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雪梅】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三题

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史专题

　　［编者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学术史是学术研究的历史，是对学术研究进展的及时反映，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当代中国史研究》自创刊以来，秉持“研史通变，资政育人”的办刊方针，密切关注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前沿，积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深入探讨治国理政历史规律，科学总结当代中国成功经验，先后共刊发各类学术文章3000余篇，及时反映了当代中国史学术研究的进展。为继续推动当代中国史研究深入发展，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本刊特开设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史专题，推出系列笔谈文章。本期两篇学术史文章主题分别为近30年来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三题。文章结合新时代新征程国史研究的新任务新要求，系统梳理了其研究进展及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准确把握相关领域发展现状，明确今后努力方向，加速推进国史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国史学科知识体系。

当代中国文化史研究三题

欧阳雪梅

　　当代中国文化史（以下简称文化史）是新中国史的分支学科，是从国家的角度研究文化发展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不断拓展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丰富了文化史研究的内容，推动了文化史研究繁荣发展。文化史研究与时代同行，不断深化、日渐繁荣。对此，笔者拟围绕文化史研究的繁荣发展、“三大体系”建设、热点问题研究这三个主要问题展开探讨，以期深化对相关领域的研究。

文化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中国共产党一贯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毛泽东早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提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并强调：“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这一重要论述对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做了清晰判断，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对革命文化（亦即本文所指的红色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做了概括。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如何发展新中国文化事业做了相关部署，规划了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文化建设事业的推进，文化史研究也随之起步。例如，1954年即新中国成立5周年时，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薛和昉编著的《新中国五年来文化教育的成就》一书。又如，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1959年9月24日的《光明日报》刊发了丁西林的《以文会友和气致祥——十年来中外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一文，对10年来中外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做了简要回顾。与此同时，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分别出版了国家统计局编的《伟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上海市统计局编的《胜利十年：上海市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资料》，这些统计资料虽较好地反映了10年来文化建设的成就，但尚难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史研究。

　　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史研究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给文化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活力，激发了国内学者开拓文化史研究的兴趣，并于80年代形成了“文化热”。

　　1979年9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标志，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经历挫折后转入正轨，逐渐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兴国之要，文化开始向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全覆盖，其经济属性更加得到重视，文化史研究也日益繁荣发展。

　　1982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第一次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他在会上倡议：“对建国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作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这不仅是为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积累资料，而且可以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随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所属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提出方案，准备编写出版一套多卷本的定名为《当代中国》的大型丛书。中共中央宣传部部务会议讨论胡乔木的指示后决定积极贯彻执行，并立即着手组织有关部门编写并出版《当代中国》丛书。从1983年开始启动，150卷、1亿字、3万幅图片的《当代中国》丛书于1998年基本完成，并于1999年6月出版了电子光盘版。该丛书的出版是文化史研究繁荣发展的直接体现，而其中的一些卷册则更是集中展现了文化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如文字改革卷、广播电视卷、新闻出版卷等，均对新中国成立30多年相关领域的进展做了详细叙述，为之后的文化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专门的文化史研究论著也陆续出版，其研究的系统性、科学性持续加强。其中，1992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张顺清等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成果之一。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强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随即，一大批有关文化史研究的学术专著相继问世。其中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包括黄楠森等主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夏杏珍主编的《五十年国事纪要·文化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等。与此同时，1994年创刊的《当代中国史研究》也刊发了大量文化史研究成果。

　　进入新世纪，面对“告别革命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错误思潮，加上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文化发展面临着新的严峻挑战，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强调：“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到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历史重任。其间，围绕改革开放3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等重大纪念活动，文化史研究持续升温，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其中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蔡武主编的《改革发展繁荣——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文化发展报告》（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张颐武主编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化发展史》（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贺少俊等著的《共和国60年文化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等。与此同时，关于电影、新闻传播等方面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也大量出版。其中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包括陈播主编的《中国电影编年纪事（总纲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吴廷俊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深度互动的复杂形势，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空前复杂的情况，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进一步凸显了思想文化力量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战略地位。”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时代文化理论的重大创新有力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精神力量和文化支撑。学界对此高度关注，既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价值内核、思想来源、生成逻辑等做了系统研究，也据此检视、回望历史，加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等专题史的研究。此外，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前后，学界还对新中国文化建设历程、成就及其经验等做了大量研究，推出一大批高质量研究成果，推动了文化史研究持续繁荣发展，其学科主体性日益凸显。

“三大体系”建设

　　与新中国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相比较，文化史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其“三大体系”建设起步略晚。

　　以新中国史专门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以下简称当代所）为例，该所在2001年设立了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室，有了一支专门的文化史研究队伍，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系）成立后，开始招收文化史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其学科体系日益成熟。

　　在学术体系建设方面，从2012年开始，当代所文化史研究室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的开展，多次组织专家就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进行研讨，在前期多年积累的基础上，经过4年集体攻关，于2016年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该书经修订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1949—2019）》为名再版，较为系统完整地书写了新中国70年文化历程及其经验；2022年出版的“新时代这十年”丛书之一《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当代中国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对新时代10年文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做了详细梳理，对其成功经验做了系统总结。在此前后，包括文化史研究室在内的整个当代所源源不断地推出了系列文化史研究成果，较好地搭建起文化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其中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刘仓的《毛泽东关于新中国文化建设思想探析》（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潘娜的《新中国的第四次文代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欧阳雪梅的《新中国文化建设论略》（当代中国出版社2020年版）、欧阳雪梅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设》（河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苏熹的《863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等，为文化史学术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为了解文化建设实况及存在的问题，推动文化史研究深入发展，从2011年开始，当代所文化史研究室每年都会开展国情调研，特别是在2023年还承担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课题“新时代十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成就和经验研究”，先后在浙江、江西、重庆、福建、湖南、四川六省市进行调研并提交了调研报告。此外，当代所文化史研究室还于2017年起举办每年一次的全国性学术年会，通过学术年会这个平台加强了学术交流，汇聚、壮大了文化史研究队伍，扩大了学术影响力，有助于学术体系的建设。

　　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当代所文化史研究室努力作为。例如，欧阳雪梅的《当代中国的文化》（五洲传播出版社2014年出版、2021年修订再版）被译为英、法、俄、西班牙、阿拉伯、波斯文等多种文字，并参加贝尔格莱德国际书展等活动，取得了较好的对外宣传效果。

　　除当代所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文学研究所等，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机构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开展文化史研究，推出系列研究成果，有力推动了文化史“三大体系”建设。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阐释工程重大项目成果——《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报告：走向全面繁荣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从历史的、宏观的角度开展跨学科综合研究，从“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伟大飞跃”“根深叶茂：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蓬勃生机”“赓续文脉：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等多个方面切入形成最新研究成果，全面深入地展示了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成就。又如，杨凤城领衔撰写的《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23年版）一书，用较大篇幅讨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史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相互影响过程及其内在一致性。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随着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复兴文库》“五编”中文化建设的专题文献成册并陆续在中华书局出版，续编《当代中国》丛书被提上日程，智慧图书馆、数字档案馆（室）建设，各研究机构对基层和民间资料的搜集、整理（如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先后征集当代文献史料60余批次，初步整理20多万页资料），以及国际间的文化档案合作出版等，文化史研究的基础日益巩固，研究的视野不断拓展，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其“三大体系”建设成效愈发彰显。

热点问题研究

　　近30年来，文化史研究以国家的文化建设为中心，不仅从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总结新经验，而且还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对大量热点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很有代表性。

　　（一）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史的研究

　　2019年4月15日，陈先达在《光明日报》发表《筑牢文化自信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一文，提出：“改革开放40年，中国介绍西方的文化远远超过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也远远超过西方一些人对中国的了解”。改革开放40多年来，西方文化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引进，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拓展和丰富了我们的研究方法与表现手法，但同时也产生了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主要表现是虚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否定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根基，这是一股极端错误的思潮。对此，学界推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史做了深入探讨。其中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关海宽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经验·问题与路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王永贵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张星星的《新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确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侯惠勤的《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建设理论上的创新》（《新视野》2010年第2期）、欧阳雪梅的《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毛泽东研究》2022年第4期）等，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考察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历程及其时代价值，呈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样貌，驳斥了错误思潮。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对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等做出重要指示批示，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我国文化建设事业繁荣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式提出之后，学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了全面深入研究，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创新和实践魅力。例如，关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姜辉认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内在统一的思想体系，涵盖理论武装、舆论宣传、思想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文化繁荣发展、网络建设管理、文明交流互鉴等方方面面”；“在重大创新观点上，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等一系列原创性、突破性的理论观点，深刻揭示了文化发展、文明传承的内在规律，具有极为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沈壮海则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角度阐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之所以说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正在于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创造性回答当今时代文化之问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原创性成果，并有力引领了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

　　（二）对中国共产党文化观及“第二个结合”的研究

　　关于中国共产党文化观尤其是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化观，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多有讨论。总体而言，学界对此持肯定态度。例如，张允熠把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加以分析，认为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在“实事求是”、真理标准和“小康社会”等命题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方克立则在《“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一文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综合考察，认为：“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之路。它的实质内容就是要解决中、西、马三种文化传统、三大文化思潮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学者提出：“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共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明显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时代的要求”；“继承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对于团结和凝聚十几亿国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意义不言而喻”。也有学者认为“：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基因，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毛泽东文化思想为理论渊源，站在时代高度，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系统论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第一个结合”）取得巨大成就后的“第二个结合”。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学界对“第二个结合”做了系统深入研究。例如，王学斌认为，“第二个结合”的提出，经历了一个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到“有机结合”的过程，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需要从文明演进与交融、理论创新与构建的宏阔视野中把握其内在逻辑。又如，臧峰宇认为“，第二个结合”有力破解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古今中西之争”，以交融会通的方式促进了文化“涵化”，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三）对红色文化发展史的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对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文化的自信，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正如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对此，学界对红色文化发展史做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形成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例如，有学者认为，红色文化的历史演进与中国共产党的演进历程同向而行，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进程中发展壮大。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红色文化，多次强调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并精辟阐释了伟大建党精神，强调：“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这些精神，集中彰显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彰显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加上党和政府对红色文化保护与应用的倡导，肯定其政治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红色文化发展史叙述逻辑与阐释框架不断搭建起来。

　　学界关于红色文化发展史的探究，推进了对一系列基础问题的阐释和解答，尤其是关于红色文化发展历程的逻辑主线、规律与经验等基本要素的研讨、解析，不仅进一步加深了对红色文化本质内核的理解把握，而且更加激发了人们对于红色文化的兴趣，从而启发、鼓舞了当下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和守正创新。有研究统计发现，2000—2018年共出版红色文化代表性研究著作10部；2009—2017年立项的包含红色文化、红色资源、红色文化资源或红色基因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7项，其中重大项目2项、重点项目3项。但目前红色文化发展史研究成果多而不优，还缺乏与厚重红色文化相匹配的全景式、全程性、全方位的梳理红色文化发展史的著作，有待学界持续发力，推进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乡村振兴视野下的乡村文化建设史、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史等，都是近30年来文化史研究的热点，囿于篇幅，本文不一一展开。

　　综上所述，经过近30年来的努力，文化史研究持续繁荣发展，其“三大体系”建设已有一定基础，尤其是随着中共十八大以来文化建设战略地位和作用的显著提升，文化史研究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亦显著增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的：“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新时代新征程，持续推动文化史研究，要坚持走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由之路，特别是要传承和运用好“第二个结合”这一重要法宝，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开创中华文明发展的新境界。总之，文化思想的不断创新与文化实践的不断丰富，为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就要求我们增强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推进文化史研究的深化，加快建构其自主知识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历史智慧。

　　[作者简介]欧阳雪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资助，编号DF2023ZD04。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