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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成果

【张星星】第二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学术总结

作  者
张星星
发表/出版时间
2009年11月25日
学科分类
综合研究
成果类型
论文
发表/出版情况
PDF全文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由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的“当代中国与它的发展道路———第二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 坛”,经过两天的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就要结束了。受论坛组委会的委托,由我对本次论坛作学术总结。由于本人学术水平和时间仓促所限,难免有挂一漏万或所言不当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谅解和指教。

  本届国际论坛受到中国各方面的高度重视。9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中央外宣办副主任钱小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以下简称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国  史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等出席了本届论坛的开幕式。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孙家正出席了当代中国研究所举行的欢迎晚宴,并发表了卓有见地的讲话。《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网、人民网  等主要媒体,对本届论坛的开幕作了采访和报道。

  朱佳木为本届国际论坛致开幕词,对论坛的主题———“当代中国与它的发展道路”作了深刻阐述。王伟光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向本届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围绕论坛的主题发表了讲话。他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就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下,经过60年探  索而找到的一条正确道路,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道路,是一条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正确道路,是一条中华民族振兴、发展、繁荣的必由之路。”

  在两天的会议期间,有30位中外学者作了大会发言,并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与会代表 分为两组进行了小组讨论,未在大会发言的学者分别阐述了各自论文的主要观点,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下面我想就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从五个方面的作一学术总结。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形成和历史评价 

  如同王伟光所说,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重新确立并发展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积极而稳妥地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各项社会政策的全面改革,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选择,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前提。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张海鹏研究员的《近代中国历史发展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孙教授的《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结合中国近代历史、中国革命史和近代国际环境等广阔的历史背景,深刻地回答了近代中国为什么走不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为什么必须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必然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研究员的《毛泽东关于自力更生与对外交流的思想》、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教授的《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澳大利亚莫纳虚大学孙万国教授的《毛泽东领导时期的中国国家建设》,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认为尽管毛泽东犯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错误,但他强调以苏为鉴,提出要进行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指出了方向,成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思想源头。  多数与会学者赞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辟 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朱佳木研究员的《新中国两个30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刻阐述了正确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个30年相互关系的重要意义,认为“如果没有新中国头30年提供的根本政治前提、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利的国际条件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要开辟这条道路是不可想象的”,“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形成,既有后30年对前30年的  发展,也有后30年对前30年的继承”。当代中国研究所程中原研究员的《从中国式现代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探讨了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命题的探索历程。

  与会学者围绕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内涵、性质和意义,它与西方国家发展道路有哪些不  同,能否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模仿或借鉴等问题,展开了十分热烈的讨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季塔连科院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国际意义和中国改革的经验》认为,新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对西方发展模式的另一种选择,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体制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与意义,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日本早稻田大学毛里和子  教授的《如何评价“改革开放30年”》,在充分肯定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客观分析了在这一进程中面临的新挑战和新问题。虽然与会学者对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并不统一,但大家都认同: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蕴藏着丰富的研究资源,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以宽广的历史眼界、深厚的历史感与敏锐的历史洞察力,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的  发展历史、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对我们深化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的认识,无疑有着普遍意义。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奋 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努力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断得到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中国重要的立国之本。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玛玛耶娃研究员的《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党政建设改革的阶段和方向———若干方面比较分析》,按照四个历史阶段的划分,从区分党政关系、坚持集体领导制度、扩大党内和党外民主、优化决策机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加强党内监督和教育、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采取的有效举措。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国家建设和立法工作共同发展,使中国的政治建设逐步完善,并展现出在现行政治体制框架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态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研究所田居俭研究员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共始终不渝的治国方略》,把中国共产党执政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结合起来,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治国方略,是富民强国的政治保障和政治基石。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斯米尔诺夫研究员的《中国的政治体制:共性与特性》,通过系统阐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深入分析了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持依法治国、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特点。鲍罗季奇研究员的《作为国家竞争力因素的中国政治发展》,从分析国家政治发展与国家竞争力的关系入手,深刻阐述了中国政治有序发展对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产生的积极影响,认为中国的政治管理是稳定、有效和自我完善的,它从自身的社会体系中获取了发展动力。韩国高丽大学李正男教授的《中国特色的民主理论:是一种新的民主模式吗?》,  强调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献和政治实践,来认识中国的民主模式和民主进程,认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一条基本不同于西方民主模式的道路前进。当代中国研 究所李正华研究员的《六十年中国乡村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系统回顾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对乡村治理的艰辛探索,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变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尝试,拉开了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瑞典隆德大学沈迈克教授的《“我们是人民的特务,  应该感到光荣!”———中共中央调查部历史研究》,以独特的视角对中共中央调查部的简要历史及其重要作用做了探索性研究。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新中国为和平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 一而提出和制定的一项基本国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伟大创造和对人类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社会保持稳定,经济更加繁荣,民主有序发展,民众安居乐业,充分显示了“一国两制” 的强大生命力。澳门基金会吴志良博士、澳门特区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中心林媛副研究员的  《澳门特别行政区十年之发展:从经济与政治的视角回顾与展望》,着重总结了澳门回归祖国后积极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和循序渐进发展政治民主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并对澳门下一步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对策性思考。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新时期以来,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强国之路,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定不移地推进各方面改革,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成功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经过60年的艰苦创业和快速发展,中国根本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跨上新的台阶,中国经济大踏步地跨入了世界经济舞台。

  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成功创造。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光研究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探索与创建》,系统总结了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历程和经验教训,认为国家计划导向下的宏观调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备的内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自觉地实现科学的宏观计划调控与市场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的有机结合,在更高层次上建立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和谐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的《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探索与认识的曲折历程》,着重梳理  和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两个重要经济学问题讨论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深刻阐述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及其发展过程。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中国经济建设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董志凯研究员的《中国工业化60年———道路与建树》,系统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农业为基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选择和新时期以来积极推进工业  企业、行业、政府宏观指导等方面改革的发展历程,着重阐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主要特点和  取得的巨大成就,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工业化发展面临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研究员的《论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问题》,主要围绕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和国际环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问题,深刻分析了上述三个问题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和演变产生的决定性作用,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总结 和阐述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蕴含的历史启示。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经济发展奇迹。北京大学李玲教授的《人力资本、经济奇迹与中国模式》,拓展了传统的人力资本概念,将教育、健康和生育视为人力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人力资本的视角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认为新中国努力保障全民健康、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降低人口死亡率和生育率,用最低的成本启动了人力资本内生改善机制,为中国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时机、创造经济奇迹提供了内部动力,并且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人类发展模式。《当代中国史研究》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李文编审的《中国新时期的计划生育与改革开放》,集中研究了新时期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建设的影响和作用,认为通过实施计划生育,减缓了人口增长速度,减轻了资源的压力,加大了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中国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薛凤旋教授的《从1949年以来60年的回顾看中国城市的发展》,总结了新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轨迹和城市性质、功能、结构的变迁及其经验教训,认为应重新认识和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继续探求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发展道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泰伟  斯教授和莫纳虚大学孙万国教授的《现代化共识的形成:打倒四人帮至十一届三中期间中国的经济政策》,集中研究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对工作重心转移、加快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吸引国外资金等政策的探索和肇端。当代中国研究所陈东林研究员的《邓陈领导机制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波尔奇科夫研究员的《一代伟 人———陈云》,通过对陈云经济思想及其特点的研究,集中阐述了陈云对新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日本首都大学宫川彰教授的《金融危机与市场经济的走向:当代金融体制的特征及其危机》,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对金融泡沫和实体经济的影响,提出解决当前金融危机的办法绝非简单地寻求填补GDP缺口或解决消费不足,而应把重点放在社会生产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均衡发展上。
  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方针的指引和推动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和谐文化建设,继承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吸收外国文化有益成果,教育、科学、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和其他各项社会事业不断开拓创新,使中国人民的思想状态、精神面貌、文明程度 和道德素养发生了深刻变化,促进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即把文化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积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探索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道路。当代中国研究所刘国新研究员的《新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回顾》,通过梳理和总结新中国的文化发展历程,系统阐述了新中国文化建设在各个历史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和经验教训,认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改革的精神破解发展难题,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时代挑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一道富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风景线。中国人民大学杨凤城教授的《新中国60年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与方针 政策研究》,从执政党的文化理论和方针政策的角度,阐述和分析了文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形成的历史条件、历史作用和历史局限,重点阐述了新时期以来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的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思想下的多样化文化建设方针,认为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文化理论和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促进了新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的《“全球化”与当代中国宗教》,从分析经济全球化对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入手,着重研究了经济全球化和对外  开放环境下中国五大宗教的发展态势,并针对目前“教外有教,教内有派”等多元化、互渗型的新走向,提出了相应的新思考和新对策。

  自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和当代社会史研究进一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中共中央党校柳建辉教授的《中共执政60年与当 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深刻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历史性变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形成,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 广度和深度,同时昭示了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山西大学副校长行龙教授的《“自下而上”: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社会史视角》,分析和指出了当前对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研究中过分集中于上层政策的偏误,主张加强“自下而上”的农村社会史研究,更多地关 注亿万农民的生存环境、日常生活、人际关系和精神心理状态,多角度地认识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

    五、关于新中国国防建设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新中国的建立彻底结束了近代中国国防衰微、备受欺辱的历史,国防和军队建设向着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目标阔步前进,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倡导和维护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不断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外交战略的重大转变,广泛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文化交流,正确处理大国外交、周边外交、与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的关系,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 了重要贡献,推动了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的不断提高。

  国防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科学院战略与战争理论研究部原副部长齐德学研究员的《新中 国60年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特点和启示》,通过回顾新中国60年来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历程,深刻分析了新中国始终坚持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在极为薄弱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化建设、经历曲折的探索过程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等基本特点,进而总结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跟踪世界军事发展形势和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主创新道路等历史启示。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张星星教授的《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集中围绕中国共产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绝对领导制度,系统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军队,积极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制定和不断完善积极防  御的战略方针,坚持听党指挥、忠于国家和服务人民的高度统一等重大决策与举措,认为始终  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是适合中国国情、独具中国特色的国防和军事领导制度。

  新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实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所长于沛研究员的《中国道路:繁荣富强和平和谐之路———中国外交60年的回顾与思考》和当代中国研究所丁明研究员的《审时度势,铸就辉煌———对新中国外交战略演变的历史回顾》,系统总结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和发展,认为中国的“和平外交”和“和平发展”,是中国发展道路最突出的特点,不仅实现了自身发展,而且成为人类文明持续进步的强大动因,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愈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中共中央党校宫力教授的《改革开放与中国外交》,集中研究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与对外关系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与世界潮流的融合,强化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基础,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进了与国际社会互相合作、共同发展,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美国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的《邓小平与中国的对外开放:  1977~1979年的中美关系》,依据翔实的文献资料,研究和论述了邓小平为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的艰辛努力和重要贡献,以及在此过程中为中国确立对外开放政策奠定的重要基础。美国华盛顿大学沈大伟教授的《中国外交的变革》,概要阐述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外交环境、  外交格局和国际地位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着重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美国、欧洲、亚  洲、拉丁美洲、非洲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外交关系的发展。印度德里大学莫汉蒂教授的《印度与中国:竞争霸权国还是民主化力量?》,认为印中两国的迅速发展代表了当今世界推进合作与平等和自主自决进程的新生力量,将对世界经济和政治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也推动了国外的当代中国研究,使这一学科愈益成为引人注目的显学。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乌索夫研究员的《俄罗斯学者近十年对中国历史的研究(1999~2009年)》,认为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俄罗斯学者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兴趣明显增加,并从经济发展、社会政治史及中国共产党史、对外政策和中俄关 系、当代中国人物研究四个方面,介绍和分析了近十年来俄罗斯学者有关中国历史和经济社会  发展的70多部专著和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何培忠研究员的《日本学界的当代中国观》,分四个时期论述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日本学界当代中国观的发展和演变及其对中日关系产生的影响。  

  新中国60年的发展和成就,借用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话来说,仍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未来的发展路程还很漫长,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考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仍然要不断地发展和创新。中国人民有充分的理由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反映时代潮流的正确道路,具有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开拓前进。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益紧密。我们热切地希望世界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也希望听到各国学者对中国发展的批评建议,希望在本届国际高级论坛搭建的交流平台和学术联系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相互间的交流和沟通,共同推进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