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星】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总结

　　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总结 

　　张星星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代表、同志们：大家好！ 

　　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从9月18日正式开幕，经过两天紧张而热烈的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就要结束了。刚才三个小组的代表分别介绍了各组讨论的情况，概括了他们的收获和体会，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本次会议的成果。受大会组委会的委托，我在这里就本届学术年会的基本情况和参会论文及讨论情况作一个总结发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逐步兴起，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而同步发展起来的一门年轻的历史学科。本届年会的主题定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述评”，就是要比较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一下这一学科形成以来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在学术研究中存在分歧或争论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以进一步明确学科发展的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更好地加强国史学科发展的中的一些薄弱环节，更好地纠正在国史研究方面出现的一些错误观点和言论，更好地推进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更好地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这一重要的学术阵地和意识形态阵地。在本届年会的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朱佳木同志致开幕词，从学术方面和政治方面深刻阐明了开好本届年会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为了深化对国史研究中一些重点、难点问题的认识，也为了反驳各种歪曲、丑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言论，发挥国史研究护国、资政、育人的功能，并在这一过程中促进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完善，很有必要将国史研究中的重大分歧与争论问题作一次系统梳理，将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进行一下总结。”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延安市委书记、延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希同志致欢迎词，介绍了延安的自然和历史情况，特别是近年来取得的建设成就和未来的发展目标，使我们受到了一次生动的延安精神和改革开放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国史学会会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陈奎元同志，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国史学会顾问张全景同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国史学会副会长张启华同志，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我们开好本届年会和把握好国史研究的正确政治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陈奎元院长强调指出：“国史研究是学术工作，但同时又与现实政治密切联系，其方向正确与否，不仅关系到学术的得失，也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我们要深刻认识和大力弘扬延安精神，用革命理想和信念统一思想，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宗旨，尊重实践、追求真理、反对各种教条主义，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更加注重思想建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看清共和国发展的历史轨迹，不断把国史研究推向深入。” 

　　根据年会论文评审委员会的推荐和大会组委会的安排，有12位学者就本人的参会论文作了大会发言，并同与会者进行了交流。全体会议代表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等三个小组展开了热烈讨论，代表们阐述了各自论文的主要观点和研究体会，并围绕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充分发表了意见。会议间隙和会下，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国史研究经过2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学科基础，引起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关注，但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分歧与争论，有些需要我们通过深化研究和学术争鸣加以解决，而有些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用貌似客观而实则混淆时空、偷换概念、以偏概全、歪曲事实，别有用心地歪曲和丑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错误观点和言论，则要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学术鉴别力，旗帜鲜明地加以抵制和批驳。大家在讨论中认为，本届学术年会的论文选题，基本覆盖了国史研究中存在分歧与争论的主要领域，许多问题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通过参会代表系统深入的研究和会议期间的讨论交流，使大家对国史研究中的重大分歧与争论及其实质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增强了在国史研究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的自觉性，必将对加强国史学科建设，推动国史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发挥积极的学术影响和政治影响。 

　　入选本届年会的论文共计61篇，贯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各个时期，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纵览了20多年来国史研究的主要成果，特别是比较系统和深刻地分析了涉及国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我想着重从三个方面对本届年会论文作一概括和总结。 

　　第一，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国史重大问题的研究状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共和国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建立起了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大部分物质技术基础，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制定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逐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这些重大问题，构成了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我们进行国史研究所必须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的。离开了这些基本观点，模糊了这些基本认识，动摇了这些基本立场，就不可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作出正确的评价。 

　　在本届年会的论文中，军事科学院战略部齐德学的《抗美援朝战争研究述评》，中央文献研究室赵士刚的《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原因研究述评》，中央党史研究室陈夕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研究述评》，当代中国研究所宋月红的《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研究述评》，钟瑛的《建国初期新中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与评价研究述评》，王丹莉的《统购统销研究述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石建国、武力的《建国初期中国工业化道路及发展战略问题研究述评》，江苏社科院叶扬兵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述评》，当代中国研究所冷兆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述评》，夏杏珍的《“双百”方针研究述评》，曹守亮的《中共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研究述评》，中央文献研究室刘智、王为衡的《对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研究述评》，张素华的《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的研究述评》，当代中国研究所李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研究述评》，中央党史研究室刘荣刚的《新中国三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研究述评》，湖南师范大学莫志斌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研究述评》，当代中国研究所李正华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述评》，张蒙、杨文利的《新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述评》，石善涛的《邦交正常化前的中日民间外交研究述评》，王巧荣的《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研究述评》，叶张瑜的《祖国统一中台湾问题的由来与发展研究述评》等，比较系统地梳理了国史中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状况，总结了研究中取得的主要进展，探讨了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的文章还有针对性地分析和批评了一些错误观点。大家在讨论中对当代中国研究所郑郡的《国史学理论问题研究述评》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认为国史研究的发展迫切需要对国史学理论的系统研究，这对学科地位的确立、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学科建设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二，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国史研究中的难点问题。 

　　我们在总体上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主流的同时，也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面对在新中国发展历程中曾经出现过的曲折和失误。国史研究中的难点问题，大多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过程中发生失误或部分失误的问题。作为一个建立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基础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失误，与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历史巨变相比，只能算是支流。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立场，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主流与支流、全局与局部、全部过程与个别现象的关系，才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出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才能正确分析发生失误的原因，才能从局部的、一时的、支流的失误和曲折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 

　　在本届年会的论文中，国家博物馆刘建美的《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研究述评》，当代中国研究所孙丹的《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述评》，李成武的《建国初期高校院系调整研究述评》，东北师范大学吴敏先、张永新的《建国以来知识分子政策及调整研究述评》，当代中国研究所姬文波的《“高饶事件”研究述评》，刘仓的《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研究述评》，张星星的《胡风事件研究述评》，王瑞芳的《大跃进时期农田水利建设得失研究述评》，中国人民大学辛逸的《农村人民公社研究述评》，当代中国研究所罗燕明的《毛泽东第二次访苏与莫斯科会议研究述评》，张金才的《1959年庐山会议研究述评》，田波的《“农业学大寨”研究述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栾景河的《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研究述评》，当代中国研究所刘国新的《20世纪60年代战备问题研究述评》，张勉励的《新中国对外援助问题研究述评》，东北师范大学李彩华的《三线建设决策成因及建设得失研究评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吴超的《“文化大革命”起源研究述评》，当代中国研究所陈东林的《“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状况研究述评》，中央党史研究室叶晖南的《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研究综述》，国防科技大学刘祖爱等的《“九一三”事件历史影响研究综述》，北京工商大学江燕的《粉碎“四人帮”研究述评》，河南大学何云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述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程珂的《建国前后中共对美政策研究述评》等，围绕这些难点问题梳理了在研究中存在的不同认识和观点，区别不同情况分析了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分歧和争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和深化对难点问题研究的建议。大家在讨论中认为，国史研究中的一些难点问题由于政治敏感性强和受到宣传纪律的限制，一些正面的、积极的、有益的研究成果也难于发表，许多国史工作者对研究这些问题存在着较多顾虑，而一些所谓的“体制外”人员却毫无忌惮地利用一些报刊或网络大事“炒作”，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一些同志建议，这种状况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严重注意，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第三，分析和批驳了在国史重大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本届年会的许多述评文章都对近年来在国史领域出现的错误观点和言论给予了高度关注。正如朱佳木同志在开幕词中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国史学科的特殊性质，各种反对党的领导、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势力和思潮，也往往披上国史研究的学术外衣，用貌似客观而实则混淆时空、偷换概念、以偏概全、歪曲事实等方法，来为他们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格制造舆论。人们只要稍加注意便不难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现在几乎没有一个重大事件不被他们攻击和篡改。”面对这些错误的观点和言论，每个国史研究工作者都应当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学术鉴别力，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历史方法，以维护共和国光荣历史的高度责任感，以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旗帜鲜明地批驳这些错误观点，推进国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积极的思想和学术导向作用。 

　　在本届年会的论文中，当代中国研究所叶明勇的《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运动研究述评》，李格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述评》，河南科技大学张俊国的《“三反”、“五反”运动研究述评》，温州大学刘建国的《关于建国后党的指导思想是否有民粹主义影响问题研究述评》，天津师范大学魏继昆的《反右派斗争研究述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徐海亮的《1959—1961年全国干旱灾害研究述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尚长风的《三年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研究述评》，当代中国研究所姚力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研究述评》，曹光章的《反对精神污染研究述评》，丁明的《外蒙古独立问题研究述评》等，都在系统梳理该领域主要研究成果和学术进展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批评或驳斥了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在与会代表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大家在讨论中谈到，在学术批评方面我们确实有过混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用政治批判的方式解决学术或思想问题的教训，但是这些年来，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严重弱化，学术界正常的学术争论和学术批评难以开展，甚至一些严重错误的观点和言论也得不到应有的抵制和批评，这既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化，也不利于巩固国史研究这一重要的意识形态阵地。 

　　大家对年会论文中一些过去研究比较薄弱或交叉性、边缘性课题也给予了关注，如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董志凯的《新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历史研究述评》，江西财经大学温锐的《新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革史研究述评》，华南理工大学周云的《台港地区对1949—1979年中国大陆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谢冠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述评》等。这些述评文章对开阔国史研究的视野，拓宽国史研究的领域，也有重要的意义。 

　　本届学术年会圆满地达到了预期目的。许多代表在讨论中谈到，学术史或学科发展史的研究水平，是一门学科成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与重要标志。此前，虽有一部分国史研究述评文章，但总体来说，数量少，覆盖面小，只涉及了部分学术领域。本届年会的述评文章基本覆盖了国史研究的主要领域，梳理了学科形成以来的主要学术成果，为形成国史学科的学术史或学科发展史奠定了重要基础。不足之处是，由于受研究时间和文章篇幅的限制，有的述评文章对一些比较重要的著述未能涉及，对有关学术论文的述评较多，对一些重要著作的述评相对较少。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具有“通史”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已出版数十部，目前还没有文章对这些著作做出比较、分析和评价，而这类著作对学科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希望有志于这一研究的同志，能够下点苦功夫，细细地读读这几十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并作出恰当的分析和评价。我想这肯定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会议期间，许多同志还对国史学会和国史学术年会的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代表国史学会和年会组委会，向各位代表对年会工作的支持和对学会工作的关心，表示衷心的感谢。 

　　经当代中国研究所与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协商，第八届国史学术年会拟于2008年9月在浙江杭州召开，主题是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我们将在年底前发出征文通知，欢迎同志们踊跃投稿，积极参加。 

　　由于准备时间仓促，我的总结发言肯定会有不当之处，请各位代表批评指正。 

　　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