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星】《美亚》小组延安行

　　1937年6月21日傍晚，一辆美制道奇吉普车颠簸着驶进陕北的延安城，车上走下5位风尘仆仆的外国人。他们是：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欧文•拉铁摩尔，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托马斯•阿瑟•毕森，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菲利普·贾菲和夫人艾格尼斯•贾菲，还有瑞典籍汽车技师埃菲•希尔。这一行人在延安逗留了3天，先后会见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和汽车学校等单位，并在朱德主持的红军指战员大会上发表了演讲。由于此行的3位主要人物——拉铁摩尔、毕森和贾菲，都是《美亚》杂志编辑部的成员，因此他们此次延安之行的临时组合，被人们称为“《美亚》杂志小组”。

　　一、志同道合

　　此次延安之行的最初倡议者，是欧文•拉铁摩尔。他1900年生于华盛顿，1902年随父亲来到中国，1920年从英国的圣•比斯学校毕业后，在上海英商的安利洋行当了一名职员，不久又转到天津担任《京津泰晤士报》的星期周刊编辑。此后，拉铁摩尔多次赴东北、蒙古和新疆等地旅行，考察和研究中国边疆问题，并陆续出版了关于新疆问题的《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关于蒙古问题的《高地鞑靼》和《满洲的蒙古人》、关于东北问题的《满洲——冲突的发源地》等著作，成为美国著名的东方学家。1934年，拉铁摩尔回到美国，担任太平洋关系学会机关刊物《太平洋事务》的主编，但他每年仍要到中国旅行或居住一段时间。1937年春，拉铁摩尔正居住在北平，埃德加•斯诺首次采访中国红色区域引起的轰动，使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恰于此时，正在对中日关系进行考察研究的远东问题专家毕森来到北平，拉铁摩尔向他建议共同做一次与斯诺相类似的冒险旅行。 

　　毕森1900年出生，1923年毕业于美国拉特洛斯大学，随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生课程。1924年，他受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外国布道会的派遣，到中国安徽省怀远县的一所教会学校担任教育传教士。1925年，毕森进入北平华文学校，继续学习汉语，随后又在燕京大学做了两年教学工作。五年的中国生活体验，使毕森积累了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丰富知识，对中国问题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1929年，毕森回到纽约，加入美国外交政策协会，担任该协会远东部的研究人员，撰写和发表了许多关于远东问题的文章和论著，成为一名远东问题专家。1937年，毕森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对当时引人瞩目的中日关系进行专题研究。年初，他在日本进行了1个多月的考察，尔后又在日本占领下的朝鲜和中国东北做了短暂停留，于3月份来到北平。通过在日本、朝鲜和伪“满洲国”的实地考察，毕森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战争气焰有了深刻了解，因此他最关切的问题就是中国是否已做好抵抗日本侵略的准备，特别是国共两党能否消除十年内战造成的对立，重新团结起来。当拉铁摩尔提出赴延安采访的建议时，他立即表示了积极赞同。他们按照斯诺提供的通信地址，给延安发去一封普通平信，提出了采访和考察的请求，并且很快就接到了中共方面的热情邀请。 

　　当拉铁摩尔和毕森正在为延安之行做准备时，他们共同的朋友贾菲夫妇也恰好来到北平。菲利普•贾菲是一位俄罗斯裔犹太人，1897年出生，1906年随家人移居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此后，他主要从事圣诞卡、贺年片的印制和经销，由于经营有方，很快就积累了百万美元以上的资本。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沉溺于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反而以思想进步、同情革命，成为美国著名的左翼人士，同时也对中国和远东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1935年，美国进步人士马克斯•格拉尼克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左翼英文刊物《中国呼声》，曾得到贾菲的大力资助。1937年3月，贾菲与太平洋关系学会美国理事会执行秘书弗雷德里克•菲尔德合股创办美亚公司，出版了《美亚——美洲与远东评论》杂志，贾菲担任该杂志主编，并吸收拉铁摩尔、毕森等人担任编辑部成员。当他来到北平得知拉铁摩尔和毕森准备前往延安的计划时，立即决定加入这次延安之行，几位不期而遇的志同道合者组成了一个“《美亚》杂志小组”。 

　　6月7日，小组一行4人乘火车离开北平，经石家庄、太原，转道潼关，于6月10日晚抵达西安，住进了当时西安惟一像样的饭店——西京招待所。在这里，他们通过一位共产党的秘密交通员得到一封与延安方面接头的介绍信，但是他们只能自行解决前往延安的交通工具。正当他们为此而感到棘手的时候，拉铁摩尔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位有趣的人物——瑞典人埃菲•希尔。 

　　希尔可以说是一种另类的“中国通”。他出生在中国的内蒙古，父母亲是来华传教的瑞典路德派传教士。他在中国长大，没有受过完整的正规教育，十几岁就开始在中国西北地区到处闯荡，学会了一口十分地道的西北土话。他既同军阀、政客等上层官僚打过交道，也对土匪、妓女等三教九流了如指掌，是一个在西北地区八面玲珑、神通广大的人物。只要能付给报酬，几乎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一个多月前，他曾用一辆据称是“国民党将军的汽车”，把斯诺夫人海伦•斯诺送到三原的红军驻地，并为此赚取了150美元。当拉铁摩尔向他透露了行动计划后，希尔同意驾驶他的老式道奇吉普车把他们送到延安。 

　　6月18日，他们经过周密的准备，驾车混出了戒备森严的西安北城门，驶上了赴延安之路。由于连续几天的倾盆大雨，本来就十分糟糕的道路变得更加泥泞不堪，原本几乎干涸的几条河床洪水暴涨，一路上走走停停，险象环生，300多公里的路程竟用了整整4天时间。 

　　二、延安三日

　　在《美亚》小组之前，已有六批美国人进入红色根据地访问过中共和红军领导人。最早的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1937年1月史沫特莱到达延安，此后还有《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维克多•基恩、合众国际社记者厄尔•利夫、摄影记者哈里•邓纳姆和斯诺夫人海伦•斯诺。如此算来，《美亚》小组一行已是进入红色区域的第七批，也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最后一批采访中共和红军的外国人。 

　　《美亚》小组抵达延安的当晚，毛泽东、董必武和丁玲等人就来到他们的住地，为他们举行了临时的欢迎晚会。年轻的红军战士为他们演唱了几首红军歌曲，几位美国人也在主人的热情邀请下演唱了《我的肯塔基故乡》、《跨过一条条大河》等美国歌曲，特别是瑞典人艾菲·希尔演唱的蒙古族歌曲，引起了全场的轰动。毕森对当晚的活动作了这样的描述：“欢迎晚会大约到半夜才结束。对延安的第一印象是出乎意料的，不知怎么在猝不及防中就抓住了我们。整个晚会非常轻松，几乎就是一场狂欢。这第一印象是难以描述的，这种体验只能凭感觉。延安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并且使我们越来越着迷。”

　　第二天上午，《美亚》小组一行前去参观抗日军政大学。一个出乎意料的场面让他们惊呆了，红军总司令朱德正在一间教室里给学员们上课，讲授的内容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此外，他还在抗大担负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军事战术”等课程。课后，朱德亲切地接见了客人们，同他们一一握手，并作了简短的交谈。中午，几位客人又同抗大的学员、教员进行了交流，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整个抗大洋溢着高昂的热情、旺盛的士气和活跃的气氛，同破旧的校舍、简陋的课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美亚》小组一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凤凰山下住地简朴的窑洞里会见了《美亚》小组的客人。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先让客人们各自作自我介绍，当菲利普·贾菲说到他是一个推销圣诞卡的批发商时，毛泽东丝毫未加思索便随口说道：“上帝保佑圣诞卡生意！”这个脱口而出的笑话，逗得满堂哄笑，一下使谈话的气氛变得轻松下来。毛泽东在谈话中分析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西安事变以来国共关系的发展，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对英、美的政策，并且回答了美国客人提出的各种问题。当晚，毛泽东、朱德、博古等人陪同《美亚》小组的客人一同观看了红军宣传队的文艺演出。 

　　6月23日清晨，延安下起了大雨，《美亚》小组同酷爱篮球的朱德事先约好的一场篮球赛只得取消了，这使他们懊丧不已。那天上午，他们正式采访了朱德。红军总司令宽厚朴实的笑容和简洁率直的谈吐，使他们感到十分亲切。朱德坦率地向他们介绍了红军的发展历史和当前情况，分析了在日本加紧对华侵略的情况下中国国内的军事形势，阐述了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那天下午，《美亚》小组又去会见了博古，向他了解了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包括边区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和边区政府的民主选举等等。随后，拉铁摩尔继续留在博古那里，向他了解边区的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情况，其他人则第二次拜访了毛泽东。 

　　那天晚上，《美亚》小组终于有机会访问了周恩来，就他们当时最关心的国共谈判和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尽管周恩来很少使用英语，但是那天晚上却用客人们熟悉的母语进行了交流。他详细介绍了国共谈判的经过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介绍了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和谈判中尚未解决的分歧。谈话一直延续到夜半时分。毕森对当晚的谈话作了这样的描述：“周恩来愿意并且希望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甚至一些尚未解决的敏感问题，也毫不犹豫地向我们提供了详细情况。……尽管在以前的会见中，我们已经获知了许多关于统一战线谈判的情况，但周恩来所提供的详细资料仍是令人感到惊异的。”

　　6月24日上午，《美亚》小组成员面临着一场他们认为是“最严峻的考验”——在朱德亲自主持的红军指战员大会上发表演讲。参加大会有2000多人，其中1500多人是抗大的学员，还有来自其他单位的500多人。朱德向听众们介绍了几位美国客人，接下来，菲利普·贾菲、毕森和拉铁摩尔先后发表了讲话。会场的气氛十分热烈，红军指战员不断地向演讲者提问：“美国妇女的地位怎样？”“美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和工人运动的情况怎样？”“罗斯福的新政产生了怎样的结果？”“美国人民怎样认识我们的长征？”午饭过后，毕森和贾菲夫妇在朱德的陪同下参观了延河对岸的中央党校和汽车学校；拉铁摩尔则留在延安城里，饶有兴味采访了几位蒙古族、藏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人士。 

　　傍晚时分，《美亚》小组一行结束了在延安的访问，踏上返回西安之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都来为他们送行，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几位美国客人虽然只在延安逗留了三天，但是这短短的三天却给他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毕森在后来出版的一部书中写道：“我们对延安热烈而持久的印象，与其说是我们看到的各种活动，不如说是延安的人们所表现出的精神面貌。”“延安的经历为我们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内战（指中国的解放战争——引者）的岁月里正确地估计形势、作出判断，提供了一个基准线。”

　　三、战争风云

　　《美亚》小组一行离开延安仅十几天，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全面爆发。战争初期，美国国内由于“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很多人对这场战争的反应是冷漠的。据美国著名的舆论调查机构盖洛普1937年9月的一项民意测验，当时有55%的美国人对中日战争的任何一方都不抱同情态度，有95%的美国人不赞成美国银行向中国或日本提供贷款。然而，毕森、贾菲、拉铁摩尔却根据他们对远东形势和中日战争的实地考察与深刻见解，独立地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1937年10月，毕森率先在《美亚》杂志上以《毛泽东对南京政府的分析》为题，摘要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的谈话。同月12日，贾菲在美国《新群众》杂志第22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告诉我：一个远东事务专家在中国红色区域同他们领导人的会见》，详细地介绍了中共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各项主张。拉铁摩尔也曾为英国《泰晤士报》撰写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基地：赴陕北之行》和《中国共产主义的今天和昨天：统一战线理论》，但当时未能发表。他们在文章中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为了维护中国的独立，而且是为了远东和世界的和平；中国必将以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为基础，实现全民族的团结，对日本进行顽强而持久的抵抗；美、英等西方国家应当向中国提供道义和物质的援助，以阻止中国沦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 

　　1938年，毕森根据他在日本和中国的实地考察，出版了《日本在中国》一书，以大量的资料揭露了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对远东和平的巨大威胁，高度赞扬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对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抵抗。书中还以一定篇幅介绍和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抗日政策，以及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的游击战争。毕森在书中指出：“中国军队正在为抵抗野蛮的侵略者而进行着自卫战争，一个团结的中华民族作为他们的后盾。无论是中国的领导人，还是普通的老百姓，他们真诚的爱国主义比本世纪任何时候都更加高昂……。历史将再一次创造殖民地国家打败优势对手的范例，就像美国的独立战争那样。” 

　　中国抗战初期，他们对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抱有比较乐观的看法，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是1939年以后，国民党当局日益加紧反共磨擦活动，使中国团结抗战的局面遭遇到巨大威胁。对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与磨擦，他们不能不给予密切关注，并就两党的是非曲直作出自己的判断。1941年初，国民党当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贾菲和毕森出于对中国抗战的关切，与另外6名美国知名人士联合致电蒋介石，指出：“最近新四军受袭击及叶挺将军遭逮捕的消息，引起美国人民极大的忧虑。这种行动只会帮助日本，并破坏中国在美国的声誉。我们认为，恢复中国的团结，对于制止极权国家在亚洲的侵略极为必要。”当时，重庆的《新华日报》和延安的《新中华报》都曾以显著标题刊登了这篇电文。此后，贾菲主编的《美亚》杂志对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压制民主的政策采取了明确的批评态度，发表了许多赞扬中国共产党抗日民主政策的文章。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梅克在《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中写道：“1941年的新四军事件暴露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矛盾的真实情况，这时《美亚》公开站到了同情共产党的立场。国民党因其反动行径而受到批评，共产党则被赞誉为中国的美好希望。” 

　　当年延安之行的另一位参加者拉铁摩尔，在1941年承担了一项极为重要的使命。这年6月，他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推荐，担任了蒋介石的私人顾问，于7月来到中国履职。对美国来说，派遣这样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来华工作，体现了罗斯福总统的战略考虑；但对蒋介石来说，却很难对这样的安排感到满意。尽管拉铁摩尔一到中国便对蒋介石说了很多赞誉的话，但也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提出不少批评，建议蒋介石进行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改革和积极对日作战。这些蒋介石当然不愿接受。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在《美国十字军在中国》一书中写道：“蒋（介石）本人虽然在拉铁摩尔到达时亲自热烈欢迎，此后却没有同他多打交道。事实上，国民党的报刊立即发表一些文章，暗示拉铁摩尔持亲共产党的观点，这次来华是要迫使重庆同延安达成妥协。”半年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罗斯福总统派遣史迪威将军担任蒋介石和中国战区的参谋长，拉铁摩尔结束了他在中国的使命。 

　　1943年7月，毕森在美国《远东观察》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在盟国战争中的地位》，在中美两国引起了很大震动。在这篇文章中，毕森强调了中国在远东战场上的重要地位，赞扬了中国对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突出贡献，呼吁各同盟国向中国提供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同时，文章对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统治区作了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对比分析，认为共产党代表了“民主的中国”，这种民主制度有效地动员了人民的抗日力量；而国民党代表了“封建的中国”，这种封建官僚制度限制了战争潜力的充分发挥。因此，毕森认为，要提高中国在盟国战争中的地位，一方面西方国家必须尽快向中国提供更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另一方面，国民党必须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为挖掘战争潜力创造有利条件。毕森的文章一发表，立即招致国民党集团和美国亲国民党势力的疯狂攻击。国民党的一位发言人致信《远东观察》杂志，攻击毕森“吞下了共产党的诱饵，上了共产党的圈套，被共产党拖下了水”。国民党同情者罗德尼·吉尔伯特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文章，指责毕森“竭力散布对国民政府的不信任，为共产党在战后夺取中国政权开辟道路”。辅仁大学前校长、国民党的坚定支持者奥·图尔也撰文攻击毕森是“迫不及待地肆意攻击重庆政府而为延安大唱赞歌的赤色狙击手”。这些来自反面的攻击，恰恰说明了毕森的这篇文章产生的强烈震撼。 

　　1945年，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初现的时候，许多人已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战后世界格局。在这一年，毕森出版了《美国的远东政策》，拉铁摩尔出版了《亚洲的解决方案》，贾菲出版了《亚洲的新天地：对西方的挑战》。这几部著作都着重分析了战后亚洲面临的新形势，希望能出现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期待中国能在战后的亚洲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并对美国的远东政策提出了积极的批评和建议，饱含着三位作者对中国战后前途的深切关注和美好愿望。 

　　四、坎坷人生

　　拉铁摩尔、毕森、贾菲等《美亚》小组成员在抗日战争期间对中国问题的客观分析和正确判断，为他们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得到美国政府中开明人士的重视和尊重。拉铁摩尔在卸去蒋介石私人政治顾问的职务后，曾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顾问，并在1944年再次由罗斯福总统推荐，担任华莱士副总统访华期间的顾问。日本投降后，毕森作为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成员，拉铁摩尔作为美国战争赔款使用团成员，曾一同前往日本，参与战后工作。毕森还曾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担任关于日本政府工作的顾问。 

　　但是，随着战后美国国内右翼势力的发展，当年的《美亚》小组成员被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遭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于残酷的人身迫害。最先遭受打击的是《美亚》杂志主编菲利普·贾菲，这就是在美中两国都造成重大影响的“《美亚》杂志事件”。

　　贾菲创办和主编的《美亚》杂志主要刊登各国学者关于远东问题的文章，尽管这份杂志发行量最多时也只有2000多份，但由于美国大多数与远东事务及中国问题有关的外交官和国务院官员都经常阅读这本杂志，因此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抗日战争后期以来，该杂志对国民党政府和美国对华政策不断提出尖锐批评，更加引人瞩目，尤其引起主张“扶蒋反共”的美国右翼势力的强烈不满。 

　　1945年6月6日深夜，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密谋违犯间谍法”的罪名，突然逮捕了菲利普·贾菲和刚刚从中国回国的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约翰·谢伟思等六人，并随后向法院提出起诉。联邦调查局起诉的依据是，他们从《美亚》杂志的办公室里查出100余份关于远东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美国政府文件。对于这些文件，美国学者罗斯·凯恩在《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一书中认为：“贾菲搜集这些报告，显然是为了要在他的杂志出版时使用。但是，联邦调查局从一开始就假定，这些报告很可能传递给了外国特务。”美国新闻界对联邦调查局的做法反应十分强烈，他们认为：“贾菲所做的事，只不过是其他许多认真的新闻记者当时正在做或试图去做的事。许多人还觉得，对贾菲等人采取的行动，主要是由于国务院对他指责美国政策而感到愤怒。”这一看法，可以说点破了《美亚》杂志事件的实质。 

　　8月，《美亚》杂志案开始审理。在被捕的6人中，陪审团拒绝对谢伟思等3人起诉，宣告无罪释放；1人在审理过程中，因证据不足而中止审理；贾菲在司法部官员认定有关证据是通过“非法手段”窃取而“不应受理”的情况下，仍被法庭判罚2300美元。联邦调查局将贾菲诬为“间谍”的企图虽未得逞，却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

　　在1950年麦卡锡主义猖獗时期，《美亚》杂志事件再次成为右翼极端势力的攻击目标，美国国会两次召开听证会，对此案进行重新调查。尽管麦卡锡主义者对贾菲大肆攻击，声称要通过贾菲破获“国务院的间谍网”，但国会听证会仍不得不对事实作出结论：“在与本案有关的那些能够得到证实的秘密文件中，几乎没有什么文件对我们的国防或战争努力具有任何真正的重要性。”“没有找出任何实例足以证明，这些文件之一除在《美亚》杂志上发表以外，还曾被任何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或其他地方。”国会听证会认为：“参议员麦卡锡以及其他人士到处指控说，《美亚》杂志案件是破获国务院内间谍网的关键。证据清楚地表明，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同一年，拉铁摩尔和毕森也开始受到麦卡锡主义者的打击和迫害。拉铁摩尔被指控为“共产党人”和“最高级的苏联间谍”，麦卡锡甚至扬言“我愿把成败押在拉铁摩尔的案上”。毕森被指控为“与共产党有联系”，他的《中国在盟国战争中的地位》一文被麦卡锡说成是“对中国国民党政府发动进攻的第一炮”。在此后长达3年的时间里，拉铁摩尔和毕森不断被传到国会听证会上作证，他们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准备证词，以反驳对自己的指控，甚至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从自己的论文和著作找出不利于共产党的言辞，以证实自己“非共产党员”的身份。尽管他们做出了一切努力，但美国国会仍在1952年的《太平洋关系学会听证会报告》中，把拉铁摩尔、毕森和贾菲都列上了“曾参与共产党反对民主制度的世界性阴谋”的黑名单，拉铁摩尔和贾菲被指控为“曾经与苏联情报机关间谍合作过”，毕森被指控为“与美国共产党或另一国共产党有联系”。麦卡锡主义者强加的这些罪名，败坏了他们作为正直的远东问题专家的名誉，使他们蒙受了痛苦的磨难。

　　拉铁摩尔在战后曾担任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1952年被麦卡锡弹劾，停止教职达10年之久。1962年，拉铁摩尔离开美国，加入英国籍，担任利兹大学汉学教授兼中国研究部主任，1989年病逝。

　　毕森从日本回国后担任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政治学教授，1953年因太平洋关系学会一案不得不离开这所著名学府。1969年，毕森移居加拿大，担任沃特卢大学贝尼逊学院教授兼国际研究主任，1979年在加拿大病逝。

　　贾菲主编的《美亚》杂志在发行11年之后，于1947年7月被迫停刊。贾菲本人也长期背着莫须有的罪名，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于1980年逝世。

　　拉铁摩尔、毕森和贾菲在60年前抗日战争前夜的延安之行，为他们在中国抗日战争及其以后的岁月里正确地分析和判断中国形势奠定了基础，也给他们在战后遭受种种磨难埋下了种子。在大洋彼岸他们所长期关注并付出巨大热情的中国，人们应当更多地了解这几位值得尊敬的外国友人，记住他们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进步事业给予的关切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