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苓】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研究述评

　　［摘要］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研究热度持续，有许多突破性进展：以新时代、共同富裕为对象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以社会史为视角考察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日益凸显；以社会治理为研究重点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城乡关系史、医疗社会史、体育史、性别史等领域涌现出了大批创新性研究成果。作为新兴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研究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城市史等初创领域还存在系统性不足的问题。未来，学界应继续深入总结中国社会建设经验，阐释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民生发展的动人故事，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关键词］社会史；“三大体系”建设；学术史；述评

　　202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上发生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要事。受此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以下简称社会史）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即“三大体系”建设）上有较大进展。笔者力求全面搜集国内外2022年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对其研究概况、专题研究动态等做相关分析，探讨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以进一步推动该学科“三大体系”建设。

研究概况

　　2022年，受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影响，社会史研究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一）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助推学术研究新趋势

　　2022年，社会史研究发展与整个国史的发展趋势同步，更加注重对国史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把握，更加注重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在社会史领域，以新时代、共同富裕为对象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以社会治理为重点的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成果极为丰富。

　　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第三个历史决议就如何对百年党史进行历史分期、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等关键问题提供了权威指导。学界对第三个历史决议精神进行了及时学习，并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例如，《当代中国史研究》曾在2022年第1期、第4期先后两次刊发系列笔谈文章，对包括社会史在内的国史领域如何深入学习第三个历史决议精神进行了深入探讨。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对新时代做出全新定位，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新时代成为国史研究新的重点领域，新时代社会史成为社会史研究新的重点领域。作为“新时代这十年”丛书之一，《新时代的社会建设》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核心问题，系统梳理了新时代社会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该书弥补了新时代社会史研究的不足，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国史知识体系。

　　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史研究对共同富裕给予了高度关注。其成果以阐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关论述、梳理共同富裕政策的实施与取得的成就为主。如张占斌等分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形成逻辑、丰富内涵，并提出了全面落实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对策建议。李文则集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促进共同富裕的历程，分析了“十四五”规划中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和举措，证明实现共同富裕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事实”。这些研究回顾了党和国家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和实践，有助于科学认识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正确把握共同富裕的总体方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

　　202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要求广大国史研究工作者“牢牢把握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创新宣传方式，加强教育引导，激励人们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更好凝聚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新时代的社会史研究更加注重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近年来，学界日益强调以社会史为方法，即将其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去看待历史整体，从而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这在2022年的研究成果中有比较突出的表现。例如，常建华倡导日常生活史与制度史、观念史相结合，宋学勤提倡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行龙则强调区域史要回归“整体史”。

　　上述提法有个共同点，即不但强调眼光向下，而且强调眼光向上，将社会史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大框架中，通过社会史研究来回答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以中国实践为基础参与国际理论对话。这在社会治理问题研究方面有突出表现。例如，吴超对新时代社会治理进程的梳理，宋学勤对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及成绩的探讨，都较好地体现了党和政府在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过程中的作用，以史为鉴的路径更为清晰，有利于更好开展对相关领域的探讨。

　　（二）学术研究的良性生态已经形成

　　2022年，社会史研究的团队建设、科研项目立项、人才队伍培养等不断推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一方面，各研究机构结合自身特色，以重大项目为引领，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中心，推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研究成果。例如，当代中国研究所长于社会史通史的编纂，2021年该所李文的《当代中国社会》一书出版，并于2022年被翻译为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出版。中共中央党校长于理论研究，该校在新时代、共同富裕、社会建设、小康社会等领域涌现了大量成果。山西大学长于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社会研究，2022年适逢该校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30周年，中心特出版了两本纪念文集，均对集体化时期山西农村社会有所探讨。南开大学的集体化时期华北乡村研究，上海大学的小三线建设研究、三线工业遗产研究，四川大学的当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三线建设研究等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与此同时，很多研究中心还在田野调查、口述访谈，以及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数字化方面做出了成绩。此外，2022年也有一批有关社会史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较好地保障了该领域研究的持续深入推进。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有中国人民大学何虎生的“中国共产党宗教工作史料整理与研究”、四川大学何一民的“黄河城市文明史”，重点项目有四川大学范瑛的“新中国工业移民与西南城市社会变迁研究（1953—2000）”。这些项目既体现了国家对上述研究领域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各研究机构在该领域的优势地位。

　　另一方面，不少高校和研究机构也设立了与国史相关的学位点，开设国史课程，培养了一批批国史专门人才，其中不少学生的学位论文便以社会史为题。以上海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为例，其培养的学生多围绕当代上海社会变迁撰写学位论文。其中，2022年的学位论文主要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城市妇女就业、环境卫生工作及劳模群体等问题。而其他各地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位论文也多围绕当地社会变迁展开。例如，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长春理工大学等东北地区高校的学位论文主要围绕东北地区展开。与此同时，这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位论文也围绕一些中宏观课题甚至全国性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较好地推进了社会史研究。

　　（三）学术会议反映研究热度

　　就社会史研究而言，国史学术年会和当代中国史研究京师论坛（以下简称京师论坛）是具有代表性的年度会议。2022年9月，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新时代国史研究”为主题的第22届国史学术年会成功召开。该会议入选论文85篇，其中不少议题均与社会史相关。例如，社会政策研究方面，甘晓成用共同富裕的视角审视社会政策的目标与挑战，刘维芳梳理了中国人权保障政策的变迁。这些研究有助于弥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政策实践虽有长足发展、但社会政策研究相对薄弱的缺憾。水利社会史方面，焦雨楠研究了京津冀区域水资源的协同利用问题，有利于深化对区域史的认识。7月，以“当代中国民生建设的历史与经验”为主题的京师论坛成功召开。此次会议论文均属社会史，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当代中国民生建设的历程，系统总结了其成功经验。在上述会议中，长时段、跨领域、跨区域的研究明显增多，呈现出新的趋势。

　　其他高校的社会史论坛中也有一定比例的社会史论文。例如，2022年10月，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第七届“历史与社会”工作坊入选的43篇论文中，有不少便涉及社会史，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改造、统购统销等。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社会史学会、山西省历史学会联合主办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学术论坛”上，李文、贺照田等学者围绕社会史的主题、史料和解读史料的方法等问题发表了主旨演讲。这两次会议在社会史研究方法的探讨上有所突破，不仅强调了社会史的问题意识，还尝试运用个体生命史、时空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了知识史、社会生活史在社会史研究中的应用问题。

　　总之，2022年社会史研究热度不减。学界进一步明确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和方法，强化了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功能定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中心，学术培养机制日渐成熟，社会史的“三大体系”建设不断推进。

专题研究动态

　　2022年，社会史研究成果丰硕，大致可分为以下专题：

　　（一）城乡关系史

　　学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演进做了大量研究，其中既有宏观层面的梳理，如郭旭红等对新中国城乡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做了探讨，但更多还是以专题研究展开，主要包括人口、三线建设等相关议题。

　　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为我国解决人口问题指明了方向。对此，学界对当代中国人口及相关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以期为新时代新征程应对人口问题提供历史借鉴。例如，张学兵对改革开放前城镇无户籍人口做了探讨，认为“黑人黑户”主要与人口社会流动管制有关，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反映了城乡的分割和差别、城乡交流的必要和可能”。王庆歌等从户籍政策改革为出发点，讨论了户籍身份不正义问题，提出要打破户籍身份在分配中的支配性作用。2022年，学界主要在人口数量和区域分布上对我国面临的人口问题做了研究，其中城乡人口结构问题有较深的历史成因，因而该主题从历史经验切入的研究相对较多，为党和政府进一步深化该领域的改革提供了重要借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使我国城市工业文明向农村地区“嵌入”，是我国城乡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线建设成为近年来社会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陆婷较全面地总结了30年来三线建设研究的变化，认为我国三线建设研究已经进入了全面发展期，未来要在宏观、中观、微观三方面发力。张杨则认为应加强三线企业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和解读，打通大三线与小三线的研究壁垒。从2022年的研究成果来看，三线建设研究主要体现出以下四个趋势：一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识不断增强。例如，朱佳木认为，三线建设史贯穿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对于理解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继而深刻地理解“四史”有直接帮助。二是研究对象向基层和微观领域拓展。例如，研究上海小三线建设职工生活的第一篇博士论文于2022年出版。又如，一些地方高校和研究机构结合当地大小三线建设开展了相关课题研究。三是口述历史研究方法运用得越来越成熟。例如，徐有威等主编的上海小三线口述史著作在美国出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毛高威认为该书“对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人研究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四是研究时段从三线建设时期拓展到“后三线建设”时期，开始关注三线企业的转型发展问题。总体来看，三线建设研究热度较高，发展迅速，且趋于系统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城乡差距问题。城乡差距的变化情况和对缩小差距的经验总结是学界比较关心的议题。例如，美国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教授克里·拉蒂根依据21世纪前10年我国省级社会政策支出的定量及相关案例的定性分析，认为地方政府在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沿海省份将卫生和教育放在优先地位，内陆省份则倾向于优先考虑精准扶贫和经济适用住房。钟苏娟等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法研究了2006—2014年我国城市扩张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认为城市土地面积每扩大1%，城乡收入差距就会缩小0.005%—0.011%。这些成果希图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案例研究的方法，对城乡地区差异变化的情况给出规律性的总结。

　　总体而言，2022年学界有关当代城乡关系史的研究延续了近年来的趋势，即更加关注城乡关系演进的历史经验，并对其具体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二）医疗社会史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学界对此有较多总结和梳理。例如，作为提升人民健康水平、促进国计民生发展的国家战略，健康中国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展开。姚力对该战略的实施做了全面系统总结，认为这体现了“全民健康与全面小康齐头并进”。又如，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大力提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其中学界关注较多的是卫生领域，尤其是2009年启动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此，中国医学科学院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从供需两个角度梳理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十年的意义、经验、进展、成效，并提出了建议。该项目主要实施的时间在新时代，其取得的成就影响了小康社会的建设进程。总之，学界对新时代十年来健康中国建设成就的总结，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

　　2022年，学界对公共卫生防疫政策做了深入探讨，研究向微观、多元的方向发展。例如，《中共党史研究》于2022年第1期组织刊发了一组《当代中国医疗卫生防疫研究国际学者笔谈》，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疾病防治道路”做了较好的梳理，彰显了当代中国医疗卫生防疫工作的世界意义。又如，一些研究聚焦如血吸虫病防治等历史时期的重要医疗卫生工作做了深入研究，认为血防运动不仅保障了人民健康，还塑造了农民群众日常生活行为习惯，并在合作化的生产方式中培养了集体主义观念。再如，一些历史时期的重要医疗卫生工作、会议等也得到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对此，贾吉庆等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医院整顿在思想、技术、组织等方面取得的成就；马金生则考察了1959年全国急性传染病学术会议，认为这次会议统一了传染病防治的奋斗目标和防治路径，对此后传染病的防治和研究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此外，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教授安克强在其专著中探讨了1949年后中国政府的殡葬改革，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预期寿命都有所提高。

　　总体来看，2022年医疗社会史研究有新的学术增长点，涌现了许多跨学科、跨领域、跨历史时间段的成果，研究范围向“大健康”拓展，发展势头强劲，有利于学界进一步深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三）体育史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成就显著。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这些都激发了学界对当代中国体育史的研究，涌现了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

　　一方面，学界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群众体育运动做了较多探讨。如1949年的北京市人民体育大会、1950年启动的全国冬季体育运动等这些在群众体育事业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得到了深入研究。与此同时，农村的群众体育事业也受到了广泛关注。此外，体育活动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属性等日益受到重视。如王华通过对三线企业的职工体育活动考察，认为其起到了稳定职工队伍、增强单位凝聚力等有利于安定团结的效果。

　　另一方面，科研项目也助推着当代中国体育史研究的发展进步。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百名世界冠军口述史为基础的中华体育精神构建研究》成功立项，这对当代体育事业发展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19年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研究（1949—2019）》在2022年也有阶段性研究成果发表，其中，戴羽等就如何在国史视角下开展体育大事记撰写做了很好的探讨；刘雨等则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政策的演变，认为该政策始终坚持青少年“健康第一”的理念。

　　总之，国家对“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视助推了体育史研究走出体育学科，国史中的体育史有发展为新研究领域的趋势，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国史的学科体系。

　　（四）性别史

　　性别史既是一个研究领域，更是一种切入社会史研究的方法，学界对此已有较多探讨，性别史研究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202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美国休斯敦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丛小平的《自主：中国革命中的婚姻、法律与女性身份（1940—1960）》一书。该书以“刘巧儿”的原型封芝琴离婚案为线索，细致刻画了社会革命实践中被忽视的女性的自主性，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为推行新《婚姻法》而对“刘巧儿”的重塑，使得新生人民政权及其社会改革获得广泛支持。该书认为“自主”一词是本土经验的结晶，又指导了实践，被应用到了科技、经济、外交等广阔的社会领域。该书出版后引发学界深入讨论，如《妇女研究论丛》于当年8月组织了工作坊探讨该书。与谈学者认为该书的学术脉络为突破性别史研究二元论困境提供了思路：突破了对西方理论和中国主流话语的“格式化”理解，呈现出妇女在被赋权的过程中主体逐渐生成的历史；重新重视政治与社会的密切关联，研究焦点投向了主体生存的政治、文化环境，以小见大，带着问题意识，从历史经验中提取新理论，并与各种理论对话。由该书引发的对性别史理论的探讨，在国内学界的具体研究当中也有所体现，表明国内学界对这一理论趋势早已认同。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试图从性别叙事中探讨革命与女性的关系。例如，李娜采用了从影视戏剧中了解社会生活的方法，认为需要把中国革命中的妇女问题和从妇女视角探问革命如何深远地改变了中国社会风土的经验有机结合。妇女的主体性也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例如，针对美国学者贺萧强调的传统美德增强了中国农村妇女劳模的模范作用，李放春等则通过对县级女劳模毛文菊的研究发现，该女劳模很少被旧有伦理价值观束缚，而是展现出更强的主动性。原璐璐等梳理了1954—2004年某大型国有企业运行托幼机构的来龙去脉，认为应当将女性作为生活世界的主体来看待。这些成果都体现出了作者的理论关怀，尝试开拓新的研究对象，从历史实践当中创新研究视角，并与国外理论对话。

　　总之，2022年性别史研究在方法论探讨上有较大进展，女性的主体性愈发受到重视。新中国成立已有70多年，改革开放也有40多年了，但上述研究仍以改革开放前为主，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对改革开放以来相关问题的研究。

　　（五）其他民生问题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通过优化社会治理、扩大社会保障范围、发展社会事业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取得突出成就并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这些都受到了学界高度关注，主要体现在对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相关问题的研究。

　　衣食住行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基础，保障民生直接关系到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因此成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张太原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生活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其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生存条件的改善及“生活样态”的变化（1949—1977年）；从温饱到小康（1978—2002年）；全面小康的逐渐实现（2002年以后）。訾夏威以1949—1966年中国大中城市副食品供应为切入点，探讨了城郊区划调整与副食品供应之间的紧密关系。尹红群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外调商品粮的历史进行了研究，认为粮食大调运是新中国探索“解决全国人民吃饭问题”的一项重要的历史经验。苏婉研究了四川嘉绒藏族的房名制度，分析了政治—管理逻辑与亲属—互助实践两股力量围绕房屋交织生成的辩证张力，为我们理解人与房屋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些研究生动展现了人民群众生活的变化、传统观念的变迁，以及日常生活与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研究视角颇具创新性。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党和政府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要部分，也是很多学者持续关注的研究领域。宏观上，刘晓青从哲学的角度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环境治理的历史经验并提出了发展方向。学界近年来对水环境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涌现了大量成果。其中，王瑞芳长期关注党和政府的治水政策，她在2022年发表的学术成果中集中探讨了长江、黄河治理方略的变迁及其治理成效。李伟则研究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太湖水域政区的调整问题，认为党和政府“对各地水域地理环境的真正了解是水域社会治理成熟的基础”。与此同时，学界对城市居住环境也做了比较充分的探讨。例如，金大陆持续关注六七十年代上海的环境问题，他在2022年发表的学术成果中探讨了上海城市绿化问题，认为由于上海被定型为“典型的工业城市”，工业经常占用绿地，直到改革开放后理念转变，绿化事业才得到大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吴守蓉等在回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困境的基础上，认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是在实践中实现了制度破局、问题破局、治理破局和监管破局造就的。相对而言，生态环境治理研究关注的时间段更长，党和政府所起的作用更为显著，更有必要从国史的角度研究生态环境，为生态文明建设大局服务。

　　总体来看，新中国70多年来，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效显著。目前的相关研究虽然涌现出了很多创新的视角和观点，“整体史”的关怀也更加凸显，但还存在很多不足，有待进一步反思、弥补。

反思与展望

　　2022年，社会史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有许多突破性进展，呈现了其年度特点，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一）研究的特点

　　社会史作为多学科关注、发展迅速的专门史，2022年的研究呈现出两个持续性的热点和四个新的趋势。

　　1.两个持续性的热点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国史研究自不例外。因此，社会史研究呈现出两个持续性的热点。

　　一是受到档案开放时限的影响，历史学的专题研究仍然围绕新中国成立初期展开，在厘清历史事件发展来龙去脉的基础上总结历史规律。学界也在不断挖掘地方、企业档案并配合口述历史，研究时间段向改革开放后延伸。

　　二是采用已出版的政策文件和官方公布的各类资料，并结合社会学等学科的调查研究成果，展开通史研究，发挥国史资政育人的功能。通史研究系统性较强，对社会结构、社会管理、社会事业、社会生活、社会心态等有全面的论述，有利于学科建设。

　　2.四个新的趋势

　　一是对新时代社会史的研究日益增加。这不仅仅是学术发展的要求，更离不开第三个历史决议和中共二十大精神的指导作用。2022年学界关于新时代的社会建设、共同富裕、全民健康等主题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建构更加完备、自主的国史知识体系。

　　二是对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研究意识不断增强。这种意识并不是回到宏大叙事的老框架，而是采用务实的研究方法，充分考虑历史复杂性，体现了“整体史”的问题意识。史学研究近年来多注重细节、过程、地方特点，但容易陷入“碎片化”的陷阱；单纯的理论研究则又容易产生宏大叙事的老问题。如何使二者有机结合？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提出，应“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以此为指导，2022年的社会史研究已经有了新时代站位，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考察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以及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

　　三是跨学科研究不断深入。跨学科研究集中表现在许多专业领域的历史融入历史学研究，从社会史的视角来研究专业领域发展的成果不断涌现，专业性也在加强，跨学科融合的迹象显现。例如，医疗社会史研究不断突破原有的革命史、政治史的框架，兼顾参与历史的个人、社会与行业发展；性别史的研究虽然从文艺作品出发，但又能跳出文艺，探讨文艺作品背后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体育史的研究从体育学向国史中的体育史发展；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则从水利工程、水利政策、水利技术发展到水域社会治理。

　　四是跨区域研究成果丰硕。跨区域研究往往以问题意识为抓手，打破地理区域限制，聚焦城乡一体化、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探讨了促进工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经验教训，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历史成就，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本土经验。这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系统性的学术思维模式、为人民做学问的责任担当已深入人心。

　　以上特点反映出社会史研究日渐深入发展的趋势，在跨学科、跨区域、跨历史时间段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但社会史研究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一些处于初始阶段的研究领域还存在很多共性问题。

　　（二）不足及展望

　　作为新兴学科，社会史还有一些研究的薄弱环节，社会史的很多领域还处于初始阶段，存在一些不足。以城市史研究为例，2022年出版的《城市史研究》第45辑刊发了一篇关于2011—2020年城市史研究综述。据该文统计，新中国城市史的论文约占城市史论文总数的9%，且73%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研究明显不足，研究目标城市多为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大城市，研究时间段密集分布在1949—1957年，研究内容以城市经济、城市建设规划为主。2022年，新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对象也基本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城市，研究时间段的连贯性、研究视野的多样性、研究的系统性等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如前述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围绕上海史的学位论文；王静以天津为例总结党和政府的城市社会治理经验；李浩对1953年北京市畅观楼规划小组的成立的考察；等等，这些都是在原先的关注点上不断丰富历史细节。其他领域也存在类似问题，如体育史研究以体育学参与较多，史学研究尚较薄弱；性别史的研究还集中在改革开放前，需要向改革开放后不断拓展。

　　总之，社会史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一些处于初始阶段的领域或可以借鉴三线建设研究、乡村社会研究等发展相对全面领域的经验，从搜集史料开始做起，因地制宜地开展学术研究；注重学术综述工作，理论探讨与实践研究相结合；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不断丰富、创新研究视角；搭建交流平台，扩大相关领域的学术影响力等。

　　综上所述，2022年，社会史研究抓住了党和国家大力发展国史研究事业的机遇，研究视角有所创新，研究方法有所突破，研究领域日益丰富，史料来源趋于多元，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日臻成熟，知识体系更加完备、更加自主。在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引领下，学术界通过广泛讨论，基本明确了社会史的发展方向：深入总结中国社会建设经验，阐释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民生发展的动人故事，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作者简介］李二苓，历史学博士，助理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