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雪梅】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无产阶级领导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2]新中国这个崭新的社会制度是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3]因此，为与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毛泽东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开展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新中国伊始，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进行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增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是当务之急。1949年，毛泽东亲自推荐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简要读本》《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等12种书目，作为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学习唯物史观的必读书目，期待“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4]针对当时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和文化水平，他主张唯物史观教育主要采取学习社会发展史的方法，通过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借以掌握唯物主义基本观点。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讲话中建议，为团结爱国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5]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下，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厂矿、企业、学校、部队，全国各部门各行业都掀起学习热潮。1949年创办的《学习》杂志创刊号发表了艾思奇《从头学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方法》一文，阐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和主要任务、方法。当时的学习教材主要有《从猿到人》《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这场全国性的学习运动不是从抽象的定义和概念出发，而是结合具体而又生动的浅显的事例，学习理论，讨论时事，逐渐将学习引向深入，使人们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劳动创造人类世界观点、阶级和阶级分析观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观点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点等深入人心，并逐步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唯物主义世界观。对史学界来说，普及唯物史观旨在使史学研究者通过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社会发展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事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中国史学的指导思想，引导着中国史学的走向，近代史学也因此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文艺界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推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各级各类学校则进行程度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在中小学开设政治常识课程，在高等院校开设《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辨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课程。

　　为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宣传和普及，1950年12月，成立人民出版社。1953年1月，在1949年建立的俄文翻译局的基础上成立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共中央要求在保证译文质量的前提下，加快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全集。人民出版社和其他出版单位1949年至1956年重印或新出版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人民日报》和《新建设》《学习》《新华月报》《中国青年》《史学译丛》等报刊刊登了大量的理论普及文章，解读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和基本观点。1950年12月29日、1952年4月1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在1937年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1951年初，《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学习《实践论》的社论。2月1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编写了解说。毛泽东对李达深入浅出的解说非常赞赏，于3月27日写信赞扬“这个《解说》很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并指出：“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6]学习“两论”是全国普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开端，主要是锻炼人们应用唯物辩证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950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于1951年10月、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相继出版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主持编辑工作，第1-3卷亲自选稿、确定篇目，整理文字，加写和修改题解与注释。第4卷主持通读定稿。《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地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毛泽东以中国人熟悉的民族文化和人民的新实践阐释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许多人是通过读毛泽东著作开始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的文章“典雅与通俗共存、朴实与浪漫互见，时常既有乡间农民的口语，又能见到唐诗、宋词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头说古、娓娓道来，又如诗人江边行吟、感天动地”[7]，这种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文风对许多人产生了影响。

　　1956年初，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后来国际上出现了匈牙利事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思想政治工作减弱，出现了一些只愿意钻研业务工作的偏向。针对这一现象，毛泽东指出：“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8]1957年3月7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各省教育厅负责人参加的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强调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9]针对当时“许多理论课程教员，埋头准备讲稿，照念讲稿，不关心国内外大事，不学习党的重要文献，不研究现状”的状况，他批注：“应当改变。”[10]他强调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11]课本要两三年修改一次，使之不脱离实际。报纸要搞得活泼，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认为板起面孔办报不好。他特别重视联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并说学好马列主义不容易，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

　　二、指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毛泽东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1933年10月，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时，提出从事非剥削人工作的知识分子，“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12]。1939年底，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明确地提出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3]1948年，毛泽东郑重向全党提出：“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必须采取慎重态度”。[14]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和解放区的逐步扩大，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解放区以外的地方。他说：“国民党区大城市中有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他们的文化水准较之老解放区的工农分子的文化水准一般要高些。国民党经济、财政、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除去反动分子外，我们应当大批地利用。”[15]但当时的知识分子“多半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出身，长期地受资产阶级教育的熏染”，“一般地都存在轻视工农、脱离群众的观点”，因此“要使他们能够‘为人民服务’，‘与工农结合’，从事各种艰巨的建设工作，就非进行必要的宣传解释工作与思想改造工作不可”[16]，“对他们的某些错误观点则作适当的批评”。[17]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应当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在延安，为帮助作家靠近无产阶级，把原有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个人立场，自觉地彻底地转变过来，进行整风学习，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1942年在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强调：只有具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知识、能将书本知识运用于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能称得上是比较完全的、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18]这反映毛泽东的知识分子观。因此，“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19]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培养出大批的坚决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红色专家”[20]，是党的共识、也是既定方针。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确立知识分子的革命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具有决定的意义。

　　新中国建设事业“需要人‘急’，需要才专”[21]，政务院在《关于划分阶级成分的决定》及其《补充规定》中，坚持了毛泽东1933年关于知识分子“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的判断，党和政府对旧时代过来的约200多万知识分子采取全部“包下来”的政策，在生活上为他们排忧解难，给绝大多数人安排合适的工作，帮助失业者就业，并欢迎在海外工作或留学的知识分子回国投身建设事业，在政治上给知识分子的一些代表人物应有的社会地位。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是爱国进步、具有建设新国家的愿望的，但是，无论是受党领导的活跃于原国统区的革命文化工作者，还是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原国统区留下来的曾经既反对国民党的专制，又不同意中共的革命主张，希望走一条不同于国民党又不同于共产党道路的“第三条道路”的“中间派，或右派”知识分子[22]，都需要适应新事物、新社会、新政权。即便是来自老解放区的文化工作者，由于新中国的建设面临的是与之前完全不同的任务，“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23]，存在一个继续学习、提高的问题。正如雷洁琼所说的：“今天知识分子的任务，一定要认清楚在人民世纪中自己的社会地位，坚定的立在人民的立场，与大多数人民共同努力奋斗，国家有出路，知识分子才有出路的。”[24]

　　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必须“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25]在稍后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他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26]教育部1950年10月发出通知，对高校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作出三项规定：不采取思想总结、思想检查、整风、坦白反省、斗争大会的方式；欢迎教师职工自愿参加，不要规定或勉强；在教会学校不要刺激人们的宗教感情。在新区，“均应本着争取、团结、改造的政策，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积极鼓励其前进”。[27]党和政府既组织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还组织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让他们在实践中接受教育。这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产生了重要作用。北师大校长陈垣参加了西南土地改革运动后，所见所闻改变了他原有的一些学术思路，对以往“闭门治学”所依据的考证材料产生了怀疑，对几十年来考据研究中缺乏阶级观点进行了初步的自我批判。著名文学家萧乾的《在土地改革中学习》，美学家朱光潜的《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社会学家吴景超的《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心得》等文章，都介绍了自己在参观、学习中的收获。

　　1951年9月7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等12位著名教授，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写信给周恩来，提出邀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为教师。9月11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28]中共中央十分赞赏和支持这种主动学习的行动，决定推广到京津所有高等院校，取得经验后推向全国。9月24日，周恩来主持研究了学习的内容和目的。29日，在京津两地高校教师学习报告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思想改造运动首先在京津两地高校拉开帷幕。

　　10月，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三次全会上强调，“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29]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推进到文艺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毛泽东还专门为文艺界的改造做出批示，要求各级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负责同志高度重视，使文化工作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历时两年，至1952年秋基本结束。思想改造运动的主流是积极的、健康的。1956年1月，周恩来在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解放以来，党所领导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对于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对于知识分子的进步产生了很大效果。”“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30]但在后期进行组织清理时开展的忠诚老实运动，由于没有很好地掌握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的界限，致使许多地方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混淆思想与政治、斗争方法简单粗暴的偏差。这是值得吸取的教训。担任过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的施平回忆说：“我到校时，在全国高等学校中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已经结束，运动中教师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唯物辩证法和爱国主义的教育，成绩很大。但做法有些粗暴，不利于党群之间的团结，在党群之间造成隔阂。”[31]

　　三、领导对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大问题时，研究中国实际，密切关注中国社会思潮动态。1939年2月22日，毛泽东就陈伯达写的《孔子的哲学思想》的有关问题致书张闻天：“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炳麟)、梁(启超)、胡(适)、冯(友兰)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的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32]1950年8月29日，毛泽东读悉湖南淑浦人陈寄生写的关于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书籍后，强调指出:“惟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此点尚祈注意及之”。[33]新中国初期，思想文化多元，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还在，如果不对错误思想进行批判，就不能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

　　（一）1951年，围绕对电影《武训传》及评论，批判错误的历史观。1950年底，以清末山东人武训“行乞兴学”为主题的电影《武训传》公映。电影歌颂武训为了乞讨办学的费用，当众自污，甚至给地主豪绅磕头作揖、长跪不起的苦操奇行，把武训办学与农民革命斗争相提并论，甚至以农民斗争的失败来反衬武训的成功。电影放映后“好评如潮，口碑载道”，4个月里，仅上海、北京、天津三地发表肯定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40余篇，全国各地有百余篇。人们把武训誉为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34]，纷纷表示要“学习武训无条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35]，“武训兴学之革命的意义，是和太平军那样的革命的意义，有某种相同处”[36]，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等等。从1951年4月开始，报刊上也出现了批评《武训传》是有严重错误的电影的文章。

　　报刊上关于《武训传》的讨论，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修改胡乔木起草的《为什么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一文，将标题改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批示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加强导向作用。毛泽东认为这个电影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严厉地批评《武训传》和对《武训传》的赞扬。他指出：武训“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37]

　　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批评，不仅仅是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武训的问题，而是应当“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38]根本性问题。诸如造成劳动人民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由于受压迫受剥削的阶级地位，还是由于没文化？劳动人民怎样才能获得翻身解放，是搞改良主义还是进行阶级斗争和人民革命？对这些有关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出路的根本问题，进行了一一澄清，帮助人们如何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认识历史及历史人物，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次重要的宣传。1956年，毛泽东在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初稿时进一步阐释了他的思想：“当劳动人民大多数是文盲，文化水平很低的时候，只要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逐步提高，并且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就能够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并且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如果在那个时候，认为必须首先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然后进行这些斗争，那是荒谬的。但是在已经完成了这些斗争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而要进行建设，就要有文化”。[39]但是，毛泽东把思想认识问题不适当地提到向“反动思想投降”的政治高度，实际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思想问题的不好的先例。

　　（二）1953年批判梁漱溟的思想。梁漱溟是一个“中国文化至上论”者，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儒学复兴。他浓郁的中国文化情结，关注中国社会，关注农村，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与毛泽东是相似的，但两人的文化观有根本区别。梁漱溟认为，“政治的根本在文化”，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由文化失调这一根本问题而引发的，因而，中国问题的解决首先应从文化上入手，改造儒学，“重建”和“复兴”儒学，以陆王心学来化解危机。而解决文化失调又必须从乡村开始，走乡村建设的改良道路，才能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他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改造中国，认为不符合中国社会文化传统这个国情。毛泽东认为儒家思想仅仅是一种可以批判继承、使用的传统思想资源，他的态度是古为今用。1938年1月，梁漱溟到访延安，毛泽东同他长谈并有争论。从毛泽东读《乡村建设理论》写的批语看，分歧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形成中西方社会文化差异的根本基础，是生活方式还是经济关系?二是怎样认识“老中国”的“伦理关系”，中国传统社会中有没有“阶级关系”?三是怎样看待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冲突，中国社会摆脱危机的途径是什么? 毛泽东认为梁漱溟书中的缺憾在于不懂历史唯物主义。临别时，他专门叮嘱：“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40]

　　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担任全国政协常委。1953年9月，全国政协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梁漱溟在发言中提出如今城市工人的生活在九天提高得很快，而乡村农民的生活却很苦，并提到有人说是“九天九地”的差别，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毛泽东知道后在会上回应说，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实际不点名地批评了这一观点。梁漱溟认为毛泽东误解了他。9月18日，梁漱溟在大会上与毛泽东正面冲突，要毛泽东承认误会了他。会后，有关梁的问题归入思想范围，对他的文化观、乡村建设理论和哲学观予以批判。梁漱溟也检讨、反省了他与毛泽东顶撞的思想根源，在思想上认可中共理论，并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

　　（三）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批判引申出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胡适是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后，他介绍和传播这一思想。1921年，他用实用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红楼梦》的成果《红楼梦考证》发表。在胡适影响下，俞平伯1923年出版了《红楼梦辩》等。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派”在《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的考证方面有建树，但陷入了繁琐考证中，而对其思想性重视不够。1952年9月，俞平伯将《红楼梦辩》修改后以《红楼梦研究》出版，并在刊物上发表《红楼梦简论》和一系列随笔、考证等文章，发挥了“新红学派”的“自传说”。1952年11月，有人向《文艺报》投稿对《红楼梦研究》观点提出批评，没有回音。1954年“五四”前夕，青年学者李希凡和蓝翎合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一文，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红楼梦》，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作者致信询问《文艺报》编辑部，编辑部也未予理睬。文章在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1954年9月号上发表。10月10日，他们又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发表《评〈红楼梦研究〉》。

　　毛泽东对《文艺报》编辑部压制批评的做法不满。10月16日，他写了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指出：“《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并说：“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41]毛泽东的信很快传达，文艺界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报刊展开讨论。

　　由于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反映的是“胡适派唯心论思想”，胡适“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的、集中的代表者，他涉猎的方面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各个方面。而他从美国资产阶级贩卖来的唯心论实用主义哲学则是他的思想的根本”，“它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还占有很大的地盘。”[42]因此，两个月后即扩展为主要是批判“胡适派唯心论思想”。实用主义是自五四以来在中国影响很大的思潮，在中国学术界根深蒂固，因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在文学、哲学、政治思想、史学、教育学领域全面展开，批判他的唯心论、庸俗进化论、改良主义、奴化思想等。对考据学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地位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背景，展开了讨论。“这是通过对我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具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43]

　　考虑到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不清楚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 1954年12月，毛泽东收到李达写的《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和《胡适思想批判》两篇文章，读后“觉得很好”，“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都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44] 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要求采取演讲的方式，利用业余时间，向党内党外五百万知识分子讲解，并在演讲中适当地结合当地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的思想状况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强调思想斗争的必要性，指出“这种批判，是在学术界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科学和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各个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和组织理论工作的队伍的有效方法。”[45]并要求在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过程中应注意八个问题，主要是学术批评应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学术论争，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对于在学术间题上犯了错误的人，经过批评和讨论后，如果不愿意发表文章检讨自己的错误，不一定要他写检讨的文章；已经做了结论之后，如果又发生了不同意见，仍然容许争论；等等。这些政策性的规定是作为对胡适派思想批判运动以及随即展开的对胡风文艺思想批评运动的指导方针。全国各地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全国省、市级以上的报纸和学术刊物发表了几百篇批判文章。这次批判广泛涉及到文化学术界最深层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也是对资产阶级唯心论和五四以来欧美派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的批判。

　　（四）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胡风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进步的文艺理论家，同其他作家存在分歧，并因为在文艺观上过于强调“主观战斗精神”,多次被批评。从1949年第一届文代会总结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时开始，胡风及其七月派作家的文艺思想、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被全面地批评。1952年,曾经发表《论主观》、与胡风持相同观点的舒芜，先后在《长江日报》《文艺报》发表文章，对自己过去的思想作自我批评，检讨了他们文艺思想上的共同错误。1954年7月，胡风向党中央提交了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的文艺情况的报告》，反驳对他的批评。在10月到12月初批判《红楼梦》研究的会议上，胡风两次发言。他带有牢骚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不满，遭到批评。12月8日，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对批《武训传》以来的思想斗争情况进行了总结，第三部分是“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的分歧”，一一指出分歧所在。

　　毛泽东1953年3月在阅一封署名“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写的不同意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来信，开始关注胡风，他就此批示中宣部副秘书长熊复：“此事请你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46]4月8日，熊复报告了批评胡风及胡风态度的情况。周扬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会议期间，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他的总结发言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写了“你的讲稿是好的，在几处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47]的批语，表态支持报告关于胡风的意见。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根据中宣部20日《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作出了“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48]的判断，提出必须加以彻底批判。虽然冠以“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小集团”，但总体上批判还是局限于文艺思想理论范围，肯定他站在进步方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文化作斗争。5月，由于发现了胡风等人通信中的一些言论，事情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在没有做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就作出判断。毛泽东在审阅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及周扬的的编者按时，批示说：“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共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要“剥去假面，揭露真相”。[49]这就把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已离开了文艺思想批判的涵义。

　　相继开展的四次思想批判都是由具体事件引发产生的，目的就是抓住典型事件，来触动与解决思想文化界存在的问题。因为“进行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教育，只靠在经常的干部学习中学习理论是不够的，还必须使他们从当前具体的思想斗争中得到学习，使他们通过这种生动具体的思想斗争来认识唯心主义思想的反动性，学会鉴别唯心主义思想，从而较深切地认识唯物主义思想的正确性”[50]，即在破中立。上述被批判的思想基本上囊括了五四以来所有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即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电影《武训传》和梁漱溟思想）、欧美派的自由主义（胡适派）、激进的小资产阶级（胡风）文化思潮，在历史上它们虽然曾程度不同地属于进步文化阵营[51]，但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文化观必须适应社会形态的变化，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及政治制度相适应，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核心利益，必须对旧的文化观进行清算与改造。1957年，毛泽东有一个关于“共同语言”的表述。他说：“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52]培养“共同语言”是毛泽东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改造、批判错误思想的初衷，他希望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可以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还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这三个层面是呈梯次层延伸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53]在新中国初期，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而且，在领导中国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在思想文化领域通过开展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批判错误思想等途径，确立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正是在毛泽东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作为分析社会的方法论，在文化领域得到迅速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理念，得到知识分子普遍的认同。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领域的唯一指导思想地位开始确立，新的文化范式初步奠定。”[54]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序言中说：“诗经上有句诗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特点。我要把这个特点发扬起来。我所希望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55]美学领域的“唯心典型”朱光潜也很有代表性。新中国成立后，他对自己以前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自我批判，决心“努力学习，努力纠正我的毛病，努力赶上时代与群众，使我在新社会中不至成为一个完全无用的人”。[56]从1952年开始，朱光潜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1956年在批判胡适唯心主义运动的思潮中，作为美学领域内的“胡适派”，他写了《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对自己学术研究前期的唯心主义作了检讨。他这样做肯定有外部的压力，同时也是出于他真诚地认识到自己学术思想的缺陷，认识到“在唯心阵营里调和折衷的，‘补直罐漏’的，所以思想系统驳杂，往往自相矛盾的”[57]，即出于反思自己学术思想的需要。后来他在《自传》中说，1956年开展的美学大讨论，“我开始认真钻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此，我在年近60时，还抽暇把俄文学习到能勉强阅读和翻译的程度。我曾精选几本马克思经典著作来摸索，译文看不懂的就对照四种文字的版本去琢磨原文的准确的含义，对中译文的错误或欠妥处作了笔记。”[58]正是在美学问题大讨论中，“他清理了自己前期学术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思想，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实践观点’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美学思想和文艺思想，他运用他的‘美学的实践的’观点来解释文艺问题，对于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59]在新时期开始以后，他的中心工作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摸索。他“重新试译了《费尔巴哈论纲》和《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一些关键性的章节，并作了注释和评介，想借此澄清一下‘异化’、实践观点、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美和美感、唯心和唯物的分别和关系等这些全世界学术界都在关心和热烈争论的问题。”[60]正因为他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因此对美学和文艺学问题做出了新的阐释，才有在文艺理论上的重要贡献。这是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写照。毛泽东也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61]不仅如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全社会一扫旧中国的颓唐之气，形成了意气风发、团结奋斗的精神风貌。塞内加尔前总统桑戈尔曾说：“毛泽东最大的成就就是他在国内所进行的对人的改造。创造一种新人，这种人把理论与实践、理想与行动、优美与力量结合起来；他的动机不再是自私自利，而是对集体的热爱。”[62]

　　但毋庸讳言，思想批判出现了从学术讨论、思想争鸣到政治批判的发展过程，程度不同地混淆了文化、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而且毛泽东作为政治领袖，以政治批判方式来推进文化改造，因他的威望容易带来一边倒的批判，不利于思想讨论的深入，造成简单化、过火粗暴的现象，对被一些批判对象的思想、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也不够实事求是；“文化改造上过于追求一个‘纯’字，导致丢失了许多必要的文化资源，所引出的教训也是深刻的。”[63]没有处理好指导思想的一元性与文化的多样性关系问题。

　　对于思想改造和思想批判中出现的偏差，毛泽东是有所察觉的。有一篇批判胡适政治思想的文章，把改良与革命完全对立起来，对改良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毛泽东说，作者太年轻，完全否定改良，在政治上是幼稚的。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开始，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1957年，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64]他重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 [65]，继续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作用和知识分子思想政治进步的重要性，认为“在知识分子当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要提倡大家学他十年八年，马克思主义学得多了，就会把旧思想推了出去。”[66]因此，“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67]；同时，他承认“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68]这反映他认识的清醒和对思想文化多样性的包容。他还表示将来要替胡适恢复名誉[69]。1964年8月，毛泽东与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提到《红楼梦》研究问题，他认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70]他同意胡适考证《红楼梦》中提出的《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写与自己的家族有关的事情。

　　对这种矫枉过正，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李毅在开门整风运动的前夕写了一篇题为《从“放”想起》的文章表示了他的态度。文中写道:“当然，几年来在几次狂风暴雨的社会改革运动中，的确也使不少知识分子头昏眼花、气衰力弱，惑到北风可畏、寒气逼人。但是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这几次运动与其比作凛冽的严冬，不如说初春里几阵风雪。北风虽劲，但究竟已是初春天气，非但不应阻杀生机，而且反有很大的消毒杀毒的作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春暖花开时节，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在讨论中好几位教授说：‘今后和风细雨的思想改造，很好，但是过去的几个大运动震动一下也是必要的。没有过去的震动，也很难有今天的和风细雨和百家争鸣。’作为一个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仔细想想，我欢迎和煦的南风，也感激过去的几阵北风。”[71]知识分子群体中，特别是在高级知识分子中，这种认识很有代表性。

在当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文化形态、思想理论等形式在人民群众中获得广泛的文化共识与价值认同，仍然是我们的使命与职责。毛泽东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我们提供了指导和借鉴。在今天的中国，由于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和利益多元化而必然产生思想的多样化、多种利益诉求甚至不同的政治诉求。尤其是市场经济诱发的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思潮，极其便利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传播和渗透。对此，我们应该坚守马克思主义灵魂，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结合当前的时代语境，结合“中国道路”与“中国故事”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内涵与时代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要能够主导不同文化价值观念之间的对话，还要能够主导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对话，同时整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平台，建构有效的话语传播方式与传播体系，使之能够深入人心。对重大的错误思想和思潮不能漠然置之，而必须像毛泽东那样“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72]，发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功能，不能放弃理论的批判。当然这种批判必须是说理的，有说服力的。真理的力量在于真理自身。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才能真正以科学态度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吸收外国文化的积极成果，才能引领国内多姿多态多样的文化思潮，使其有利于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发展，并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的伟大社会理想。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与毛泽东思想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2ADJ002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8页。

　　[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页。

　　[3]《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页。

　　[4]转引自陈晋：《毛泽东阅读史略（六）》，《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1期。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398-399页。

　　[6]《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75页。

　　[7]梁衡：《文章大家毛泽东》，《人民日报》2013年2月28日。

　　[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9]《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5-248页。

　　[1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98页。

　　[11]《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5-248页。

　　[1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2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

　　[1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9、1270页。

　　[15]《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7页。

　　[16]《人民日报》1948年10月21日。

　　[17]《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8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818页。

　　[19]《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3页。

　　[20]《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页。

　　[21]《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第83页。

　　[22]《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5页。

　　[23]《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1页。

　　[24]李纯青等：《知识分子的新方向》，中国建设出版社1949年版，第13页。

　　[25]《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1页。

　　[2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17页。

　　[27]自愿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

　　[2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48页。

　　[2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30]《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78、162页。

　　[31]施平:《六十春秋风和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7页。

　　[32]《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

　　[33]《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57页。

　　[34]董渭川:《由教育观点评<武训传>》，《光明日报》1951年2月28日

　　[35]果鸿远：《学习武训无条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进步日报》1951年3月23日。

　　[36]赵桓:《由武训和周大这两个人物谈起》，《天津日报》1951年3月19日。

　　[37]《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167页。

　　[38]《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

　　[3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

　　[40]转引自陈晋：《毛泽东阅读史略（5）》，《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0期。

　　[41]《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3、352页。

　　[42]周扬：《我们必须战斗——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4年12月10日。

　　[43]《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第3卷，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901页。

　　[44]《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49页。

　　[4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页。

　　[4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

　　[4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20页。

　　[4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4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372页。

　　[50]《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第3卷，第902页。

　　[51]陈晋：《毛泽东的文化创新之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52]《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3页。

　　[5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54]欧阳雪梅：《论毛泽东批判<武训传>的缘由及意义》，《毛泽东研究》2014年第2期。

　　[5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56]朱光潜：《自我检讨》，《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7日。

　　[57]朱光潜:《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美学批判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1-12页。

　　[58]《朱光潜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59]童庆炳：《朱光潜的“美学实践论”文艺思想》，《文艺争鸣》2007年第5期。

　　[60]《朱光潜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61]《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5页。

　　[62] 许全兴：《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

　　[63]陈晋：《毛泽东的文化创新之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64]《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6页。

　　[6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122-123页。

　　[6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67]《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5页。

　　[68]《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5-226页。

　　[6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92页。

　　[70]《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20-221页。

　　[71]《人民日报》1957年4月24日。

　　[72]《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