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新】《共和国里程碑》丛书总序

　　1999年注定是不寻常的! 对世界其他地方而言,它也许体现在"世纪情结"上,各种全球性或区域性纪念活动的加紧筹备正说明了这一点。 而对中国人民来说,喜庆的焦点集中在共和国50年大典和澳门回归上,那是炎黄子孙的盛大节日。当20世纪的脚步声渐行渐远之时,当欢庆共和国50年大典的动地鼙鼓敲响之时,我们不由自主地检索着这50年充满着艰辛与荣耀的历史页张。

　　编写与出版这套《共和国里程碑》丛书的想法也缘此而生。

　　本丛书选择了在共和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转折或引起过社会加速发展的9个年份为切入点,一年一本。它们分别是:《新元初始——1950年的中国》、《大业雄图——I954年的中国》、《意气风发——1956年的中国》、《关山飞渡——1962年的中国》、《激荡岁月——1976年的中国队《新的起点——1978年的中国》、《春潮涌动——1984年的中国》、《再铸辉煌——1992年的中国》、《世纪跨越——1997年的中国》。

　　如果按完整的纪年来看,1950年无疑是新中国的第一年。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被人们称为"国之瑰宝"的宋庆龄,当年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副主席,她将1950年叫做"第一年的新中国"。这一年,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到处洋溢着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新社会、新政府、新生活、新天地……无论大到国家关系,还是小到百姓的日常起居,人们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新旧社会两重天,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巨变。当然,这仅仅是开始,更为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还在后面。在共和国50年历史中,1950年之所以具有里程碑意义,就在于 它是"新元初始"。

　　1954年之所以是"大业雄图",皆因这一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提出了划时代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令人信服的实践基础;这一年又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的第一年,公私合营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八大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为此,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就是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一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使整个科学文化事业呈现出勃勃生机。1956 年,确确实实是"意气风发"的一年。

　　从1957年至1966年的十年,是正确与错误两种倾向都在发展的十年。正确的方面表现为国民经济的调整大见成效,5年调整成为共和国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期之一,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科学技术和国防工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错误的方面集中表现为阶级斗争理论进一步发展,最终导向 "文化大革命"这一全民族的灾难。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但矛盾暂时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了。历史的复杂性即在于此。十年间最有代表性的是1962年。这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是好的倾向的一个标志。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使"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国内形势困难曲折,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印度不断在中印边界制造事端,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被迫自卫还击。中苏两党分歧加剧,国际共运的争论和分裂达到新的阶段。用"关山飞渡"来概括这一年,似较贴切。

　　1976年可谓是大悲大喜的一年。"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动乱至此已进入了第十个年头。三位伟人相继离世, "四人帮"倒行逆施,唐山大地震损失惨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人们心头仿佛压上了沉重的铅块。中国人民在关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大搏斗中,终于再次赢得胜利。噩梦醒来, 艳阳普照。所谓"激荡岁月",暗含这一年各种矛盾胶着、较量,经历着摩荡和激变,代表正义的力量终于取得了胜利的那样一种状态。

　　1978年是共和国历史上进行伟大转折的又一个年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共产党为肃清"左"的影响,为发展国民经济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也遇到了重重阻力,步履艰难。由邓小平亲自发动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党再次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左"倾错误故垒尽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更是在政治、思想、组织等领域全面开始了拨乱反正,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它毫无疑问地是一个"新的起点"。

　　1984年,农村改革使粮食产量第一次突破4亿吨,基层政权建设完成了政社分设,建立了乡政府和村民委员会,人民公社体制不复存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标志着改革的重点由农村开始转到城市。城市改革在前一段初步尝试的基础上全面起动,逐步展开。对外开放迈出重大一步,继办经济特区后,又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圆满地解决了香港问题。这一年真可谓"春潮涌动"。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此其一; 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其二;强调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推进改革开放跃土新台阶,此其三,由此构成一幅"再铸辉煌"的画卷。

　　1997年,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进一步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进一步阐述党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并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作出全面部署,确定了跨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回答了国际国内普遍关注的邓小平逝世后中国怎样继续前进这个重大问题。这一年己做好"世纪跨越"的准备。

　　对这套丛书自不敢言有如何高深,但求新求变的力气还是下了一些。首先,从阐释历史的角度看,它属于中观史学。常被人忽略的中观史学其实是很有欣赏空间的。它的优点是.不像微观史学那样零细,也不似宏观史学那样不易驾驭。它有场景,有情节,更像独幕剧、折子戏。想必读者能从书中获得一些感受。其次,从创作理念上崇尚平实,不求新奇,不做空论。古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顾炎武也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中即见其指者。" 所谓论从史出,即此之谓。我们力求秉承这一史学传统。当然,严谨不等于呆板。在叙述方式上,我们力求做到行文的生动、鲜活、明快。第三,在结构上,按广义社会史的框架铺陈, 即摆脱了偏重政治史的传统范式,着眼于整个社会的变化。 作者除比较关注经济运行、外交风云、军事事件外,还特别注意对社会风尚、时代精神、民间习俗以及大众意识的描述,使每一本书相对来说都有一个知识增量。"

　　中国是历史积淀异常深厚的国度,史官文化高度发达。 按中国的史学传统,有所谓当代人不修当代史之说。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认为历史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当代人修当代史难以公允客观,恐怕是原因之一。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也决非尽然。《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作者司马迁(公元前一四五年一一约前九十六年)生活在汉武帝(前一五六年一一前八十七年)时代,书中就曾写了当时的人和事,后来有人干脆称《史记》为"实录"(《汉书•司马迁》)。聊此古例,无非想说明,只要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忠于史实,客观论述,当代人也是可以写出好的当代史来的。共和国史现在已经成了一门新起的学科,而且成果显 赫，影响日隆,也可说明这一道理。

　　本书作者平均年龄超过40岁,绝大多数出生在新中国,是伴随着共和国的脚步成长起来的。我们都曾感受过 "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体味了上山下乡的艰辛,但重要的是, 我们也是改革开放的受惠者,均是我国实行学位制度后各级学位的获得者。我们在党史、国史领域中耕耘不辍,多数人甚至著述颇丰。但说实在的,书出来了,心里倒不踏实。我们虽然孜孜以求,克尽所能,但由于作者较多,难免水平参差,加之丛书内容宏富,跨度较大,错误与不足恐有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