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转折时期的关键推动——对邓小平“南方谈话”意义的再认识

　　毛泽东逝世以后，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有两件事情：一是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二是既平息了“北京风波”，又发表“南方谈话”，保证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快速推进。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发生在中国改革和发展向何处去、怎样走的关键时刻，他不仅从思想理论的高度讲了社会主义本质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问题，从政治的高度讲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问题，还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讲了改革策略、党的建设和工作方法问题。从而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实际上成为新时期改革与发展的宣言书和路标。

　　          一、解放思想，突破“姓社姓资”的改革瓶颈

　　1989年“北京风波”以及随后发生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

　　证明了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确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不仅随时面临着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威胁，还面临着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处于强势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和平演变”威胁。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从意识形态来讲，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开始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而中国国内的多种经济并存、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也确实带来了文化的多样性和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价值观念的冲击。面对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导致的“北京风波”、国际上的东欧剧变和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轰然倒塌，中国怎样继续进行改革，怎样发展非公经济，怎样继续对外开放，都成为1989～1991年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期间没有真正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又集中在如何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而其中分歧最大并与实际关系密切的又是如何认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这已经成为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瓶颈，不解决这个认识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可能停滞甚至倒退。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实际出发，回答和解决了这个问题。

　　首先，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将反对“和平演变”作为头等大事的倾向，邓小平强调：“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

　　第二，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姓社姓资”问题和不少人不敢大胆改革现象，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他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回顾历史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邓小平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作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标准，既简明扼要，有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应该说是一锤定音，解决了改革以来就莫衷一是的纷争。

　　第三，针对有关经济改革方向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个焦点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再次重申了他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办法。”[2]

　　邓小平的以上论述，被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接受。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邓小平在突破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理论束缚的同时，还强调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他说：“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二、抓住机遇，结束徘徊前进的发展局面

　　1991年是“八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这一年，宣布治理整顿结束，改革也有新的进展，国民经济增长幅度也有较大幅度的回升，但是，总的经济形势却不能令人满意。

　　在制定1991年年度计划时，根据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5%、结构调整缓慢、经济循环不畅、国有企业效益下降（全年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比上年下降18·5%，企业亏损额增加一倍多）、财政困难加剧（收入增长缓慢，而支出增长较多，收支差额比计划有所扩大）的情况，1991年的计划也是偏于保守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4·5%，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3·5%，工业总产值增长6%。

　　但是，1991年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却超过了原定计划。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7%，其中农业为3%，工业为14·2%，第三产业为5·3%，铁路货运量为3·3%，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为10·1%。[3]后来《中国统计年鉴（1995）》公布的修正数字则如下：国民生产总值为8·2%，其中第一产业为2·4%，工业为13·8%，第三产业为5·5%。与此同时，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则进展出乎意料地好，当年进出口货物总额135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5%；全年新签订利用外资协议金额17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7·6%，实际利用外资金额11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6%；全年旅游外汇收入28·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8·3%。

　　上述情况说明，第一，原订计划对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势头估计偏于保守了，对国际环境的估计也过于严重了，国民经济和对外开放已经出现较快回升，尤其是1991年第四季度，因此，需要充分利用有利时机，重新考虑加快发展的问题。第二，国民经济遇到的困难说明，还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加速国营企业改革，调动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改掉计划经济的弊病。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非常担心中国丧失快速发展的时机，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他还进一步论述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SITESERVER_PAGE]

　　邓小平还根据国内外的经验指出：“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4]

　　邓小平的上述谈话，立即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并很快得到落实。随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指出：“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在加快发展。如果我国经济发展慢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会遇到极大困难。所以，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十四大报告提出：“90年代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原定为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现在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情况看，可以更快一些。根据初步测算，增长8～9%是可能的，我们应该向这个目标前进。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进效益的基础上努力实现这样的发展速度，到本世纪末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原定比1980年翻两番的要求。”1993年3月中共十四届二中全会根据十四大精神，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八五”计划若干指标的建议》，将“八五”期间国民经济平均增长速度，由原计划的6%调整为8～9%。而实践的结果，是上述新指标仍然被超过了，国民经济总产值年均增长达到12%。而且“九五”、“十五”、“十一五”期间仍然保持了9%以上的增长速度。

　　       三、总结经验，提供改革与发展的方法和智慧

　　南方谈话中还包含了许多邓小平退休以后从多个方面对历史经验，特别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改革与发展的方法论；二是关于党的建设和人才培养问题。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只谈第一个方面。

　　第一，当改革涉及到原有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理论时，不搞强迫和运动，不争论。邓小平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第二，改革要有创新精神，要敢闯敢干。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不仅在中国是新事物，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中没有的。因此敢于创新就成为推行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不可少的方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多次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他还举例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第三，要政治、经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一方面强调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要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另一方面，也不断强调经济发展不能代替精神文明建设，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他强调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

　　最后，关于方法论问题，邓小平提出要反对形式主义和本本主义。他总结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邓小平从方法论的角度对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是党和国家的一笔宝贵财富，对第三代、第四代领导集体的治党理症、推进改革和发展起到了重要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