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燕明】正确评价和总结新中国外交史

　　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新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第一阶段可以理解为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第二阶段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的时期。第一阶段，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等于说,也为第二阶段奠定了这样的提前和基础。对新中国的外交史亦应做相应的分期、定位和理解。这两个时期的中国外交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先说区别。第一阶段的外交路线和政策，总的来说，是为当时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它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关于处理国家关系的政策与实践，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这方面的政策是一贯的，比较稳定。二是以国际共运为主要内容的外交战略。外交战略，前后变化较大，从“一边倒”，到“中间地带”，再到反对两霸、“三个世界”、“一条线”等，但总的特点是通过反殖、反帝、反霸、反侵略来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独立。这两部分实践上是相互结合的，合起来考虑，毛泽东周恩来更多地强调用争取世界反霸统一战线的外交斗争方式、用声援或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发达国家内部人民革命的方式、甚至用出兵、军援等军事斗争方式，去实现和平与安全的目标。

　　这一时期的外交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是世界分为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其次，世界处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成为世界潮流。最后，中国先是长期受到西方封锁和美国威胁，台湾被侵占，后又受到苏联霸权的威胁。因此，毛泽东周恩来采取那样一种外交路线和政策是不奇怪的，也是必然的。

　　进入8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尽管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和平力量也在增长，发展任务则被突出地提上了世界议程，成为已获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迫切愿望。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越来越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改革开放引起的，至少是由它推动的。中国外交相应地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为和平发展服务的轨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组成部分。 

　　和平外交是新中国一贯坚持的原则，这是由我国社会制度决定的。不能认为新时期才有和平外交，而以前是革命外交。这种认识是片面的。革命外交也是和平外交。但是新时期的和平外交又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体现在和平发展上。和平发展的含义非常广泛。它首先意味着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与和睦的周边环境，只有争取到这样的环境中国才能实现发展。它又意味着中国用和平的非对抗的方式排除发展障碍，而中国的发展，包括经济力量的增长，综合国力的提升和软实力的增强，则为中国添加了越来越多的前所未有的和平手段（政治对话，国际法程序，经贸谈判与合作，文化交流等）来解决争端，化解危机和维护主权。它还意味着中国通过溶入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政治与经济体系而获得发展，既遵循其规则，也推动这个体系向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转变，即向十七报告所说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转变。最后，它意味着在世界人民面前，中国的发展表现为和平力量的发展，表现为双赢、共享、互利和普惠机会的加大。新时期的外交有声有色，丰富多彩，它围绕的主线无疑是和平发展。

　　再来谈联系,这实际上是两个阶段之间的承袭问题。国史外交史研究应当关注这个问题。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留下的外交遗产是巨大的，至今还缺乏梳理。我初步考虑，除十七大报告提到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外，至少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独立自主的不畏强权、永不称霸的和平外交政策。过去这样，现在依然如此。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不仅是中国一贯的原则，更重要的是，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三是中国的世界政治大国地位。这个地位是第一领导人确立的，它独立于美苏之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中国如果没有这种地位，像印度那样，改革开放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迅速改变世界潮流。四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个席位为中国在新时期运用最高国际安全程序，服务于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提供了不可取代的重要先机。五是中国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威望和影响。六是某些外交战略。这里仅举一例。改革开放初期的外交战略仍然是毛泽东制定的“一条线”。中国利用这一战略，先是在对美国与西方关系方面实现了开放与合作，后来又迫使苏联改变政策，放弃扩张，与我实现关系正常化。1989年，当西方国家制裁中国时，中国却在自己的周边消除了主要威胁，与各国建立起了睦邻友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