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燕明】90年代海外延安研究述评

　　一、 历史与现状 

　　西方国家对延安的研究经历了三代人。第一代是20世纪30－40年代延安时期来华的亲历者，如斯诺、费正清、戴维思、谢伟斯等人。他们根据在华经历和国共两党的对比，曾预言中共可能在战后取得政权。他们建议美国政府不要卷入中国内战，应同中共保持和发展关系。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兴起，这批人受到迫害，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牺牲品。美国政界提出了“谁丢失了中国？”的政治责难，同时又用苏联阴谋论解释中国革命，把中共视为苏联的工具。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下，没人敢讲真话。延安研究一度中断。

　　第二代人兴起于60－70年代。主要背景是中苏分裂、文革和越战等。这些事件动摇了美国的价值观，改变了对中国的轻视和歧视。在学界，中国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受到全面挑战。按照柯文（Paul Cohen）的说法，西方中国学开始走上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路径（China-centered approach）。[1]虽然美国政府还不承认新中国，但是学者们已开始正视中国的存在，提出了“中共为什么能够取得政权”，把中共摆到了问题的中心。他们利用不完整的海外资料，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和回答这一问题。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认为中共的成功得益于诉诸日本入侵激起的农民民族主义。[2]赛尔登（Mark Selden）把中共在延安时期形成的社会经济改革纲领和行动方针视为主因。[3]霍夫海因（Roy Hofheinz）和片冈哲谷（Tetsuya Kataoka）用组织优势来解释中共的成功。[4]尽管观点不同，这些学者都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锁定在抗日战争和延安时期。其中赛尔登的贡献最大。他明确提出了“延安道路”这个概念，将其与中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他的著作《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发表于1971年，受到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影响持续不衰。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延安研究进入黄金时期，出现了第三代学者。一方面，随着中国内部档案的解密，党内文件的披露，相关史料的公开和各种回忆录的出版，延安研究的资料基础日显丰厚。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可以进入中国搜集这些资料，赴延安和其他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采访重要当事人，与中国学者交流合作。这就推动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转向延安研究领域。到90年代中期，延安研究，无论人员还是成果，都形成了一定规模。学者队伍中除纽约州立大学教授赛尔登还在关注延安外，还包括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华安德（Andrew J．Watson），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学院教授大卫·古德曼（David S.G. Goodman），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教授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亦译约瑟夫·W·埃什里克），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托尼·赛奇（Tony Saich），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纪保宁（Pauline Keating，亦译波林·基廷），美国剑桥大学东方研究学院教授汉斯· 范达文（Hans Van de Ven）, 耶鲁大学教授戴维·阿帕特（David E. Apter），法国汉学协会副会长毕仰高(Lucien Bianco),加州蒙洛学院名誉教授卡萝尔·卡特（Carolle J. Carter），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永发等。1994年英国的《中国季刊》冬季号出版了这些学者的研究专集。1995年赛奇和范达文编辑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新视角》论文集，收录了一些学者的延安研究成果，在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5]1996年在悉尼召开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国际学术研讨会，其成果已由当代中国出版社翻译出版。[6]赛奇和阿帕特的《毛泽东共和国的革命话语》（1994），赛尔登的《延安道路》（1995年再版），纪保宁的《两次革命：1934－1945年陕北的乡村重建与合作化运动》（1997），卡特的史学著作《赴延使团：1944－1947年美国联络官与中国共产党人》（1997）等。研究专著亦不少，如陈永发的《延安的阴影》（1990）， 

　　第三代学者的研究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求解中共何以致胜，扩大到了探索与阐释现代中国的发展问题。延安不再被视为革命的延安。它变成了经济的延安，一种影响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模式。华安德教授于1980年首次提出了“毛泽东经济思想中的延安道路”这一概念，并据此考察了延安模式与苏联模式对中国50年代经济的不同影响。在他看来，这两种模式的“原则是尖锐对立的。”[7] 

　　这种视角或主题的变化也带动了研究方法由宏观叙事向微观分析的递进。尤其对社会学方法，西方学者趋之若鹜。这一方法原为赛尔登于70年代初首次采用；之后，第三代学者普遍沿用，并推行到了极致，分析范围不断由边区下降到分区、县、乡镇，甚至村庄和家庭一级。与这种具体化和基层化的研究趋势相适应，学者们大量使用了边区以下直至基层政权的档案、统计数据、调查、采访和回忆录等。这些材料多具有相当程度的直接性，而且不限于大陆，还包括流传到台湾和美国的资料。

　　第三代延安研究不仅受中国改革开放的驱动，亦受“六·四”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反动思潮的影响。在80年代西方学术文献中，延安通常保持着正面形象。进入90年代后，在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和孤立中国的国际背景下，延安研究在学术深化的同时趋于政治化和情绪化。延安形象开始分化，变得复杂起来。观点冲突较之第二代学者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些人仍然坚持延安道路的提法，坚信延安道路基本正确。但是相当多的人不同程度地把延安当作批判对象。他们不再承认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而这是第二代学者从事研究的前提。他们批判性地审视延安道路，大挖延安的“阴暗面”，把群众运动、整风、审干等与大跃进、文革和“六·四”联系起来，对中国所走过的道路持怀疑、甚至全盘否定的态度。下面按照左、中、右的次序评介这一时期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二、赛尔登对《延安道路》的反思

　　赛尔登作为第二代延安研究者因提出“延安道路”这一概念而成名。1962年，约翰逊发表了《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认为日本入侵引发的农民民族主义是中共获胜的决定性因素。在赛尔登看来，约翰逊有一定道理，但是无法解释抗战时期的许多现象。从1963年起，赛尔登开始为他的著作搜集资料。他充分利用了藏于台湾、香港、日本和美国的有关延安的档案与文献，历时8年，于1971年出版了《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

　　“延安道路”是他在这本书中提出的主要分析概念。他指出：“‘延安道路’可视为一部完整的纲领，它是关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人民战争的特殊方式。其特征是紧紧依靠具有创造性的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坚持人定胜天的信念，敢于克服一切自然困难、贫穷和剥削。它明确拒绝管理或技术精英通过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实行统治，强调大众参政、分权和社区权力。”[8]“延安道路”在内容上包括精兵简政、干部学生下乡、减租减息、互助与合作化、大生产运动、大众教育等。在这些政策中，赛尔登特别强调群众路线的作用。他说：“延安时期的一大贡献是发现了把大众参与的游击战争同为解决农村问题而广泛开展的社区活动联系起来的具体方法。在人民战争中，社区活动渗透到每个村庄和家庭，牵扯到每个人。这就需要一种新的领导方法，这种方法在理论上最终被表述为群众路线。在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那些年头，群众路线深深地根植于全国各个战场和根据地。”[9] 

　　赛尔登的著作引发了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中国革命的重新审视。在“延安道路”的框架下出现了一批关注抗日根据地社会生活细节的作品。[10]这些作品大多承袭赛尔登的衣钵，但也提出了一些和他不同的看法，尤其认为他对“延安道路”所做的描述过于乐观。从1990年起，赛尔登多次反思自己的研究成果。到1995年，他再版了《延安道路》，修正了原来的结论，添加了新序和后记，新书名叫《革命中国：再访延安道路》。其后记又作为单篇论文以“反思延安共产主义”为题发表在美国季刊《现代中国》1995年第一期上。

　　赛尔登在新书中追溯了历经几代人的延安研究，梳理了各派之间的争论，认为“延安道路”的核心命题和观点经受住了时间考验，包括以1942－1943年作为分期来讨论延安道路，把党与农民关系的社会经济基础作为研究焦点，关于中共的抗战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富有创造性的时期，而且预演和影响了亚、非、拉的反殖民主义运动等观点。同时，赛尔登承认他最初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有些观点还需要重新评估。他在后记中谈到以下一些问题。 

　　一、关于减租减息与税制改革。原书把减租减息当作延安时期取代土地革命政策最重要的经济纲领之一。现在作者根据一些学者的最新成果认为，“在包括陕甘宁边区在内的那些竞争最激烈的根据地，税制改革的深度与广度都比减租减息有过之而无不及……赋税改革与减租减息一起，扶持、扩大了自耕农阶层，缩小了收入与财富的差别。”

　　二、关于中共同时赢得穷人和地方爱国精英支持的问题，以及中共在努力保证生存的同时，也致力于促进市场活动的问题。关于前一个问题，赛尔登指出，延安道路已超越了一些学者关于农民革命是以中农为中心还是以贫民为中心的争论，因为“很多自耕农以至更富裕的家庭都投身于中共所领导的抗战，并在党、政府、民众团体、民兵和军队担任领导职务”。后一个问题，他指出，他的研究表明把生存与市场对立起来的观点可能会误解根据地的实际情况。

　　三、关于延安模式的适用范围。作者不同意延安道路只适用于延安的观点，坚持《延安道路》提出的研究方式适用于其他根据地和整个抗日运动，但是应当适当注意它们之间的不同。

　　四、关于自力更生与“特殊产品”。作者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最大的挑战来自陈永发。后者指责作者夸大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成就，认为1943－1945年边区的财政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要靠生产和经销“特殊产品”，自力更生不过是神话和理想。[11]作者指出陈的发现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边区生存斗争的实情，并关注市场在帮助抗战力量渡过危机方面的作用，同时申辩说，他并没有断言自力更生解决了边区的贫困、技术落后和财政赤字等问题，只是说减租、税制改革、互助、市场和自力更生等共同支持了抗战。 

　　五、关于群众路线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作者承认《延安道路》没有充分注意这一点。他强调有效的受民众支持的政治动员与强迫命令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在理想的情况下，以化解矛盾为目标的群众路线能够广泛地把社会各阶层团结起来，但是，既然中共自称是道德与真理的化身，群众路线如果操作失当，也会流为原教旨主义。他举出毛泽东晚年、大跃进和文革的例子支持这一观点。

　　六、关于延安整风的“阴暗面”。这是作者谈的较多的一个问题。他坚持把延安整风当作统一党内思想，训练干部和知识分子以适应抗日环境的一次变革，强调延安整风不同于苏维埃运动时期用处决来解决党内矛盾的清洗。整风是调解党内冲突，只是采取了严厉的政治思想斗争的方式。但是他承认《延安道路》确实低估了整风的“阴暗面”，认为有必要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和中国后来发生的悲剧，从压制不同意见和党内斗争等角度重新认识整风运动。在他看来，王实味毕竟是很极端的很个别的例子，主要问题在于延安整风树立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压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独立。

　　七、关于党与农民之间的互动。在这个问题上，一般来说学术界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党作为先锋队向农民灌输了正确思想。另一种意见认为党在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主要依据民众的价值观制定了自己的纲领。作者主张这是党改造农民和农民也改造党的双向社会化过程。他以市场问题为例，指出农民需要市场，党在起初接受了这种要求，取得政权后又压制了这个要求，最后还是恢复了市场。

　　八、关于发展民主政治的问题。作者在反思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然延安时期存在那么多有利于向民主转变的因素，后来民主政治的发展何以会如此步履维艰？新民主主义中那些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因素何以会在后来的岁月中灰飞烟灭？他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原来的民主萌芽不过是群众路线与政治动员的组成部分，而群众路线和政治动员在后来的历史中演变成了民主政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作者认为原著《延安道路》中心论点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早期研究工作的疏忽，总结出来的“延安道路”掩盖了专横与倒退。他最后的结论是，用复杂的眼光观察“延安道路”是大有意义的。[12] 

　　赛尔登没有简单地否定天安门事件以来国外各种攻击延安道路的观点。他在坚持原有立场的基础上根据历史事实对这些观点进行了仔细的取舍。

　　三、延安的社会生态学与人类学

　　在追随赛尔登方法的第三代延安研究者中，新西兰女学者纪保宁是一位突出代表。改革开往初期，纪保宁曾在南京大学攻读过两年历史。多年来，她一直执着于延安问题，成果颇丰。

　　纪保宁把赛尔登开创的延安道路的社会学研究进一步扩展成为关于延安的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她在《延安道路的生态学起源》中发现，“‘延安道路’的延安地区特殊社会生态学起源，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民众主义冲动”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所谓特殊的社会生态是指阶级关系、职业类别、历史文化传统、人口数量以及自然资源等综合系统。纪保宁认为延安道路的形成与当地的社会生态环境有关，“构成延安道路的放权、参政和社会建设的战略，以特定的方式扎根于延安市周边的农村。这种方式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其他地区。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动员者不能在其他地方运用这些战略。但这些战略在被运用到其他地方时，就丧失了其民主化潜力。”在她看来，同属陕甘宁边区的延属分区和绥德分区具有不同的社会生态性。前者地广人稀，土地贫瘠，阶级分化程度低，社会自主性弱，尤其是新移民构成了延安道路成功的基础；后者人多地少，土地肥沃，商业发达，阶级分化程度高，社会自主性强，缺乏延安道路实施的足够空间。因此，在这里，中共并不能通过群众路线实现自己的目标，而需要自上而下地把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强加于社会。在同年发表的《延安的合作之路》一文中，纪保宁进一步比较了这两个分区的合作化运动，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她反对有些人把集权主义的国家建设和人民参政或基层民主视为中共自身存在的两种不可调和的倾向，认为在延属分区特殊的社会生态条件下，延安道路可以成功地把这两者整合起来。

　　随后写的另一篇文章《组织农民》中，纪保宁稍微修改了上述结论，认为中共组织中的国家控制和民众主义这两个原则之间的关系是随不同地区的社会生态环境而发生变化的。做这种修正可能是为了防止读者从她的著作中得出“绥德道路”是一种失败的结论。她认为，党和政府在延属分区和绥德分区奉行不同政策。延属的政策是阶级合作（如把吴满有等新式富农树立为劳动英雄），而绥德的政策，特别是租税改革，更多具有针对富人的阶级斗争倾向。这个政策改善了穷人生活，驱使地主离开村庄，转向城市工商业，其结果有利于农村社会的平均化和民主化，而这正是党的农村重建工程的中心任务。在她看来，绥德分区的成功��即推动农民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和排斥强大对手——可以用不同于延安道路的阶级斗争策略来解释。不过，她认为这一策略虽有助于短期内调动贫农的积极性和摧毁旧的精英权力，但也会极大削弱农村社区的自治能力。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纪保宁为我们展示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更为丰富的画面。农村的阶级斗争不仅仅意味着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斗争，它还包括农民对传统官僚体制的反抗，以及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对农村宗法社会的改造。

　　1997年出版的《两种革命：陕北的乡村重建和合作化运动，1943－1945》原是纪保宁1989年提交的博士论文，它集中了8年来作者对延安道路的思考。其主要结论有两点。首先，以大众参与和群众路线为特点的延安道路无法从延属分区的荒地上移植到中国其他地区；其次，如果一定要变通地进行这种移植，那就必须像在绥德那样设法剔除延安道路的核心要素，否则就会导致1958年大跃进那样灾难性的后果。[13] 

　　纪保宁主观上并不想全盘否定赛尔登的延安道路。但是客观地讲，她的结论几近否定延安道路，至少她不承认这条道路具有赛尔登所说的那种普适性。她断言“作为一种将民众主义理想与中共社会建设目标融为一体的战略，延安道路产生于延安附近的地区，而且实际上只能适用于这一地区。”如果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赛尔登关于中共通过延安道路取胜的结论便不成立，反过来说，中共获胜必定另有原因。然而，纪保宁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在她看来，中共怎样取得政权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成功包含多少现代因素。

　　纪保宁分析延安道路时使用了“生态”一词，这表明她不满足于一般的社会学分析。换言之，她比赛尔登更关注中共的抗战纲领与社会环境互动的细节。赛尔登是执著于宏大叙事的社会学者。用他的话说，他的方法“可以从最基层到地域、民族和全球的视角，又从国际体系到根据地、县、村庄和家庭的微观世界来观察社会变革”。纪保宁完全抛开了这种宏大叙事法。在她看来，中共的意识形态说教不足为训，只有中共在不同生态环境中实行的不同政策才是价值所在。她宣称要剥去毛主义的外衣，重新审视延安道路所获得的成就。她认为，这些成就局限在延属分区这一狭小而特殊的生态环境中。就各敌后根据地和全国来说，它是特例，不是一般。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延安道路就变成了意识形态的说教。

　　无独有偶。另一位学者，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周锡瑞也研究了陕甘宁边区的这两个分区，但范围更小，分析更细：延属只选一个县（固临），绥德只选一个村（米脂县杨家沟）。他的论文题目分别是《解构党／国建设：陕甘宁边区的固临县》和《“封建堡垒”中的革命：陕西米脂杨家沟》。[14] 与纪保宁不同，周锡瑞无意比较这一县一村。他感兴趣的是人性，反对把共产党看成整齐划一和铁板一块的革命组织，宣称要用人类学的分析从基层组织入手解构中共的党／国体制。他的第一篇文章分析了延安政治体制与农村社会的互动与控制，以及普通农民向上层流动的情况。第二篇文章，用他的话说，分析了中共对地主阶级实行拉拢、操纵和打击的过程。周锡瑞阅读了一些内部材料和档案，包括1941年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固临调查》和1942年张闻天主持的《米脂县杨家沟调查》，这是他选择固临和杨家沟作为研究题材的重要原因。

　　周锡瑞认为，延安的政治体制是在上下级之间和各种社会角色的互动中形成的：原来把革命当作根本目标的年轻的农村干部，随着经常性的暴力行为，他们的利益越来越与新政权息息相关，最后转变成“不怕得罪”乡亲、有能力完成上级党／国组织交给的任务的领导人。[15]他宣称，延安并不像斯诺和赛尔登所说的那么美好，在根据地的农村基层，党主要靠军事优势和强制而不是靠民众参与和群众路线发挥作用。[16]可以看出，周锡瑞所谓的“人性”不是指人情味或善性，而是指人的劣根性。“人性”是他用来抵毁延安形象的一个概念。

　　周锡瑞擅长把光明描绘成黑暗。他说，中共的政治动员使农村有文化的村民越来越少：一个包括33个家庭的小村落里，1934年有17个有文化的农民，可是到了1941年就只有5个人留了下来，因为其他的人都参加了革命。又说，根据地的女人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反抗家庭压迫的权利，可是她们也更易受到干部的性侵犯，还要面对党／国提出的劳动要求。[17] 

　　周锡瑞受苏东剧变的鼓舞，假定新中国政权只是一时的历史现象，主张“从中共的兴起转而思考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垮台”。[18]有人认为周锡瑞的观点和纪保宁的观点差不多。其实不然，两人的分歧远大于共同点。周锡瑞期待苏东剧变的中国版，想寻找这一版本的历史根源，而纪保宁只想从历史角度解释中共所犯某些错误的原因。  

　　四、延安的话语研究

　　延安的理论、意识形态和党内斗争是第三代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这里只介绍一下其中的两位，阿帕特和托尼·赛奇。他们常来中国，在中国学界和政界的知名度颇高。尤其是赛奇，曾任福特基金会驻京代表，现任教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主持为中国党政部门培训干部事宜。他们的作品包括两人合著的《毛泽东共和国的革命话语》， 以及两人分别撰写的论文《话语即权力：延安与中国革命》和《修史还是重修史？毛主义历史决议的形成》等。

　　与其他人相比，阿帕特和赛奇的研究，无论方法还是观点，都很另类。他们不满意延安研究中的“宏大理论”已被关于不同根据地生活细节的讨论所取代这一现象，认为应当阐明中共怎样使极为分散的根据地保持行动的统一：“应该看一下那些仪式和符号，中共将它们拼装在一起，赋予共产党的行动以意义。应该仔细研究一下中共是如何对它所参与的革命进行阐释的。不仅要研究这些阐释是如何产生的，而且还要研究这些阐释何以被党员个人逐步认可，并接纳为其个人生活史的一部分。”

　　两人搞了一个复杂的分析框架，其思想元素来自当代不同流派和学科的思想家，加上作者的肆意发挥和组合，读起来很晦涩。但是它的核心命题，“话语即权力”，并不复杂。它来自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话语理论（the theory of discourse）。

　　两位学者把延安当作一种围绕理性原则（logocentric）搭建起来的话语共同体（discourse community），而一般的人类共同体都以经济生活为基础。他们认为，中共所以能在完全不同的分散的根据地之间形成强大的权力中心，靠的是一套特殊的话语系统。延安的一切，包括制度、理想和行为规范都是这个话语的产物，它们以符号资本的形式汇集于“延安”，使“延安”成为真理和美德的最高体现。

　　他们认为，毛泽东对这个话语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长征结束后，他不满足仅仅作为杰出军事统帅的角色，开始向掌控党内话语的方向迈进，力图成为延安话语的主叙事者。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前后扮演了两种角色。先是一位创造新话语的叙事者，犹如荷马史诗中流亡的奥德修斯，通过讲故事要求收回各种已丧失的权利。他的叙事由三个不同长短的故事构成，每个故事都包含向下一个故事转变的隐喻（metaphor）。长故事讲近代中国的兴衰，中故事叙述国共两党的斗争，短故事叙述党内路线斗争。这就像望远镜的三个套筒，一个连着一个，“故事越短，越靠近目镜，成相越大,观测范围越小，直到毛实际地填满整个视觉空间。”按照他们的说法，毛泽东没有公开要求掌握最高权力，但是他讲的故事使人们相信他就是历史的最后答案。

　　第二个角色犹如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擅长辩证法，著书立说，培养弟子，使延安成为柏拉图式的理想国。这个转变从整风开始。他们把整风运动称作一种所谓“阐释约定”（exegetical bonding）的过程。在他们笔下，“阐释”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几乎囊括整风中的所有精神活动。他们说：“阐释约定在即时社会学习的场景中把字词（words）和思想结合起来，造成了一种强烈的情绪和符号，使自我意识被他人所掌握。阐释约定造成了约定俗成的解释。而它更大的目的则在于超越一般理解的启发。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约定。取消个性使人们进入一个纠缠话语的新的互动平台。人们挑选字眼，按照充满高昂热情的、并且已成为全体成员特有财富的共同符号，重新编排自我。”[19] 

　　他们还对《历史决议》作了如下评价：“阐述一部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史，对于创造由他来统治党的合法性至关重要。《历史决议》的写作是一个政治程序，其目的在于铲除政治对手，巩固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高岗的联盟。与联共（布）简史不同，毛泽东主义的党史不包括党的全部历史时期，也没有把毛泽东摆在每一件党史事件的中心。也许周围的党员当事人太多，使这一点难以做到。只要王明和博古接受‘历史决议’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再在党内实施政治迫害……整风和党的高级干部所进行的写作为产生一个稳定的一致的领导集团提供了基础，这正是一个列宁主义先锋队政党的基本特点。这种团结不再基于一种抽象的理论，而是基于毛泽东所谓适合中国现实的理论之上，这种理论将为党的干部提供行动的指南。毛泽东作为历史正确解释者的中心角色，确保了全党接受他为最有资格勾画未来政策的人。”[20] 

　　就选题本身来说，阿帕特和赛奇的研究有一定意义。以前，赛尔登对延安道路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延安的社会经济政策及其效果，后来，纪保宁对这一领域的深化实际上瓦解了延安道路作为普遍模式的基础。如果各根据地的政策都是因地制宜和各不相同的，那就无法理解延安道路的普适性。作为一种全国性的体制，延安模式的典型特征是高度分散与高度集中的统一，它具体表现为以党组织为中心的一元化体制。对这种体制的理解只能通过中共党内生活的分析获得。可惜，阿帕特和赛奇没有处理好这个选题，把延安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优势当成了缺陷和错误。

　　两人对延安时期做如此负面评价，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正在像苏联东欧那样迅速地走向灭亡，“六·四”只是这一过程的开始。这种中国崩溃论在90年代的西方极为盛行。它干扰了许多学者的独立思考，使他们盲目追随美国政府的意识形态。阿帕特和赛奇都是长期从事中国研究的中国问题专家。但是受西方主流思潮的驱动，他们轻易放弃了正常的学术立场和斯诺、赛尔登等前辈的积累，一夜之间发现自己看透了中国，中国不过是一捅即破的美丽的肥皂泡，从此可以用西方文化来随意地解释中国，嘲弄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了。他们过于自信，太自负，太轻率了，居然认为新中国从孕育她的延安时期起就是一个靠神话维系的无法持久的话语共和国。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来看他们的作品，反倒像是一部关于延安和新中国的神话。

　　任何海外延安研究都是为了解读当代中国，而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尊重与否却往往影响他们对延安的分析。现在，随着21世纪中国的飞速发展，中国崩溃论在西方已烟消云散，取代而之的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机遇论。威胁论也好，机遇论也好，至少表现了“六·四”以来西方学者重新恢复了对中国的尊重。中国为什么能够在违反西方政治经济准则的条件下获得发展？这是一个比中共为什么能够取得政权更具挑战性的问题。而延安作为新中国的摇篮，对于破解这个世界历史之迷仍将不无裨益。我们期待新世纪将有更多的健康的延安研究成果问世。

　　参考书目：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 

　　冯崇义、古德曼编辑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1月版。 

　　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Chalmers Johnson,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1962.  

　　Mark Selden: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Harvard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1,  

　　Roy Hofheinz,Jr., “The 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 Success: Rural Influence Patterns, 1923-1945”,in A. Doak Barnett,e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PP.3-77;  

　　Tetsuya Kataoka,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Andrew Watson,ed. Mao Zedong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Border Region, Cambridge Uni.Press,1980.  

　　Tony Saich and Hans Van de Vene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M.E.Sharpe.Inc. 1995. 

　　Pauline Keating：“Communist Perspectives on Rural Mutual Aid Customs in North Shaanxi”, Paper on Far Eastern History, 38, September 1988,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 Dep. of far Eastern History；“The Yan’an Way of Co-oper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Dec 1994, London；“The Ecological Origins of Yan’an Way”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2. (Jul., 1994)；“Getting Peasants Organized: Peasants，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Village Organizations in Northwest China,1934-45”, Asian Studie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No.3；Two Revolution: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ern Shaanxi,1934-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Cooperative Visions Versus Wartime Realities: Indusco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38-1944”, New Zealand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s, No.1, 1997；Two Revolution: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Northern Shaanxi,1934-194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