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仓 杨璐】党的十九大以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述评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下简称“核心价值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升了核心价值观的战略地位，突出其战略作用，丰富了其思想内涵，明确了其着眼点，拓展了其实践路径。这一时期，关于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类。一类是有关部门编辑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包含《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等，专题阐述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一类是中央有关部门编写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论著，包含中宣部编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编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一类是阐述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论著，如张江主编的《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欧阳雪梅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1949—2019)》。一类是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具体路径的研究，如孟迎辉等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日常生活化机制研究》、杜莹杰著的《中国电视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研究》、张淑芳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仪式化传播研究》等。知网以“习近平”和“核心价值观”两个主题词搜索，有230多篇文章。学术界主要围绕核心价值观的战略地位、重大意义、性质内涵、历史来源、实践路径等问题展开研究。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地位和社会定位

　　党的十九大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14个基本方略之一，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阐释了核心价值观对于国家建设、民族发展、社会治理、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作用。他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和重点，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1]学术界阐释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

　　(一)提升核心价值观的战略地位

　　深化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意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社会、个人发展的精神动力。王易、田雨晴认为，核心价值观是个人成长之本、民族生存之根、国家发展之基、社会进步之魂，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方向指引和精神根基，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纽带和精神动力。[2]核心价值观是立德树人的判断标准。毕红梅、吴明涛认为，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是塑造健全人格的思想基础，是衡量立德树人的价值原则和评判标准，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道德基础。[3]

　　强化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意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价值追求，是巩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戴木才认为，核心价值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遵循，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劲动力；是维护全社会团结和谐的重要稳定器，是支撑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支柱。[4]沈卫星、曹雪认为，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国梦指引前进方向和提供精神动力，是抵御西方文化渗透、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对外传播力和思想话语权的战略需要。[5]有人认为，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形象建构的灵魂和核心，为塑造国家形象提供实践路径。[6]P85

　　核心价值观对于统筹“四个伟大”的意义。沈壮海认为，核心价值体系是“四个伟大”的铸魂工程，可以强化理想引领、坚定信仰感召、凝聚精神力量、锤炼顽强意志。[7]包心鉴认为，核心价值观在伟大斗争中发挥价值导航作用，在伟大工程中发挥思想基础作用，在伟大事业中发挥精神支撑作用，在伟大梦想中发挥文化自信作用。[8]核心价值观与“四个全面”的关系。有人认为，核心价值观彰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价值追求、精神统领和思想支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平台和基础。[6]P84

　　展示核心价值观的世界意义。核心价值观是世界文化竞争的核心。习近平指出：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1]P105沈壮海认为，文化竞争的本质是价值体系的竞争，文化安全的关键是价值体系的安全。中华民族要在世界文化激荡中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挺起民族精神脊梁，就要推进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抢占人类社会价值体系的制高点，筑牢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充实中华民族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内蕴。[7]核心价值观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引领。吴潜涛认为，核心价值体系以“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为根本价值诉求，占据人类价值领域的道义制高点，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价值体系，为世界文明秩序构建提供智慧和方案。[9]黄蓉生认为，核心价值观为人类解决和平发展、贫富分化、文明冲突、贸易保护等问题提供价值引领，对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具有指导意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10]

　　(二)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定位

　　核心价值观的灵魂地位及其功能决定其社会定位。崔慧娟、邵士庆认为，核心价值观运用于党的建设，有利于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与依法治国相结合，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引领公民道德建设，有利于树立良好道德风尚；与宗教工作相结合，有利于促进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与建设美丽乡村相结合，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与网络管理相结合，为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11]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与全面从严治党。刘仓考察党员干部是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先锋模范、核心价值观融入党员干部系列教育活动、把核心价值观融入党内法规建设等内容。[12]

　　核心价值体系是党和国家的基本方略。吴潜涛认为，核心价值体系由“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再到“兴国之魂”的发展，表明它提升到党的基本方略高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实现“双重”突破，是党的思想文化理论的重大创新。[9]核心价值体系是治国理政的应有之义。王易、田雨晴认为，这是世情、国情、党情、社情、民情的客观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其理论依据、现实依据、历史依据是由它在文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2]

　　二、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外延

　　(一)阐释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核心价值观反映国家、社会和个人等层次的价值目标。包心鉴认为，国家层面的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本质的集中体现；社会层面的价值观，是中国社会形态的价值本质和历史进程的价值走向；个人层面的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凝练，也是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方面的突出体现。[8]有人认为，国家层面的价值观体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基本目标，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要求；社会层面的价值观是构建理想社会的价值目标，是实现中国梦的价值基础；个人层面的价值观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评价公民道德言行的价值标准。[6]P86-95吴勇锋认为，核心价值观揭示国家建设的总体要求、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新时代公民道德培育的基本要求，三者相互支撑、相互促进，构成整体。[13]

　　核心价值观以培养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党的十九大提出，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这个论断，在理论上与“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构建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有机结合起来，[14]回答和解决了新时代“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性问题。韩震、王临霞认为，核心价值观为培育时代新人提供正确的政治原则、价值导向和道德规范，培育时代新人是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着眼点、出发点与落脚点；培育时代新人的成效，也是对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效果的直接检验。[15]

　　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16]P578核心价值观是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程中凸显出来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对核心价值体系具体内容和实践的凝练和表达，能够反映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是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潜涛认为，从理论上说，核心价值观是核心价值体系的奠基石；从实践上说，核心价值观是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落脚点和归宿；从整体性上说，核心价值观是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核心价值观是是育人之魂，二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构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的“硬核”。[9]戴木才认为，核心价值观是对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的高度凝练，体现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属性和基本特征，属于核心价值体系范畴，在核心价值体系统一体中居于“内核”地位，是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和“灵魂”。[17]黄蓉生、石海君认为，核心价值观是对核心价值体系指导思想、主题、精髓和基础的概括凝练和集中表达，二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结晶。[10]

　　(二)核心价值观与中国道路、中国实践的关联

　　核心价值观是中国道路的本质体现。韩震认为，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未来社会的承诺，是对中国历史方向的基本定位，是调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是规范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的基本价值框架。[18]罗伟提出，核心价值观建设要回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理论上使其成为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拓展的动态系统，在实践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成果转化为思想共识和实践智慧，在方法上着力解决核心价值观中的短板，化解突出矛盾。[19]P65-74核心价值观是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沈卫星、曹雪认为，核心价值观以共同富裕为追求，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富强为统领，批判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吸收改革开放新时期时代精华。[5]邱仁富认为，共同富裕蕴含于核心价值体系，是核心价值体系精神实质和内在要求，构建核心价值体系必须立足于作为奋斗目标、社会本质和价值追求的共同富裕的基础之上。[19]P75-87

　　中国伟大抗疫精神丰富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吴潜涛认为，中国抗疫人民战争彰显集体主义精神。从道义上看，人民至上是核心价值观本质的集中体现，核心价值观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集体主义是核心价值观本质的集中体现；这同金钱至上、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相区别。[9]戴木才认为，伟大抗疫精神生动展现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力量，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信念的价值追求，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20]

　　(三)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

　　以核心价值观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王晓晖认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最深层的内核，决定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体现国家和民族的理想和精神。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性、时代性、先进性、包容性，决定其在文化建设中居于主导和引领地位。[21]武传鹏认为，这是党对新时代文化建设要求的准确把握，是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是对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的自觉。[22]坚持以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的内容。王晓晖阐述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完善弘扬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等。[21]肖贵清等把它划分为思想和理想层面的体制机制、国家战略层面的制度设计或建设工程、具体的体制和机制等三个层次。[23]吕岩松认为，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筑牢精神之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明确价值取向；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延续历史文脉；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和谐社会。[24]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历程和思想渊源

　　核心价值观与“四史”发展相关联。戴木才认为，马克思主义创立伊始就蕴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制度自诞生就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做斗争，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前沿阵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遭受重大冲击，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面临更加严峻的核心价值观角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西核心价值观的较量更为复杂。[25]颜枫把核心价值观划分为萌芽(1921—1949年)、探索(1949—1956年)、形成(1956—1978年)、发展(1978—1992年)、成熟(1992—2006年)和完善(2006年至今)六个阶段，体现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利益为核心的价值诉求。[26]石海兵、王苗把改革开放以来核心价值观划分为隐形发展时期(1978—2002年)、从“隐”到“显”时期(2002—2012年)、从“显”到“热”时期(2013年至今)。[19]P107刘洪森梳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社会主义民主、社会平等等价值观念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关系的过程。[27]

　　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来源。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28]P3-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思想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其实践来源，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是其世界来源。毕红梅、吴明涛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是其现实基础，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是其深厚底蕴，中国共产党为人服务的宗旨及其价值认同是其道义力量，核心价值观的主旨符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符合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价值要求。[29]核心价值观是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融合创新的产物。黄蓉生认为，核心价值观体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要求，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内涵，彰显着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社会、公民的目标设想。[30]

　　核心价值观的生成逻辑。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28]P5核心价值观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相契合，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相结合，与社会发展的时代问题相适应。韩震认为，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的精神逻辑，既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历史逻辑的产物，也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逻辑的反映。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和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呼应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世界性发展。[18]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的问题挑战和实践路径

　　(一)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核心价值观面临错误思潮的冲击。王易、田雨晴认为，马克思主义面临社会思潮多元、多样、多变的挑战，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面临市场经济逐利性、竞争性、自发性、自由性的挑战，传统宣传管理治理方式面临新兴媒体和媒介的挑战，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面临各种敌对势力攻击的挑战。[2]吴勇锋认为，核心价值观面临道德滑坡、失信、价值观扭曲等信仰缺位的挑战，面临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挑战。[13]

　　核心价值观传播过程中的问题。张淑芳总结核心价值观传播中的问题，包含强调实用主义、缺失人文关怀，注重信息传达、忽视文化意义，关注传播结果、忽视参与过程，强调传者权威、忽视公众智慧，强调信息数量、忽视价值意义。[31]P89-95杜莹杰总结电视剧中的消极因素对于核心价值观的冲击。有的电视剧追求商业利益，充斥暴力色情等扭曲的价值观；为追求收视率搞低俗庸俗媚俗，忽视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有些作品偏离主旋律和核心价值观，消解崇高感、使命感和责任感。[32]P6-7存在价值导向失准、价值行为失范、价值取向失衡、价值来源失根等问题。

　　(二)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路径

　　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是时代发展的要求。韩震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弘扬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逻辑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推进理论创新；历史逻辑是激发中华民族思想和文化的创造力；实践逻辑是引领人类文明时代发展的方向；国际政治斗争逻辑，是抢占价值观竞争的道德制高点。[18]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方案。习近平指出：“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1]P108王易、田雨晴认为，教育是前提，实践是关键，制度是保障，引领是精要，融入是深化，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各方面，实现人员、领域、过程全覆盖。[2]

　　注重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主体。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要面向全社会，特别要抓好领导干部、公众人物、青少年、先进模范等重点人群。王易、田雨晴认为，人人都是参与者、践行者、筑堤者；领导干部作为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宣传者、模范践行者；发挥家庭家教家风的作用；教育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2]严仍昱认为，习近平关于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大思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其关键，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其重点，树立家庭新风尚是其根基，形成良好社会氛围是其土壤。[33]

　　青少年是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主体。青年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主要是做到“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李彦敏认为，青年要树立理想信念，热爱祖国，担当时代重任，秉持艰苦奋斗精神，练就过硬本领，加强道德修养。[34]余海认为，青年要自觉践行核心价值观，是针对社会发展中精神、文化、道德、政治等深层次问题提出的，核心价值观凝练马克思主义道德和中华传统道德，承担教化和滋养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任务。[35]杨振闻通过梳理“为什么”“做什么”“如何做”的问题，梳理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青年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论述。[36]李彦敏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根本原则、总体要求、拓展路径和重要保障等。[34]

　　把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韩震认为，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有利于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有利于保持法治建设正确方向，有利于彰显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中国特色。推动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要以核心价值观的理想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实行适应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司法政策，增强适用法律法规的及时性、针对性、有效性，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37]雷浩伟、廖秀健通过梳理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案例，总结出强化组织保障、优化机制设计、夯实制度支撑、创新服务模式等实践路径。[38]P154

　　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载体。张淑芳探讨核心价值观的仪式传播方式问题。在传播观念上，从官方媒体的政治独白转为参与共享方式；在传播方式上，从传播技术、载体和环境，到注重“范式革命”，扩展信息空间；在传播内容上，从宣传教育到注重躬行实践的生活追求；在传播目的上，从阐释党和政府的合法性到建构公众参与、发扬民主的路径；在个人和群众关系上，从个人体悟到集体情感、集体记忆和社会共同体的认同。[31]P174-176关于主旋律电视剧与核心价值观传播路径，杜莹杰认为，主旋律电视剧从维护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合法性向塑造社会价值观和共同信仰转变；通过“家国同构”传统，以“家”说“国”，构建家国一体化共同体；把国家政治意念转化为生命体验和日常生活；通过国家形象，传递中国传统共同价值和现代文明的对接；通过引导行为规范，构建美好和谐社会。[32]P185孟迎辉等探讨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提出建立日常礼仪活动规范机制、日常文化活动渗透机制、日常生活话语转换机制、日常生活环境营造机制，以及日常法律调控机制、公共政策导向机制、道德回报机制、制度约束机制等制度化路径。[39]

　　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的逻辑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的内容结构。佘双好、马桂馨认为，这些新发展主要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价值更加明确，培育主体更加聚焦，引领作用更加凸显，贯彻融入更加鲜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更加辩证，制度保障更加强化。[14]杨振闻把它概括为6个方面，包含精神实质论，重建中国人精神世界；善治功能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第一要义论，养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民族特色论，植根中华民族土壤；重点人群论，领导干部、公众人物、青少年、先进模范；文化熏陶论，以文化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40]黄蓉生、石海君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是其历史逻辑；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一致性是其理论逻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路径是其实践逻辑；文化自信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其发展逻辑。[19]P65-74

　　核心价值观反映和回答的时代问题。毕红梅、吴明涛认为，它回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生成逻辑、重要意义和建设路径等问题。[29]王易、田雨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经验，突出其必要性和重要性，诠释其新的历史定位，阐释其新时代的目标追求和路径选择，回答“要不要培育”“培育什么”和“如何培育”等课题，为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2]黄蓉生、石海君认为，核心价值观立足中国梦，凸显其战略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其民族性；服务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展现其实践性；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彰显其国际性。[41]孙淑秋认为，它在战略定位上体现筑牢根基与统领全局相兼顾，在思想渊源上体现守护历史根基与彰显时代特色相统筹，在培育内容上体现完整性与系统性相统一，在培育对象上体现整体覆盖与重点突破相协调，在培育原则上体现了显性培育与隐性培育相融合，在培育路径上体现了全局谋划与严抓细节相衔接。[4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的方法论。吴勇锋认为，它具有鲜明的战略导向、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群众导向和实践导向特征。战略导向聚焦使命愿景，目标导向回答时代之问，问题导向化解现实挑战，群众导向彰显价值旨归，实践导向指明实现路径。这“五个导向”构成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论述的基本框架。[13]战略思维方法。沈卫星、曹雪认为，其战略目标在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战略地位在于渗透在治国理政、经济活动、精神风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其战略现状是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其战略举措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方略。[5]辩证思维方法。蒋翠婷、石书臣认为，核心价值观的层次结构，体现国家、社会、个人的相结合，其基本内容体现主导性与兼容性相结合，其表述形式体现知行合一，其重要举措体现德治与法治相结合。[43]

　　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中的问题和拓展路径

　　(一)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关于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核心价值观是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提出的问题，核心价值体系是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有的提出核心价值观“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基本方向和基本特征”。这种论断颠倒了二者之间的逻辑和历史关系。有的模仿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属性，说明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属性。吴潜涛指出，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割裂二者关系谈核心价值观，是错误的；把两个概念混淆使用，是错误的；忽视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或者忽视核心价值体系的统领作用，也是错误的。[9]

　　关于核心价值观与集体主义的关系。有人认为，在核心价值观这面旗帜上，闪烁着“人民至上”“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核心价值观本质的集中体现。通过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知道，集体主义是工业革命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工人阶级领导社会革命过程中的价值观念。没有集体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也谈不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集体主义的延伸。

　　关于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历程。有的把中国共产党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历程，划分为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各时期，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的论题。有的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留下的“世纪性价值难题”，是“世界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的“世界性价值难题”。党的十八大提出核心价值观，作为标志性概念，有其明确内涵。如果把“核心价值观”概念提前到民主革命时期，甚至提前到科学社会主义创立时期，无论是革命主题、社会目标、阶段任务、指导思想，都存在历史错位和理论错位。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拓展思路

　　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质的研究。社会主义是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载体，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表达。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道路的价值指引，是中国理论的目标指向，是中国制度的价值表达，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这是研究核心价值体系的本体论。深入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与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的联系的研究，从社会主义本质高度考察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战略意义，回答核心价值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社会定位。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本体论决定功能论。核心价值体系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导航意义，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导向意义，对于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交流交锋交融具有安身立命意义，对于培养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的铸魂意义。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工程，是坚持和完善国家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工程，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战略工程，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铸魂工程。

　　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价值目标。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梦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伟大”相融相和；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相辅相成。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都与核心价值观相关；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规划和部署都以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党的建设的制度体系、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都蕴含核心价值观；重大历史事件、重大发展成就、防范重大风险挑战矛盾、涌现重要历史人物等，都蕴含核心价值观。

　　注重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进程研究。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是一定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在观念上的反映，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把个人、国家、社会和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为党的初心使命而奋斗。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统领唯物史观、人生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改革创新精神、社会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概念的发展，考察其中的历史联系、逻辑联系、实践联系，是拓展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研究的基础。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历史发展进程，探寻其来源、历程、现状和方向，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研究的基础工作。

　　厚植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地研究和吸收古今中外文明成果，挖掘人类创造的文明智慧，弘扬那些超越时空、跨越国度、具有时代价值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传统美德、价值理念，植根于中国新时代土壤，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注重不同价值观的差异和冲突，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比较中求进步。

　　进一步凝练和充实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提出“3个倡导”“12个理念”“24个字”是基本内容，即“最大公约数”。核心价值体系是开放的发展的体系。根据社会发展要求，提炼更加精练、更加急需、更符合时代精神的核心价值观。提炼核心价值观，应分清社会制度价值观和人民生活价值观；应该是目标性价值观，不是工具性价值观；应该是具有超越性的理念；应该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理念。[37]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使命、担当、责任、奉献、服务等观念，都反映人生的价值取向。“五大发展理念”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可以成为核心价值观的范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科学、推崇技术也是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拓展坚持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培育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路径。人类的社会实践是追求价值的实践，价值观是在社会实践中的目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社会实践，都包含核心价值观。把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核心价值观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自觉标尺。发挥人民英雄、时代楷模、当代雷锋等英雄人物的模范带头作用，发挥全国道德模范人物、最美医生、最美教师、最美警察、最美村官等人物的典型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2]王易,田雨晴.习近平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贡献[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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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刘仓(1975—)，男，河北滦州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杨璐(1997—)，女，河北曲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