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新】共和国申年纪事

　　1956年：“经济革命”和科技文化的春天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中共八大

　　1956年大的一件大事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农业合作化高潮是在1955年夏季出现的，它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高潮的到来。1955年10月，毛泽东分别在中南海颐年堂和怀仁堂邀请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的有关人举行座谈会，号召工商业者认清前途，掌握自己的命运。针对资本家的惧怕心理，毛泽东说，赎买政策是“善转”，不是“恶转”，是“和平的转”，不是“强力的转”对当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件大事就是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八大的突出贡献在于提出和初步要有秩序有步骤地前进，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毛泽东的讲话，有力地稳定了资产阶级人士的不安情绪，鼓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

　　1956年1月北京市首先宣布全行业公私合营，1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20多万人参加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接着，上海、天津、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等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相继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手工业改造也在同时完成。1956年底，手工业合作社（组）成员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1.7%。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会议提出和初步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它明确了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事实证明，从当时而论，这个认识来得非常及时。从后来看，之所以出现了前进中的曲折，正是背离了八大的这一正确认识的缘故。

　　知识分子的春天

　　1956年1月，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这是中共中央召开的最大的一次专门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共有 1279人到会，1954年第一届人大召开时，不过有代表1226人，可见知识分子会议规模之大。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伯渠、董必武、彭德怀、彭真、张闻天、邓小平等57位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北京、天津、上海直辖市和各省、自治区党委和26个省辖市的书记、副书记、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党员负责人、个全国性群众团体党员负责人等，可见规格之高。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强调要坚决摒弃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必须尽一切努力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要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给他们以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发挥专长。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保证每周不少于5/6的业务工作时间。解决图书资料，工作设备及助手配备等问题。确定和修改升降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学衔、知识界的荣誉称号以及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制度。提高政治待遇，积极吸收符合党员条件的知识分子入党。1956年春节是阳历的2月12日。1月30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恩来的报告，是送给知识分子的最好的春节礼物，成为知识分子拜年时离不开的话题。

　　向科学进军

　　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宣布，国务院已经着手组织编制《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并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会后，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集中了600多位各方面科学技术专家对各部门、各地方的规划进行综和汇编。几个月后，规划的起草工作基本完成。8月，召开科学规划委员会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规划的目标是迅速壮大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力求在某些重要的急需的部门在12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方针是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为此，规划草案首先确定了57个国家重点科技任务，每项任务又分解成若干个中心问题，共有616个中心问题。在重点任务中又确定了需要优先发展的12个重点。这12个重点科技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比如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无线电电子学中的新技术、喷气技术、石油及其他特别缺乏的资源的勘探、.黄河和长江综合开发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危害中国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等。12月，《12年科学规划》及4个附件编制完毕，全部文件总计600多万字。

　　1956年还首次评选优秀科学研究成果，共有34 项研究论著获奖，其中一等奖3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26名。一等奖的论著是：华罗庚的《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数函数论》、吴文俊的《示性类及示嵌类的研究》、钱伟长的《工程控制论》。一等奖奖金10000元；二等奖奖金5000元；三等奖奖金2000元。对比当时的工资水平来看，这个奖金额度相当大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956年4、5月毛泽东分别以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身份分别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和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双百方针的提出，在全国知识界受到热烈拥护。有人形容听到双百方针时的心情是“如沾化雨，如沐春风”，并预感到“文学艺术未来的浓春”的来临。

　　宽松的环境和思想的解放使文坛涌现出一大批富有生活气息和反映时代脉搏的优秀作品。其中描写爱情生活的题材如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丰村的《美丽》；揭露、批评官僚主义的题材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李国文的《改造》、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此外还有王愿坚的《粮食的故事》、玛拉沁夫的《在茫茫的草原上》（上部）、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秦兆阳的《在田野上，前进！》等。  6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决定实行剧目开放。全国各地挖掘出传统剧目50000多个，仅北京市就挖掘了1000多个，其中不少剧目经过整理加工在舞台上获得新生。在这方面，昆曲《十五贯》称得上典型代表。昆曲在解放后多年受到歧视，《十五贯》上演后，轰动全国，一时“满城争说十五贯”。以致戏剧家田汉感叹道：“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秋天的北京，还自解放后第一次上演了莎翁著名悲剧《柔密欧与幽丽叶》（当时的译名）。田华饰的幽丽叶受到英国《工人日报》来华记者阿兰 魏宁顿的高度赞扬。1956年电影产量无论是和此前的1955年比，还是和此后的1957年比，都是产量最高的。许多影片至今仍在播映，可谓经久不衰。比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董存瑞》、《天仙配》、《上甘岭》、《祝福》、《战斗里成长》、《国庆十点钟》。国际文化活动也活跃起来。

　　春风还吹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团中央和全国妇联专门召开了妇女着装讨论会，《中国青年》杂志载文提出“让我们的服装丰富多彩”，号召“姑娘们，穿起花衣服来吧”。在北京举行的服装鉴定会上，春夏季的妇女衣裙，其色彩之绚丽，式样之活泼，足以让十年、二十年后的妇女瞠目。

　　1956年文化建设上还有几件事情不能不提。一个是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的决定 ；一个是国务院关于推广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这两件事对于汉字的现代化和规范化、标准化以及汉语言的学习和传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小朋友来说，在他们儿时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也发生在1956年。这年的9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创播，从此以后，“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和那首人们耳熟能详的乐曲伴随了一代又一代儿童的成长。

　　“两论的发表”

　　1956年2月，在苏共中央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涉及1930年代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时，过分地追究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对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做法。报告首先由《纽约时报》在西方国家披露，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对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毛泽东觉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他亲自主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写作。这篇文章高屋建瓴，分析精辟，没有把斯大林问题看作是偶然、个别的现象，而是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高度分析，没有追究斯大林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而是把斯大林的错误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评价。这种科学公正的态度，不仅有利于澄清认识，而且有利于我党对中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1956年下半年又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了这么大的波折，引起毛泽东的思考，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呢？12月，他又主持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篇幅比《一论》多出了一倍分别论述了4个重大原则问题：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的估计；关于斯大林的功过的估计；关于反对教条主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团结。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文章一开头就提出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正是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第二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总题目提出来，成为毛泽东独特的理论贡献之一。

　　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会关系

　　拨乱放在反正最大的任务就是平反冤假错案。这在三中全会前进展缓慢，三中全会后才明显地加快了步伐。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决议，为刘少奇平反，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名誉，使建国以来这起最大的冤案得到纠正。因刘少奇案受株连错判为反革命的28000多人也得到平反。回想起刘少奇被正式开除出党到平反竟是12年，整整一轮，从申年到申年，不禁令人唏嘘。这一年，被平反的党和国家及军队各部门领导人、各界人士还有：谭震林、罗瑞卿、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黄克诚、李德生、杨尚昆、李达、杨献珍等。蒙冤多年的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等也先后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55年在思想文化领域影响巨大的错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也得到了平反。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还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调整各方面的社会政治关系。在全部摘掉右派的帽子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又决定对55万名右派分子进行甄别平反。到1980年6月，共改正错划右派54万多人，占原划右派分子总数的98%以上，他们的政治名誉得到恢复，工作和工资待遇得到妥善安排，这几十万人从长期的政治困境中解脱出来，他们的家属子女也放下了政治包袱。对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 、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审批，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家庭出身一律为社员，以后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本人表现，不得歧视。把原为劳动者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明确他们本来的劳动者成分，不再成为私方人员。在原工商业者86万人中区别出劳动者70多万人，约占81%。同时，政府还明确宣布，属于资本家的原工商业者也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在政治上和工作安排、福利待遇、参加工会等方面，均与其他劳动者一视同仁。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重申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妥善安置。凡因历史问题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或其他帽子的，一律摘掉。被判刑的撤销原判，恢复公民权。这一政策的落实，涉及到40多万人。另外，还调整、落实了民族政策、侨务政策和台胞台属政策。这些工作大都是从1979年开始，在1980年全面推开的。

　　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会政治关系，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认真纠正所犯的错误，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也促进了安定团结局面的形成，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初步改革

　　“文革”最深刻的教训就在于民主法制不健全。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就着手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并在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准则》强调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凡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重大工作任务的部署，干部的重要任免、调动和处理，群众利益方面的重要问题等都要集体讨论决定，而不得由个人专断。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权利 。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下的工作机构，形成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三个层次的领导体制，改变了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中央书记处处于一线，也有利于年富力强的同志经受锻炼。8月，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还存在不少弊端，主要就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这和实行中央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有关。另外，就是领导机关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规定，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自觉地更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干部队伍要实现在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前提下的革命、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批判资产阶级及其他腐朽思想。这篇讲话，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在接下来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同意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接受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周建人辞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的请求，另有适当的人选担任。这是从国家领导机构着手，自上而下地逐步改变党政干部兼职、副职过多的状况，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迈出的重要一步。在酝酿党的十二大代表时，提出凡年事已高，丧失工作能力和生活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党的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这是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和逐步更新领导班子的重要一步。中央还作了一些防止个人专断，发扬党内民主的规定。比如，要坚持“少宣传个人”，因为这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扫清封建余毒。又比如，决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挂现任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迷信。

　　民主法制建设也有新的气象。最突出的是公开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审判表达了人民的意志，伸张了正义，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决定取消宪法第四十五条“四大”和关于修改宪法的决议体现了民主的法制化、制度化。

　　改革开放正式起步

　　农村的改革从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突破，一开始还是遇到一些阻力。在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的座谈会上，认识分歧很大，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最后向中央政治局汇报。邓小平在讲话中说，对包产到户这样大的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但他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本世纪达到小康目标，人均收入1000美元（后来考虑到人口因素，改为人均800美元）。要按照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方针速度和农村的发展。

　　以后的几个月，推行包产、包干到户仍然阻力重重。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又一次出来讲话了。5月，他说，农村政策方宽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大。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也会巩固起来。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中共中央于9月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座谈会议纪要，打破了多年来形成的包产到户等于分田单干，等于资本主义的僵化观念，是党在农村政策理论上的一次重大突破。这个文件的贯彻执行，使包产和包干到户的家庭生产责任制迅猛发展起来。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开始，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钩，同时适当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随着试点的深入，人们越来越遇到如何使企业把责、权、利进一步结合好，把自主权行使好等问题，于是，改革又逐步向经济责任制方面发展。

　　流通体制改革使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的又一内容。从1979年开始，国务院重新限定农副产品的统购和派购范围，重申了三类产品和完成派购任务的二类产品可以自由上市。1980年又进一步放宽农副产品的购销政策，三类产品和完成征购、派购、计划收购任务的一二类农副产品（棉花除外），都可以自由运销。基层公社可以出县出省购销，集体所有制商业、个体商贩和农民可以长途贩运。提倡厂矿挂钩、队店挂钩、产销直接见面等，使集体和个体商业大发展，贸易货栈、小商品批发市场、农工商联合企业等多种经营形式相继出现。

　　兴办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主要举措。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其中包括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根据两省的有利条件，决定在广东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使办经济特区有了法律依据。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 

　　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

　　1992年新春来临之际，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国内一些人在思想上出现困惑，国际上中国面临很大的压力和挑战。1月18日到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发表了极其重要的谈话，明确回答了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

　　第一、提出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第二、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第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第四、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第五、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第六、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不可逆转的总趋势。邓小平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呀！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2月28日，春节刚过，中共中央迅即讲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作为中央1992年2号文件正式向全党下发和传达。3月，江泽民主持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会议权安全赞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6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向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学员发表讲话，强调当前中央和地方的重要任务，就是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他明确表示，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大会作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第一、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第二、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深化改革新政策和对外开放新格局

　　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是1992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7月，国务院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对企业的经营权，企业自负盈亏的责任，企业的变更和终止，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法律责任等作了明确规定。作为所有制一种新形式的股份制组建试点的十五个政策和法规在6至8月间公布。国家对股份制试点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决试，不求快，务求好，不能乱。一定要胆子大，步子稳，工作实，分阶段地把工作做好。”

　　与此同时，财政部决定从本年起在9个省市区进行分税制改革，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收入来源，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9月，为了培育和完善中国证券市场，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组建3个全国性的证券公司，即华夏证券公司、国泰证券公司、南方证券公司。这都是跨地区、跨部门、跨系统的股份制、市场性的公司，由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联合发起并入股组建，注册资本金均为10亿元人民币。

　　物价改革也有实际进展。3月，国务院决定适当提高粮食统销价格，实现购销同价，面粉、大米、玉米3种粮食中等质量标准的统销价全国平均每500克提高0.11元，同时给城镇居民适当补贴。这次粮食调价的成功，为以后取消票证定量供应打下了基础。

　　8月，物价改革又走出攻坚的一步——基本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国家管理价格的范围由1991年底的737种减少到89种，其中放给企业定价的有571种。接着，又取消原油、成品油、钢材、生铁、铜、铝、锌等计划外生产资料的全国统一最高出厂价或销售限价。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制定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

　　为进一步支持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年初，中央给上海扩大了5类项目的中审批权，同时给于上海5个方面配套资金筹措权。国务院批准海南省吸收外商投资，开放建设3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洋浦经济开发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实行保税区的各项政策。继上海、天津、深圳后，国务院决定兴建大连、广州保税区，山东、浙江、江苏、福建等沿海省份也开始筹建保税区。保税区实行比经济特区更加灵活、优惠的政策，按照国际惯例运行。国务院还批准黑河、绥芬河、珲春和满洲里作为沿边开放城市。批准近60个市县列入对外开放地区，其中南宁、昆明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同时，把芜湖、九江、岳阳、武汉、重庆5个内陆城市作为沿长江开放城市，使长江沿岸10个主要中心城市全部对外开放。形成了东部沿海地区、长江沿岸地区、周边地区和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格局。

　　1992年中国积极推动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谈判，年底，中国宣布讲将调低涉及3371个税目产品的进口关税，占海关进出口税则税目总数的53.6%，使我国关税总水平下降7.3%，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调整关税涉及商品范围最广的一次。

　　兴起民间资助教育热潮，航天、体育事业取得辉煌成绩

　　4月15日，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公布了自1990年以来邓小平、江泽民、李鹏为“希望工程”的题名和题词，并宣布从即日起在全国实施“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旨在让更多的人了解“希望工程”，通过基金会和各级团组织的牵线搭桥，让捐赠者于失学儿童结对挂钩，建立直接联系。定向资助失学儿童到小学毕业。以尽快使中国因贫困而失学的儿童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一活动推出后，得到群众的热烈响应。到11月，在8个月的时间里，基金会共收到4000多万元捐款，结对资助名额13.5万人，海外结队72235人。救助范围覆盖全国117个县。建成“希望小学”21所，。基金会还向家境贫困单品学兼优的400名中学生和100名大学生发放了特别助学金。

　　8月14日，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二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升空，成功地把美国研制的澳大利亚“澳赛特B1”通讯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颗卫星远在3月22日发射，因为程序配电器第四五接触点之间的铝质多余物导致电爆管起爆，发射终止。由于火箭实施了紧急自动关机，火箭没有离开发射平台，澳星没有受到损害，没有出现通常情况下的星毁人亡的灾难。这种“紧急刹掣”技术引起了外国专家的浓厚兴趣。第一颗澳星发射成功后，中、美、澳3国又积极筹划第二颗澳星——“澳普图斯B2”的发射。12月21日，起飞重量460吨、起飞推力600吨的“长征二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升空，将第二颗澳星送上太空。1992年使中国航空工业辉煌的一年。

　　1992年是奥运年。在西班牙海滨城市巴塞罗那举行的第25届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共获得16枚金牌、22枚银牌、16枚铜牌，金牌和奖牌总数名列世界第四。这是中国选手参加奥运会比赛历史上成绩最好的的一次。而且不同的是，这届奥运会是奥运史上的“全家福”，中国的奖牌可谓货真价实。

　　1992年中国外交的最大一件事是中韩建交。

　　这一年，逝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李先念、邓颖超、聂荣臻、康克清、胡乔木、屈武。1980年给中央领导同志讲过科技发展简史的钱三强也在这年6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