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雪梅】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中的中华文化自强之路——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建设为视角

　　论文摘要: 新世纪以来，中国顺应综合国力竞争的新形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对文化需求增长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中国的文化建设受到空前的重视，文化建设的理念与实践得到全面拓展：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加快建设文化共享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丰富文化产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基固本，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努力推动世界文化多样性新生态的构建，展示了一条清晰的文化自强之路。 

　　关键词: 新世纪以来；文化建设；成就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指出：“发展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至关重要。”^[①]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化需求增多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中国的文化建设受到空前的重视，文化建设的理念与实践得到全面拓展：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加快建设文化共享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丰富文化产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夯实中华文化的基础；同时，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促进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展示了一条清晰的文化自强之路，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的提出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当代中国重视文化的作用和文化建设。新中国一成立即明确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两大任务。1956年10月，毛泽东接见意大利社会党农业考察团谈到国家的现代化问题，首次把文化引入现代化的内涵中。他把“科学文化现代化”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②]。但是，刚刚在战争废墟上建立的新中国，致力于经济建设和发展是生存、发展的首要任务；而且，由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文化很大程度上服务于政治，文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文化建设落后于经济，自身的功能也一定程度受到抑制。改革开放后，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邓小平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指出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与建设目标，突出文化或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动性，但文化仍然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说法，反映了当时中国文化发展的处境。1997年，中共十五大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内涵，提出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赋予了文化建设相对独立的地位与价值，而不再是配合性、辅助性的角色。新世纪以来，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文化的作用空前凸显，对文化建设的认识与时俱进。中共中央进一步阐述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与作用。中共十六大指出：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③]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文化建设成为“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的一个方面。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和任务。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门研究部署文化发展问题。会议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④]四个“越来越”集中表达了中共中央对文化建设重要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并首次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 

　　中共十八大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规划，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认为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这是文化建设的宣言，也是行动纲领。 

　　二、建设文化共享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国民文化素养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给予高度关注。为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中国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为骨干，以全民为服务对象，以基层特别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为重点，按照公益性、均等性、基本性、便民性等原则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被称为文化民生，即政府满足人民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加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或基本文化需要。2003年以来，国家投资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农家书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等5项文化惠民工程。各级政府对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是过去几十年的总和，并建立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合理分担的公共文化机构运行经费保障机制，“十一五”时期全国文化事业费共计1220亿元，年均增长19.3%。根据文化部发布文化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全国文化事业费530.49亿元，比上年增长10.5%；全国人均文化事业费38.99元，比上年增加3.53元，增长10.0%。中央财政通过实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非遗保护等中央补助地方文化项目，共落实中央补助地方专项资金46.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2%。^[⑤]其中，中央财政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170亿元，比上年增加16亿元，资金支出时增量经费主要用于基层、用于农村，并向老少边穷地区倾斜，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2013年末，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已建成1个国家中心，33个省级分中心，2843个市县支中心，29555个乡镇（街道）基层服务点，60.2万个行政村（社区）基层服务点，部分省（区、市）村级覆盖范围已延伸到自然村；已建设公共电子阅览室42654个，其中乡镇27706个，街道2282个，社区12,666个[⑥]，共计六级服务网络。公共图书馆3112个，全年总流通人次49232万；群众文化机构44260个，全年组织各类活动129.32万场次；全国免费开放的博物馆2780个，占博物馆数量的80%，接待观众63777万人次^[⑦]。中国出版各类报纸482亿份，各类期刊33亿册，图书79亿册（张）；有线电视用户为2.29亿户，有线数字电视用户为1.72亿户；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7.8%；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8.4%^[⑧] 。 

　　互联网在丰富人民文化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依靠政府20年来对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大促进了互联网的普及与应用。目前，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社交网站用户数量为2.78亿人，网络文学用户数为2.74亿人，网络视频用户数量为4.28亿人，微博用户数量为2.81亿人，即时通信用户数量为5.32亿人。[⑨] 

　　中国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基础设施、场所及技术得到了全面提升，推动文化共享：城市普遍建设社区“十五分钟文化圈”，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农村书屋等，文化的触角延伸到960万平方公里辽阔大地的最基层自然村、最遥远的边寨，普通民众的文化权利得到保障。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一是县及县以下和西部地区文化单位的文化事业费的总额在上升，为257.82亿元，但比重偏低，只占48.6%，需要进一步倾斜。二是2013年全国文化事业费仅占财政总支出的0.38%[⑩]，总量增加，比重与20世纪90年代的0.62%相比，反而下降了。为此，2014年3月，由文化部牵头，成立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以推进重大公共文化服务法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建立稳定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机制，促进五大惠民工程融合发展，以贫困地区为突破口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提高服务效能。 

　　三、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丰富文化产品 

　　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制约，中国在很长的时期内习惯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管文化、办文化，经营性文化产业与公益性文化事业混同，政府统包统揽，造成了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投入不足，而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1998年，文化部增设文化产业司，研究拟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法规，协调文化产业运行中的重大问题。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将文化产业列入国家“十五”规划，实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分野，确认文化产品既具有文化意识形态属性，也具有通过市场交换获取经济利益、实现再生产的商品属性、产业属性。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积极引导文化产业发展。同年12月18日，国务院下发《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从中央到省级财政对宣传文化系统实行税收优惠政策。2001年10月，文化部分别制定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2009年7月颁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把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性产业。2010年10月通过的“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要求。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动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2014年2月28日审议通过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和3月14日国务院发布的《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及17日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的文件，使文化产业跳出影视、出版、演艺等传统领域，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深度融合到装备制造业、消费品工业、建筑业、信息业、旅游业、农业和体育等七大产业，文化融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循环”中。这为文化企业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思路，提供了保障。 

　　中国文化企业主体一是来自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吃皇粮”的事业单位转变为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据统计，2011年底，全国共有国有文化企业1万余家，约有40%诞生于2003年以后的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2014年文化企业30强包括文化艺术类4家、出版发行类10家、广播影视类8家、文化科技类5家，其他类3家。主营收入总和为2451亿元，净资产为2076亿元，净利润达到316亿元，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共有21家，占总数的70%，主营收入和净资产占入选企业主营收入和净资产总和的80%左右[11]。国有企业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着主导和引领作用。二是民营企业。国家大力支持和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给民营资本带来了宝贵的发展机遇。2004年，文化部出台了《关于引导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次年，《国务院关于非公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规定》颁布，明确非公资本进入的具体领域。民营文化企业发展很快，全国从事图书、电影、电视剧、动漫、游戏制作的民营投资主体逐步增多。民营文化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但在一些行业成长很快。如电影业80%的市场份额由民营主体占据，近10年来票房过亿元的国产大片大部分出自民营影视公司。2013年，华谊兄弟出品的电影总票房突破30亿元，继续领跑电影行业，在国产电影票房前5名中华谊兄弟出品的电影占据3席。2014年文化30强企业中民营企业在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达到了9家，占总数的30%[12]，比上年增加2家，正逐步成为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2014）》估计，2013年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或达到2.1万亿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3.77 %，比2012年增加0.3个百分点。[13]文化部发布的文化发展统计公报指出，2013年年末文化系统的文化产业中长期本外币信贷余额1574亿元，比年初新增419亿元，同比增长36.3%，说明中国文化产业的成长性强、受资本关注度高。全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演出165.11万场，比上年增长22.3%，营业总收入280.03亿元，比上年增长42.2%；年末全国娱乐场所全年营业总收入884.21亿元，比上年增长46.2%。^[14]全年生产故事影片638部、动画影片29部、纪录影片18部、科教影片121部，全国总票房从2002年8.6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217.69亿元，增加24倍；票房排在前十位的影片，国产片占七席。[15]中国出版有世界最多的书报杂志，位居世界第一大电视剧生产国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主要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 

　　但刚刚起步的中国文化产业与世界差距很大。美国的文化产业占GDP的比重是27%，世界第二大文化产业强国日本是20％，英国为11%，中国的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还低。文化产业的规模和总量偏小，产业集中度和集约化程度不高，市场化水平低，初级文化产品多，在内容创意、产品创新、科技驱动和品牌塑造方面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不足，掌握关键技术和自主品牌的企业数量不多，推进自主知识产权和数字化战略成为骨干文化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如何在“体制性松绑”和政策推动效应带来的快速发展之后，使文化产业保持持久强劲的发展动力仍然是重大课题。同时，蕴含文化精神、思想的优质文化产品也不多。中国进入文化经济时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 

　　文化的灵魂是价值观，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培育。所谓核心价值观，是指能够体现社会主体成员的根本利益、反映社会主体成员的价值诉求，对社会变革与进步起维系和推动作用的思想观念、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由于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与西方国家存在着重大差异，西方国家把中国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借所谓“普世价值”进行思想文化的强力渗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同时市场中产生的利益价值观念解构了中国传统观念，导致社会价值观离散化的负面效应，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及贪污腐败现象，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和凝聚力。 

　　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有针对性地加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江泽民总书记强调精神文明重在建设。2001年，他提出要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提高了道德建设在整个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任务。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科学揭示、概括提炼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明确了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准则。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实践路径，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形成全社会向善、向上的力量。 

　　中共中央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国家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积极推进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对于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民生领域诸多问题的解决，强调“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严厉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2013年全国共查处各级党政干部182038人。中央纪委监察部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的已30多人。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当的监管，要求企业讲社会责任、社会效益，讲守法经营、公平竞争、诚信守约，以促进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的良性互动。为凝聚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个人幸福为目标的中国梦，体现的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统一关系的全面性，增强认同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网站报道，据品牌调研公司明略公司调研统计，现在约有70%的中国人表示，实现中国梦对他们是重要的。强调实现国家荣耀而非仅仅取得个人成就是其中的关键。“民众非常关注这个国家的整体崛起、经济增长以及政府的所作所为，因为国家发展了，他们才会取得进步。”[16] 

　　在价值观建设中，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性作用。1992年，李瑞环提出要使文化遗产成为培育民族精神的珍贵资料。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17]。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要“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18]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反复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3年8月，他提出四个“讲清楚”，强调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2014年2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他要求“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9] 5月4日，他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因为其思想和理念，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建设的基础性的地位与作用，引导国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9月24日，他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讲话，进一步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20]新一届中央领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礼敬，令人瞩目。 

　　与此同步，国家加大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修订《文物保护法》，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中华古籍加大保护力度，保护濒危的民族文化遗产，有效地实施了对民间文学、民俗文化、民间音乐舞蹈、少数民族史诗等若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抢救，55个少数民族有515个代表性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少数民族524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5个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先后建立；传承民族节庆和民俗传统；利用信息技术，实行文化资源数字化，留住文化基因。 

　　五、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推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这与当前世界的文化生态有关，也跟中国发展的阶段有关。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居于主导地位，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明显。中华文化推崇“和合”思想，强调求同、中庸、仁义、和谐等整体性或群体思维，与源于基督教、希腊—罗马文明的西方国家崇尚个人价值的文化主流理念不同。世界文化多元多样、各有所长，不同的文化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但西方缘起于十四世纪的东方学，其西方与东方界限分明，表现的是民族主义的东方观[21]。工业革命后兴起的欧洲中心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美国中心论，尤其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在美国主导下，强化了西方制度和价值观的“普世性”宣传，非西方文化会与西方文化相对抗的“文化冲突论”喧嚣尘上。尽管社会主义中国在30多年的时间里使13亿多人口的绝大多数由温饱、“小康”到建设“全面小康”，维持“多元一体”的大国的稳定与发展，并对世界作出巨大贡献，但“八九”风波以来，西方却始终拿“人权”、“宗教”、“极权”的标签来批评中国，打压中国。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中国威胁论”、“资源掠夺论”、 “不守规则论”不绝于耳，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严重影响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为正视听，并为中国的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必须扩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和共识，增进信任和友谊，尤其是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1997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五大提出，“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文化交流由原来的主要引进来，转变为加大走出去的步伐”，正式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进入 21 世纪，文化走出去成为中国共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而且符合目前的世界文化发展方向。为对抗美国文化贸易的一家独大，保护自己的文化自主性和文化产业的空间，法国和加拿大等国在关贸总协定谈判时提出经济全球化中“文化例外”的说法。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提出“文化多样性”观念。2001年、2005年，相接推出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 

　　中国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攀升，进一步明确了文化“走出去”政策的基本思路和框架。中国积极与外国建立政府间文化交流机制与制度，开展各类文化交流。目前已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着良好的文化交流关系，与149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与97个国家签订了800多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近千个国际文化组织和机构进行文化交往，并在海外99个国家设有100多个使领馆文化处（组），已建成巴黎、柏林、东京等14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从2003年中法两国举办“中法文化年”开始，中国与英国、美国、俄罗斯、意大利、印度等国家都成功地举办了“文化年”活动，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学、艺术、教育等各个领域。 

　　文化交流的载体也在丰富。2004年11月21日，中国在韩国首尔揭牌成立全球第一所非营利的教育机构孔子学院。目前已在120多个国家建立了440所孔子学院和646个中小学孔子课堂，注册学员达85万人。每年选派1万名汉语教师和志愿者长年驻扎各国孔子学院任教。^[22]孔子学院总部出版了45种语言对照的核心教材，向136个国家配送和销售教材图书1200 多万册，支持各国孔子学院编写本土教材，汉语逐步成为国际性语言。“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CBI）“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当代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等政府项目持续发力，将一大批优秀中国图书推广到了全球100多个国家，覆盖五六十个语种；出版业走向国际图书市场的步伐不断加快，成绩斐然。据统计，2003年至2012年，我国版权输出总量为40498种，输出数量从2003年的1427种增加到2012年的9365种，版权贸易逆差从2003年的15 :1缩小到2012年的1.91:1 。[23]2010年1月，文化部等多部门组织开展了首届海外“欢乐春节”活动。2014年第五届海外“欢乐春节”第五届海外“欢乐春节”活动的项目总量达506个，覆盖全球103个国家和地区的294座城市。[24]《人民日报》和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国家媒体的节目在海外影响力扩大。但对外文化贸易比重仍然偏低，文化产品出口额仅占货物贸易出口额的1.26%，文化服务出口额仅占服务贸易出口额的2.55%。[25]  

　　同时，中国努力推动世界文化多样性新生态的构建，强调应当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以及发展道路的选择，呼吁不同文明、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尊重、互相借鉴的重要性。中国与许多国家建立人文交流机制，也搭建平台积极发声。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由联合国文明联盟在世博会联合国馆举办全球文明对话论坛。2011年5月和2012年5月开始，中国每年分别在江苏苏州举行太湖文化论坛和在山东曲阜举行的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文化界人士和文明研究学者进行直接的交流与合作。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亲自在各种国际交流中阐述中国独特的价值体系和发展理念，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3月下旬，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深刻阐述对文明交流互鉴的看法和主张。他指出：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珍惜。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都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26] 5月，在上海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抛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主张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27]表现了中国领导人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各国各民族文明、进行文明学习借鉴的正确态度。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泰晤士报》、《金融时报》、《每日电讯报》等海外媒体14次发表文章，阐述中国的发展理念，“和而不同”是中欧共同努力的目标。6月18日，李克强向英国智库发表《构建包容发展的美好世界》的演讲。当日美鼓吹“价值观外交”时，中国积极应对，敢于斗争、坦言分歧，公开驳斥对抹黑中国的言论。 

　　中国的主张得到了一些国际的共鸣。法国汉学家雷米•马诸又教授撰写的题为《牡丹鲜——西方人如何理解中国》的著作，告诉西方读者：“当前的中国，是古老中国传统与主要来自西方影响的现代因素结合演变的结果。两种文明其实是走了一条相遇、相碰、冲突，而后交合、融汇、学习与交流的道路——这是一条有助于世界文明发展与进步的光明之道。”[28]他认为，不同文明在相互碰撞和交流中，各自实现自我完善是可能的。2014年6月10日，澳大利亚联邦总理托尼·阿博特在对美国的首次访问中，在参加工商界活动时发表主旨演讲，呼吁不要把中国的崛起视作威胁，并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惠及全球。[29]李克强总理6月16日在《泰晤士报》发表题为《中英正走在共赢的道路上》的署名文章时，该报在头版配发了评论，呼应并肯定了文章表达的观点。但整体上看，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掌握国际话语权、文化传播能力与经验等方面差距较大，需要有更坚定的文化自觉性，更强大的文化感染力，才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广泛的认同。 

　　从建设文化强国的角度看，国家整体文化实力是一种基于核心价值观念并通过文化创造、文化生产、文化贸易、文化服务而实现的感召力、吸引力、影响力体系，需要有强烈共鸣的共同价值观、强大的文化创造力、广泛的文化辐射力和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中国的文化建设任重道远。列宁曾说：“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从问题的性质看，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应该使自己适应这个较长的时期，据此规划我们的工作，发扬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30]中国需要本着“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找对路径和步骤，把发展文化的愿景、计划落实，如此，中国文化强国才能实现。中国文化建设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