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的目标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列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笔者拟结合自身研究，就此话题谈点粗浅认识。

一

　　通过带领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就指出：“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社会主义不是使人尽富或皆贫，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中共中央做出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5年7月和10月毛泽东先后在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以及1957年2月发表的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都一再强调要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1955年10月，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同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会议告全国工商界书》中明确提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

　　但是很遗憾，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国民经济出现了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状况。以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为例，1952—1978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6.7%，而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不足2%。即使扣除人口增长的因素，居民收入增长也比经济增长低3—4个百分点。直到改革开放前夕，全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甚至低于1957年。那个时期还有2.5亿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基尼系数在0.2上下，但平均主义盛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影响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生产效率不高，严重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和国家不得不对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二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让生产者自主选择最适合的生产经营方式。于是就有了包产到户的兴起，直至包干到户在农业生产责任制中确立统治地位。几乎是在同一时期或者紧随其后，城镇就业领域开始允许自主创业、自行就业，国营和集体经营企业也逐步循着“放开搞活”的思路开始了改革。这意味着允许居民收入拉开差距，于是就有了邓小平“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著名论断。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几次讲道：“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990年12月，邓小平再次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从最初的“放开搞活”到变计划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40余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循序渐进，改革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量由居世界第11位跃居第2位，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与此同时，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阔步迈进全面小康社会。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974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年均实际增长8.5%；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322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实际增长18.0倍，年均实际增长7.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31年时间实现了人均收入跨万元大关，用5年时间实现人均收入跨2万元大关，至2019年又用了5年时间实现人均收入跨3万元大关。40余年的辉煌成就雄辩地证明了邓小平在改革初期的断言：“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

三

　　毋庸讳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扩大到了令人忧心的程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年以来中国居民基尼系数显示，2004年为0.473，2008年和2009年最高分别达到0.491和0.490，2012年回落到0.474，2016年为0.465，但仍在国际警戒线之上徘徊。“接近0.5的基尼系数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世界上超过0.5的国家只有10%左右；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24到0.36之间。”按收入分等统计，高、低收入组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10年，城镇居民家庭中20%高收入组与20%低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达5.4∶1；农村居民高、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7.5∶1。这表明无论城乡，高、低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均很悬殊。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是个大国，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人均收入相差最大的莫过于将东部的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与西部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比。收入最高的人口大多集中在东部大城市中，收入最低的人口则主要生活在西部的农村里。即便就全国平均水平而言，我国也是世界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2005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名列其中。而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般是在1.5左右。总之，在2010年以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仍在扩大，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之间的倍数从2002年的3.11扩大到了2009年的3.33，2010年以来逐渐有所缩小，2016年降低到2.72。

　　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长期在警戒线附近徘徊却没有导致严重的社会分裂，主要是由于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实现了有差别的同步增长，没有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两极分化。能够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尤其是在就业、社会保障、扶贫诸方面的突出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始终把就业工作摆在优先位置，千方百计满足劳动者的就业需求，提升了就业总量，保持了就业形势的长期稳定，失业率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而且就业质量不断提高，劳动权益得到保护。2017年末，城乡就业人员总量达到77640万人，比1978年增加37488万人，增长了93%，平均每年增长961万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条件，城镇就业人员总量达到42462万人，比1978年增加32948万人，增长了346%，平均每年增长845万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3%以下。特别是在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大力推动创业带动就业，在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的宏观背景下，就业形势呈现了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2013—2017年，全国城乡就业总量年均增加187万人，城镇就业人员年均增加107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稳定在4.0%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0%左右的较低水平”。就业是民生之本，“2018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达到82461元，是1978年的134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3.0%，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了18.3倍，年均实际增长率为7.7%”。农民工的工资也显示了同样的增长态势，各类不同性质企业的最低工资制度普遍建立起来且实现了最低工资额连年上涨。

　　20世纪末期，多年形成的国有企业冗员问题凸显，许多国有企业经营困难，减员增效成为必然选择。为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减轻国有企业职工集中下岗对社会的影响，我国加快了对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以养老、医疗、失业三大保险为主体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完毕。进入21世纪，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事业快速发展，初步建成了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截至2019年底，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67亿人、2.05亿人、2.55亿人，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05亿人。此外还有民政部门负责的养老服务、儿童服务、残疾人福利和社会救助、慈善事业等。“社会保障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手段之一，其灵魂在于‘抽肥补瘦’和‘扶弱济贫’，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工具之一。在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转型中，作为社会‘安全阀’和收入分配‘调节器’的社会保障，理应发挥独特作用。”发达国家的居民收入再分配主要通过税收（个人所得税等）和社会保障来调节，从其经验看，社会保障比税收的作用更为突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的调查证实，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开始发挥缓解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例如，“2012年在对多省调查后显示，社会保险收入使全国居民收入差距下降4个基尼点，其中使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下降7个基尼点，使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下降1个基尼点”；“该年的全部调查数据显示，社会保险收入使基尼系数下降6个百分点”。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无疑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

　　在我国，缩小贫富差距的重心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的成就堪称世界楷模，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肯定和高度评价。按照2010年标准，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有7.7亿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高达97.5%；2017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为3046万人，累计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3.1%；到2020年，我国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冲击，率先实现复工复产和经济正增长，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胜利。通过大规模、强有力、创造性的扶贫行动，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生活消费水平明显提高。另外，有研究表明，精准扶贫政策还能有效缩小省域内的城乡收入差距，并对邻省产生显著的空间效应。

　　与此同时，我国还大力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例如，“十一五”时期的“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十三五”以来实施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发展协调性不断增强，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明显缩小。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71，比2007年下降了0.43，比2012年下降了0.17。以西部地区居民收入为1，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1.66∶1，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1.08∶1，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1.19∶1，东部、中部、东北地区与西部收入相对差距分别比2012年缩小0.06、0.02、0.11。

四

　　实践证明，立足制度优势采取适当的社会政策，可以有效弥补市场缺陷，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就像上述积极的就业政策、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政策、以产业扶贫为基础的“造血式”扶贫政策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发挥出的缩小贫富差距作用那样。总体上看，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走势也将是一个倒U形曲线，目前已经过了最高点，呈逐渐缩小的趋势。但是值得警惕的是最近几年出现的翘尾现象，“十三五”时期收入差距缩小的力度小于“十二五”时期，2019年的基尼系数与2016年处在同一水平，还略高于2015年的水平，随着社会保障覆盖任务的基本完成和现行标准下扶贫对象的大量减少，现行社会政策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势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减，从而使这一问题再次摆到了决策者面前。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突出地体现在居民收入差距方面，所谓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最终也都体现为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差距。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较大便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较为突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何况，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通过扩大内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已经成为现实需求和既定方针。所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的《建议》，在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改善人民生活品质部分突出强调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并相应提出了一些重要要求和重大举措：“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建议》的说明中强调：“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但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笔者认为，今后一个时期，在初次分配方面，要破除垄断，充分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二次分配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社会政策，进一步扩大政策受惠面和政策调节力度，统筹解决养老问题、住房问题、入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和相对贫困问题，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三次分配方面，要着力提升社会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推进慈善机构的规范化、法治化、专业化发展。

　　总之，我们已经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兼顾效率与公平、处理好先富与后富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我国有独特的政治和制度优势、雄厚的经济基础、巨大的市场潜力，我们有理由有能力做好做大并分好蛋糕的这篇大文章。

　　［作者简介］李文，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1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