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雪梅】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文化建设经历了四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进行拨乱反正，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0世纪90年代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流行文化盛行、消费主义初见端倪格局下，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跨入21世纪，实现经营性文化产业和公益性文化事业分离，重塑文化市场主体，激发文化活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华文化“走出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新时代，强调坚定文化自信，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目标，内“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外倡导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党的十九大突出文化在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事业和建设美好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作用，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1]的任务。经过4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文化建设与国家改革发展协同促进，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成就：

　　一、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一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逐步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八大以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开辟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二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凝聚全社会向上向善力量。三是始终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最大限度地焕发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推动优秀文化产品大量涌现，丰富了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四是坚持改革创新和科技进步，创新文化发展理念，破除制约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保障水平，大大拓展了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在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五是显著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坚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倡导文明交流互鉴，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形象和我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繁荣发展了社会主义文艺，丰富人们的精神食粮

　　文学艺术是我国社会文化生活的主体，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精神风向标。在改革开放初期，“伤痕”“反思”“改革”和“寻根”类的文学与电影交互辉映，涌现大批反映现实、尊重生活、捍卫尊严的优秀作品。期刊《人民文学》《小说月报》发行量均在100万份以上。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氛围下，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繁荣发展，题材、主题、形式、风格多样化。国家实施文艺创作精品工程，鼓励创作者深入基层生活、服务群众、服务基层，创造优秀的主旋律艺术作品。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文艺作品质量。

　　得益于国家文化政策的支持、鼓励，中国文艺界人才辈出，佳作迭现。以文学为例，既有《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尘埃落定》《繁华》等口碑力作，也有不少作品获得国际认可。继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2015年刘慈欣以《三体》、2016年郝景芳以《折叠北京》，先后获得科幻界“雨果奖”，2016年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电影作品在国际上表现尤其靓丽。在1987年《红高粱》获得第38届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后，《霸王别姬》《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秋菊打官司》《香魂女》《晚钟》《双旗镇刀客》《黄河谣》等影片陆续在国际上获得大奖。《卧虎藏龙》高居当年北美外语片票房首位，《英雄》居第三名。后来的《功夫》《一代宗师》以及合拍片《功夫熊猫》续集、《长城》、《我们诞生在中国》等，也都在海外市场上赢得了主流观众的认可。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较长时期以娱乐为主要功能的流行文化盛行，主流文化边缘化，近年来，现实主义精神回归，文艺工作者观照现实、与时代相拥、传递正能量的创作越来越多。如反映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十八洞村》，反映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伟大实践的纪录片《纪录中国》《将改革进行到底》《永远在路上》《大国外交》《辉煌中国》《创新中国》，电影《百团大战》《血战湘江》，电视剧《海棠依旧》《彭德怀元帅》《绝命后卫师》，戏剧《雨花台》《西安事变》等，生动塑造了革命先辈和模范的光辉形象，弘扬了崇高理想和英雄气概；《湄公河行动》《空天猎》《红海行动》等，彰显时代精神。

　　文艺产品日益丰富。1979年生产故事影片67部，2002年100部，科教、纪录、美术片69部。其时，每年发表的诗歌近5万首，中篇小说约5000篇，长篇小说接近1000部，散文作品更不计其数，全国有600余种文艺刊物。电视连续剧年拍摄量便达10000余集。[2]2017年，生产电视剧310部13310集，电视动画片83599分钟，全年生产故事影片798部，科教、纪录、动画和特种影片172部。[3]互联网时代创新了文艺观念和文艺形态。以网络小说为主的网络文学经过20年发展，已走向类型化，创作主体大众化。截至2017年底，全国网络文学创作队伍约1400万人，重点文学网站的原创作品总量达1646.7万种[4]，其中不乏像《芈月传》《甄嬛传》《琅琊榜》这样广受欢迎的作品。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3.78亿，占网民总体的48.9%；手机网络文学用户规模为3.44亿。[5]网络文学改编为影视、网游与动漫等新文艺形式，形成网络文艺与网络文娱产业，影响力已辐射至海外。传统艺术得到保护传承。文化部建立了国家优秀保留剧目演出制度，举办中国艺术节、中国京剧艺术节、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全国民营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等活动，推动各艺术门类创作的繁荣和发展，为大众创造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广大文艺工作者把深入生活搞创作与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结合起来，为基层送文化种文化，把优秀文化送进了千家万户，弘扬了乌兰牧骑的“红色文艺轻骑兵”精神。

　　三、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

　　从“六五”时期开始，政府加大财政投入，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长持续保持两位数。2017年，全国文化事业费为855.8亿元，全国人均文化事业费61.57元，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0.42%[6]。公益性文化单位改革运行机制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目标。2005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上日程，推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农家书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等文化惠民工程，改善文化民生。2004年开始，国有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逐步实行免费开放制度。2012年，覆盖城乡的六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基本建立。在此基础上，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点是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水平，促进城乡、区域发展均衡，公共文化建设一是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二是加强农村，尤其是革命老区、民族、边疆、贫困地区的扶助。2017年3月、11月，先后颁布《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通过法律形式明确了政府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责任。

　　截至2017年末，全国文化系统所属及管理的文化单位共有32.64万个，从业人员248.3万人。艺术表演团体15752个，全年演出293.77万场，其中赴农村演出184.44万场；国内观众12.49亿人次，其中农村观众8.3亿人次。出版各类报纸368亿份，各类期刊26亿册，图书90亿册（张），人均图书拥有量6.49册。公共图书馆3166个，图书总藏量9.7亿册，电子图书10.26亿册，全年全国公共图书馆流通总人次7.45亿，为读者举办各种活动155590次，参加人次8857万。群众文化机构44521个，组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197.86万场次，服务人次63951万。[7]全国博物馆4873家，非国有的1600多家，免费开放的博物馆4246家[8]，每年举办展览3万多个，开展约11万次专题教育活动，2016年参观人数约9亿人次。[9]有线电视实际用户2.2亿户，其中有线数字电视实际用户1.98亿户；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8.7％，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9.1％。[10]全国银幕总数达50776块。[11]有245条农村数字院线、5万余支放映队活跃在基层，实现了流动电影公共服务全覆盖，确保了“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目标。努力建设“书香中国”，开展全民阅读活动，10亿册图书送到了农村读者的家门口，有效读者达到了9亿人。[12]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覆盖城乡的服务网络基本建成，已覆盖城市社区和农村自然村。中国的文化基础设施、场所及技术得到了全面提升，文化供给正在由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改革开放同步伐、齐奋进。4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断健全，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取得丰硕成果。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研究和回答我国发展和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出一大批重要学术成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党的理论创新过程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作出了重大贡献，也形成了不可比拟的优势”[13]。主要是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建设，在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和巩固全民族共同的思想文化基础，在营造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等方面，贡献了智慧和力量。[14]

　　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中国女排异军突起，在1981—1986年世界大赛中获得“五连冠”，成为中国体育运动史上的精彩篇章。1984年7月，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15]在美国洛杉矶第23届奥运会亮相，231名运动员以15枚金牌位列第四，开启了中国竞技体育和奥运历史的新时代。截至2016年底，我国运动员获得世界冠军数已达3210个，创超世界纪录达1120次。目前，在跳水、乒乓球、射击、体操等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在游泳、花样游泳、田径、帆船帆板等项目上有新的突破，滑翔、国际象棋等非奥项目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为积淀体育文化和形成雄厚的群众体育基础，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国家体委于1995年6月发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推动体育场馆建设，组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加快体育社会化步伐。2001年，北京赢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举办权，以此为契机，国家提出竞技体育的“奥运战略”和群众体育的“全民健身战略”协调发展，努力构建群众性的多元化体育服务体系，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质。群众体育蓬勃发展。2012年体育产业增加值为3135亿元，2016年为6475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0.6%增至0.9%。

　　四、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增强文化自觉与自信

　　文化遗产领域最早立法保护，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建立以国家保护为主，动员全社会参与的文物保护体制。1982颁布《文物保护法》。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由文物管理转向对文化遗产的综合管理。从2011年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到2017年初《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发布，我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进行顶层设计、分类指导，抢救保护濒危文物，实施馆藏文物修复计划，加强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中的文物保护，除了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人故居保护和城市特色风貌管理，近年来，我国进一步拓展文化遗产管理的分支领域，延伸文化遗产管理的时空范畴，先后加强了对传统节日、工业遗产、老字号遗产、大运河遗产、20世纪遗产、文化线路遗产、农业文化遗产、南海丝路文化遗产、抗战文物、“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和儒学遗产等的专项管理，并由文化遗产本体管理延伸到对周边环境和文化生态的整体管理。

　　开展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完善保护名录体系，组织开展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和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两次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近76.7万处、国有可移动文物约1.08亿件（套）。分门别类建立了多层级的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国务院公布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4296家，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共1372项，五批国家珍贵古籍12274部，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180家，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33座，认定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1986人，历史文化名镇252个、名村276个，传统村落4153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91个、中华老字号1128家。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2项，居世界第二。珠算、二十四节气、中医针灸等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国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名录项目总数达39项，居世界第一。[16]莫高窟等文化遗产成功进行了数字化保护。文化遗产学科建设也卓有成效。

　　古籍保护方面，自1981年国务院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订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在有条件的大学成立古籍研究所，严格古籍保护制度，开展“汉籍回国”工程。迄今，中国主要古籍得到了整理、校注、今译和研究性出版，并运用现代技术修复、保护，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

　　习近平提出“保护文物也是政绩”[17]的理念，强化了政府在文物保护中的重大责任。对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他提出了新思路：“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18]“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19]，实现以文化人。《舌尖上的中国》《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宝档案》《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等代表性节目，创新文化传播方式，让文物走近寻常百姓，让经典焕发新的光彩，激发了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我国对文化遗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认识加深，文化遗产管理制度不断优化和创新，文化遗产公共资源属性日益得到巩固和强化，文化遗产价值日益显现。

　　五、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构建了文化经济和经济文化

　　改革释放活力。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后，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等问题，少数文化单位率先开始经营机制市场化改革的尝试，试行“事业单位属性，企业化管理”的双轨制运行，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出现了图书、娱乐、演出、音像和电影等文化市场。党的十六大实现经营性文化产业和公益性文化事业分离，重塑文化市场主体。十几年来，文化产业发展一路高歌猛进，文化产业增加值不断刷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提高。从2005年至2018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8.9%[20]。2017年，全国5.5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91950亿元[21]，百亿级的出版集团有17家，形成了9个大类文化产业，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娱乐休闲服务、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文化消费终端生产。文化产业整体规模和实力不断提升，中国主要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成为世界第一出版大国、电视剧大国、广播大国、动漫大国，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

　　其中，中国电影和新媒体等领域最富有特色。中国电影走过了一条马鞍型发展道路，经历了从高峰到低谷再到复兴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中国电影与时俱进的巨大生命力。[22]中国电影在1979年创造了全年290多亿观众人次的纪录，每个中国人年均观影接近30次。电影的黄金时期随着1980年代中期电视媒介的迅速普及面临着巨大挑战，不但逐步进入低谷，并由现实主义向“娱乐化”艰难转型。新世纪以后，在内外压力下进行彻底的产业化改革，中国电影进入了复兴新阶段，创造了市场奇迹。电影票房从2002年的10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559.11亿元（86亿美元），仅次于北美的111亿美元，增长近56倍。其中，国产电影票房301.04亿元，占票房总额的53.84%；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42.53亿元。《战狼Ⅱ》这部爱国主义影片以56亿元票房，名列中国电影史上最高，也是第一部跻身全球票房第六位的非好莱坞影片。还有15部影片票房超过10亿，51部过亿元。

　　得益于人口红利、互联网效应、资本推动与政策环境等，2017年，中国传媒产业总规模达1.89667万亿元，虽然传统媒体不断萎缩，仅占五分之一，其中报刊、图书等平面媒体的市场份额不到6%[23]，但新媒体崛起，带动传媒业向好态势。数字出版每年都以30%以上的增速领跑出版业，2017年营业收入达到6978亿元[24]，网络广告市场规模超过3800亿元，网络游戏突破2000亿元，动漫产业总产值1600亿元，网络视频将近1000亿元[25]。手机（移动终端）动漫标准成为首个由中国制定的文化领域国际技术标准。以原创内容为核心的文化创意产业链形成。我国文化市场的快速发展，实现文化产品从供给不足到极大丰富的巨大转变，较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文化需求，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文化消费市场之一。

　　六、提升了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在不断创新观念、思路、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激发了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热情，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对外文化交流格局，提高了文化开放水平。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文化工作在服务于外交的同时向文化本身复归，逐步形成官方和民间并重、政府交流项目和商业展演项目并举、临时项目派出和文化中心建设并行的对外文化交流体系。在文化交流中出现“杂技热”“京剧热”“地方戏曲热”，但主要是文化“引进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逆差严重，与文化技术、文化资本、文化产品相伴而来的是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与渗透。为改变被动局面，2003年12月，国家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主动参与国际文化竞争，努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宣传和对外文化工作的新格局。2004年，创办孔子学院，推广汉语言。通过与不同的国家协议举办互惠的“文化节”“文化周”“文化季”“文化年”等活动，加强文化交流，增加对彼此文化的了解。2008年的奥运会、2010年的世博会，成为重大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平台。加快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设，举办海外“欢乐春节”（2010年）活动；实施中国图书国际推广工程、文化传播海外基础工程，扩大留学、人文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加紧在海外布点，海外新闻信息的原创率、首发率、落地率不断提高。政府对外文化交流方面，我国已与157个国家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初步形成覆盖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间文化交流与合作网络。1988年7月，中国在毛里求斯首都设立第一个海外文化中心。如今已投入运营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30个、中国馆14个，开展各类文化活动达4000余场次，直接受众达到800余万人次。近5年，新华社稿件在世界主要通讯社互引统计中位居榜首；中央电视台海外整频道用户达4亿户，分布在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多边国际文化交流合作方面，我国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平台，深度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的修订和实施，提升国际文化话语权。我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总数达到39项，位居各缔约国之首。

　　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品牌逐步树立。2017年“欢乐春节”活动在140个国家、500个城市开展了2000多项活动，直接观众达2.8亿人次。截至2017年底，14年里，我国已在14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525所孔子学院和1113个孔子课堂。中外人文交流除了文化节展、文物展览、博览会、书展、电影节、体育活动、旅游推介和各类品牌活动，还在Facebook、YouTube、Instagram、Twitter等海外四大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开设“中国文化”账号，加强与海外公众互动交流。中外智库交流频繁。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搭建起中外思想对话桥梁。

　　影视方面，2012年以来，我国有1600部中国影视剧被译成了36种语言，登上了100多个国家的电视荧屏。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每年向海外销售2万多小时各类影视节目，在200余个国家和地区播出。《琅琊榜》在YouTube的播放量达到1.54亿，《欢乐颂》的播放量超过两亿。[26]由美国探索频道推出的纪录片《中国：习近平时代》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播出，这是国际主流媒体首次播出全面、系统地解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节目。

　　改革开放以后，有偿演出和展览成为新的文化交流形式。1992年，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为国家创汇300万美元。[27]中国文化贸易曾长时期存在巨大的逆差，2001年对外文化贸易被纳入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逐步建立对外文化贸易体系，市场主体多元，核心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现在图书、数字出版和版权三大国际贸易逐年提升，已站在世界前列。2016年，图书版权输出1万种，引进和输出品种比例由2003年的15∶1降低到2016年的1∶1.6，缩小了逆差。使用汉语教材的国外公众已达2000多万人。[28]音乐、游戏、动漫、网络文学作品已经在世界领跑。按照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文化贸易全球化：文化消费的转变——2004—2013年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国际流动》，从2010年开始，中国已是世界文化产品出口第一大国。[29]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2013年，中国文化产品进出口从60.9亿美元攀升至274.1亿美元，年均增长16.2%；文化服务进出口总额从10.5亿美元增长到95.6亿美元，年均增长24.7%。2017年，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1265.1亿美元，其中，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971.2亿美元，顺差792.6亿美元；文化服务进出口总额293.9亿美元，逆差170.5亿美元。文化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游艺器材和娱乐用品、广播电影电视设备出口，占比提升至34.5%。[30]美国、中国香港、荷兰、英国和日本为中国文化产品进出口前五大市场，共计占比超过一半。但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占整个贸易比例依然较小，文化服务出口表现疲弱，核心文化服务贸易逆差依旧较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我为主，兼收并蓄，以独立开放的姿态，着眼于扩大中华文化影响，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全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重点加强了话语权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中国梦成为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生动载体。习近平、李克强等领导人亲自在国际交往中积极介绍中国，在西方重要媒体发表文章，直接传播中国发展理念、发展经验、发展方案，对抹黑中国的言论公开驳斥。在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泛滥的情形下，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价值理念，以新型义利观为指导的“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战略理念。2015年，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面向全球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017年2月10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载入联合国相关决议。2018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7届会议通过中国提出的“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呼吁各国共同努力，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在联合国文件里，第一次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项中国理念同时写入。随着“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中华文化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理解。中华文化需要充分展现自己的独特魅力，为全球贡献更多的中国创意，提供更多的文化精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1]　《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　张炯：《新中国文学五十五年的成就和前瞻》，《张炯文存》第4卷文学史论（下），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6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光明日报》2018年3月1日。

　　[4]　《〈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2017）〉发布》，《光明日报》2018年5月21日。

　　[5]　马北北、黄昭：《第二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在京启动》，http://news.cyol.com/yuanchuang/2018-07/08/content_17362874.htm。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7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文化报》2018年6月1日。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7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中国文化报》2018年6月1日。

　　[8]　中共国家文物局党组：《砥砺奋进辉煌五年——党的十八大以来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新成就》，《中国文化报》2017年10月17日。

　　[9]　雒树刚：《国务院关于文化遗产工作情况的报告——2017年12月23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中国文化报》2018年1月4日。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光明日报》2018年3月1日，第13版。

　　[11]　牛梦笛、李倩：《2017中国电影成绩喜人》，《光明日报》2018年1月5日，第9版。

　　[12]　柳斌杰：《中国出版与文化自信》，《出版参考》2018年第1期。

　　[13]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27页。

　　[14]　参见郑成宏、张君荣：《与改革开放同步伐齐奋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7月2日。

　　[15]　1952年，中国曾组队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但此时国际奥委会尚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

　　[16]　雒树刚：《关于文化遗产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国文化报》2018年1月4日。

　　[17]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90—191页。

　　[18]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3页。

　　[19]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93页。

　　[20]　《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文化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逐年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9-07/26/content_5415564.htm。

　　[21]　《2017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0.8%》，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shuju/2018-01/31/content_5262448.htm。

　　[22]　尹鸿：《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23]　崔保国：《传媒蓝皮书——2018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24]　柳斌杰：《中国出版与文化自信》，《出版参考》2018年第1期。

　　[25]　崔保国：《传媒蓝皮书——2018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26]　牛梦笛、杨杉：《国产影视作品受海外市场欢迎》，《光明日报》2018年5月22日。

　　[27]　欧阳雪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第231页。

　　[28]　柳斌杰：《中国出版与文化自信》，《出版参考》2018年第1期。

　　[29]　UNESCO, The Globalization of Cultural Trade: A Shift in Consumption, Montreal: U1S 2016, p.33.

　　[30]　鲁元珍：《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光明日报》2018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