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高度重视当代国外中国学的研究

　　今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任黄长著同志找到我，说由该中心研究员、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培忠同志主持的院A类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外中国研究”已经完成，并产生了一部题为《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的专著，因为我兼任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所长，所以希望我能为该书出版写一个序言。我对他说，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的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虽然也关注和收集国外研究中国当代史的情况，但这远谈不上是对当代国外中国学的研究。因此，由我写序实在不得其人。但他表示，对于写序的事他们已经考虑了很久，还是觉得由我写比较合适，并把肯不肯为这本书写序的问题，上升到对他们的这项研究工作是不是支持的高度，言辞颇为恳切。于是，我只好答应。

　　答应是答应了，但我对国外中国学没有什么研究的实际情况并不会因此而改变。我最怕的就是拿自己不懂的事情讲话写文章，更不用说给人家的书作序。“以其昏昏”，怎么可能“使人昭昭”呢？但由于工作岗位的缘故，这类事也难免会有推不掉的。凡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办法是自己先学，从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学起，把问题搞明白后，再讲一点对这些常识性的东西的学习体会。为《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一书写序，当然也只能照此办理。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叫“中国学”？什么叫“国外中国学研究”？

　　顾名思义，“中国学”是关于中国的学问，或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很长时间以来，国外有关中国的学问一直被称为“汉学”——在日本有上千年，在欧洲有三四百年，即使作为学术上的独立学科至少也有上百年。但二战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门学问在一些国家一些学者中开始被称作“中国学”。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如何称呼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不同的见解。有的主张仍然延续“汉学”的称谓，有的主张“汉学”与“中国学”两种称谓并用，有的主张用“中国学”取代“汉学”的称谓。我以为，无论称“汉学”还是“中国学”，都与敦煌学、藏学、徽学不同。后者不仅国外有，国内也有；而前者，只是国外有，国内并没有。因为国内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把中国当作整体来研究的学问，无所谓国内的“汉学”或“中国学”，有的只是对国外“汉学”或“中国学”的研究。例如，国外关于汉语的研究，叫“汉学”或“中国学”中的汉语研究，而在国内就叫汉语研究或中文研究、普通话研究，除非你要研究的是国外对汉语的研究。既然如此，国外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究竟称“汉学”好还是称“中国学”好，还是尊重国外学者的习惯和意见为宜，不必由我们来统一。

　　但是，对国外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研究，却是或者主要是国内学术界的事，如何称谓，自然应当由国内学者经过认真考虑反复切磋后来决定。对于这个问题，我是赞成《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一书把国外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统一称为“中国学”这个意见的。这是因为，第一，“汉学”原本指汉代的训诂学，用以称国外对中国的研究并不确切；何况汉代早已成为历史，再用它作为国外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名称显然缺乏时代感，也不符合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的实际。第二，在国外，原来意义上的“汉学”一般侧重于研究中国的语言、哲学、文学、历史等人文学科，原来意义上的“中国学”一般侧重于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社会科学的学科。但近几十年来，许多称为汉学家的人突破了传统“汉学”的领域，也在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而许多称为中国学家的人超出了当代和社会科学的范围，开始出现向文学、史学等人文学科延伸的趋势。在传统“汉学”与“中国学”界限逐渐模糊的情况下，如果要从中选出一个词来称呼国外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国学”当然要比“汉学”恰当。何况，现在一些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已主张用“中国学”一词取代“汉学”一词。所以，把国内对国外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研究称为“国外中国学研究”，而不叫“国外汉学研究”，是合乎实际也是合乎逻辑的。

　　其次碰到的问题是，“国外中国学研究”究竟有什么意义？

　　中国2000多年前就有人讲过：“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过，那时讲的“知彼知己”，还只是指了解双方的情况。其实，要做到全面彻底地了解双方情况，仅仅“知彼知己”是不够的，还应当“知彼之知己”。就是说，要了解对方对自己的了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了解对方，也更深刻地了解自己。我想，“国外中国学研究”大概就属于这种“知彼之知己”的学问和途径吧。

　　通过《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一书可以看出，研究“国外中国学”起码有以下三个好处。

　　第一，有助于我们加强对外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中国有句俗话叫“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如果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国外的中国学家当然可以说是旁观者；但如果把“国外中国学”作为研究对象，旁观者就不再是国外学者，而是我们了。他们的研究结果究竟符合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要比他们更清楚，更有发言权。研究“国外中国学”，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国外学者在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哪些符合实际，哪些不大符合实际，哪些完全违背实际，从而在学术交流时主动地针对他们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去做工作。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受到麦卡锡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支配，深深影响到它的研究方法、评价标准，乃至资金来源。上世纪80年代后，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化，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客观性逐渐增加，但冷战思维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仍然时有表现。如果我们能通过研究美国中国学的现状，了解到其中的偏误及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在对美工作中就会更有针对性，工作效果也会更加理想。

　　第二，有助于我们汲取国外学者的好见解、好建议。世界上无论哪一种文化，都是在与其他文化的反复交流、碰撞中得到发展的。而一国对另一国的研究以及被研究国对这种研究的研究，往往是两种文化交流与碰撞的重要媒介，可以促进被研究国更全面地认识自己，更多地借鉴他人经验，更充分地扬长避短。因为，一国对另一国的研究总是会以被研究国最显著的地方为对象，并且常常夹带对于被研究国来说比较新鲜的研究理念、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被研究国在反过来对对方研究时，如果能关注对方对自己的研究，很容易从对方的研究中了解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并接触到对方在研究中不同于自己的一些理念、视角和方法，使自己从中获益。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开展，便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就拿对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来说，当国外中国学研究者把中国学家伊藤道治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中华文明的源头不应称“黄河文明”而应称“河（黄河）江（长江）文明”的观点介绍到国内后，立即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并得到了广泛认同；当国外中国学研究者把包括中国学家在内的研究小组《关于中国建设“小城镇”的研究》的报告介绍到国内后，其中有关中国农民问题将日益成为全国性问题的预测，也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种研究对于国内正在进行的各项建设事业无疑都是很有好处的。

　　第三，有助于我们增进与国外学者之间的沟通与了解。国外中国学研究是关于国外社会科学状况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学术界与国外学术界最易于接触与交流的领域之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实行开放政策以来，国外中国学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研究队伍日益扩大。以美国为例，目前仅职业中国学专家就有6000人之多，稍有名气的大学里几乎都设有中国学的教授席位，而且每年都有一批人获得中国学领域的博士学位。我们开展国外中国学研究，势必要收集、翻译、评述他们的论文、著作，寻找并创造同他们对话的机会。而这样做的结果，肯定可以为双方学者增添新的学术交流平台，从而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国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同时也使国外学者更多地了解我们对他们看法的看法。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接触较多的是国外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国外陆续涌现出许多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者和著作。其中，在美国有费正清及其《美国与中国》、《新旧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麦克法夸尔及其主编并有众多知名学者参与撰稿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毛泽东的中国》，傅高义及其《社会变革：农业中国的问题》，沈大伟及其《现代中国政府》，特里尔及其《毛泽东传》，迈斯纳及其《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在俄罗斯有齐赫文斯基院士及其《我的一生与中国》、《重返天安门》，季塔连科及其《中国的文明与改革》，以及由他主编的《在现代化和改革道路上奋进的中国》；在日本有竹内实及其《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现代中国的展开——曲折与现状》，加加美光行及其《现代中国的走向》，国分良成及其《中国政治和民主化》，天儿慧及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英国有施拉姆及其《毛泽东》，威尔逊及其《历史巨人——毛泽东》、《周恩来传：1898—1976》；在澳大利亚有泰伟斯及其《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在瑞典有沈迈克及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法国有菲力普?肖特及其《毛泽东传》；在德国有弗兰茨及其《邓小平传》，等等。这些书大部分已被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大陆发行。为了沟通国内外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当代中国研究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前夕，举办了一个以“当代中国与她的外部世界”为主题的国际论坛，邀请包括上述一些学者在内的国外中国学家前来赴会。通过坐在一起讨论，不仅使双方进一步了解了对方在中国当代史问题上的观点，而且建立和增进了彼此的友谊，为消除国外特别是西方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某些误解、扩大双方的共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正因为国外中国学研究具有如此积极的意义，因此它越来越受到国内学术界和有关方面的重视。仅从我经历的一件事，就很可以看出这种重视到了何等程度。在前面提到的当代中国研究所举办的那次国际论坛期间，美国学者沈大伟提交了一篇题为《1949年以来的故宫博物院：国宝与政治对象》的论文，被安排作大会发言。当文化部副部长兼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主持一个重要会议，而且紧接着还要参加一个重要会议，但他还是赶来听了沈大伟的发言，并与他在大会上进行了即席交流。

　　我还听说，早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就设立了一个“国外中国学研究室”，并编辑出版了《国外研究中国》丛书、《国外中国研究》、《美国的中国学家》、《美国中国学手册》、《国外西藏研究概况》等著作。后来，这个研究室因机构改革而被撤销，但社科院又以新成立的文献研究中心为依托，成立了非实体的“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并在文献中心办的刊物《国外社会科学》中开辟了“中国学研究”专栏。另外，我请“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外中国研究”课题组了解了一下，知道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陆续成立的国外中国学研究机构中，还有北京大学的中国古代文献中心海外汉学研究室和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的国际汉学研究所，华东师大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中心，四川外语学院的中外文化研究所，苏州大学的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西安外国语大学的比较文化研究所，等等；而且这些机构大多办有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刊物，如《海外中国学评论》、《国外中国学论丛》、《国际汉学》。正是这些机构和刊物，使国外中国学研究在近20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尽管如此，当我听说全国从事国外中国学研究的专职研究人员加在一起才不过百十来人时，还是感到有些吃惊。显然，这个数字无论相对于国外对中国学的研究规模来说，还是相对于中国的人口以及经济、社会、文化与对外宣传等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来说，都实在是太少了。

　　《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一书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外中国研究”课题组用四年时间而完成的研究成果，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按照国别全面而系统介绍国外中国学历史渊源与当代发展状况的著作。该课题组在形成这一成果的同时，还建立了国外中国学学者、机构团体和期刊的数据库。这些都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中国学的整体面貌，为国外中国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我衷心祝贺他们，并希望他们在这一研究领域继续攀登，为构建和完善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培养和扩大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力量，以便更好地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党中央、国务院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做出自己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