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有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方略

　　摘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回答如何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时代之问进程中，从实现初心使命、组织壮大力量、激发发展动力等多维度展开对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探索，作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形成了包括基于大局观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必要性的认识、基于组织壮大力量和实现工农共同发展的组织建设、基于工农同呼吸共命运的内在规定性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等工农联盟体系，把为农民谋幸福与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统一起来，使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在工农联盟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关键词：工农联盟　初心使命　组织体系　政策体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把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回答如何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时代之问进程中，从实现初心使命、组织壮大力量、激发发展动力等多维度展开对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探索，作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形成了包括基于大局观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必要性的认识、基于组织壮大力量和实现工农共同发展的组织建设、基于工农同呼吸共命运的内在规定性的政策等工农联盟体系。 

　　一、实现初心使命维度：基于为农民谋幸福与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统一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的主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确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以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解决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压迫的历史性命题，让中国人民能够站起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农民问题不是孤立地从农民问题出发，而是纳入中华民族复兴的全局，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并切实把解放农民和赢得农民统一起来，进而通过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把为农民谋幸福与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统一起来。这一认识和指导思想是大局观下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解决的问题导向形成的，经历了逐步深化和升华过程。 

　　一是基于农民需求，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同盟军的论断。农民渴望摆脱受压迫、受剥削处境，这一需求是农民响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积极成为工农联盟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动力。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作出农民具有强烈革命性和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同盟军的论断，还通过主办农民讲习班等方式，启发引导农民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中的自觉。中共二大从国内外因素对农民参加民主革命的必然性作出分析，指出“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1] 。1922年11月，中共中央在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的“农民问题”部分，指出“被数层压迫的劳苦大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2] 。中共三大制定的《农民问题决议案》，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剥削造成农民的痛苦强调了农民的革命性。中国共产党更是细化到阶层、阶级分析，中共二大使用“贫农”概念，中共三大又把地主从农民中划出来，这有利于更加准确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贫困农民具有的革命性。此外，农民的革命意识也经历了一个唤醒过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开办夜校补习班、讲演及之后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等方式，启发农民认识到被压迫、受剥削的根源在于旧制度，这唤起农民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队伍中的自觉。 

　　二是基于壮大革命力量需要，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最大因素的论断。在工业革命进程中，中国是后发国家。尽管自洋务运动起中国工业发展进程加快，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中国仍然是农业国，工人阶级只占极少数，农民仍占绝大多数。基于这一工农力量的结构性国情，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实行工农联盟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3] 192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指出“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4] 。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基于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的情况，得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结论。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强调，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的广东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5] 这次会议只有农民问题是新提出的问题，通过了党关于农民问题的第一个专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这个文件强调：“农民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6] 中共三大起，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多地关注和研究解决农民问题。中共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更为明确地指出，“农民在中国国民运动中是最大的动力”[7] 。到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明确提出工农联盟，并在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第一部分分析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工农联合的议决案》，对工农联合的意义作进一步阐析，指出工人阶级推翻现存制度斗争中的“同盟者的第一个，就是农民”；农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较工人尤甚。中国工人阶级要想得到解放，更非联合农民共同奋斗不可”；“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有可能”[8] 。这些都明确了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在中国革命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三是基于实践教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没有从中国社会阶级对比力量和当时军阀政治体系的国情出发，学习俄国十月革命式的道路，轰轰烈烈领导工人开展城市暴动，力图在较短时间内推翻剥削制度和军阀统治，但由于没有发动最广大的农民参与到革命中，不敌强大的军阀体系，遭受挫折。1923年2月7日，北洋政府直系军阀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简称“二七”惨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认识到农民在革命中具有重要作用后，从“二七”惨案中又深切认识到仅仅领导工人阶级开展革命运动还不够，需要团结各革命力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形成无产阶级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联盟。1922年10月底，毛泽东在听取蒋先云、谢怀德、刘东轩等人关于湖南衡阳水口山工人罢工计划时，指示刘东轩、谢怀德次年到岳北搞农民运动工作[9] ；1923年4月，毛泽东再次指示水口山铅锌矿工人运动先锋刘东轩、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先锋谢怀德回到他们家乡岳北开展农民运动。经组织发动，岳北农工会于1923年9月16日成立，全国第一个工农联盟的革命组织由此创建。中共四大明确提出工农联盟的政治主张，一个重要原因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革命挫折的惨痛教训在于领导农民参与革命不充分。五卅运动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化了对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的认识。1926年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制定的《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指出：“只有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足以引导国民革命到最后的胜利。”[10]  9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问题丛刊〉序》中深刻揭示了解决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的地位。他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11] “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12]  

　　由上可见，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探索，以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理论为指引，基于党情国情，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导向展开，不断深化了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必要性的认识，作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理论。 

　　二、组织壮大力量维度：基于实现共同发展构建促进工农联盟巩固发展的组织体系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建立和不断巩固的工农联盟，不是松散的，而是通过组织化，把农民引导到共同发展的组织化体系中，形成血肉相联的工农联盟机制。中共一大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的《工农联合的议决案》，提出当时工农联合要做好3个方面的具体工作：工人回乡时，或在其工作附近的农村向农民作宣传，并帮助建立农民协会（一些时候、场合将农民协会简称农会）；工会与农会互派代表，工会设法帮助农会发展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农民如果发生经济或政治上的斗争时，工会应当领导工人加以援助。[13] 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指出，中国共产党“要能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所以在这农民运动兴起的时候，我们的根本责任，不但在于组织农民和给他们以思想上的指导，而且要在农民协会、协作社、农民自卫军之中，巩固我们党的组织”[14]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部实践考察看，中国共产党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核心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政治目标。其中的子目标之一是通过血肉相联的组织化的工农联盟机制，聚集起共同发展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探索形成组织化的工农联盟机制，是通过包括了农民协会、革命军队、工农民主政权三个层次的组织效能实现的。 

　　一是建立农民协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通过领导农民建立协会，推动农民组织化。衙前农民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农民组织，这一新型农民组织的宣言指出，农民与地主的对抗不可调和，只有推翻不良的经济制度、封建政权，才能改变受剥削、压迫的命运[15] 。实际由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通过向农民讲授农民运动理论、世界农民运动、农民协会和自卫军组织方法、农民运动现状和趋势、中国农业情形和改良方法、农村教育、合作运动等政治理论和农民运动理论课程，启发农民参加革命，成为培养农民运动骨干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参与到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从中切身感受到只有参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汇集成“1+1>2”的强大组织力量，才有能力实现翻身得解放，因而踊跃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中。中国共产党在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中，领导沿途农民支持北伐战争，农民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声势迅猛地开展起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湖南领导的农民运动，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开展减租减息、清算罚款、取缔高利贷等斗争，建立农民武装镇压恶霸地主和土豪劣绅。农民运动动摇了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生巨大变化。可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也是以农民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的实现唤醒农民的过程。觉醒后的农民，坚定地选择跟中国共产党走，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 

　　二是发展壮大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军队。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一个重要方面是基于革命军队由工农组成的情况，将由农民为主要力量的革命军队取名为工农红军。根据毛泽东指示成立的岳北农工会，得到农民的积极响应，不久被残酷镇压，但为1925年6月岳北农民运动的再次兴起打下了群众基础，岳北部分工农武装力量分多路奔赴井冈山根据地。其中，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一部分转赴江西安源，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并跟随毛泽东奔赴井冈山。中国共产党将领导的革命军队取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有一个形成过程。第一次用“红军”一词称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出现在1927年黄安县（今红安）工农民主政权——农民政府大门的对联。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部队首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全国各地工农革命军定名为红军，1930年后逐渐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在后来的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尽管革命军队名称变为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但农民都是主体。农民除了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外，还参与到革命事业的诸多工作，如与革命军队共同保卫根据地、运送战需物资支援前线、照顾军队伤员等。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引导农民参加革命队伍，还将他们培炼成长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成部分。1940年1月，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16] 简言之，以农民为主力军的工农武装力量，实现了工农革命力量的融合发展，是工农联盟巩固发展的武装力量保障。 

　　三是推动工农民主政权建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民以历史上没有过的广度和深度参与工农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农民运动，在缺乏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民主政权保障情况下，容易被反动势力破坏。在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虽然在广东革命政府辖区内合法化、公开化，但受诸多限制，国共合作破裂后惨遭失败。毛泽东抓住统治阶级内部破裂这一有利时机，开展边界党、军队和政权建设。根据毛泽东指示，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于1927年11月成立，这是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之后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其政权性质是工农联盟的苏维埃政权、政治制度是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17] 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这一名称中尽管没有出现“工农”二字，但其政权性质和政治制度都坚持工农及工农联盟等基本要素不变。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和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保卫农民经济和政治翻身的胜利果实，促进了工农联盟的巩固发展，聚集起农民积极支持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和各项事业发展的力量。 

　　由上可见，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国情的把握，从壮大革命力量和实现革命目标出发，通过农民协会、革命军队、工农民主政权三个层次的组织建设，把农民引导到共同发展的组织化体系中，并将农民培养锻炼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成部分，形成血肉相联的组织化的工农联盟机制，这是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力军作用能够充分发挥出来的组织保障。 

　　三、激发发展动力维度：基于同呼吸共命运的内在规定性构建促进工农联盟巩固发展的政策体系 

　　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是以共同发展目标引导一致行动，以同呼吸共命运的内在规定性制定和实施政策，以凝心聚力。 

　　一是以农民实现政治和经济翻身解放统一的土地革命促进工农联盟的巩固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农民组织化，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发挥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首先是实行土地革命，以实现农民对拥有一份土地的夙愿为切入点。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农民运动过程中，针对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领导农民由开展限田限租减息斗争，到让耕者有其田。在孙中山关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下，国共开始第一次合作，在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平均地权、扶助农工、改良农村组织的政策主张。然而，由于核定地价的改良主义办法的不彻底性，加上国民党组成人员中不少有地主阶级的背景，国民党平均地权的政策难以实施，地主只缴纳一部分土地税给政府，劳苦农民仍然不能拥有土地。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领导开展农民运动，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制定的《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强调：“我们的党应当知道：我们现在所提出的过渡时期的农民要求，如减租、整顿水利、减税、废除陋规、收回盐税管理权、减少盐税、农民的乡村自治、农民协会的组织及农民自卫军等等，可以使农民革命化，可以组织农民起来，然而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18] 面对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右派仇视捣毁农会，杀害农会干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害怕农民运动，以所谓破裂统一战线为由，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对农民运动的领导。针对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糟得很”的责难，毛泽东在湖南做了长达32天的考察，于1927年3月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其中充分肯定和支持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等运动，鲜明指出农民革命运动“好得很”[19] 。这一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为历史紧要关头的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引起广泛关注，推动农村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进入土地改革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汲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坚定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将其分配给农民，让农民拥有一份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地。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深刻阐述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革命全局中的战略意义。他说，“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20] 。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21] 在这一报告中，毛泽东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22] 作为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之一。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坚决满足农民拥有一份土地的愿望，与国民党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这就使农民更加坚定地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以封建地主为统治阶级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满足农民实现土地要求，通过市场方式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因而组织动员农民以农民协会的组织化形成集体力量“打土豪，分田地”。农民运动、工农武装割据并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和在根据地建设工农民主政权，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身得解放，积极参与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这一解放农民和赢得农民的统一促进了工农联盟的巩固发展。 

　　二是以铁的纪律规范保障同呼吸共命运的工农联盟的巩固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及领导的革命军队与农民血肉相联、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这体现在革命军队纪律、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垂范、领导农民方法的探索、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等各个方面。从井冈山根据地创建起，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政权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成功走出农村包括城市的革命道路，一个重要经验是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工农关系以同呼吸共命运为内在规定性，制定和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要求工农革命军丢掉军队只顾打仗的旧传统，要担负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这三项任务。1928年4月，他汲取历史上中国农民起义兴衰成败教训，针对工农革命军中时常发生禁而不止的不良行为，夜不能寐，反复斟酌，写下《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补充完善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共产党将革命军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和“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作为铁的纪律，规范军队内部关系、军民关系，受到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不仅促进了工农联盟巩固发展，还在瓦解敌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率先垂范上，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和苏区时期，面对敌人封锁严重缺盐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人民军队与农民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毛泽东、朱德经常带领部队下山挑粮以减轻群众送粮负担，这些率先垂范深深感动着农民群众，农民群众广为称颂；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军队在吃穿用等物资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面对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把负担控制在农民能够承担的水平，军民生活实现了共同改善。在领导农民的方法上，中国共产党从领导农民运动起，就不是作为救世主凌驾于农民之上，而是主动与农民融到一起，在实践中找到融入农民群众的方法。革命军队铁的纪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率先垂范、科学领导农民的方法、帮助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困难等，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领导的革命军队与农民血肉相联、同呼吸共命运的切实体现，凝聚起工农一致行动的强大动力。 

　　三是以军民兼顾的负担政策为巩固发展工农联盟提供支撑。中国共产党从国情出发探索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具有革命性的广大农民群众自愿对革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的选择。与国民党把战争的经济负担全部转嫁给人民的做法不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行“大仁政”取向的军民兼顾的合理的农民负担政策，将中华民族复兴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与暂时利益统筹起来，逐步形成以财粮负担、战勤负担、社会负担为内容的农民负担制度。加之中国共产党鼓励生产、节省开支，既保证了革命战争的需要，又照顾到人民生活水平，破解了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条件下农民负担能力不强与不断增长的革命战争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农民群众以多种方式为革命战争提供支持，自觉支撑工农联盟的巩固发展，则是以实际行动对这一“大仁政”的拥护。 

　　四是以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困难促进工农联盟的巩固。近代中国农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榨下动荡衰败。在低水平的农业生产力下，农民生产生活面临劳动力、耕畜、农具、资金等不足问题，战争破坏和年轻人参军打仗又使这些困难加大。中国共产党在帮助农民获得土地的情况下，还尊重农民意愿，从实际出发开展多种形式的劳动互助、供销合作、信用合作、兴修水利、推广技术等，促进农民生产生活困难的解决，进而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随之改善。 

　　综上所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探索，是在回答如何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时代之问进程中，从实现初心使命、组织壮大力量、激发发展动力等多维度展开的。从实现初心使命出发，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的必要性的认识，包括首先基于满足农民的需求作出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同盟军的论断，基于工农力量结构和壮大革命力量需要作出农民是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最大因素的论断，基于实践教训作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在这些科学论断基础上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把为农民谋幸福与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统一了起来。从组织壮大力量出发，中国共产党探索以组织化促进工农联盟，通过包括农民协会、革命军队、工农民主政权三个层次的组织体系建设，壮大了工农力量，促进了工农共同发展。从激发发展动力出发，以共同发展目标引导一致行动，实行以农民实现政治和经济翻身解放统一的土地革命，制定和实施铁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范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工农关系，实行军民兼顾的负担政策，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困难，进而形成以工农同呼吸共命运为内在规定性的政策体系。中国共产党对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探索，以马克思主义工农联盟理论为指引，基于党情国情，作出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论断，把为农民谋幸福与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统一起来，形成了包括基于大局观建立和巩固工农联盟必要性的认识、基于组织壮大力量和实现工农共同发展的组织建设、基于工农同呼吸共命运的内在规定性的政策等工农联盟体系，在工农联盟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百年工农关系政策演变研究”（编号：21AZD101）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工程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百年道路、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研究”（编号：2021mgczd00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2][3][4][6][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31，198，131，198，251，349.

　　[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12.

　　[8][13][14][1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63-364，364，514，514.

　　[9]衡山县史志办公室编著.湖南衡山岳北农工会[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41.

　　[1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06.

　　[11][12]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9.

　　[15]武力，郑有贵.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1921—2013）[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3：22.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2.

　　[1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49-650.

　　[19]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6.

　　[20][美]洛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M].王恩光，译.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47.

　　[21][2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52，1253.

　　作者｜郑有贵，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副会长。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