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维芳】从“双周座谈会”到“双周协商座谈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对话机制的历史考察

　　〔摘要〕“双周座谈会”是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建立的一种工作制度。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前，全国政协共举行了114次“双周座谈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双谈”停止活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双座”传统得以延续。中共十八大后，全国政协在继承“双谈”传统基础上，创立了“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使“双谈”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双周座谈会”及与之相关的协商对话机制，作为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凝聚共识、共商国是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时期为国家各方面建设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也见证了新中国统战工作的历史变迁。 

　　〔关键词〕人民政协；双周座谈会；统一战线；民主党派； 

　　“双周座谈会”（以下也简称“双谈”）是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建立的一种工作制度[1]，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央人民政府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国是的一种方式。从1950年4月到1966年7月，全国政协共举行了114次双周座谈会[2]，对协调统一战线内部关系，促进各党派团体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双谈”停止活动。1979年12月，邓小平亲自批准了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关于举行“双周座谈会”问题的报告，使“双谈”传统得以延续。[3]中共十八大后，全国政协在继承“双谈”传统基础上，创立了“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使“双谈”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并成为政协协商民主的经常化平台和重要品牌。 

　　当前，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相关资料多限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等媒体的报道，以及《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相关大事记、相关领导的文集文选及回忆录、一些省市地方志中的些许论述，能够找到的专门研究成果屈指可数[4]，系统的研究尚未发现。而通过对“双谈”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其伴随新中国历史变迁所经历的命运起伏，而且有助于了解与其相关的人民政协地位的发展变化及新中国历史的巨大变革。为此，笔者不揣浅陋，在广泛搜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试图对建国以来“双谈”这一制度确立、停止以及重启的前前后后进行系统梳理，并对重启后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与建国初期的“双谈”进行比较，总结异同，以期对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新中国建立之初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双谈”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中国共产党就有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协商合作的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及无党派同共产党合作，共同为坚持团结、抗战、进步而努力。抗战胜利后的旧政协和国共和平谈判期间，他们又同共产党一起为实现和平、民主而共同奋斗。解放战争后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5]，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公开宣布接受共产党领导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因此，共产党更有条件和必要继续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继续合作下去。 

　　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错综复杂的形势和繁重艰巨的任务，也“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各界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共同奋斗”[6]。 

　　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此后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职责定位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包含：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同时，《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7] 

　　为了使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合作的传统和做法规范化、经常化，1950年3月14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工作会议，章伯钧、史良等人提议，应该经常举行各党派间的座谈会，以沟通思想，对政策时事、统一战线工作交换意见。意见一提出，当即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响应，并形成决定：“举行各民主党派座谈会，每两周一次”，[8]座谈会定名为“双周座谈会”。[9]该制度以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的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所推派的代表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为主体，每两周举行一次时事政治座谈会。主要目的是沟通思想，就时事政治和统一战线工作交换意见。1950年9月21日，全国政协通过了《双周座谈会暂行组织办法》（草案）。《办法》规定了“双周座谈会”设立的目的是“联合各人民团体为交换有关思想、政策、时事及统一战线工作意见”；座谈会的参加人员：分为当然参加，自愿参加及临时邀请参加三种；参会人数“以住京者为限，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人民团体出席双周座谈会代表之人数，经各参加单位协商决定，但每一单位至多不超过五人”；双周座谈会的主席，由总部在京之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依政协次序轮值。[10]座谈会每两周开会一次，由轮值主席召集。座谈的题目于前一次座谈会决定等。[11]《办法》为“双谈”提供了基本的政策和法律依据。 

　　作为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双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协参政议政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1950年4月“双谈”召开第一次会议到1966年7月停止活动，全国政协举行“双周座谈会”共计114次[12]，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50年4月到1954年6月，共召开座谈会55次[13]。这一时期，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建立的一项协商制度，“双谈”主要围绕《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14]开展活动。结合当时新中国为巩固新生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双谈”主要进行了以下主题的座谈：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亚太区域和平会议筹备情况等。此外，针对统一战线工作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围绕加强思想改造等方面问题进行座谈，交换意见等。“双谈”历史上讨论最热烈的一个主题是朝鲜战争。从1950年7、8月开始，双周座谈会曾讨论过八九次朝鲜战争的问题。罗隆基提出，各民主党派应发表一个联合宣言，目的是一方面表明各民主党派共同的立场，都支持援助朝鲜，另一方面拿出具体的意见提供给全国人民，让大家明确知道该如何援助朝鲜。罗隆基的发言，得到了陈劭先、蓝公武等人的支持。1950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反对美国侵略朝鲜，推动了全国性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15]1954年6月4日，“双周座谈会”座谈了关于日内瓦会议问题后便暂时中止了活动。1955年4月15日召开的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双周座谈会”改为不定期举行，由秘书长根据情况召集[16]。 

　　第二个时期：1957年12月到1958年4月，共召开座谈会11次[17]。以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为标志，人民政协完成了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历史任务。虽然政协不再是国家权力机关，但也不是一般的人民团体，而是党派性质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1957年5月8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参加的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座谈会上，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提出建议，希望“恢复双周座谈会”，以此来密切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这个建议，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得到各党派领导人的一致赞同，并推定张执一（中共）、邵力子（民革）、罗隆基（民盟）、谭志清（民建）、许广平（民进），黄琪翔（农工民主党）、严希纯（致公党）、茅以升（九三学社）、李纯青（台盟）等九人负责筹备。由于《双周座谈会暂行组织办法》规定了一个广泛的参加人员范围，据1951年12月的统计，一次座谈会参加人数最多时有200多人。短短的半。天时间内，200多人显然无法深入交换意见，更无法就各种问题展开讨论，这样的会议更类似于报告会。这与座谈会最初的创立初衷不相符，以至于最后对《双周座谈会暂行组织办法》进行了修改。“双周座谈会”改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中共领导的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不再派代表参加。[18]6月1日在各党派领导人的座谈会上，正式决定以后改为每周举行一次座谈会，性质和内容，与以前的“双周座谈会”相同。[19] 

　　从1957年起，由于“左”的错误路线的干扰，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功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做法流于形式，民主党派无法通过参政议政发挥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作用。“双谈”的内容也由第一阶段讨论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转变为对民主党派的思想改造，主要是关于“反右”斗争、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和民主党派整风问题。如：在1957年12月14日、18日、28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关于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分子和民主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1958年1月10日至24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双谈”连续举行了4次会议，讨论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如何开展整风的问题，并讨论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和《对96名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的草案。随后在2月27日举行的“双谈”扩大会议上，协商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在各个民主党派内部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草稿）》。[20]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会上说：“要通过整风掀起一个自我改造的运动，来一个自我改造的大竞赛，在立场上和思想上来个大跃进。”[21]1958年4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双谈”组织两次交心运动的经验交流会，除由一些人汇报个人交心的经验和体会外，会上还号召大家要“再接再厉，交深交透”，“彻底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对交心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2]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后又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这种形势下，1958年下半年政协全国委员会组织委员和各界民主人士参加劳动锻炼和去外地参观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时，也都强调要学习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干劲和创造精神，加速进行自我改造，从而加深了他们的紧张情绪，政协的日常活动也因此出现了低潮。1958年5月到1960年1月，“双周座谈会”再次停止活动。 

　　第三个时期：1960年2月至1966年7月，共召开座谈会50次[23]。“大跃进”后期，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经济形势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对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业者的关系上，提出“一张一弛”的方针，主动采取措施缓和与他们的紧张关系，强调要着重推动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技术革命的实践，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同时，中共中央开启了分期分批给右派分子的摘帽工作，并且在副食品供应和精简、下放方面给民主党派、无党派及工商界人士予以照顾，并为知识分子“脱毛加冕”。上述措施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此前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紧张关系。在1959年12月16日到1960年2月18日召开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工商界联合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通过大、中、小型各种会议的形式，广泛座谈，畅所欲言，对工商界当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人士。鉴于当时国内外紧张的形势给代表们带来的压力，李维汉向建议会议采用“神仙会”[24]的方法，以解除顾虑，开好会议。1960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并同民建、工商联领导人举行了座谈。刘少奇就工商界存在的几个具体问题，如定息、高薪、年老体弱退职退休、病假工资等问题，阐明了党的政策[25]，解除了工商界人士的思想顾虑。这次会议，也可以看作是再次重启以“双谈”为代表的协商对话机制的序幕。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随之转入调整阶段。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又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党和国家政策方向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政协工作及“双谈”的主题。这一时期“双谈”讨论最为集中的是“神仙会”及“双百”方针问题，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为右派摘帽问题，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等。代表性的会议如下：（一）讨论“神仙会”及“双百”方针的有关问题。如：从1961年1月12日到2月25日，举行了6次座谈会，座谈了“神仙会”的意义、作用、经验，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等问题。[26]当年5月举行的座谈会再次肯定“神仙会”方式是我国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一种有效方式。[27]（二）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如：1962年5月31日举行的座谈会，交流了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举行中央会议的情况，谈到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的新形势和民主党派的任务问题；谈到如何进一步活跃民主生活以及认真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问题；还谈到如何协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贯彻执行国家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问题。[28]6月28日举行的座谈会，分析了统一战线形势，进一步阐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说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等。[29]7月12日举行的座谈会，就进一步加强民主党派工作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30]（三）为右派摘帽问题及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1961年9月21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对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1963年2月21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协商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名单。[31]4月25日，“双谈”会谈论“新五反运动”问题。[32]5月9日，“双谈”会继续谈“新五反运动”。[33]1964年1月3日和9日，各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了两次座谈，着重讨论如何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34]1964年3月5日和6日的“双谈”，交流了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和组织“读书会”的情况和经验。（四）经济问题及其他：1961年5月11日，各党派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用“神仙会”的方式，对党的文化教育、医药卫生政策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对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工作提出了不少意见、问题和建议。[35]在1962年6月14日召开的座谈会上，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谈到了工商界工作的情况。1963年7月12日，“双谈”会漫谈农村工作决定。[36]1964年7月27日、29日，座谈会协商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的提名原则。1965年10月15日、16日，座谈了“备战、备荒、为人民”问题。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在会上就国内外形势和“备战、备荒、为人民”问题作了讲话。1966年7月8日、9日，座谈会讨论了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等。[37]可见，随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变化，“双谈”主题也由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政权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变为加强统一战线本身建设和讨论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一些问题：如为右派分子脱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革”等。 

　　这一时期，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江苏、浙江、辽宁、云南、上海、湖北等省及重庆、成都等地的各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分别举行了多次“双谈”，座谈国际国内形势和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等。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统一战线的正确理论、政策和工作，迫害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使我国统一战线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政协系统成为“文革”的“重灾区”。为了保护政协机关免受红卫兵冲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政协全国委员会于1966年8月停止办公。“双周座谈会”也因此停止活动。 

　　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双谈”传统的延续 

　　1976年11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委员列席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关于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报告，并进行热烈讨论，由此，人民政协开始恢复工作。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党和国家面临“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1978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邓小平当选为新一届政协主席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式上做了题为《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的讲话。在讲话中，他全面分析、阐述了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变化和由此带来统一战线内部结构的深刻变化，对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对象、范围、方针和任务，以及人民政协地位和作用等问题作出科学论断。这篇讲话成为指导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纲领性文献。1982年，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作用被庄严地载入宪法。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38]1993年又通过修改宪法，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序言，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所体现的协商民主得到宪法的认可和保障。1995年初，中共中央正式转发《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首次提出人民政协“三个是”的性质定位，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 [39]，揭示了新时期人民政协地位和作用的发展变化。 

　　这一时期，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就国家大政方针积极建言献策，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1978年5月思想政治战线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政协全国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爱国人士近200人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并认为：检验一种理论、一条路线、一个方针、一项政策是否正确，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不是根本不考虑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以“本本”、批示、讲话甚至被歪曲了的话为依据，照抄照转，“句句照办”。[40]通过学习讨论，对于肃清林彪、“四人帮”在统一战线方面的不良影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在政协和中央统战部为各民主党派举行的招待会上讲话指出：“目前，在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知识分子、专家以及其他人士的积极作用上，还存在不少问题，他们在工作中和生活中，还有一些困难，需要经过调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予以解决。希望各民主党派协同党和政府，共同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41]根据小平讲话精神，政协各组和有关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从当年10月下旬开始，分别邀请在京部分党派成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开了24次座谈会，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性问题建言献策。[42] 

　　在此背景下，重启“双谈”也纳入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当年12月，邓小平亲自批准了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关于举行“双周座谈会”问题的报告，使中断13年的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得以恢复。[43]只是此后的座谈大多已不再以“双周座谈会”命名，而一般根据座谈会内容命名，或被称为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全国政协专题协商会等。 

　　新时期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渠道逐渐增多，内容亦趋丰富。以内容而言，既有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统一战线内部关系问题，也有不少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重要问题。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先后举行主席扩大会议、副主席座谈会、有关工作组座谈会，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两案的审判问题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判决问题进行了讨论。1982年6月15日至7月8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又连续举行7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修改草案专题座谈会。[44] 

　　纵观这一时期全国政协等召集的座谈会，还主要围绕以下主题展开：（1）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工作，总结交流地方政协工作的经验，推动政协工作的发展。如，1984年11月17日至27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联合召开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统战、政协工作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谈了国内外形势问题、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问题，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侨联、台联的作用问题等，并呼吁全党都要重视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45]1986年2月20日至27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地方政协工作座谈会，会议交流了新时期地方政协工作的经验，讨论如何进一步开创人民政协工作新局面问题。[46]2001年12月3日至6日召开的全国地方政协工作经验座谈会，议题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总结交流地方政协工作的经验，推动政协工作的发展。[47]（2）围绕国家经济发展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如1979年9月14日至21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座谈会的中心议题是关于调整部分农副产品的购销价格和提高部分职工工资问题、加速农业发展问题以及总结建国以来的工作问题。1979年12月25日至27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主要讨论中国工业交通生产形势问题。[48]1998年5月2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就东南亚金融危机情况下的中国经济形势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座谈。[49]（3）围绕国家科教文卫方面的协商座谈。1988年12月21日至23日，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专题座谈会，讨论教育文化委员会关于高等院校教育投资、教师待遇问题的调查报告。[50]（4）围绕社会治安问题：1996年5月17日，全国政协就广大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治安问题在政协会议厅举行协商座谈会等。[51] 

　　从2005年7月到2012年9月，全国政协连续启动了11次专题协商座谈[52]，围绕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向民主党派、无党派等人士征求意见。11次专题协商几乎涵盖了这一时期国家的所有重大战略，其中既有涉及国家发展总体规划的专题协商，如：“围绕‘十一五’规划和2020年远景目标纲要编制的若干问题”建言献策的协商；以“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为主题的协商；以“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为主题的协商；也有涉及地区发展战略的专题协商，如：以“推进西部大开发”为主题的协商；以“加快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与建设，推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为主题的协商；还有关系国家重大经济政策的协商，如：以“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胀，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主题的协商；以“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主题的协商；以“着力扩大内需，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为主题的协商。既有国家文化、科技发展战略的协商讨论，如，主题为“以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国家软实力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协商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协商；也有围绕“社会管理”展开的协商座谈，如：主题为“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协商等。通过以上协商座谈，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意见还建议，发挥人民政协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继承建国初期“双谈”传统和反思“文革”教训基础上，“协商座谈”的“双谈”传统得以延续，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通过这一方式，充分表达对党和国家政策的意见建议，为“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及改革开放新时期国家建设的各方面建言献策、贡献智慧和力量，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中共十八大后“双周协商座谈会”的创立及对“双谈”传统的继承和创新 

　　2012年11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大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53]。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对协商民主做出重要部署，明确提出“增加协商密度，提高协商成效”[54]的新要求。为此，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继续探索专题协商的实现形式，在充分征求各民主党派、各专门委员会意见建议、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建立了“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从1966年停止到2013年的重启，时隔47年，“双周座谈会”这一在“文革”开始后淡出政治舞台的“参政议政”重要渠道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 

　　在2013年9月18日举行的全国政协第六次主席会议上，主席团审议通过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办法》(试行)。“双周协商座谈会”主要采取专题协商座谈会的形式，座谈的内容主要是听取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报告、座谈时事政治、协商有关单位提出的问题和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提出的问题等。通过“双周协商座谈会”，人民政协在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充分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作用，紧紧围绕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和贯彻实施献计出力，发挥了其“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 

　　“双周协商座谈会”是对1950年4月至1966年7月举行的百余次“双周座谈会”的继承、创新和发展，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若干次政协重要会议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全国政协创造的各种协商形式的集成。 

　　从继承的角度看，“双周协商座谈”继承了“双谈”神仙会的优良传统，与会人员围坐在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发言不分主次，允许现场插话，允许交锋，没有穿靴戴帽，没有空话套话，直奔主题，讲问题、谈看法、说建议。目的让大家畅所欲言，把问题谈深谈透，从而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形成更加科学有效的政策建议。 

　　从创新的角度来看，“双周协商座谈”与历史上的“双谈”相比又有所不同，并有所推进，主要表现为： 

　　1.规模更小、专业性更强。建国初期的“双谈”是以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的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所推派的代表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为主体，主要目的是沟通思想，强调学习与沟通。从参会人数来看，虽然规定参会人数“以住京者为限，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人民团体出席双周座谈会代表之人数，经各参加单位协商决定，但每一单位至多不超过五人”[55]，但由于未能有效控制参会人数，曾经出现过一场座谈会有200多人参加讨论的情况。，而“双周协商座谈会”的每次座邀请20人左右。从人员构成来看，参会人员主要是与座谈会主题相关的委员，其中大多数是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有时还邀请中共中央、国务院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到场，以打通政协与政府部委、党内与党外的沟通渠道，以推动建言献策成果转化。讨论后，经报请中共中央正式批准，由全国政协办公厅、各民主党派中央。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这种小规模的座谈，每次都聚焦一个问题展开座谈交流，参与者也是有备而来，有的放矢，绝不空谈，座谈质量明显得到了提升。 

　　2.主题更加丰富。虽然两者都是围绕着党和国家的重大关键性问题进行协商座谈，但随着国家建设发展阶段的变迁，以及政协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座谈的主题也由建国初期以“时事政治”为主，组织民主党派学习和思想改造，以及对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过渡时期总路线等问题的探讨，演变为改革开放后对国家经济发展、深化改革、环境保护、科教文卫、社会治理、司法公正等问题的探讨。这些反映国家和社会发展新元素内容的增加，体现了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代领导集体全面深化改革、切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的一系列重大举措。 

　　3.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前的“双谈”曾经两度停止活动，“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完全停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双谈”传统得以延续，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每年召开的次数也屈指可数。除去政协各个专门委员会内部的专题座谈外，以全国政协名义举办的“专题协商会”自2005年第一次举办至2012年10月，也举办了11次。而根据2013年通过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办法（试行）》，“双周协商座谈会”则是一般每两个星期举行一次，安排在星期四下午，每年举行20次左右。[56]2013年10月重启的“双周协商座谈会”至2014年12月已经召开了24次，基本做到了有序规划，按期举行。而且“双谈”每年年度计划安排由全国政协主席办公会议讨论后，都需经报请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主题选择则都紧扣“党和国家的重大关键性课题、研究涉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一要求，每次双周协商座谈会结束后，政协会将各方意见会形成一个信息专报，递交相关决策部门。每一份信息专报都会很快得到反馈。从会前主题的选择，到座谈会后的信息专报，再到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以及相关部委的及时反馈，“双周协商座谈会”显示出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发展趋势。“双周协商座谈会”已经成为一个沟通思想、增进共识、协调关系、凝心聚力的重要协商平台。 

　　“双周座谈会”作为新中国政治协商的重要渠道，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几经沉浮，既见证了人民政协制度从“代权力机构”到“统一战线组织”再到“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成长历程，也参与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文革”的十年浩劫，以及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不断推进过程。在此过程中，“双周座谈会”及其与之相关的协商对话机制，成为展现新中国上层政治活动的重要平台，也成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共产党凝聚共识、共商国是的重要载体和纽带，在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建设的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双周协商座谈会”在继承“双谈”传统基础上，着眼于新的时代、新的实践，不断进行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必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009） 

　　（责任编辑 朱昌裕） 

　　该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