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力】历史从这里走来——重读邓小平的“北方谈话”与“南方谈话”

　　[摘 要]“北方谈话”和“南方谈话”都是在重大的历史关头邓小平为中国指明前进方向的政治宣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典。尽管作为一种思想的起点，它们已经转化成为了历史，但其精神实质仍在参与着现在，还将影响着中国的未来。重读两篇谈话，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新时期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发展的历程，理解邓小平作为时代的先行者、改革的引路人的历史功绩和伟人情怀，从而更加坚定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开拓前进。 

　　[关键词] “北方谈话”、“南方谈话”、新时期 

　　  

　　解读一位伟人可以明晰一部历史。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的言行和著作承载着新时期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和邓小平理论发展的历史图景，是我们理解和研究改革开放史的必读书。1978年9月的“北方谈话”和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指明前进方向的政治宣言，是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光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典，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充当了理论先导和舆论准备的作用。两次谈话相隔14年，其中一以贯之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振兴民族、利益人民的伟人情怀。其内涵之丰富、思想之创新、情感之真切、影响之深远，在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一、从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到解除姓“资”姓“社”争论的束缚 

　　  

　　邓小平时代的共和国史是一部不断突破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化认识，解放思想的历史。两篇谈话有力地推动和正确引导了新时期两次思想解放运动。 

　　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继续坚持“左”的错误，并以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和地位为名，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制造新的思想禁锢，致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邓小平以无产阶级老革命家的敏锐眼光，对现实存在的问题和中国未来的出路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率先在科技教育领域领导拨乱反正，否定对教育战线 “两个估计” 的错误评价，为知识分子正名，旗帜鲜明地批评“两个凡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要求彻底粉碎“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种种精神枷锁和思想禁区。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因直指思想路线的要害而引发大讨论。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首先表明了对讨论的赞同意见，提出：“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①]在他的带动下，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一批老同志纷纷发表支持讨论的意见。然而“凡是派”采取“不表态”、“不介入”的冷漠态度，甚至压制和阻挠，使讨论难以大范围展开，致使一些人心存疑虑，采取观望态度。9月，邓小平在访问朝鲜的回国途中，视察了东北的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和鞍山等地。在历时一个星期的考察中，他不辞辛苦，走一路、看一路、讲一路，正如他自己所形容的是“到处放火”，充分讲明了“思想路线问题”[②]。“北方谈话”由五次不同时间、地点的谈话组成，其中多次强调“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③]“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④]“要开动脑筋，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⑤]他进一步尖锐批评了“两个凡是”，进而回答了“怎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大问题。他说：“‘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⑥]在他的参与和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得以正确开展，并将一个理论是非问题转化为思想路线斗争问题，“以此为武器，向坚持保守的‘凡是派’领导人发动凌厉的攻势，最终把思想优势转化成了政治优势。”[⑦]“北方谈话”后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先后有2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组织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领导人先后肯定和支持的表态，对此《人民日报》均在显著位置进行了报道。10月和11月两个月期间，“人民解放军11个大军区的部队领导干部、5个兵种和三个军委直属大单位的领导干部，都通过报纸公开表明了自己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立场和态度。”[⑧]“北方谈话”有力地推动了思想解放的进程，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理论和政治基础。 

　　14年后，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处于改革攻坚阶段的国内局面，使中国的发展再一次面临思想解放的挑战。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历经70年最终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纷纷失败，共产党下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西方反华势力借此机会大搞和平演变，反华、反共的势头一浪高过一浪。一时避免重蹈苏东覆辙，谨防“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警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严峻考验。国内由于经济过热，从1989年开始进行经济调整，改革形势出现波动。“八九风波”之后，在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过程中，“左”的思想有所抬头，一些人认为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甚至对改革开放提出疑问，要回到改革之前的老路上去。是前进、退缩还是徘徊？邓小平又一次举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1992年元旦过后，他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边考察边思考边倾吐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他鼓励人们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有“一点‘冒’的精神”[⑨]，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⑩]他言别人所不能言，言别人所不敢言，果断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彻底否定了姓“资”还是姓“社”的教条观念，严厉批驳了“左”的错误，提醒人们“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1]从思想根源上解除了束缚改革开放的羁绊。这一问题的突破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提升，而是继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后再次解决了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解决了关系到中国前途和社会主义命运的问题，一系列与此相关联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因此迎刃而解。“南方谈话”带来了新时期又一次思想解放，随之，经济改革驶入快车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展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改革开放攀上了一个新阶梯。 

　　重温两次谈话，我们不仅加深了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的理解，而且在对比阅读中感受到了思想解放的脉动，坚定了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信念。 

　　  

　　二、从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 

　　  

　　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上有两个节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一个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个是中共十四大。前者标志着改革开放的起步，后者掀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然而历史转折的实现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此前的准备和铺垫常常任务更艰巨，意义更重大。“北方谈话”和“南方谈话”就是因为具有这样的作用和意义，而成为了改革开放史上的里程碑。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之所以视察东北，并做出“北方谈话”，一方面由于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东北走在了前面，可借此成燎原之势；另一方面由于东北是我国的重工业基地，在即将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将扮演重要角色。“北方谈话”表明此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在邓小平心中已经形成。1982年在回忆起这次谈话时邓小平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2]东北之行对大庆、鞍钢两企业的考察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想法，这在“北方谈话”中都有所表达。他提出要改革僵化的体制，对技术和管理进行一场革命。在听取黑龙江省常委汇报工作时，他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13]次日在长春他又指出：“企业管理，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14]对于鞍钢的改造和建设，他的一番话是极其深刻的，他说：“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我们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发展生产，增加职工收入。”[15]“北方谈话”邓小平以过人的胆识和超前的认识，点燃了中国改革开放之火，开启了经济腾飞的乐章。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等地，做出“南方谈话”更非时间、地点的偶然。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一方面这里利用外资多，引进国外技术和管理经验多，对外贸易多，特区的建设成就是回击姓“资”姓“社”思潮的有力依据；另一方面这里率先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率先进行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政治体制和政府机构的改革，为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借鉴和经验。从邓小平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6]，到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经过10几年的改革实践，此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准备和实际条件已基本成熟。邓小平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大胆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7]“南方谈话”的观点为此后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所吸收，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从而将改革开放引向深入。“东方风来满眼春”，在邓小平“抓住时机，快速发展”，“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思想的激励下，我国经济发展出现可喜局面。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6638.1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4.6%。1993年继续保持上一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势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634.4亿元，突破3万亿元大关，比上一年增长了13.5%。[18]“南方谈话”因为进一步推动了思想解放，解决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所以成为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三、邓小平理论从初步形成到最终完善 

　　  

　　“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的开山之作，而“南方谈话”则是邓小平理论的集大成。对照两篇谈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脉络，寻检到理论是怎样随着实践的推进而一步步实现走向完善的，从而加深对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列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与理解。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两篇谈话都是这一思想的直接产物，同时它又是两篇谈话的灵魂，是始终高扬的主题。“北方谈话”以实事求是击败了“两个凡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南方谈话”则是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认识的一次新飞跃。 

　　第二，邓小平理论作为科学体系，其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南方谈话”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邓小平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然而这一认识也同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北方谈话”中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表述。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归根结底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上，在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他说：“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社会？”[20] 可见早在14年前，邓小平已经将发展生产力和人民生活富裕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联系起来。 

　　第三，两次谈话都对改革开放的目标、内容、途径、步骤等方面做了较多论述。“北方谈话”主要是针对企业管理和分配制度来谈改革，围绕吸引世界先进技术来谈开放，在这里改革开放的思想还没有形成体系。而“南方谈话”时改革开放已进行了十几年的实践，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发展，已经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全面铺开。因此，“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才高屋建瓴地指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经营方法。”[21] 邓小平的拿来主义真正实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第四，培养人才、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一直是邓小平关心的问题，“南方谈话”中他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22]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北方谈话”中有一篇与沈阳军区常委的谈话，主要讲了干部队伍的整顿和选拔干部的标准。他说：“通过运动主要是把班子搞好，把作风搞好……选拔干部，要注意人的品质，注意思想，宁可笨一点，朴实一点，不要只看他会说会写。一定要注意干部路线。”[23]这里邓小平的观点不仅带有鲜明的纠正“文革”错误，肃清“四人帮”遗毒的时代特点，而且也表明了他任人唯贤的一贯主张。“南方谈话”时邓小平再次强调组织路线是正确的政治路线的保证，并详细阐述了在帝国主义大搞和平演变的国际背景下，要按照干部 “四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的重要性。“南方谈话”被称为是邓小平对第三代领导集体和全党、全国人民所做的政治嘱托和交代，由是可观。 

　　邓小平理论是极其丰厚的，两篇谈话中所贯穿的思想也远远不只上述几方面，如发扬民主、国际战略、发展科技教育、加强军队建设等等，都有所提及。当然，“北方谈话”还只是邓小平理论的雏形，还不够系统和全面，而“南方谈话”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刻论述，是邓小平理论的一次大融会。比较两篇谈话的精神内涵，足以证明邓小平理论是发展的理论，是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科学的理论，“南方谈话”后20多年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四、两次谈话与共和国的历史走向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尽管35年对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来说不算长，但35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发展规律，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民族复兴史，她具有独特、鲜明、急速、巨变的时代特征。对于要闯出一条新路的中国来说，来自于自身实践的直接经验是弥足珍贵的。 

　　一是坚持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不断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法宝。两次思想解放的历史已经证明，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力量源泉，是来自35年历史和实践的宝贵经验。我们的思想解放没有别的目的，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处理好坚守最高目标与完成时代使命的关系，使中国的发展道路既不偏离社会主义，又能促进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和谐富足，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这是思想解放要秉持的原则和理念。进入21世纪，世界和中国的形势、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与“北方谈话”和“南方谈话”时相去甚远，新形势、新问题要求我们必须有新的思想解放，只有这样，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才能不断向前推进，才能创造一个又一个新局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系列新任务、新举措、新目标，这既是思想解放的巨大成果，同时也是对思想解放提出的新挑战。 

　　二是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是我们有效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机和活力的关键。两次谈话有力地揭示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必须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以此来带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各方面全方位的改革和建设。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曾意味深长地讲：“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24]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中等收入陷阱严峻地摆在我们面前，问题之多、矛盾之深、困难之重，正如小平同志所讲的，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实践证明，只有用改革的精神来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把改善民生、利益人民大众作为改革开放的主要诉求，才能坚定信念、赢得民心，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三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新成果，即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这些问题的明确回答，不但解决了实践中遭遇的一个又一个关键性难题，而且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指明了道路，是在须臾不能丢弃和偏离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25]与邓小平当年提出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6]其理论内涵和精神实质一脉相承，都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之路，是中国发展的唯一的光明之路。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4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77页。 

　　[④] 同上，第80页。 

　　[⑤] 同上，第81页。 

　　[⑥] 同上，第79页。 

　　[⑦] 武市红、高屹主编：《邓小平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70页。 

　　[⑧] 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251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⑩] 同上。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11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77页。 

　　[14] 同上，第78页。 

　　[15] 同上，第82—83页。 

　　[1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6页。 

　　[1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1993年，第373页。 

　　[18] 参见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6页。 

　　[19]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1993年，第373页。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3页。 

　　[2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22] 同上，第380页。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82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1页。 

　　[25]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2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