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新】50年代我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条件

　　从1953年起到1956年，我国对农业、手王业和 资本主义王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从而实现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今天，当人们回眸40年前的这一巨变时，自然要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当时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变革?变革的条件是什么?对此，本文将作些分析。

　　                                          一、国内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毛泽东在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时，曾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运动，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同时又指出，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全面实行，还没有把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何时推进，这不是什么人主观上想做或不想做的问题，而是客观上中国的政治条件与社会条件许不许可人们这么做的问题。只有等到各种条件趋于成熟了，才可以着手这种推进工作。不到具备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根据这样的思想，在筹备建国期间以及在建国之后的恢复国民经济时期，党和国家对何时采取实际的社会主义步骤问题持十分审慎的态度。

　　1950年4月,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讲，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的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资产阶级。基于这种分析，他在当年6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不要四面出击”这一正确地处理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战略策略方针。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都比较一致地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将不会很早，少则10年， 多则15年到20年，但是到了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考虑如何采取实际步骤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了。为什么领导者的思路这时发生了变化?从对有关文献的分析不难发现，领导者 思想认识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了。

　　毛泽东思考问题的起点，是判断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变。1952年6月结束的“五反”斗争，打退了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猖狂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暴露了资产阶级消极的一面。尽管七届二中全会指出过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并号召全党要有一定的警惕，但那毕竟只是思想层面的东西。经历了建国后同资产阶级的几次较量，私人投机资本在市场上兴风作浪，不法资本对抗美援朝物资偷工减料，以及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等活动，把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贪婪无度的本性，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倾向和试图摆脱国家限制的欲望现实地摆在了人们面前。因此，毛泽东一方面批评党内一些同志否认民族资产阶级还有积极一面的错误思想，另一方面也认为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似应作出新的判断。

　　毛泽东还联系全部阶级关系的现状分析了这个问题。经过三年左右的努力，新中国没收了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 新解放区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挖掉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力量。通过对国内整个阶级关系的历史性变化的准确把握，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央统战部《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时，作 出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毛泽东的指示旨在及时地提醒全党：过去三年国内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残余的矛盾业已解决，新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党的中心任务亦须随之作出相应的改变。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讲话时提出，10年到15年基本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 10年或者15年以后才开始过渡。1953年10月、11 月，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出要搞社会主义，要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它，一切都有统属了。他连批评了党内同志“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的思想。

　　毛泽东就是从国内主要矛盾转变和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出发，提出要将中国革命推进到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战略安排。

　　                                                 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客观要求 

　　向社会主义转变，并非完全出自阶级关系的考虑，也反映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客观要求。新中国的建立，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开辟了通途。但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国家的中心工作只能是先恢复被破坏了的国民经济，三年恢复工作完成后，工业化被提上了日程。

　　中国搞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说，国营经济不光要居于主导地位,而且还要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近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下民生调敝，积贫积弱，很难满足工业化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和大批具有现代科技和经营管理知识的人才。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唯一的办法是把有限的人力财力有计划、有重点地分配使用。以上两点,是决定中国工业化战略的重要因素。

　　前三年的实践也提供了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其一，统一全国财经直接的效果是打击了投机资本，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国家市场，更深远的影响是，此举使国家在首先保证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前提下，有可能安排适当的人力、物力用于恢复和发展经济，显示出中央统一财经管理的巨大威力和较高效能，这也很自然地逐步将国家经济引向计划经济的轨道。

　　其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较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国营企业的技术比较先进,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国营企业是支援前线、稳定市场和保证人民生活需要的重要力量，更是国家重点建设的生力军，尤其是国营企业的职工是企业的主人，主人翁地位使他们焕发出从未有过的高度责任感和劳动热情，显示出工人阶级在国家建设中高度自觉的态度。

　　其三，在完成土地改革以后，中国农村开始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互助合作提高了生产协作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事实证明，个体农民组织起来，不仅解决了个体经济的分散性、落后性同国家工业化的矛盾，同时还能进一步满足工业化所需的粮食和其他工业原料。

　　上述事实说明，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保证国家统一调度有限的人力、财力实施重点建设的同时，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农业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已成为题中之义。

                                                           三、进行社会变革的历史坏境 

　　上面讲的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必要性。同样，是否具备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可能性也不应忽略。分析可能性，即分析现实条件，要看进行这样一场深刻变革的社会环境。

　　新中国刚刚诞生的时候，国家的财政经济面临着双重的严重困难：一方面由于长期的战争，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反动统治连续十多年的通货膨胀，造成工农业生产调敝，商品物资匮乏；另一方面，战争还在继续，军事费用仍然相当浩大，交通和重要生产尚未恢复，4000万人口等待救济。财政收入少而支出大的局面相当严峻。社会的投机资本又趁机大肆哄抬物价，牟取暴利，更加剧了市场混乱。当时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曾经断言,中国的财政经济困难是无法克服的。资产阶级不相信共产党能管理经济，甚至统一战线中的一些朋友也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能否扭转这样严重的局面表示过怀疑。面对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毛泽东响亮地提出用三年左右时间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偏偏这三年中又有两年处于抗美援朝战争中，使得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变得异常艰巨复杂。然而，中国人民在短期内，只几个回合就治理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多少年无法解决的长期恶性通货膨胀，使得物价平稳，市场有序。接着,腾出相当数量的人力、财力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与此同时, 国内经济建设进行得有声有色，市场保持着稳定,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并不失时机地安排了一批重点项目的改扩建和新建，国家财政收入1952年比 1950年增长远2倍，为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面是战争破坏那样惨重，经济状况那样落后和混乱，人民生活那样贫困；一面是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取得如此成就， 这难道不正是令人神往的一页辉煌？

　　为什么生活在新旧社会下的中国人精神状态会有如此的天壤之别?答案只能从社会制度上去寻找。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每个公民都可以通过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参与管理国家大事，大批优秀的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直接成为各级人民政权的领导者。人民政府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制定各项政策的依归。那时中国人的生活并不富裕，但国家的就业政策、失业救济政策、医疗保健政策等却能保证每个人都有饭吃和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只有在这种制度下，广大人民才在政治上挣脱了各种桎梏，经济上摆脱了饥饿，真正当家作主，扬眉吐气，才得以发挥出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和干劲，创造前所未有的业绩。

　　先进的制度还为人民群众提高觉悟准备了条件。建国初期的社会改革运动从不同方面使人民群众受到锻炼和砥砺。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客观上巩固了人民政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安定,主观上则使人民经受了阶级斗争的洗礼，斗争实践使各个阶层的人们思想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工农 两大劳动阶级自不待言，民主人士也受到教育，觉悟起来。抗美援朝对中国来说，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较量，更是一次爱国运动。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下，全国人民空前广泛地团结在一起，工 人、农民和青年学生连同民主党派都积极行动起来, 各条战线纷纷以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实际行动支援前线。朝鲜战争没有动摇新生的共和国，反而激发起人民群众高昂的革命激情，这也是只用三年时间就胜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关键所在。

　　先进的社会制度加上人民群众高涨的政治觉悟成为推动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极其重要的政治条件。有了这样的条件作保障，才有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完成改造私有制的艰巨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