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星】周恩来抗日战争时期外事工作研究述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制定并实行了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对英美等西方国家展开积极的联络工作，迈出了从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步伐。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成员，参与了有关重大问题的决策，并利用在国统区工作的便利条件，积极结交国际友人，宣传中共的各项政策，为开辟和发展党的对外联系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也成为他外交实践活动的开端。但是，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比较薄弱，学术成果尚不多见，许多重要史实语焉不详，已出版的周恩来传记、年谱对这方面的记述较为简略，关于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建国以后，还未能系统阐明周恩来在这一时期的杰出贡献以及在其整个外交生涯中的重要地位。

　　一、对外联络工作的开端

    　周恩来早年曾在欧洲勤工俭学近４年时间，对欧美国家及其相互关系有一定的了解。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他与共产国际、苏联有过密切接触，但这些属于共产党国际组织的内部联系。周恩来对外联络工作的开端，应是瓦窑堡会议之后至抗日战争爆发以前。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同时也在对外政策上作了相应调整，提出要“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会后不久，中共中央通过在上海的宋庆龄，邀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赴陕北考察，由此打开了中共对外联系的渠道。

    　１９３６年７月９日，周恩来在安塞百家坪巧遇埃德加·斯诺，从而成为迎接和会见斯诺的第一位中共主要领导人。当日和次日，周恩来两次与斯诺谈话，表示欢迎“任何一个新闻记者”来苏区访问，并保证为他们提供“一切帮助”。周恩来亲自为斯诺详细拟定了考察路线及项目，热情地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斯诺在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出版的《西行漫记》中记载了他与周恩来相遇和会见的情况，１９５７年出版的《红色中华散记》一书收录了他们在７月９日和１０日两次谈话的详细内容。[1]

    　同年１２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周恩来奉中共中央的派遣，于１２月１７日抵达西安，参加和平解决事变的谈判。加拿大学者柯让（罗纳德·Ｃ·基思）在《周恩来的外交》一书中认为：“１９３６年１２月的西安事变期间，他的个人外交达到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新的高峰。”[2]在西安期间，周恩来先后会见了蒋介石的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英国驻华武官斯卡特和美国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等人。目前，周恩来与端纳、斯卡特会见的具体情况尚无第一手资料，还有待于挖掘。[3]在与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周恩来向她介绍了中共和平统一、团结抗日的主张，“颇得其同情”。周恩来还具体安排了史沫特莱赴延安访问，并致电洛甫、毛泽东等人，建议中央迅速训练一批接待人员，以便通过美国记者的参观访问扩大中共和红军的影响。史沫特莱１９４３年出的《中国的战歌》，描写了她在西安与周恩来的会见。[4]

　　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２日上午，周恩来会见了于５月间进入苏区的斯诺夫人海伦·斯诺，并与其共进午餐。海伦·斯诺在１９８３年出版的《延安采访录》，记述了她与周恩来的会见情况和谈话内容。[5]６月２３日晚，周恩来又会见了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的远东问题专家托马斯·阿瑟·毕森、《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欧文·拉铁摩尔和《美亚》杂志主编菲利普·贾菲等人，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国共谈判的进展情况。１９７３年，毕森出版《１９３７年６月的延安：与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译本更名为《抗日战争前夜的延安之行》），书中刊载了与周恩来的谈话记录，并写道：“周恩来愿意并且希望把事实告诉我们，甚至对一些尚未解决的敏感问题，也毫不犹豫地向我们提供了详细情况。”[6]周恩来与毕森、贾菲，特别是与拉铁摩尔的相识和友谊，在以后曾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周恩来年谱（１８９８—１９４９）》对上述两次会见都没有准确的记载。

    　二、武汉时期的“高潮”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周恩来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８日来到武汉，参加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的领导工作。他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和指示，利用在国统区公开工作的有利条件，更积极地展开对外联络活动。１９３８年４、５月间，他在长江局之下领导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翻译出版中共领导人的著作，为国际刊物撰稿，并负责同国际友人联络。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梅克在《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中认为，抗日战争前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系达到了一个“高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国人“可以同汉口的共产党代表自由接触”。[7]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与斯诺、史沫特莱、英国记者贝特兰等人保持着经常接触，并先后会见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路易·艾黎、爱波斯坦、荷兰进步电影工作者伊文思、《纽约时报》记者德尔丁、美国主教鲁茨、美国作家贝尔登等国际友人，以及由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率领的加拿大——美国援华医疗队、世界学联代表团和由柯棣华、巴苏华等人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等。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斯特朗于１９３８年出版的《人类的五分之一》和贝特兰１９３９年出版的《华北前线》等书中，都有在武汉同周恩来交往的记述和评论。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周恩来在此期间开始了与英美官方外交人员的联络活动，但是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或叙述不详，或记载不准，存在较多问题。１９３８年１月，周恩来在武汉会见英国新任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通过卡尔的帮助得到英国香港总督的准许，设立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同年３月２６日和８月，周恩来两次会见美国海军情报官埃文斯·卡尔逊上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卡尔逊于１９４０年出版《中国的双星》，写到了他与周恩来的两次会见。他认为：“周的才智在中国是出类拔萃的”。[8]米契尔·布赖克福特于１９４７年出版《大名鼎鼎的美国佬：游击队员卡尔逊的一生》（中译本名为《卡尔逊与中国》），书中根据卡尔逊的日记也清楚地记述了他与周恩来的交往。[9]周恩来还曾会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驻华武官史迪威和驻武汉领事约翰·戴维斯等人，但会见时间和谈话内容都不清楚。美国学者巴巴拉·塔其曼所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迈克尔·沙勒所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等书中有一些间接记述，童小鹏著《风云四十年》中也有记载，但所述不详，[10]尚需作进一步的考证和研究。

　　1938年12月，周恩来来到重庆，于翌年１月16日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４月，南方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加强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成立了对外宣传小组。由于这一阶段周恩来大部分时间在外地视察工作，因此对外联络没有取得新的进展。6月18日，周恩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不久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赴苏联治疗臂伤，暂时离开了国内的工作岗位。同时，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欧洲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看法，也使党的国际统一战线政策受到不利影响。

     　三、皖南事变前后的发展

    　1940年5月，周恩来从苏联回到延安之后再赴重庆，继续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并与国民党当局举行谈判。９月27日，日德意签订三国同盟条约，英美对日态度趋于强硬，并加紧对华援助。周恩来及时地向延安通报各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为中共中央正确判断国际形势、调整对外策略提供了帮助。11月６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要求“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11]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立即在南方局作出部署，对外联络活动再度活跃起来。

    　到皖南事变爆发以前，周恩来及南方局工作人员先后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和当时正在重庆的斯特朗、卡尔逊等人，向他们揭露国民党的反共、内战阴谋。1980年３月2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斯特朗《我在中国的经历》，记述了与周恩来会见和后来根据周恩来的通知在美国披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情况。迈克尔·沙勒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提到卡尔逊在12月19日写给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顾问、前远东司长斯坦利·霍恩贝克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修改单纯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把美国援助直接拨给抗日战场上的军队，而不管这些军队属于什么党派。《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0年》第４卷第472页收入了詹森12月23日会见中共代表后写给国务卿赫尔的报告。[12]周恩来及南方局的这些活动虽然没能制止皖南事变的发生，但为应付突然事变做了一定的国际舆论准备。

    　国民党悍然制造皖南事变之后，周恩来为使国外人士了解皖南事变真相、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做了大量工作。王安娜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介绍了周恩来亲往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寓所，向卡尔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阴谋的情况，以及后来产生的影响。[13]２月１４日，周恩来在英国驻华大使馆秘密会见于２月７日抵渝的美国总统特使劳克林·居里，回答了居里提出的有关问题，并以大量材料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共内战阴谋。２月下旬，周恩来会见太平洋关系学会的美国学者罗伯特·Ｗ·巴内特，巴内特在当年《美亚》杂志第５期发表《对周恩来的采访》，记述了周的谈话内容。[14]此后，周恩来还曾会见前来访渝的美国作家厄内斯特·海明威夫妇等。1981年《教学与研究》第１期发表何迪等撰写的《周恩来在皖南事变中争取国际舆论的斗争》，对上述情况做了专题研究。

　　苏德战争爆发以后，中共中央正式恢复了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方针，为加强对外联络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７月１９日，欧文·拉铁摩尔由罗斯福推荐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从美国来到重庆。拉铁摩尔在重庆的半年多时间里，周恩来与他有１０余次会面。拉铁摩尔所著《中国回忆录》一书和美国学者罗伯特·Ｐ·纽曼的《欧文·拉铁摩尔和中国的“丧失”》中，对周恩来与拉铁摩尔的交往都有较详细的记述。[15]

     　四、国际统战工作的重点转移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把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进一步转向在太平洋战场直接对日作战的美、英等国，要求“建立与展开中共与英美政府的广泛的真诚的反日反德的统一战线”。周恩来立即致函英美两国驻华大使，表示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愿与他们的国家并肩对日作战。他根据英方曾提出愿和中共在海南岛合作组织游击战争的建议，迅速部署在香港的廖承志等人，争取尽速与驻港英军参谋部谈判合作事宜，但由于香港迅速陷落，此事未能成功。关于此事的起因和来龙去脉，尚需作进一步研究。

    　１９４２年５月下旬，埃德加·斯诺作为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印度美军司令部随军记者，在重庆作短暂停留。周恩来亲切会见了他，表示希望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访问，委托斯诺向罗斯福的经济顾问劳克林·居里转交一封信件。信中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的对日作战情况，提出为了更有效地打击共同的敌人，希望得到同盟国对华援助中的一部分物资。６月２９日、７月５日和１０日，周恩来在患病住院期间三次会见前来拜访的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约翰·戴维斯。他表示，如能得到蒋介石的许可，愿率领八路军在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的指挥下参加缅甸作战，并建议美国派遣一个军官小组在山西、陕西建立观察站。８月６日，周恩来通过戴维斯致函居里，再次表示希望美国派遣代表前往抗日根据地访问。美国国务院１９５６年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１９４２，中国》卷中，收入了戴维斯关于上述情况的报告。[16]

    　１０月初，美国共和党领袖温德尔·威尔基作为罗斯福的代表来华访问，周恩来于１０月５日在重庆会见了他。威尔基回国后撰写了《世界一家》一书，于１９４３年在纽约塞门——查斯特出版社出版。书中虽然极力吹捧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同时也称赞了共产党人。１１月２０日，周恩来在重庆会见美国驻华使馆参赞约翰·文森特（即范宣德）和三等秘书约翰·谢伟思，要求美国对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给予某种承认，明确规定美国对华援助中共产党军队应得的恰当份额，并再次邀请美国派遣官方代表访问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翌年１月２３日，谢伟思在回国述职期间向国务院远东司递交备忘录，转述了周恩来的谈话内容，建议美国政府派遣外交部门的文职官员“访问共产党地区”。约瑟夫·埃谢里克编著的《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约翰·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中收录了这份备忘录。[17]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６日，周恩来会见戴维斯，又一次邀请美国向抗日民主根据地派驻代表，以搜集日军情报。６月２４日，戴维斯致函史迪威将军和美国国务院，建议在共产党区域建立领事馆，在延安设立总领事馆，同时派出军事观察团。上述两份报告都收入了美国国务院１９５７年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１９４３，中国》卷。[18]７月，周恩来离开重庆回延安，南方局工作转由董必武负责。

     　五、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１９４４年，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络工作迎来了一个新的局面，一批外国记者先后来到延安和晋西北、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向延安派出了军事观察组。这一新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场形势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周恩来等人长期的积极的对外联络工作。加拿大柯让教授在《周恩来的外交》一书中认为：“周的外交手段博得了美国人的注意”。#Z0《周恩来的外交》，第３１页。#z根据目前看到的资料，自１９４２年以来，周恩来至少４次通过不同的渠道向美国官方提出过访问延安的建议或邀请。

   　 年初，外国记者要求去延安采访的申请刚刚得到批准，周恩来就在３月９日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代表毛泽东、朱德及中共中央对他们来延安表示热烈欢迎。《周恩来书信选集》中收入了这份文电。６月９日，包括６名外国记者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抵达延安，周恩来出席了次日召开的欢迎会。他精心安排外国记者与毛泽东等人的单独会见，向有关干部介绍外国记者的情况，提出接待和宣传等问题的具体办法。中国共产党人热情而坦诚的接待，给多数外国记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此后，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出版《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冈瑟·斯坦因出版《红色中国的挑战》，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出版《中国未完成的革命》，随后访延的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出版《风暴遍中国》，都对中国共产党作了客观报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７月２２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人员飞抵延安，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并随后与包瑞德、谢伟思举行了会谈。２７日上午，周恩来单独约见谢伟思，与他进行了“开门见山”、“真心诚意”的３个小时长谈。谢伟思在次日写出的报告中认为：“如果共产党设一个外交部长，他一定是最可能的人选。”[19]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周恩来多次单独或陪同毛泽东会见观察组成员，做了大量的宣传和争取工作。埃谢里克编著的《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约翰·谢伟思使华报告》和鲍瑞德的《迪克西使团：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中，有关于同周恩来会见和谈话的记述。

　　对外联络工作的新局面，也推动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外交思想与政策的发展。８月１８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这个指示对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作了深刻分析，认真总结了近百年中国外交史和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突出强调了“国际统战政策”的重要性，并对中共对外政策的基本立场、国际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同外国交往的具体政策等问题作了系统阐述。[20]近年来，许多关于中共抗日战争时期对外政策的文章中，都有对这一文件的研究和论述，但并没有把它和周恩来联系起来。显然，这一文件也是周恩来外交工作经验的第一次系统总结。

     　六、与赫尔利的谈判和斗争

　　1９４４年９月６日，兼任盟军东南亚战区副统帅的史迪威，由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陪同，从新德里飞回重庆，准备根据罗斯福的要求统一指挥“同盟国在华的所有军事力量，其中包括共产党的军队”。９月８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要求利用这次机会向史迪威等人提出对中共援助问题，并表示欢迎他们来延安。随后，他亲自起草了致史迪威的“说帖”。９月１３日，董必武、林伯渠会见史迪威，转达了中共领导人对他的问候和邀请。２３日，史迪威曾拟定一份工作计划，准备亲自访问延安和向共产党军队提供５个师的武器装备。但是，由于史迪威事件的爆发，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关于周恩来在这件事情上所做的工作，目前还没有研究成果论及。

　　史迪威被解除在中国战区的职务之后，赫尔利成为中共的主要谈判对手。从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７日赫尔利第一次来延安，到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６日第二次谈判破裂，周恩来自始至终参加了在延安和重庆同赫尔利的会谈。《周恩来传（１８９８——１９４９）》依据大量的谈话记录和来往文电，对这一过程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周恩来在这一谈判期间，同赫尔利出尔反尔、企图诱骗中共交出军队的阴谋，进行了抵制和斗争，突出地表现了他在外交问题上坚定的原则立场。正如在他起草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的那样：“为使我们的外交政策和活动不犯错误，首先必须站稳我们的民族立场”。[21]谢伟思在后来也曾谈到：“有人说周易于妥协是不公道的。认识周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正直的人，诚实的人，有原则的人。”[22]

     　七、深入本课题研究的几点建议

    　第一，进一步搜集和挖掘国内外的有关资料。材料不足，许多基本事实搞不清，是妨碍本课题研究一个主要原因。《周恩来外交文选》只收入了建国以后的内容，这与《毛泽东外交文选》的编辑体例不一致。应当尽力搜集、编选和公布一些有关的文件和函电，以奠定研究的基础。除挖掘国内的档案文献外，还应当有目的、有计划地搜集和利用国外的资料。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许多史料保存不全。而曾经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接触过的外国记者、学者、外交人员，许多都保存有完整的日记、笔记、函电、文件等资料，美、英等国的外交文件中也有很多当时关于中共情况的报告。一些已公开出版、国内图书馆有收藏的，可以直接利用，有些则需要有目的地派人去搜集和研究。例如，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图书馆的“劳克林·居里文件”，国会图书馆的“拉铁摩尔文件”，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史迪威文件”，美国军事历史总局的“中缅印战区文件”、“迪克西使团文件”，俄克拉荷马大学图书馆的“帕特里克·赫尔利文件”，都对本课题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中央文献研究室有责任承担起这一工作。

    　第二，更加细致地进行专题研究。近年来，虽然也有一些有关的回忆和研究文章，但基本上仍是重复过去已知的一般性问题，缺少新材料、新观点、新突破。在搜集和挖掘新资料的同时，应当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专题研究。例如，可以按照时间划分，进行阶段性的专题研究；可以按照新闻记者、外交官员、军方人员划分，进行工作性质的专题研究；可以围绕不同人物，如周恩来与斯诺、周恩来与卡尔逊、周恩来与拉铁摩尔、周恩来与卡尔、周恩来与史迪威、周恩来与戴维斯、周恩来与范宣德等等，进行人物关系的专题研究；可以围绕重大事件，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太平洋战争爆发等等，进行事件性专题研究；可以按照国家划分，进行国别性专题研究。随着专题研究面的扩大和点的深入，才能系统阐明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外联络工作中的主要实践活动，作出准确的评价，才能在总体研究上取得新的突破。

　　第三，深入探讨周恩来抗日战争时期对外联络工作的杰出贡献、历史地位和主要经验。目前的各种周恩来传记中，对这方面情况都或详或略地有所涉及，但分析、研究明显不足，概括性的总结和评价缺乏力度。加拿大学者柯让的《周恩来的外交》一书，虽然分量不大，涉及建国以前的内容更少，但书中对一些问题的分析，提出的一些看法，却很值得思考。例如，周恩来的外交活动与欧美外交传统的关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官方外交”与“人民外交”的关系，革命外交与“理性外交”的关系，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关系，个性心理因素和政治品格因素的关系，等等。尽管作者的观点不无偏颇，但他考虑的这些问题却给我们提出了有益的研究思路。解放思想，开阔视野，是把研究工作推向深入的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
    〔英〕韩素音著、王弄笙等译：《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加〕柯让（罗纳德·Ｃ·基思）著、汪永红译：《周恩来的外交》，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原中共代表团、南方局部分工作人员：《艰险的征程，不朽的业绩——回忆周恩来同志在西安、武汉、重庆、南京战斗的片断》，《人民的好总理》（上），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原中央外事组部分同志：《回忆周总理在解放前的外交战斗》，同上。

    童小鹏：《抗战初期周恩来在武汉》，《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钱之光：《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战斗在重庆》，同上。

    高梁：《周恩来在抗战期间开辟对外宣传工作的光辉业绩》，《红旗》１９８７年第１０期。

    吴瑞章等：《周恩来在建国前的外交思想和实践》，《周恩来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何迪等：《周恩来在皖南事变中争取国际舆论的斗争》，《教学与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１期。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外事组：《南方局外事工作概况》，《南方局党史资料》（三），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张星星：《中共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方针初探》，《抗日战争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３期。

    张星星：《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战争奇观，民族壮举——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1]《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0—47页；《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5—73页。

[2]《周恩来的外交》，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3]韩素音所著《周恩来与他的世纪》第192页记载了周恩来对端纳的一段谈话，但未注明时间和出处。厄尔·艾伯特·泽勒1948年在美国出版的《端纳传》（新华出版社1993年中文版）、张魁堂著《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和各种关于西安事变的著作均无记载。

[4]《中国的战歌》，《史沫特莱文集》第１册，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142页。

[5]《延安采访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267页，第337—340页。

[6]毕森著、张星星译：《抗日战争前夜的延安之行》，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２２、２３页，第４１—４８页。

[7] Kenneth E. Shewmaker: 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 1927--1945.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P.109.

[8]《中国的双星》，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２０、１２１、２４９页。

[9]《卡尔逊与中国》，三联书店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１０、２１１页。

[10]《风云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５５页。

[11]《毛泽东关于不反对蒋加入英美集团及制止投降分裂致周恩来电》（1940年10月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２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51页。

[12]《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７、４８、６６页。

[13]《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三联书店１９８０年版，第３６１页。

[14] Amerasia: a Review of America and the Far East. Vol.5. No.11. 1941. P.35.

[15] Owen Lattimore: Memoir of China. Press of Tokyo University, Japan, 1990. Robert P. Newman: Owen Lattimore and the `Loss" of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td. 1992.

[1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Washington D.C., 1956. P.99, 101, 207, 227.

[17]《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７６页。

[1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Washington D.C., 1957. P.214--216, 258--266.

[19]《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２１２页。

[2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４册，第３１４—３１８页。

[2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17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第5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