修史保证了有连续不断的历史记录。为前代修史的传统也沿袭下来，唐朝为前朝修了8部史书，宋朝为唐朝修史，元朝为宋辽金修史，明朝为元朝修史，清朝为明朝修史，直至民国为清朝修史，但民国所修的清史不太理想。[SITESERVER_PAGE]

　　新中国建国初期，董必武建议修两部历史，一是重修清史，一是修中国共产党史，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20世纪50年代，吴晗同志与我谈及此事，当时周恩来总理委托吴晗同志搞一个修清史的规划。吴晗想建立清史馆，但当时缺乏研究清史的学者，所以考虑先从招收学生进行培养开始，但“大跃进”时被搁置下来。20世纪60年代批判《海瑞罢官》前夕，中央宣传部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清史研究所。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将建议重修清史的一封人民来信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办理，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百废待举，未能进行。2001年中央再次关注修清史的问题，现正在酝酿清史编纂问题，可见修清史的问题受到了党的三代领导人的关心。

　　二、对史学家的素质要求

　　中国史学著作很多，主要的体裁有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史书分成15类，还有三通——通典、通志、通考，地方志等等。中国史学评论也很多，并且明确提出了对史学家的要求。

　　作为史学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唐朝历史学家刘知几当被问及为什么文学家多而史学家少，他解释道：“史家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旧唐书·刘知几传》。，提出了对史学家三个方面的要求——即才、学、识。

　　所谓史才，是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对史料的组织，要有条理性、逻辑性、生动性，文字要简洁，条理要清楚，叙人叙事要生动，文笔简练，又要抓住要害。典型的例子是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宋朝大文豪欧阳修认为旧唐书、旧五代史修得不好，太嗦，叙述冗杂，于是重修新唐书、新五代史。新史修好后，旧史无人使用，以至失传了。直至清朝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旧唐书、旧五代史的大部分内容，拼凑还原而成，与新唐书、新五代史并列入二十四史。欧阳修自称其书“事增於前，而文省於旧”。但后人也批评欧阳修“事增於前”，网络野史、笔记中的记述，不足为信，“文省於旧”，但唐朝文章用骈体文，新书将旧书压缩节略反而晦涩难懂。新旧唐书、新五代史，从其简要、文章条理而言，新胜于旧；从记事详细、保存史料多且完整而言，旧胜于新，各有千秋。

　　所谓史学，是指史学家历史知识的广博，掌握资料的丰富，考证史料的严谨。既要求史学家掌握各个领域的知识，又要求能鉴别史料的真伪。这一点，越到后代越难，因为现代知识领域更宽更广，而且史料积存越来越多。就拿清史来说，《清史稿》有536卷，《清实录》达4000多卷，这些还都是第二手资料，第一手如中央档案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来，达1000万件，而这一件并非是一片纸，而是一个卷宗，大的一件可以装一汽车，有100多人在管理这些档案资料。切实地掌握浩瀚的历史资料，很不容易。作为史学家就是要坐冷板凳，钻进去，下苦工夫。资料的海洋无边无际，一个人穷毕生之力也只能探索这片海洋的一个角落。掌握的知识越多，史料越丰富，才能获得更多的发言权。我记得《第三帝国兴亡》一书的作者利用纳粹档案，数量之多要以吨计。现在各国政府档案多得不可胜计，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50余年的历史档案，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来形容，不为过分。

　　所谓史识，是指立场、观点、方法，也就是说如何认识历史，如何认识历史规律，如何判断历史。尽管史学、史才很好，叙述很有条理，文章很有文采，知识也很丰富，考证也很精细，但只要认识错了，观点不正确，其著作也会丧失价值。

　　刘知几提出“才、学、识”，到清朝的历史学家章学诚提出“史德”。“史德者何?著书者之心术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是对史学家人品、道德、修养的要求。历史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要求客观公正地记录历史，秉笔直书，不溢美，不隐恶。中国古代史学家非常重视史德。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文天祥：《正气歌》。是两个典故。春秋时齐国崔杼权力很大，杀了齐庄公，齐太史记“崔杼弑其君”，崔杼大发雷霆，下令把齐太史抓来杀了。齐太史的弟弟仍然写“崔杼弑其君”，又被杀害。其三弟继续秉笔直书，亦被杀害。第四个弟弟也视死如归，崔杼见状，只得将其放了。当齐太史的四弟走出门时，看到南史氏拿着竹简在门口等候，就问他干什么，南史氏回答道：听说齐太史一门都被杀了，我怕这段历史无人记载，就想由我来记下来，现在既已写上，没有我的事了，可以回家了。这些古代史官不畏强暴，为维护历史真实甚至不惜牺牲生命，难能可贵。还有晋国晋灵公时，赵盾是一个有权势的大夫，也是一位贤人，但和晋灵公产生矛盾，于是离开了晋国国都，其弟赵穿起兵政变，杀了晋灵公，把赵盾迎接回来，赵盾于是恢复了权势。晋国的史官董狐记道“赵盾弑其君”。赵盾辩解说，晋灵公乃赵穿所杀，当时我已经离开国都，与我无关。董狐答道，你是“行不出国，归不讨贼”，实际上你就是赵穿的后台，责任在你，你是想要避开弑君的恶名，但历史要写真相，不能被假象所隐蔽。孔子称赞“董狐者，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宣公二年》。。秉笔直书，才能成为信史，是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历史学家需要有大无畏的精神，有很高的道德修养。

　　三、编写当代史的特点与难点

　　中国古代修史，多写通史，常常包括国史、当代史在内。孔子作《春秋》，其实就是鲁国的国史，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而孔子死于鲁哀公十六年，所以写《春秋》对孔子而言是从古代写到当代。司马迁作《史记》也是如此。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写当代史、国史的还很多。但唐朝以后，修当代史由国史馆承担，私人编修的少了，写的也主要是局部的历史而不是全国的历史。为什么?我估计编写当代史有一些特点和难点。

　　首先，当代史与现实密切相关，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修史者必须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样一件史实，从不同的政治立场看待，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例如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是一件人民拍手称快的好事，但是如果站在清朝遗老遗少的立场上，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评价。《清史稿》就是这样，其作者都是清朝的遗老遗少，对清朝是忠心耿耿，对辛亥革命很仇恨，因此歪曲历史，颠倒黑白。如写武昌起义，“宣统三年八月，革命党谋乱于武昌”；写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举临时大总统，立政府于南京，定号曰中华民国”《清史稿》卷二五《宣统本纪》，见赵尔巽《清史稿》第四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至于谁是大总统，不写，不愿写出孙中山的名字。《清史稿》中根本不谈孙中山的活动，关于兴中会、同盟会也一句没有，无从知道清朝是怎样被推翻的，其中有一处提到孙中山的地方，其言为“光绪三十一年，太后懿旨，赦戊戌党人，唯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不赦”《清史稿》卷二四《德宗本纪·二》，见赵尔巽《清史稿》第四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提到革命烈士秋瑾、徐锡麟等时，用“伏诛”一词。相反提到辛亥革命中被革命党打死的清朝官员如端方、恩铭、陆钟琦等，却大加歌颂，赞曰：“慷慨捐躯，从容就义，示天下以大节，纲常伦理赖以不废”《清史稿》卷四六九《恩铭》，见赵尔巽《清史稿》第四十二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这部书是民国政府出资，袁世凯下令编修的，竟对中华民国的烈士大肆辱骂，而对反革命敌人却大加歌颂，所以北伐胜利后，国民党人评论道：“诽谤民国，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易培基：《呈行政院文》，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禁止它的出版。

　　其次是历史发展，其后果、影响要经过一个长时间才能判断。当历史上新生事物刚刚出现，历史矛盾刚刚发生、还没有充分展开的时候，不容易看清楚，很难预见它将如何发展，很难判定其结果和影响。如今天的巴以冲突正在激化，结果如何，是和平还是战争，难以预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处在历史事件中间，就看不清这段历史的全部情况，不容易把握历史本质和发展趋向。所以研究当代史最需要有慧眼，需要有深刻的洞察力。例如，法国拿破仑第三政变，在政变当时有三个人写了这段历史，一个是雨果，一个是蒲鲁东，一个是马克思，其中马克思写得最好，最正确，最深刻。马克思说“本书是根据对事变的直接观感写成的”。恩格斯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序言中说“紧接着这样一个事变之后，马克思写出一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写的1885年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2页。(以下引用此书，不另注版本)。因此，我们研究当代史，必须要学习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学习马克思观察当代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第三是资料方面的困难。研究当代史资料方面有两个特点，一是数量多，二是不容易看到。当代史由于时间距离近，资料被完整地保存，散失少，所以有大量的资料。搞一个专题，资料就浩如烟海。例如研究抗美援朝，既要涉及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方方面面，又须掌握中国的、美国的、朝鲜的、韩国的等其他国家的不同文字的资料，仅此一个专题，个人的力量就难以穷尽。古代由于文化不发达，资料较少，加上战乱等破坏，损失比较多。我国唐朝以前历史资料很少，一个人穷毕生精力可以读完。宋朝以后，由于印刷术的发展，资料大大增加，读完就困难了。例如《全唐诗》，有唐一代300年诗作共40000多首，宋朝陆游一人剑南诗钞就有10000首，到清朝乾隆皇帝一人御制诗文集就有40000首，相当于一部《全唐诗》。史料积累越到当代越多、越庞杂。另一方面，虽然史料很多，却又不容易看到。因为许多重要的史料没有公开，造成研究上的困难。国家档案一般规定有解密期限，常常是30年、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看不到原始档案，很难知道历史事件的底细和真相。不仅档案，即使是其他史料，其搜集、整理、发表也有一个等待的时间。例如张学良的档案至今没有发表；又如李鸿章，中国清朝末年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他的资料已经发表的有300多卷、1000多万字，其家中还有2000多万字。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购买了这些资料，保存在上海图书馆。1993年，顾先生邀请我与他合作整理，又集中了七八个人编辑，至今尚未完成。这些是资料方面的困难。

　　第四点困难是，由于当代史距离时间很近，很多历史人物还活着，或者是他们的后代还活着，牵扯到利害关系、感情因素，写当代史要秉笔直书就更困难，会碰到很多干扰。古代司马迁作《史记》，因为在“今上本纪”中批评汉武帝，该书被称为“谤书”。北魏崔浩写国史，其中讲到北魏的祖先鲜卑族是落后民族，有许多野蛮习惯，崔浩因此被杀，并满门抄斩，不仅如此，还牵涉到其他许多人。写当代史，容易得罪一些人，会遭到反对、打击、迫害。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当前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