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守亮】国史梦的文化底蕴和民族品格

作　　者: 曹守亮
发表/出版时间: 2013年12月15日
学科分类: 综合研究

成果类型: 论文
发表/出版情况: 《北京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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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梦的文化底蕴和民族品格

曹守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两千多年前的诸国史官之书汇于孔子之手，成就了文化上的一代春秋霸业，司马迁更是将中华文明之道的传承重任，与展现汉代丰富多彩现实社会的历史担当系于一身，著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学丰碑。中国古代史官中还大量出现了拥有类似“董狐笔”、“太史简”美誉而流芳千古的高风亮节之士，他们塑造了两千多年中国历史上史官形象的铁骨风貌。唐初设史馆，太宗皇帝亲自监修，成书八种，占据了《二十四史》的三分天下。元人王鹗在元朝统一之初就提出编纂辽、金两个“敌国”历史的建议，他说：“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元名臣事略》卷12）。这种气魄和胸襟反映出了中华文化的宽容大度、兼容并包，是为古人矢志追求、乃至为之付出生命代价也在所不惜的“国史梦”。史家群体的不断涌现和史馆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是《二十四史》得以绵延不绝、贯通古今的重要制度保障。

民国短祚，国史馆命运多舛，启废再三，但屡废屡兴，国史馆如影相随，贯之如一。史家陈寅恪在抗战如火如荼的日子里谈到了明末清初知识分子共同秉持的文化理念，表明了自己的心迹。他说：“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国亡然能有史，则殷鉴不远。从善去恶，国可再建。如无史，何所鉴戒？何所取法？华夏民族无从因袭，将不复存在矣。”（转引自何永炎：《荔园书话》，海天出版社 2010年版，第107页）国史在近代史家心目中的分量可见一斑，国史之重要性在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进程中可见一斑，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重史传统在风云激荡的近代历史上不仅没有被泯灭而且还得到了新发展，达到了新境界。民国时期史学流派繁多，主张庞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各派史家都不约而同地以撰著通史为治史旨归。从梁启超的宏大通史编纂设想，到顾颉刚念念不忘的通史追求，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家翦伯赞、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等人的通史撰述，都折射出了浓浓的“国史情结”，也即那个时代学人的“国史梦”！在相当大程度上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追求记录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文化行为已经成为历代史家群体最高的史学追求、完美的价值体现，这种追求已经完美地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成为中华文明历经磨难，久经坎坷而仍能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文化基因。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华民族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甲子轮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方兴未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观寰宇，全球化经济文化发展浪潮席卷了整个地球，不同意识形态的分野和斗争更加复杂，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流失和文化交流中大规模的文化入超，都猛烈地冲击着中国文化，考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风起云涌的时代更替和社会更迭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需要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更需要在文化上展现其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也越来越需要增强理论自信和文化自觉，越来越需要尽可能多地发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蕴含的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越来越需要尽可能深地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尤其需要大力张扬数千年绵延不绝、峻峰呼应的文脉传统和史学精义。惟其做好这两个时代课题，才能真正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和制度自信。史学，作为文化中的文化，在中华文明流衍嬗变，继承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是人们认识历史、阐扬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包括《二十四史》在内的优秀史学遗产就是毛泽东主席所说我们祖先留下的“珍贵品”，构成了雍容典雅、宽容自信的中华文化的基干和主脉，也是应对外来冲击和挑战最为有利的武器。

如果说江泽民1999年给白寿彝写信祝贺22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是对中国史学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提出了明确要求和期待的话，那么他在2012年给《简明中国历史读本》所作序言更进一步明确了21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方向。江泽民指出：“我们还要向世界介绍我国历史，特别是要介绍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历史苦难和进行的伟大奋斗，让国外民众了解我国历史和国情，帮助他们从历史角度来客观观察和分析今天的中国。”在这里，21世纪的中国史学工作者要研究中外历史，把握历史规律和时代大势，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中给予中国一个清晰而准确的定位，增加中国学术在国际史坛中的影响力。随着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尤其是要研究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向世界介绍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中国发展道路，则更是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增添了新内容，注入了新的活力。当代中国史学注定要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学术形态，以及建立新的话语体系谱写出新的篇章。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阐述，清晰地表明了深具文化底蕴和历史忧患的国史梦。以对改革开放30多年伟大实践和对60多年共和国探索历程的深刻总结为根本旨归的共和国史研究，构成了目前最为贴近现实、感悟现实、解释现实、阐扬现实的国史梦。“国史梦”因习近平主席阐述更加系统完善、更加成熟丰满。它对170多年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使人看到了中华文化旺盛生命力之所在，看到了国史梦想那久远绵长、厚重深远的历史根基。

1999年白寿彝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压轴之作”，足见该书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之重。笔者看来，多卷本《中国通史》除了向人们提供丰富多彩的历史知识，激励和培育各族人民的历史文化认同之情和爱国之志外，还在历史编纂机制和编纂模式上实现了传统史书体裁与现代书写体例有机结合的创新，完美地实现了集体编纂与私人撰修的天然融合。这种新综合体以传统的纪传体为基础，吸收了其他体裁的长处，包括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部分，新颖而富有民族风格。这种新综合体为其后大清史和民国史编修项目所继承、所发展，被证明是符合时代要求的。这一点可以从多名编纂大清史和民国史的专家对史书体裁的认识中可以看出。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领域在专家在反思相关编纂问题、展望未来史书体裁问题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以新综合体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设想。2012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出版了当代中国研究所编纂的五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这是共和国史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巨大的，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若是将这部史稿放到整个国史编纂与研究的长河中加以考察，则更能凸显其文化内涵，也就更能觉察出当代文化发展中的成就与不足。毋庸讳言，当下我们还没有与《二十四史》，乃至《二十六史》相匹配的共和国史，甚至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承担此项文化功能的机构。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看，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时代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巨大缺项和莫大遗憾。当代史家之忧之患，莫过于此，当代良史之梦之盼亦莫过于此。

江泽民在前述序言中，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突出强调了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地位，在强调学习的同时，更多地是对当代史学家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在全球化视野下研究中国发展道路并对其给出具备较强理论影响力和学术阐释力的分析框架和理论解释范式，而且还要将中华民族的历史，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介绍给世界，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历史形态和现实模式。这两项任务都是艰巨而光荣的，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当代历史学，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内容和新的学术增长点。这即是当代最能体现时代要求和学术发展要求的“国史梦”。

展望明天，尽管困难重重，路途遥远，但当下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国史之梦依旧清晰，国史之盼依旧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