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在历史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庆祝大会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论坛上的讲话
- 作 者
- 朱佳木
- 发表/出版时间
- 2005年10月20日
- 学科分类
- 综合研究
- 成果类型
- 论文
- 发表/出版情况
- 《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
- PDF全文
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请首先允许我代表院党组和奎元同志,向历史所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祝贺,向前来参加庆祝大会的院内外来宾表示衷心感谢。
历史研究所是我院的一个老所,从1954年建所起,到现在已经整整五十年。五十年来,历史所全体同志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与全国史学工作者携手并进,为我国历史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十年前,已故的北京大学著名史学家邓广铭教授在历史所庆祝建所四十周年的大会上作即席发言,把历史所比喻为我国史学界的火车头。十年过去,历史所的同志们以自己的业绩证明,他们没有辜负老一辈史学家的期望,无愧于史学界“火车头”的比喻。
自从历史所建所之初,这里就聚集了我国许多著名的史学大家。他们中间有的从事过研究,有的担任过所领导,有的做过学术咨询,如郭沫若、陈垣、顾颉刚、侯外庐、周谷城、郑天挺、翦伯赞、邓拓、唐兰、吕振羽、尹达、吴晗、向达、贺昌群、邓广铭、唐长孺、白寿彝、傅衣凌、胡厚宣、杨向奎、王毓铨、张政(火良)等等,真可谓群贤荟萃,众星璀璨。他们创造出了一大批第一流的学术成果,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不仅为历史所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而且奠定了实事求是和严谨治学的优良学风。这批成果以厚重的学术分量,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由郭沫若同志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中国史稿》,由侯外庐同志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宋明理学史》等著作,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他们的培养下,历史所涌现出许多在史学领域享有盛名的学术带头人。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在他们治学精神的感染下,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也已经成为了历史所的中坚力量,正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同时有着悠久的尊史、治史、学史和用史的优良传统。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一向高度重视对历史的学习与研究,不断强调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运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后,多次倡导全党学习历史,指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江泽民同志在主持中央工作后,反复号召全党“认真读一点历史”,并经常告诫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当前,在全国人民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党中央又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要求全党切实提高对包括史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意义的认识,充分发挥包括史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深刻指出:“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大势,提高治国理政的才干,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这一切预示着,一个尊史、治史、学史和用史的新局面,必将在我国出现。
面对新的形势,作为我国史学界“火车头”的历史所,应当以建所五十周年为契机,认真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寻找差距,在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发挥好“火车头”的作用,争取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首先,历史所要在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与学术创新方面进一步当好“火车头”。创新是任何学术研究的生命,固步自封,人云亦云,照抄照搬,谈不上学术研究。但是,创新绝不是胡思乱想,胡编滥造,更不是把前人已经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加以颠倒的剥削阶级唯心史观,再重新颠倒过去;而是在前人研究和新发现史料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艰苦劳动,对前人的基本观点进行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其中包括修正某些不完善的观点,扬弃某些陈旧的观点,提出某些新的观点。有人说,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大发展的今天,唯物史观已经“过时了”;还有人说,唯物史观“有严重的理论缺陷”,需要其他理论来“代替”。但是,无论人类过去的实践还是今天的实践都证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列宁语)历史学只是由于有了唯物史观的指导,才使它成为了一门科学。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历史唯物主义有没有“缺陷”,有没有“过时”的问题,摆在史学工作者特别是中青年史学工作者面前的紧迫任务,是坐下来实实在在读几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认认真真领会其中的精髓,并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历史所的许多老前辈们之所以能在古代史研究中取得开创性的重大成果,无不与他们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离开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所谓创新,不仅不会是真正的创新,反而有可能走到“复旧”的邪路上去。党中央要求我们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办成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把各个研究所办成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研究所是我院的基础,只有包括历史所在内的各研究所都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我院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
其次,历史所要在端正学风方面进一步当好“火车头”。历史研究是科学的事业,而“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毛泽东语)从古至今,史学界的大家,哪一个不是踏踏实实做学问做出来的?当前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存在一股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风气。这种不良风气的蔓延,严重影响人才的成才,更有碍于大家的产生。为了给出人才出成果创造一个健康的良好的氛围,历史所的科研人员特别是中青年科研人员,应当带头扭转这种风气,以实际行动倡导严谨治学、刻苦治学的学风,像历史所的老一代学者那样,真正做到甘于寂寞、淡泊名利、潜心钻研,厚积薄发。
再次,历史所要在发挥史学经世致用功能方面进一步当好“火车头”。历史从来就是经世致用的学问,有幸从事历史研究的人,绝不应当仅仅把研究工作当成自得其乐的享受,而应当把它当作为人类为社会服务的工具。龚自珍曾经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他还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当年,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我东三省,大搞奴化教育,手法之一就是取缔中国文史教材,把东北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剥离出去,并融入日本的历史。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前夕,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历史“不应当有被遗留的人物和空白点”,“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于是,在全苏范围掀起一场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再到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逐步升级的思想运动,从而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使广大人民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为苏共下台、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现在,陈水扁之流为了搞“台独”,竭力推行“去中国化”运动,同样拿历史大做文章。他们把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分割出去,然后再把中国史放入世界史,妄图以此从根本上改变台湾民众的中国人观念。这些事例都从反面说明,历史研究并非与现实无关的清谈。我们从事历史研究,也必须做到“两耳要闻窗外事”,关注时代的脉搏,把个人的研究与民族的命运,以及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这种联系绝不应当是过去一度有过的那种把历史研究与现实简单挂钩的庸俗化做法,而应当是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人民的需要、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例如,当前全党都在学习贯彻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就是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包括中国古代历史在内的中国国情。“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毛泽东语)认清中国的历史特点,了解中国的历史经验,有助于真正认清中国的国情,也有助于从中吸取治国的经验教训。总之,我们完全应当也可以在选择课题、搜集材料、进行研究、撰写论文时,更自觉更清醒地与现实相联系,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为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服务,更加充分地发挥史学认识国情、传承文明、咨政育人的功能。
同志们、朋友们:历史所的五十年,人才辈出,成绩斐然,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我希望历史所的同志们沿着前辈们开辟的正确道路,在院党组和所党委的领导下,继续奋斗,再造辉煌。同时,我也借此机会,预祝由历史所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历史学论坛获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