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勉励】越南“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与经验”国际研讨会综述

　　2008年12月16日，由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与经验”国际研讨会在越南河内举行。来自越南、日本以及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专家学者共向研讨会提交论文21篇。与会者就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经验，以及改革开放在中国经济特区发展、地方经济建设、社会、文化、教育和对外关系等领域取得的成就与经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一、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认为，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的核心是坚持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具体地说，这个结合主要是：在经济上，一方面，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允许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调控。在政治上，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进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另一方面，坚持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职能。在意识形态上，一方面，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承认并认真纠正建国后所犯的历史错误；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不动摇，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从总体上正面评价建国后的历史。

　　当代中国研究所刘国新研究员从社会发展理论出发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改革开放自始至终都有清晰的发展战略和明确的发展目标，这是中国发展成功的重要原因。中国的一个成功做法就是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从而组织社会力量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重大项目，迅速形成生产力。中国发展进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建设逐渐稳固和优化社会结构，改善社会关系，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当代中国研究所钟瑛博士以中国金融体制变革的路径为视角，指出中国经济改革通过采用渐进式，基本上保持了政府在推进改革中的控制力，使体制转轨能够比较平稳地衔接，既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又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改革的成本小于那些采取“休克疗法”激进式改革的国家。经济体制成功转轨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把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准确认识；重视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强调和注重建设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积极推进政府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坚持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机结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把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

　　香港浸会大学薛风旋教授也赞成中国的转型模式是渐变的，并认为中国的做法不单是市场机制的建立，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稳定的有积极性的政策和行政环境以及逐步完善的硬环境；体制的“转型”不是谋求与西方接轨或以西方体制为目的，而是谋求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会长黄枝连教授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模式”或“资本主义模式”，其实都是西方国家和西方文明近现代的发展理论和发展范式。中国是一个古老的人口大国、文明大国和发展大国，情况十分复杂，其现代化进程需要从中华传统和西方模式及其他模式中吸取经验教训，不可能“从一而终”，只是从某一种范式中取得足够的理论、实践和模式。所以，它既不可能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打倒帝修反”，否定一切文明；也不可能纠缠姓“社”姓“资”，只能是从“社会主义模式”或“资本主义模式”中去取得社会重建的样板。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和高速成长的成就和问题，对于中国本身及亚太国家探索新的发展范式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阮金宝博士总结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认为其经验是：要符合国家不同阶段的条件；要根据体制的发展来调整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要主动参与全球化。

　　越南社会科学院越南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廷天博士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对越南来说是真实的和丰富的，其中特别有参考意义的经验是：坚持对外开放，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机遇促进经济发展；建立经济特区，创造性地开拓发展；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等等。

　　二、关于中国经济特区发展以及地方经济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当代中国研究所陈东林研究员梳理了中国经济特区的创立和发展历程，将特区取得的经验概括为四点：第一，创设经济特区的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思想认识和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晶；第二，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大胆试验；第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四，坚持“试验田”和“窗口”方式，坚持科学发展、统筹兼顾、循序渐进，多层次有步骤地推进，由点到面、由特区向内地施行辐射型推广。

　　浙江工业大学徐维祥教授分析了浙江区域特色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认为其发展的动因有：率先实行市场化改革，为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制和体制上的优势；自然资源匾乏.迫使“游闲”劳工转向第二、第三产业；积极发展专业市场，通过专业化市场和企业的联动发展增强了市场竞争力；政府主导，从“无为而治”逐步到“引导服务”；发达的商业文化传统强化了浙江人经商办企业的意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顾益康教授对浙江农村改革发展的绩效进行了分析，总结了九个方面的经验和特点，主要是：把解放思想落实到解放农民，给农民以自由发展的权利和空间；把市场化改革落实到推动农村经济市场化上，让农民成为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主体力量；把发展的动力落实到全民创业、全民创新上；着力推进以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农村工业化；把城镇化的着力点放到“农民村镇农民建”的农村城镇化路径上，等等。

　　香港浸会大学李思名教授回顾了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之间“前店后厂”生产模式的历史，指出这一协作模式对推动两地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在国际金融海啸冲击下广东省提出产业升级和推行“双转移”的策略，他认为：首先，以港资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内地人多地少、劳动力富余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仍然是现实存在的；其次，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在珠江三角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产业聚落群，集聚效益明显，而内迁的代价太大；再者，产业升级需要有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与研究机构，香港这方面的优势可以作为珠江三角洲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黎文创博士将中国特区的形式分为综合经济特区，开放城市，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几种，认为中国经济特区的经验对越南有很大的启示，特别是中国沿海地区由“点”连“线”、再辐射到“面”的发展道路。

　　三、关于杜会、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成就与经验

　　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冯氏惠博士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要减少并逐步取消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之间的矛盾，要实现的目标是：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和发展机会；培养符合国家发展要求的人才；为劳动者拥有稳定收人创造就业机会；为广大群众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维护社会安全秩序等。同时，还要维持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平衡发展，建设“生态文明”。

　　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黄世英博士认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建设和发展的思维有两次突破创新。第一次是1978年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发展压倒一切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维，已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同时也忽视甚至牺牲了社会问题，导致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就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问题十分突出。第二次是进人新世纪。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以胡锦涛为领导核心的中共中央开始从倾斜发展思维向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思维调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布局中加上了社会因家。

　　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阮秋芳博士认为，改革开放后，经过长期的认识过程.中国政府已经把文化确定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因索，在此基础上，把文化当作第三产业中的一种“产业”，积极进行体制改革和重点调整，逐步为文化的发展解除约束并增强其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由于急于实施这些文化政策，追求经济利益轻视社会效益，也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全面发展，影响了创新力和竞争力。

　　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阮文根博士将中国教育改革过程分成两个基本阶段：一是1978~1992年恢复发展阶段；二是1993年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阶段。他认为中国教育改革的经验有：统一指导、分级管理；高度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就地培养人力资源和发展适应需求的教育，等等。

　　四、关于对外关系发展的成就与经验

　　当代中国研究所张勉励博士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利用外援问题上的转变和发展，认为其成功的经验是：坚持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在受援中立足国情，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积极引导外援与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并将援助与投资、贸易三位一体，相互融合促进。

　　中国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在所提交的论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对外战略思想的意识形态基础由三大成分构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特别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国际关系视野和国际关系信念；中国的爱国主义；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现实主义思想。近年来又加人了“新国际主义”的成分，其中一个体现就是“和谐世界理念”。这一理念首先基于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正在经历的变迁，也基于当代中国和平发展的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并代表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关于世界政治的应有面貌的价值观，宣示了中国自己的世界秩序理想。

　　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理事、凤凰卫视评论员何亮亮认为，与东盟的合作是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一个重大成就。中国在地理、历史、文化、种族方面都与东南亚地区有深厚的渊源。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崛起，既需要与西方国家合作，也需要与周边国家特别是拥有大量华人的东南亚地区合作，并且发挥中国长期在这一地区的主导作用。

　　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阮辉贵教授认为，30年来中国外交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促进中国的改革发展、现代化进程和国家统一大业，以及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做出了积极贡献。它的经验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正确解决对内和对外政策路线之间的辩证关系；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刚柔并济，本着“双赢”的方针去照顾其他伙伴的利益；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防范大国民族主义思想倾向；妥善处理维护国家利益与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此外，日本早稻田大学林华生教授在所提交的论文中分析了中国和日本在美国外贸、外债和外资中的地位，中美、日美经济关系以及人民币升值等问题，并结合美国金融危机对中日的冲击，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对策。

　　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 

　　（责任编辑：叶张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