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怀乐】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摘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新中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学界对这场大讨论给予了高度关注，在讨论分期、过程、人物与评价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既比较系统地描述了大讨论的始末缘由，总结了大讨论的重要意义与深刻启示，又为今后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从整体上看，已有研究呈现“头重脚轻，始详末略”；“强干弱枝，央地不均”；“亲历者说得多，局外人讲得少”等特点。今后，一方面要深掘历史，加强对大讨论后半程的研究，不断拓展研究视野，引入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视角，深化对大讨论的立体认识；另一方面要超越讨论本身，深入研究大讨论成因所折射出的重大理论问题。

　　［关键词］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工作务虚会；补课

　　肇始于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以下简称大讨论）成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对当代中国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研究改革开放绕不开的重要话题。学界对这场大讨论展开了深入研究，并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与史料的不断挖掘，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认识这一事件提供了多元视角与历史基础。本文将这场大讨论作为特定历史事件，在详细梳理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择要回顾，总结研究特点并提出展望。

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过程研究

　　早在1988年大讨论10周年之际，便有学者对大讨论始末缘由进行了考察，内容涉及讨论背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践》）一文的发表、地方负责人表态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高度肯定等。这是国内最早对大讨论的整体研究，“始”的部分论述较为详细，但该研究将讨论的“末”定格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不准确的，因为会后讨论仍在继续。1999年《光明日报》创刊50周年，该成果又以《走进新时代的序曲——真理标准讨论纪概》为题被收录于《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一书中。题目较之前有所改进，但“纪概”仍无法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内容涵盖在内。

　　在大讨论20周年前夕，沈宝祥所著《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出版，填补了对该问题系统研究的空白，是目前对这场大讨论最为系统翔实的研究成果。沈宝祥是这场大讨论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该书研究时段涵盖从“两个凡是”的提出到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对《理论动态》刊物、理论工作务虚会、讨论补课以及理论界新闻界和党校系统在讨论中的作用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还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以及文献索引，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此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多次再版，最新版本（2015年版）将之前版本“大讨论的结尾”一节扩展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和发展”一章，并加写“结束语”，使内容更加丰满。在大讨论20周年时还有个别专著出版，书中对讨论补课情况的介绍以及部分重要史料，均引自《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但对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内容较少涉及。新近的整体性研究成果当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一书，该书同样以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通过作为讨论的结束，但最大亮点在于作者将大讨论放置在更长的时段内考察，对改革开放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宣传与讨论做了详细梳理与分析，深化了对坚持实践标准的规律性认识，即什么时候坚持实践标准，事业发展就顺利成功；什么时候背离实践标准，事业发展就遭遇挫折。总体来说，这类系统性成果是非常少的，学界研究更多集中于讨论的各个阶段。

　　关于讨论的分期问题，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两段论”。有学者以1978年5月为界，将讨论分为酝酿准备阶段和广泛深入阶段，但第二阶段也只到1978年12月。还有学者将粉碎“四人帮”到1977年底作为第一阶段，将1977年底到1978年11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作为第二阶段。这种划分忽略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讨论仍然在继续开展的事实。

　　二是“三段论”。有学者将讨论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5月开始，到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场大讨论做出肯定评价；第二阶段是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是大讨论的重头戏；第三阶段是从1979年7月开始补课，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基本结束。这一划分囊括了正式讨论的所有阶段。

　　三是“四段论”。与“三段论”相比，这一划分增加了酝酿和准备阶段，即从1977年底胡耀邦提出以实践作为检验路线正确与否、辨别是非的标准到《实践》一文发表之前这一阶段，且补课的开始时间为1979年5月，即发出补课要求的时间。这一分期更加全面，能够将整个讨论的来龙去脉说清楚。

　　笔者认为，应以1977年2月“两个凡是”提出为酝酿时期的起始时间。这是因为“两个凡是”提出之后才有了包括邓小平表态等一系列的反应，且《实践》一文说的也只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若没有针对“两个凡是”的内容，恐怕也无法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本文将按照“四段论”的划分，分别梳理总结各个阶段的研究成果。

　　（一）酝酿与准备阶段

　　大讨论是由《实践》一文的发表引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这篇文章的发表，就没有大讨论的发生。实际上，这场大讨论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说它是必然发生的，是因为与文章发表的背景紧密相关。早在1979年，有学者就对大讨论的原因做出解释，并认为“这场讨论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绝不是仅仅因为一篇文章引起的，这是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应该是最早关于大讨论背景的论述。

　　1984年底，杨西光撰文说明《实践》一文写作的思想背景，认为这场讨论是“针对当时思想路线斗争实际展开的”。联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人们迫切需要从“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大背景来看，大讨论的发生就不是偶然的了。大讨论是必然要发生的，但《实践》一文引发讨论则有其偶然性。有学者认为，正因为文章发表后受到指责，才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讨论。《实践》一文因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恰好适应了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由此引发了一场时代大讨论。总的来说，这场讨论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除了讨论背景研究外，对酝酿与准备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践》一文的写作与发表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特别是当年亲历者们的文章与著作，不仅还原了诸多历史细节，而且披露了大量一手史料，全面勾勒出了文章写作和发表的始末缘由。

　　例如，沈宝祥提供了时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孟凡的相关回忆材料以及自己掌握的其他一手材料，对《实践》一文的发表过程做了翔实研究，特别是根据自己的日记，补充了1978年5月上旬胡耀邦两次审稿的重要史实，证明了文章的4月27日稿并非最终稿。

　　此后，在《光明日报》创刊50周年、纪念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30周年之际，《实践》一文历次稿全部公开发表，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一手史料。以上研究成果与史料的公开发表，使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也迎刃而解。

　　一是作者的归属问题。《实践》一文的作者究竟是谁，以往研究认为是胡福明。20世纪80年代还曾因作者问题引发一场“风波”。作为当事者之一的孙长江对此有所论述，并且提供了1978年4月27日孙长江修改稿与4月23日、24日《光明日报》社送来稿的详细对比。实际上，胡福明只是作者之一，通过《实践》一文历次稿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出，最后成稿与胡福明提供稿已经有了极大不同，2/3以上的内容是重写的，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由孙长江执笔，成稿过程中杨西光、王强华、马沛文、吴江等人也都参与了修改，最终由胡耀邦提出修改意见并审定。正如《光明日报》评论部提供的材料中所讲的：“胡福明同志是初稿的执笔者，孙长江同志最后执笔修改完稿。”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可以说，《实践》一文是时代的产物、集体智慧的结晶，不能简单归于某个人，这也是最后定稿时《理论动态》删掉“作者胡福明同志”几个字的原因。

　　二是文章的针对性问题，这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中有较为详细地论述。文章初稿并无针对“两个凡是”的内容，后续修改稿中加入了这方面的内容，才引起了大范围讨论。当事人之一王强华曾对这一问题做出澄清。从《实践》一文的过程稿也不难看出，4月27日这一稿加写了以下内容：“革命导师这种尊重实践的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们极大的教育。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提出的理论是已经完成了的绝对‘顶峰’，可以不受实践检验的，并不认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一切结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改变，更不要说那些根据个别情况作出的个别论断了。”现实针对性显然更强。《理论动态》编辑部最后又对个别词句与标点进行了修改，即我们看到的公开发表稿。

　　（二）正式开展并获认可阶段

　　除了聚焦《实践》一文的成文过程外，学界关注点基本集中于从《实践》一文发表后引起讨论到获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的这一阶段。《实践》一文发表后，很快引起了争论，但仍局限于小范围内。真正形成讨论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以下简称《基本原则》）一文发表之后。此文发表后，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军区主要负责人明确表态支持和参与讨论，相关讲话以及各地讨论情况也陆续见诸报端。

　　已有研究成果对这一阶段讨论过程做出了清晰勾勒。相比较而言，对讨论前期的研究较为充分，但对于中央工作会议关注较少。有两位学者的回忆录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交锋情况。这些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宝贵史料。此外，有学者在研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专著中，对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做了详尽叙述，很有价值，但进一步的研究仍有待更多史料的出版。

　　关于胡乔木对大讨论的态度问题，一些研究根据胡乔木在《实践》一文发表后的两次讲话，武断地认为胡乔木反对讨论。而沈宝祥认为，胡乔木之所以这么讲主观上可能是从维护党内团结出发的，是出于好心。还有学者通过一系列史实，认为胡乔木不仅不反对讨论，而且一直积极参与，胡乔木“只是主张讲究讨论的方法。他长期在中央核心部门工作，深知对外维护中央领导团结形象的极端重要性，并且一向注意维护，担心中央的分歧暴露出去，特别是暴露在外国人面前，会削弱中央的力量”。该学者进一步举出胡乔木修改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起草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胡乔木本人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上讲话等例，明确指出胡乔木不反对讨论。

　　（三）理论工作务虚会阶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肯定这场讨论，认为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具有深远的意义。但党内仍然存在不同声音，可见思想认识上的转变并不容易，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才能更好地凝聚共识。实际上，早在三中全会之前叶剑英就曾建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因此，理论工作务虚会可以说是这场大讨论进一步分清是非的阶段。

　　理论工作务虚会共分为两个阶段。已有研究更多关注会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等问题，聚焦真理问题标准讨论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有学者作为亲历者，整体回顾了此次会议并重点论述了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阶段的讨论。当然，一篇文章的体量不足以对会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进行详细分析。也有学者在把握整个会议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受到批评的几个关键人物的发言情况，并相应介绍了对上述几人发言的回应情况。

　　还有学者依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简报等材料，从十个方面对会议做了整体研究，并认为“进一步分清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的是非”是“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在原则上解决而需要进一步具体地解决的问题，也是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介绍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部分，则重点提供了一些批评者的发言内容，一定程度上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形成互补。与之类似，还有学者以《理论工作务虚会简报》（共337期）为依据，对会上关于毛泽东评价的讨论情况进行了探讨，提供了大量代表的发言内容，为我们了解理论工作务虚会阶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提供了宝贵史料。这些简报材料虽然来自地方档案馆，讲的却是全国性的问题，对于搜集大讨论相关史料是个很大的启发。

　　（四）补课和收尾阶段

　　理论工作务虚会结束后不久，讨论便进入各地补课阶段。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呈现“两多两少”的特点，即个案研究多，系统研究少；新闻报道多，学术研究少。其中，个案研究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对各省市补课的专门研究，主要包括新疆、安徽、福建、黑龙江、广东、吉林、甘肃、北京、湖南、青海、浙江等地，此外，还有对海军补课情况的研究。

　　一类是散见于各地编写的党史著作当中。地方补课的研究成果往往不局限于补课阶段，而是会从讨论入手。结合中央到地方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不同地方开展讨论的节奏也不尽相同，如果个案研究足够多，就能够为我们勾勒出全国大讨论的发展态势，也会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是非常不易的一件事情。然而，目前这样的系统研究比较缺乏。

　　正如前文所述，这场大讨论是从针对“两个凡是”开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直面两个问题：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与如何评价毛泽东。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因而不能为论而论，必须着眼于解决这两大问题。因此，在补课基本结束的形势下，制定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提上日程。学界对于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特别是一些研究聚焦历史决议的形成过程，为我们理解这场大讨论提供了新的资料。可以说，制定这一决议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用实践标准评价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关键就是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势必会进行更为深入地讨论。因此，将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制定阶段视作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收尾阶段是合理的。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完成，也标志着作为特定历史事件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结束。

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人物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对这场讨论相关人物的评价，我们也要遵循这一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因功而抹过，不因过而废功，实事求是做出评价。

　　除了前文所涉及的人物，学界对于这场大讨论中的人物研究多聚焦党内领导人。毫无疑问，邓小平是大讨论的领导者与支持者。学界对此展开了充分研究，形成了一批扎实成果。关于邓小平在讨论中的作用，有学者根据邓小平在讨论各个阶段做出的贡献，认为邓小平是讨论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当然也是支持者）”。还有研究评价更为详细，在区分《实践》一文发表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基础上，提出邓小平是《实践》一文“最有力的支持者，同时也是这篇文章的启蒙者”，自然也是这场讨论的发动者与领导者。2004年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和2014年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均指出邓小平“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一重大贡献。

　　胡耀邦是这场大讨论的组织者和推动者。早在1984年，《文献和研究》刊载的胡耀邦传略就明确指出：“他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重新确立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1989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刊发的胡耀邦同志生平以及2015年习近平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均肯定了胡耀邦在大讨论中的“组织”与“推动”作用。对胡耀邦与这场大讨论的研究同样也是学界的热点，学者们基本上围绕“组织”与“推动”较为详尽地论述了胡耀邦的作用。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关键时刻给予的坚决支持是这场大讨论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当前学界对此有所涉及，但整体上较为薄弱。

　　此外，还有三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不容忽视。一是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提高了讨论的水平，有力推动了讨论的发展。正如邓小平在1980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同党的各级干部一起，在这几年的富有成效的工作中，共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二是各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大单位主要负责人的支持和参与讨论，改变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其作用举足轻重。三是中央党校及地方党校对干部的轮训和培训是大讨论的重要方面。

　　尽管学界对于大讨论中人物研究详略不同，但都比较客观地评价了各领域代表性人物在大讨论中的作用。如果说上述研究更多的是从“上层”与“中层”视角来展开的话，那么，关于广大人民群众对这场大讨论的反应与看法，即从“基层”视角来展开的研究则比较匮乏。这其中不乏史料搜集困难等原因，但广大人民群众在这场大讨论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评价研究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然也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的影响极为深远，深刻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面貌，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学界对这场大讨论的意义高度关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大讨论促成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转折的实现。有学者立足于大讨论与实现伟大转折的关系，认为这场大讨论促成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促成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促成了改革开放决策的做出，促成了对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方针的确定，促成了对冤假错案的大规模平反，促成了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促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这一评价全面论述了大讨论的直接影响。

　　大讨论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此次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有学者认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实际上是两种执政指导思想的较量，它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左’的思潮和‘两个凡是’的束缚”，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发动，从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题，从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入手解决政治路线问题，是党的又一次思想革命。作为这场大讨论的另一个成果就是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必须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样，既划定了思想解放的底线，又指明了改革的方向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大讨论对我国社会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学者认为，大讨论“是一场推动我国理论界开始独立研究的学术启蒙，还是一场破除迷信，引导人们追求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启蒙”。还有学者认为，经过这场大讨论，“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学术、中国的社会生活进入空前活跃的状态，构成了改革开放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中国的文化和学术既复苏了自己，也有力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发展”。

　　大讨论也带给我们深刻启示：一是要努力提高发现真理、认识真理的能力与水平，必须端正思想路线，具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并建立起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机制。二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我们的思想和实践，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三是要坚持解放思想，更好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形成合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推动事业创新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界对这场大讨论重要意义的认识是逐步加深的，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今天，我们仍然能够从40多年前的这场大讨论中获得更多启迪。

　　四、总结与展望

　　无论官方还是学界，无论亲历者还是研究者，均对这场大讨论给予了高度关注。各类成果的不断涌现，为我们了解大讨论为什么能成功提供了史实基础，也为我们汲取大讨论的宝贵经验，走好改革开放之路提供了镜鉴。综观以往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一是“头重脚轻，始详末略”。以大讨论四阶段划分标准看，目前研究集中在前两个阶段，特别是全面展开阶段，而后两个阶段的研究相对薄弱。这与很多研究将大讨论结束定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着很大关系。实际上，要想从根本上实现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仅仅靠几篇文章、几次座谈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上到下，系统发力，才能实现这样的转折。因此，对这场大讨论的研究，需要从“全过程”视角出发，对后两个阶段进行“补课”，才能对讨论形成整体认识。

　　二是“强干弱枝，央地不均”。这实际上是第一个特点的延续。当前学界对中央层面上的讨论关注较多，而对地方上的关注虽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较为零散，无法形成整体感观。只有系统把握各地的反应与表现，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思想上转变的不易，也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场大讨论的重要意义。

　　三是亲历者说得多，局外人讲得少。很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基本出自当年参与者之手，这与他们有着亲历的便捷和掌握别人所不能掌握的材料有着紧密关系。而关于大讨论，特别是后两个阶段公开出版的史料却不多，这也限制了研究的深入。1988年改革开放十周年之际，求实出版社曾出版过一套资料选编，第一册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发展》，当中便有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资料汇编，但收录的主要是当时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文章、报道等。沈宝祥作为这场大讨论的亲历者，不仅著书立说，还特别重视史料搜集。2018年，沈宝祥编注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资料汇编》，由科研课题组印制。这套书共四册，前三册为文字资料，约120万字，第四册为照片资料。这套资料不仅包括胡耀邦发动和推进、邓小平支持和引导讨论的材料，还收集了中共中央党校800名学员讨论“三次路线斗争”的原始资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大单位主要负责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讲话，中央工作会议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情况的资料，理论工作务虚会的重要发言，各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情况，以及课题组编写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史事志》，等等。收集照片是这套资料汇编的一大特色，精选出的266张照片直观生动地反映了这场大讨论，有些照片是研究说明某些问题的有力佐证，起到了文字资料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当然，学术研究永无止境，对这场大讨论的研究仍要继续深化。

　　一方面，“就讨论研究讨论”。一是要深掘历史，尽可能收集各方面史料及研究成果，强化对讨论第三、第四阶段的研究，以期能够系统勾勒讨论全景；二是要拓展研究视角，在坚持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政治学、哲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视角，深化对大讨论的立体认识。如有学者将大讨论归入哲学事件这个范畴，并以讨论过程中出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俗讲话）》一书为例，分析了该书在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影响力普及到基层群众方面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与以往研究多关注《实践》等文章在中央层面上引起的讨论不同，该研究不仅将视角下移，观照到了人民群众这一主体，更以小见大，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出发，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命与路径。此外，还有研究聚焦学术期刊为这次讨论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深入考察了哲学、自然科学、文艺、教育等诸学科领域的讨论，分析了学术期刊在此次讨论中对于历史事件的建构与社会动员功能，既充实了相关史实，也为我们认识学术期刊在社会转型期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帮助。

　　另一方面，“就讨论超越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本不应该是个新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是常识”。然而，就是这样的常识，却在很长时间里被忽视，以至需要花费近四年时间才把这个弯给转过来，背后原因值得进一步深思与研究。“回头看”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也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带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

　　［作者简介］王怀乐，法学博士，助理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政治与行政制度史研究中心。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研究”（21ZDA07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