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力】乡民的生命叙事与口述历史的多重价值

　　口述历史不仅具有传统史书记录过往、资政教化的功能，而且凭借访谈者的参与互动、现代化传媒手段的利用，以及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和多学科介入的研究理路，熔铸了更多的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的价值。《村史留痕：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口述史》［1］（以下简称《村史留痕》）一书的撰写和出版足以说明这一点。这部由学者和村民协作完成的村史，通过挖掘地方性知识和乡土文化，并运用这种文化的柔性力量，达到了改变人的观念、提升人的素质的目标，从而在形成较有深度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对重构乡村人文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采摘“鲜果”：“山野妙龄女郎” 

　　范文澜曾将刘尧汉的《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一个典型实例》一文比喻为“山野妙龄女郎”，认为此文妙就妙在“几全是取自实地调查，无史籍可稽”。［2］《村史留痕》也是一位“山野妙龄女郎”。2014年7月至2016年7月，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先后驻扎在陕西省佳县泥河沟村56天，采访了近百位村民，为一个没有历史记载的古村落留下了定格的历史记忆，其口述历史资料收集之翔实、研究视角之独特、体察地方文化之深入、历史撰述之生动都是难得一见的。什么是历史？谁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早在20世纪初中国学者就曾对此展开过热烈讨论，由此梁启超倡议建立“新史学”；80年代中期，伴随着社会史的复兴，“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再度成为史学研究热议的话题；进入21世纪，大众史学成为史学研究的新潮流，“书写大众的历史，写给大众阅读的历史，由大众来书写的历史”的主张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3］近20年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观念推动下，口述历史蓬勃发展，它走出传统史学的“故纸堆”，深入民间社会，探访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故事，倡导“让每个人在历史中发声”，于是个人生命史、家族史、民间社会史研究成果迭出。在“重建人们曾经活过的日子”的同时，也为社会科学研究创新提供了条件和路径。 

　　如今，口述历史日益突破“弥补史料缝隙”的史料意义和史学范畴，被多个学科广泛应用，或作为田野调查的方式，或成为发现新问题、获取新资料的手段，或力图借此转换研究视角、创新研究范式；其书写重点逐步从“要人大事”转向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甚至更加关注“弱势群体”。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个人的历史都弥足珍贵”［4］，于是普通民众的口述历史逐渐在历史研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村史留痕》一书由40位受访者的口述集结而成，他们讲述了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书中没有身份显赫的大人物，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而是个人的婚丧嫁娶、家庭的柴米油盐、村落的生产劳作。年龄最长的玉书老人回忆起孩童时为了吃“枣卷卷”而在戏台上头顶神灵牌位；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担任大队干部的武子勤讲述了1960年将多拉回村里的3000斤粮食毅然退回的往事；武光勤描述了借毛驴将新媳妇娶回家的情景；武岳林不仅讲述了村庄的掌故和传说，而且介绍了退休后主持村中修庙的前前后后；佳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强国生讲述了因与红枣结缘，从一名“雇佣”干部成长为老百姓信得过的好干部；“看到枣就想家”的武艳霞述说了14岁离家当保姆的辛劳与坎坷……这些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组成了泥河沟村几十年的生活画卷，这些有血有肉、朴实无华的人物，连同浸透着情感的山川、草木构成了中国乡村的生活实景。通过阅读该书，可以更直观、更真切地感受当代中国乡村生活的变迁。 

　　个人生命口述史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经验，更在于每一个社会化的生命个体都是历史与社会、时间与空间的结点。任何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看似个人生命历程的讲述，表达的却不只是一个人生命的苦乐酸甜，而是一个家庭、一个群体、一个时代的共同经历和命运。 

　　《村史留痕》如同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粒细沙，仔细品读每一篇访谈会发现，每个人最深刻的记忆都是重大历史事件或时代转折中个人命运的变化，新中国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蕴藏在他们个人的故事中，蕴藏在他们真真切切的生活状态和生命体验里。当人们被细腻丰满、生动感人的生命叙事所打动时，国史发展变化的脉络也会清晰呈现在眼前。 

　　书中讲述者的年龄从“20后”到“90后”，这70年的跨度正好涵盖了新中国历史的全过程。在60岁以上老人的故事里，他们记忆最深的是生产队里的集体劳作与清贫生活，“大跃进”时的“劳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挨饿”，“文化大革命”中修梯田、建水坝、被迫移民……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实行土地承包，种枣树、卖红枣，生活才有所好转，但吃救济粮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 

　　王春英是《村史留痕》中唯一的老年女性讲述者，她18岁嫁到泥河沟村，共养育了6个子女。老人家记忆最深的除了“文化大革命”中修田筑坝当“红色娘子军”，就是孩子们成长的点点滴滴，在这些寻常的故事中不仅体现了陕北妇女善良坚韧的性格，而且折射出国家历史对老百姓命运的深刻影响。 

　　1967年到1969年、1972年到1975年，我参与修坝，还成了红色娘子军的一员。修水坝是生活最贫困、劳动最紧张的时候。提起那段经历，我真是伤心……当时我基本上天天都要拉石头，不能休息，30天要去拉28天石头，只有快过年的时候才让休息……当时吃饭都是自己做，中午的时候我抽时间赶紧弄一点儿饭吃，一上工就马上去干活。到晚上，我还要给娃娃缝衣裳、做鞋子。我们家里六个娃娃，生活困难。每天娃娃睡下了，我就在灯光下缝，一针一针自己做……我冬天就穿件棉袄，干活的时候身上出了汗，棉袄都被汗水打湿了，回家以后都是馊的。第二天起床，我还得穿上这件棉袄，因为冬天我就这一件衣服，再也没别的穿的了……现在娃娃不知道啥叫吃糠咽菜，过去的娃娃都不知道啥叫不好吃，做上啥都抢着吃。有一次我在烧火煮稀饭，卫琴和二卫两个回来一抢，互相推着就把锅盖撞开了……女娃子抢不着，一不小心就把手肘杵进锅里，把她给烫了。占格他赶紧浮河去离村十多里的山西第八堡买烫伤膏，涂上三天就好了，也没留下疤。［1］（pp.51~53） 

　　这是老人家讲述的片段，这些细节使真切的情感充分呈现在我们面前，读及此处会让人心中涌起一股心酸和暖流，为乡村妇女劳作的辛苦，为清贫生活里母子、父女的一片深情。这就是小人物承载的国家史，虽然与政府决策没有关联，但却清晰地呈现了时代的面貌。 

　　改革开放给泥河沟村带来了转机，村里人的命运也在时代变革中改观。书中“70后”到“90后”的受访者讲述的主题变成了读书求学、进城打工、回乡创业。与父辈相比，虽然他们的生活有了极大改善，但背井离乡、寄居城市，打工创业的漂泊与艰辛成为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痛楚，而这正是改革开放40年来2亿多农民工心路的真实写照。 

　　武小斌生于1982年，16岁随堂哥外出打工，从修理汽车到开大货车跑长途，从贩枣到养羊、挖沙，从身无分文到积累起回乡创业的资金，30多岁就体会到了太多的人生滋味。 

　　从正月十六到腊月，我在那儿修了一年的车。那个时候很苦的，每天早上5点多就要起来给修理部打扫卫生，活儿多的时候半夜都不能睡，天天满身都是油。有一次在去通镇的路上下了大雪，车的闸箱坏了，我和师父在车旁边点上炭炉子，整整修了一天一夜的车……那时候我才16岁，从来没受过这苦，累得不行……我不是代表我一个人，而是代表泥河沟所有年轻人的意愿。泥河沟有这么大好的机会，外面奔波的还是想回来为泥河沟做事，前提是他也想回泥河沟来挣钱。要是泥河沟能打造出来，就能挣钱。［1］（pp.226,231~232）在这部村史中，我们既看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的长期贫困，也看到了政府对人民不断的救济；既看到了一场场灾害带来的苦难，也看到了人们组织起来不懈的抗争；既看到了土地承包后乡村面貌发生的变化，也看到了农民外出务工和打拼的艰辛；既看到了乡村日暮黄昏的晚景，也看到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与希望……小小的泥河沟村成为中国农村的缩影。 

　　正是凭借这种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取向和能力，口述历史使访谈者对大众日常生活史的书写走出了琐碎与庞杂，从而使平淡变得活泼，细碎变得完整。正如英国口述历史学家保罗·汤普森所说：“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口述史凭着人们记忆里丰富得惊人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变革的工具。”[转引自沈固朝：《与人民共写历史——西方口述史的发展特点及对我们的启发》，《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 ]《村史留痕》达到了这样的效果，这既源于口述历史独有的特点，更依靠作者扎根乡土的深入调研，专注民间社会的研究旨趣和甘于为普通人写史的人文情怀。 

　　二、参与式调研：留住文化的根脉 

　　口述历史不是简单的你来讲、我来听，它是以访谈者和受访者对口述主题历史价值的共同判断为前提，以彼此信任、真诚合作为基础，在受访者步步深入的回忆和访谈者的追问中完成。就口述文本内容来说，受访者是口述的主体，但就整个口述访谈的过程来看，访谈者始终要处于主导位置。他不仅要做好充分的访前准备，更为重要的是要具备打开受访者心扉的能力，能够进入受访者的精神世界。只有直抵心灵的交流，才能呈现出完整、深刻、打动人心的口述历史。一部高质量的口述历史成果，不仅是个人生命史、生活史，更是情感史、心灵史。 

　　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述历史既是严谨的史学，更是参与式研究。正因如此，口述历史被应用于教育、医疗、社会建设等领域，发挥着其独有的社会功能。《村史留痕》便是很好的例证，它不只是一部信史，而且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还发挥了“文化干预”的作用。 

　　首先，他们通过搜集口述资料走近村民、了解村庄，敲开了传统村落之门。泥河沟村是黄河岸边的一个古村落，因其拥有36亩千年古枣园，2014年4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同年11月被纳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这里的1100多株古枣树依然枝繁叶茂，历经百年的窑洞、戏楼等古建筑现在依然被村民使用。但可惜的是，泥河沟村的祖先们并未留下只言片语的文字记载，村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何时？存留的有形资产、农耕技艺、传统礼俗有哪些？不搞清这些问题，传统村落保护便无从下手。 

　　2015年暑假，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带着破解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探寻乡村出路的命题走入泥河沟村。他们利用3年的寒暑假和国庆假期，走家串户，从搜集泥河沟村的故事和老物件入手，进行了细致的村落文化普查，把散落在街边、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元素捡拾起来，粘合成一幅陕北古村落的文化图景。其间，他们访问了村中一百多位老人，将最容易消逝的村落记忆保存下来。《村史留痕》的姊妹篇——《枣缘社会：陕西佳县泥河沟村文化志》［5］和《乡村记忆：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影像集》［6］，这三部书体现出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研究的深入和细致。与一般的古村落保护行动不同，他们把保护的核心——人放在了第一位。作为文化的载体，人的记忆、技艺、思想、情感是文化遗产得以保留和传承的关键，“保护遗产是一种情感的学问和实践”［7］，而口述历史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村史留痕》中，我们看到的40篇口述访谈不是散乱的，而是紧紧围绕人与枣树、人与土地、人与大河这条主线，提炼的120个要目使村庄的历史文化清晰呈现在读者眼前。正是因为这部口述史成果，我们才对千年枣园和陕北地域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此外，这部口述史成果也唤醒了村民的文化自觉，使得这片千年枣园连同附近的村落焕发出新的生机。 

　　其次，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利用访谈帮助村民认知村落文化，使村民们参与到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来。泥河沟村同中国大部分乡村一样，在城镇化的趋势下劳动力大量外流，枣业收成甚微，无法赖以谋生，更困难的是这里交通闭塞，2013年才因沿黄公路通车而拉近了与外界的联系。客观条件在制约泥河沟村发展的同时，也为保留陕北传统地域文化提供了可能。以节日祭祀礼俗为例，现在每年的正月初三到初五，村中还要举行“打醮”仪式。［5］（p.240）按照老规矩，仪式由各家各户轮流主持，全村男女老幼都参与转九曲黄河阵，感谢神灵、祈求平安、驱瘟解厄。这样的民俗活动已经很难在其他地方找寻，如果不加以保护也将消失殆尽。 

　　在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到来之前，村民们正在为建设新农村积极谋划，甚至想把老戏楼推倒重建。尽管此时古枣园被列为第一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已一年有余，但村民们仍不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为何物。研究团队在抢救口述资料的过程中，一方面把生动的文化生活如实记录下来，另一方面不断传播文化保护的理念，帮助村民重新认识家乡文化的价值，增强文化保护意识，使他们自觉成为家乡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正是通过这种参与式的行动，我们的老百姓不再是遗产保护的旁观者，他们成了自身文化的讲述者，那些曾经被遗忘的往事转换成了把人、情、根留下来的集体记忆。这种社区感的回归正是村落凝聚和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8］这种恰逢其时的“文化干预”，不仅使泥河沟村的古村落保护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避免了走弯路，而且村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思想观念的提升为村庄发展积蓄了软实力。 

　　再次，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还在访谈中努力寻找促使千年古村新生的内生动力源泉。泥河沟村地处晋陕峡谷西岸，属于黄河沿岸土石山区，土地贫瘠、灾害频发，如今这里仍属于国家14个特困连片区之一的吕梁片区。尽管村民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与贫困抗争还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因此，为乡村寻找适宜的发展道路，使村民尽快过上小康生活，是在强调保护村落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从进入村庄起，就把研究工作与反贫困、谋发展的议题紧密联系起来。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对于这样一个几十年依赖国家救济的贫困村来说，要彻底告别贫困，就要激发村民努力脱贫的内生动力。“抗拒贫困、精准扶贫最根本的是精神上的扶贫，改变人的生境，改变人的心境，才是乡村工作永不变更的主题。”［8］在参与式调研中，研究团队和农民一起组织“爱枣协会”，以合作社的形式把红枣推向市场，提高农民的收入；引进北京的“原本营造”设计团队，规划村庄整体格局，以便更好地适应古村落旅游开发；鼓励村庄里的年轻人开展关心家乡发展行动；研究团队还利用调研的空隙，与村民一起举办晚会，自编自演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以激发村民自我发展意识，提振村民的精气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开办了“泥河沟大讲堂”，邀请北京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的学者以及山西省运城市永济社区等地的乡村建设者，义务为村民开展讲座和举办座谈会，共话泥河沟村的未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村参与建设，泥河沟村的改变已经悄然发生。由此可见，在一定的场域下口述历史的确可以作为理解社会运动与赋权的一种手段。［9］ 

　　泥河沟村的实践让我们看到了乡村文化复兴的可能，看到了参与式调研和口述历史在社区建设中的独特价值。这是一个研究和行动互动递进的过程，通过口述访谈，受访者回望自己的人生旅程，审视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访谈者感同身受，在此后的研究中萌生了许多灵感和反思。 

　　三、溢出效应：慰藉孤苦与教化于情 

　　口述历史是个人记忆的追索，是人生历程的真情道白。当尘封的记忆被唤醒，那些无法忘怀的人和事浮现在眼前，既有曾经的辉煌，也有过往的创伤，人们在倾诉中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因此，口述历史具有很强的心理抚慰作用，特别是对于那些人生即将谢幕的老人，回忆是他们最大的精神享受。与历史文献资料相比，这些受访者的回忆血肉丰满、鲜活灵动，大多是文字记录中少见的内容，更多地呈现了文字背后的历史细节、现场状态、个人体验，可读性和真实感十分强烈，更容易打动人、感染人，其中所蕴含的道理和人生智慧也更容易引起共鸣，给人以教益和启迪。因此，口述历史在使受访者获得心理抚慰的同时亦具有一定的育人功能。 

　　《村史留痕》是一部关于贫困地区普通农民的口述历史，与扑朔迷离的历史悬疑相比，可能不会吸引太多读者的眼光，但对于当今中国社会来说，这些默默无闻的普通民众更需要社会的尊重与关爱。了解他们的心理诉求、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村史留痕》一书表现的责任担当与学术勇气十分可贵。也正因为这样的初衷，使其在慰藉村中老人的孤苦、传递村落亲情方面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2014年，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进驻泥河沟时，全村共有213户、806人，常年住在村里的158人中有111人年逾花甲，成为“老人部落”。［8］这些经历了人生风雨的老人不愿意拖累儿女，尽管力气已经不足，但依然坚守家园，甚至是管理耕地和枣林的主力军。在口述访谈中，研究团队的师生们与老人们对坐畅谈，聊他们童年的趣事、劳作的苦累、哺育儿女的艰辛，听他们讲村庄的天灾人祸，还有对“铁杆庄稼”——红枣的一往情深。面对这些活泼可爱、知书达理的青年学子，老人们有问必答。“信任是讲述的基础，真情是倾听的前提”，［1］（p.319）在一次次的倾诉中，老人们内心的烦闷得以释放，焦虑得以舒缓。难怪“泥河沟大讲堂”里有那么多老人的身影和开心的笑容。2015年，在研究团队的帮助下，泥河沟村组织了“老年协会”，老人们为村庄的发展积极出谋划策，还扭起了久违的陕北秧歌，找回了昔日红火的乡村生活。 

　　泥河沟村的老人是幸运的，因为这样的机会对于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村老人来说实在稀缺。2018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4949万人，占17.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6658万人，占11.9%。与2017年末相比……老年人口比重持续上升，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859万人，比重上升0.6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827万人，比重上升0.5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10］当前，中国农村的养老问题十分严峻，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城市相比，农村的老龄化程度更高；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是“未富先老”［11］，经济水平和保障制度都没有跟上，还没有做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充分准备。农村老人大部分处于空巢或独居状态，不仅生活上无依无靠，而且心理上孤独、失落，精神健康问题十分严重。“2004年卫生部通过抽样调查得出，2003年我国农村75~80岁的老人自杀为101人/10万人，80岁以上的为132人/10万人，远远高于农村的平均自杀率和同龄城镇老人自杀率”。［12］如何把人口老龄化由沉重的负担转化成新的社会资源和财富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新问题。而消弭代际鸿沟，让年轻人了解前辈的付出与贡献，尊重他们的经验和智慧，珍视他们的仁厚之心，显然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首先要做的事情。 

　　2017年12月6日，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孙庆忠在北京史家胡同博物馆讲座时讲到了王春英，延续了《村史留痕》之后的故事。2016年8月27日，孙庆忠把这位老妈妈的口述文本发给了她的三儿子三卫，请他帮忙校对其中的方言。三卫在微信和后来的电话中说：看到老妈的口述，真心激动！老妈的口述让全家人都很高兴、很感动。二哥电话中哭了，我听出来了！我们真的不了解我们的妈妈，她为我们做出了那么多。二哥说希望我们抽时间就回家，多陪陪我们的老爸、老妈。口述历史的采录与整理对家庭发挥了这样的作用，那么对于村落呢？村民们回忆最多的是步行40里山路到通镇背粮的艰苦生活，1976年村里21人丧生黄河的悲痛记忆，开章小学里的琅琅读书声……“在村民共同的追忆中，久违的乡情纷至沓来，浓浓的亲情如期而至，曾经的仇怨冰释前嫌，童年的情谊再袭心头”。［5］（p.18）共同的记忆延续了邻里亲情，是村落团结发展的精神纽带。基于泥河沟村的调查实践，孙庆忠认为，集体记忆是一种特殊的情感，“是一种重温过往生活的机制。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就是将隐藏在最深处的这种情感唤醒，使之成为重新凝聚乡村的力量。事实证明，这种力量正在发挥作用，燃起了村民共同改变家乡的愿望”。［13］由村落推演到民族和国家，一个国家要强大、民族要发展，不能缺失民族认同和爱国主义，而这些均来自普通民众共同的历史记忆。口述历史是构筑血脉相连的集体记忆的源泉。凭借口述历史，我们知道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由此加深了对先人的崇敬，对民族和国家的热爱。 

　　村落口述历史展示了口述历史跨学科的特点。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搜集整理的口述史成果为进一步进行学术创新、开拓更为广阔的实践应用空间做出了初步的研究探索。当然，《村史留痕》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有些篇目内容过于简短，历史叙述不够周详，有意犹未尽之感。但是，瑕不掩瑜，阅读《村史留痕》，倾听村民们的生命道白，感知似水流年和岁月沧桑，会让人时时感受到一种力量的存在，如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和滔滔不绝的黄河水使人内心受到震撼，情绪为之感染。而这些情感的调动和积蓄，为我们从一村一寨的历史中理清国家整体史，从感性认识中提炼出准确而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在研究中培养学以致用的本领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口述历史的价值是多元的，潜力是巨大的。 

　　［参引文献］ 

　　［1］孙庆忠主编：《村史留痕：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口述史》，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2］范文澜：《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光明日报》1956年5月24日。 

　　［3］钱茂伟：《史学通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7页。 

　　［4］王兆成主编：《历史学家茶座》第3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页。 

　　［5］孙庆忠主编：《枣缘社会：陕西佳县泥河沟村文化志》，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6］孙庆忠主编：《乡村记忆：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影像集》，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7］乌丙安、孙庆忠：《农业文化研究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乌丙安教授访谈录》，《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8］孙庆忠：《田野工作与促进生命变革的乡村研究》，《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9］杨祥银：《当代美国口述史学的主流趋势》，《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 

　　［10］李希如：《人口总量平稳增长，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国家统计局网，http://www.stats.gov.cn/tjsj/sjjd/201901/t20190123_1646380.html，2019年1月23日。 

　　［11］田雪原：《“未富先老”：机遇与挑战》，《人民日报》2004年11月16日。 

　　［12］杜姣：《城市化背景下农村老人利他型自杀的形成机制分析——基于鄂中地区S村的个案研究》，《南方人口》2017年第2期。 

　　［13］谢阮虹：《对话孙庆忠：唤醒乡村记忆，凝聚乡村力量》，《世界遗产》2016年第9期。 

　　［作者简介］姚力，历史学博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4期。

　　［责任编辑：郑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