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星】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国际统一战线工作

　　在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世界格局的重新组合，修改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制定并实行了联合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国家，包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的方针，开展了积极的对外联络工作，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通过抗日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扩大了党的影响，使中国共产党迈出了从农村根据地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步伐，创造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一、冲破铜墙铁壁般的封锁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共中央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移，胜利到达陕北。这时，由于日本对华侵略的不断扩大，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国内，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在国际上，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战争行动损害了西方国家的在华利益，英美等国与日本的矛盾出现日益尖锐化的趋势。事实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成为世界东方的主要战争策源地。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从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到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战略转变。

    　１２月，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共产国际七大的新策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制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也就对外政策做了重大调整。会议认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因此，会议提出要利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日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等等的交涉。”0《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５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０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９９、６１７页。瓦窑堡会议把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停止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实现了党的“策略路线”和“外交政策”的重要转变。

    　１９３６年２、３月间，中共中央通过上海和北平两条渠道，得知了国民党当局希望与中共谈判的意图，并接到了北方局转来的共产国际七大正式文件。这使中共中央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３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晋西召开政治局会议，详细分析了日本退出伦敦海军军备会议、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德国进军莱茵非军事区和法国议会批准法苏协定、美国颁布中立法等重要国际事件。会议认为，由于日、德、意三国的上述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发生了很大变动，其结果是：“一方面，德、日、意接近，另一方面，英、法、美、苏接近。”0《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１９３６年３月２０日），《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８３页。经过此次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已从国际形势的纷纭变幻中，看到了世界政治格局的动荡、分化和重新组合，这为进一步调整对外方针产生了重要影响。

    　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新的对外方针，中共中央迫切希望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把党的政治主张从西北一隅传向外部世界。为此，中共中央致电在上海为国共谈判牵线搭桥的宋庆龄，希望能“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到陕北去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0尚明轩、唐宝林著：《宋庆龄传》，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２２页。恰于此时，曾经为采访共产党人做了多年准备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为寻找进入陕北红色区域的途径找到了宋庆龄，希望能得到她的帮助。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邀请”和斯诺的长期热望，创造出了一个产生重要而深远影响的历史机遇。

    　５月，中共中央得知斯诺将要赴陕北采访的消息，并接到了斯诺开列的希望了解的１１个问题。为此，中共中央于５月１５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张闻天在会上指出，从“反日统一战线”的立场出发，应当把“帝国主义及其人民之利益”，“与中国人民利益联系起来。”0程中原：《在斯诺“西行”之前》，《党的文献》１９９２年第１期，第９４、９５页。毛泽东也在会上指出，日本侵略中国，同时也侵犯了各国的在华利益。我们同各国的关系，应尊重各国的利益。“对国际各国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已成为目前的重要问题。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４１页。

    　斯诺的第一位夫人海伦·斯诺曾指出，斯诺对共产党人的采访，“甚至影响了剧中人物，即共产党人自己，使他们在自己的眼中形象更加高大，而最重要的是，使他们第一次认识到，‘帝国主义者’并非全体一致，他们或许有可能争取一派去反对另一派，尤其是可以争取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人民。”0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美国纽约威廉·莫罗公司１９８４年英文版，第２０１页。海伦的这一看法并不夸张，斯诺的陕北之行，显然对中国共产党调整对外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６月，中共中央即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明确指出，由于国际关系的分化和重新结合，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有可能“积极参加反日”。因此，“从共产党起一直到帝国主义，可以发展到最广泛的抗日讨逆的统一战线的创立。”0《中央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１９３６年６月１８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册，第２８页。

    　７月中旬，斯诺来到陕北安塞县的保安，开始了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达４个月访问。中共中央对斯诺的来访十分重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多次会见了斯诺，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与现状，以及目前的各项对内、对外政策。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为争取美英等国对中国抗日事业的支持，纵论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尖锐地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世界和平，尤其是对太平洋地区和平的严重威胁，积极呼吁与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美、英、法、苏等国共同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联盟。他指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美、英、法、苏等国。“上述各种类型的国家（反战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0《毛泽东１９３６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２５、１２６页。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应当同包括“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结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的统一战线，其次，还必须把这条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他肯定地指出，“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是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条件之一。”0同上，第１１０页。

    　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形势，尤其是对太平洋地区形势的深刻见解，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下灵活的对外政策和发展对外联络的积极态度。斯诺返回北平之后，连续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时代》、《生活》、《亚洲》、《美亚》、《新共和》、《星期六晚邮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文字或图片报道，并且在北平的美国驻华使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把他在陕北红色区域了解的情况通过各种新闻媒介传向全世界。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第一次经过非共产党的宣传渠道，以未经歪曲的真实面貌传向外部世界。

    　斯诺的报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继斯诺之后，一批又一批的西方新闻记者和学者，冲破国民党重重阻碍前往陕北，采访被长期封锁、与世隔绝的中国共产党人。从１９３７年初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半年时间里，又有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维克多·基恩、合众国际社记者厄尔·利夫、摄影记者哈里·邓纳姆、斯诺夫人海伦·斯诺、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托马斯·毕森、《太平洋事务》杂志主编欧文·拉铁摩尔、《美亚》杂志主编菲利普·贾菲、《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等７批１０余人访问了陕北的共产党和红军。

　　这些来自西方国家的非共产党人士，与斯诺一样受到中共的热情欢迎和接待。中共领导人十分坦率诚恳地向他们介绍了各方面情况，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新闻和研究资料，他们也随后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客观报道。１９３７年３月，毛泽东与史沫特莱关于《中国问题与西安事变》的谈话，被斯诺收入《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北平印行５０００册，一售而空。维克多·基恩在１９３７年５月２３日、６月６日和１３日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连续报道。厄尔·利夫为１９３７年４月２６日、５月６日和７月９日的《华北星报》接连撰写了３篇介绍延安情况的文章。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托马斯·毕森在《美亚》杂志上刊登了《毛泽东在会见中对南京政府的分析》一文，菲利普·贾菲在《新群众》杂志上以《中国共产党人告诉我》为题，发表了包括２４幅照片的长篇报道。这些报导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对西方国家最初的国际影响，成为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主张最为有效的宣传媒介。

    　自１９２７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根据地中“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0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中文版，第１页。这不能不影响到党的影响力、号召力和凝聚力。通过抗日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在斯诺等西方记者“新闻报道的真理号角震撼下，所有积累起来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谣言和猜疑，如同耶利哥（死海以北的一座古城——引者注）的城墙一样土崩瓦解了。”0海伦·斯诺：《我在中国的岁月》，第２００页。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主张在国内外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初步成效，毛泽东在１９３７年５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对争取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问题作了更加明确的阐述。他指出，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同“世界的和平阵线”结合起来。“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0《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１９３７年５月３日），《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５３页。毛泽东的报告从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出发，把国内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统一战线策略。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方针的确立，最大限度地孤立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敌人，空前扩大了中共在国际范围内可以联合的同盟者，为发展对外联络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着眼于长期”的抗日外交政策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根据既定的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方针，迅即表明了自己的对外主张，要求“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0《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３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册，第２９７页。８月２５日，中共洛川会议通过并公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式提出了“抗日的外交政策”，即“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0《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３５５、３５６页。

    　抗日战争初期，英美等西方国家虽然对中国抗战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但为了其自身利益，又害怕与日本发生对抗，甚至企图部分地牺牲其在华利益和中国的民族利益，以与日本达成某种妥协，使国际形势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中共中央正确地把握了世界格局的基本特点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对英美的“妥协政策”和“孤立主义”提出严肃批评，另一方面则认为，西方国家与日本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根本妥协是困难的，至少暂时有困难”。毛泽东指出：“从长期战争与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原则出发，组织一切可能的外援，是不可忽视的。……根据抗战的长期性，外交方针也应着眼于长期性，不重在眼前的利益，而重在将来的增援，这一点远见是必要的。”0《论新阶段》（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２日至１４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册，第６１７、６１８页。正是从这种远见出发，中共中央多次强调要大力加强国际宣传和外交工作。

    　由于积极的对外宣传和外交工作，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系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美国学者肯尼斯·休梅克曾指出，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系达到了一个“高潮”。“由于受到政治形势（指国共关系比较缓和——引者注）和延安开放政策的鼓励，数量众多的美国人和欧洲人既可以到共产党区域去采访，也可以同驻汉口的共产党代表自由接触。其结果是带来了大量前所未有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手材料和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丰富的公开赞誉。”0肯尼斯·休梅克《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１９２７——１９４５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１年英文版，第１０９页。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英国记者吉姆·贝特兰访问延安，并随后赴晋西北和晋东南考察了八路军抗日前线。１２月至翌年８月，美国海军情报官埃文斯·卡尔逊用了近５个月的时间，先后两次考察了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并于１９３８年５月在延安会见了毛泽东。１９３８年１月，周恩来在武汉会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通过卡尔的帮助使香港总督同意设立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对外称“粤华公司”。同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访问山西的八路军总部，朱德向她介绍了八路军的情况和游击战术。２月，汉口圣公会主教罗甘·鲁茨的女儿弗兰西斯·鲁茨等５人给八路军总部送去了募捐来的２万元钱和一批食品，其中美国传教士查尔斯·希金斯和瑞士作家伊鲁娜·苏斯又从山西去了延安。３月和５月，美联社驻北平记者霍尔多·汉森先后访问了冀中和晋察冀根据地，并赴延安会见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５月，瑞士《新苏黎世报》记者瓦尔特·博斯哈德访问延安，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战略战术。同年春夏，北平燕京大学的美国学生克莱顿·米勒、教师乔治·泰勒和英籍教师林迈可、戴德华等，先后访问了冀中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７月，由英国人柯乐满、傅路德、加拿大人雷克难、美国人雅德组成的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访问延安，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成员，并发表了重要谈话。１９３９年２月，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赴延安采访，得到毛泽东的接见。同年春，南京大学美籍教师安德鲁·罗易、医学传教士罗伯特·布劳恩和记者乔依·胡玛一同访问延安，考察了陕甘宁边区。９月，斯诺再次访问延安。

    　在此期间，一批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客观介绍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敌后抗战的外文著作在国内外相继出版。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首先于英国出版，在短短一个月内加印３次，发行达１０多万册，后又译成６种文字。１９３８年和１９３９年，史沫特莱先后在美国和英国出版《中国在反击》，生动地记述了华北前线的抗日形势和八路军、游击队的战斗情景。１９３８年，毕森的《日本在中国》一书在美国纽约问世，书中记载了他在１９３７年６月访问延安时中共领导人发表的抗日主张，并高度赞扬八路军的敌后游击战。１９３９年，贝特兰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出版《华北前线》（又名《未被征服的人们》），真实地反映了他在陕甘宁、晋西北、晋东南等抗日根据地的见闻。同年，海伦·斯诺的《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笔名尼姆·威尔士）也在美国出版。

    　通过西方国家人士对抗日根据地的访问和各种出版物，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得到广泛的传播，扩大了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游击战争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决策层。如美国海军情报官卡尔逊根据罗斯福总统的要求，几乎每个星期都写信给罗斯福，报告他在中国的见闻。罗斯福曾对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说：“卡尔逊的信件激起了他的想象力，描绘了一幅展示游击战价值的扣人心弦的图景。”根据伊克斯的建议，罗斯福还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0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中文版，第２４、２５页。

    　１９３９年末以后，一方面由于国共两党关系趋于紧张，另一方面由于此前进入共产党区域的西方人士发表了大量对中共的赞誉性报道，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再次实行了严密的封锁，禁止外国记者进入共产党区域。但是，上述出版物仍然发挥着持久的影响，并不断有新的报道和书刊问世。同时，驻重庆的周恩来等人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继续与在华的国际友人保持着积极的接触。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伴随着人民抗日力量和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仍然得到了不断扩大。

    　三、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转移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中国时间），日本对珍珠港、菲律宾、香港、马来亚等地的英美军队发动全面进攻，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２０多个国家相继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结束了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单独抗击日本侵略的局面，中国在亚洲大陆的抗日战场和以美国为首的太平洋对日战场形成了紧密联系、互相配合的战略态势。根据这一新的形势，中共中央大幅度地调整了对外方针，把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进一步转向在太平洋直接对日作战的美、英等国。

    　大战爆发的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即致电在重庆、香港等地负责对外联络工作的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刘晓等人，要求他们积极开展对英美的联络工作，“与英美合作组织游击战争，由英美供给武器”，并建立情报联系。电报指出：“我对英美方之政策，应当是建立与展开中共与英美政府的广泛的真诚的反日反德的统一战线，不应作不真诚与狭隘的表示”。0《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英美建立统一战线问题给周恩来等的指示》（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８２页。１２月９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宣言》，同时向党内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中共明确指出，美、英等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是“保卫独立、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的战争”，中国人民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为此，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３册，第２４８、２５１、２５２页。

    　为了加强对英美的争取和联络，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指示，要求积极组织和安排好敌占区英美人士的撤退工作。中共中央指出：“对敌占区英美及其系统下的人士，不问其是否顽固，应多方设法欢迎并保护其到我区，或经我区退走。”0《中央关于保护敌占区英、美人士的指示》（１９４１年１２月），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第５９０页。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华北、华中、华南的党组织和人民抗日武装均安排了一批英美人士从北平、上海和香港等地秘密撤离，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从北平撤出的燕京大学英籍教师林迈可（曾任英国驻华使馆新闻参赞）夫妇和班威廉夫妇，曾长期留在晋察冀和陕甘宁边区参加抗日工作，为发展敌后根据地的通讯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同时，中共中央提出要积极“争取英美政府人士对中共八路军、新四军之同情”，大力加强“对海外的宣传”。0《中央关于开展太平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华侨工作的指示》（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９日），同上，第５８８页；《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１７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３册，第２６４页。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周恩来及南方局与在重庆的英美官方和军方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宣传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以扩大中共的影响，并产生了一定效果。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０日，周恩来致函美、英两国驻华大使，表示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愿与他们的国家并肩对日作战。翌年５月，斯诺作为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印度美军司令部随军记者，在赴苏联访问途中于重庆作短暂停留。周恩来在会见斯诺时表示，希望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访问，并请斯诺向曾经来华访问的罗斯福总统经济顾问劳克林·柯里博士转交一封信件。信中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的对日作战情况，并提出为了更有效地打击共同的敌人，希望能得到同盟国向中国提供的援助中的一部分。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１８９８——１９４９）》，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５３２页。６、７月间，周恩来三次会见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戴维斯，表示如能得到蒋介石的许可，愿在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的指挥下，率领八路军参加缅甸作战，并建议美国派遣一个军事小组在陕西和山西建立观察站，以便进行情报交流。0《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１９４２年，中国》，美国国务院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０１、１０２、２０７——２１１页。８月６日，周恩来又通过戴维斯致函劳克林·柯里，再次建议美国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派遣军事代表。0同上，第２２７页。１１月，周恩来等人在重庆会见美国驻华使馆参赞约翰·文森特（即范宣德）和三等秘书约翰·谢伟思，建议在美国的对华援助中应当明确规定共产党军队应得的恰当份额，并再次邀请美国的官方代表访问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0约瑟夫·Ｗ·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９年中文版，第１７６页。

    　周恩来等人对美国官方和军方人员的联络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１９４３年１月，谢伟思在回国述职期间向国务院远东司递交备忘录，认为“共产党军队在我们的共同作战努力中可能有积极的军事价值”，这种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他建议政府当局派遣外交部门的文职官员“访问共产党地区”，以获取日军的情报和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的确切情况。0同上，第１７３、１７７页。６月２４日，戴维斯致函史迪威将军和美国国务院，建议在延安设立总领事馆，并向共产党区域派遣军事使团。0《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１９４３年，中国》，美国国务院１９５７年版，第２５８——２６６页。８月，驻重庆的董必武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向美方人员提交了《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和《共产党抗击全部伪军概况》，对争取美国军方的同情和支持产生了一定效果。９月６日，史迪威向蒋介石建议，应使用西北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向华北日军的翼侧发动一次联合攻势，并要求对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西北部队“应给予充分的供应”。0查尔斯·罗曼纳斯、莱利·桑德兰著：《史迪威在华使命》，美国陆军部军事史局１９５３年版，第３６８、３６９页。

    　中国共产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英美特别是对美国的联络工作，适应了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争取同盟国在华人员以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认识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从过去以新闻记者为主的非官方接触，发展到了与外国政府或军方人员初步的正式接触。台湾学者梁敬镦曾从反共立场愤愤不平地写道：“戴（维斯）等闻见既广，断认又富煽动性，故其报告，在当年华府国务院、陆军部、财政部、战时情报总部、战略服务总部中，传读甚遍，霍泊金斯亦每选呈罗斯福核阅。”0《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３年版，第２１７页。

    　四、外交局面的新开端

    　１９４４年，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正面战场在日军发起的“一号作战”面前出现严重溃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人民民主运动开始高涨，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明显恶化；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则利用日军的战略调整，展开了积极的局部反攻，人民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扩大，战略地位愈益显著。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同时也由于长期的对外联络工作，中共的外交局面出现了一个新的开端。

    　１９３９年以后，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再度实行了新闻封锁。许多在重庆的外国记者曾一次又一次地提出申请，要求到共产党区域参观采访，但得到的总是“不大方便”、“局势动乱”等推托，或是“以后”安排的空头许诺。0哈里森·福尔曼：《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５年中文版，第１页。１９４４年２月１６日，美国《纽约时报》著名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即爱金生）等一批外国记者联名致函蒋介石，要求允许到延安去采访，并得到了美、英等国驻华使节的支持。迫于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当局有条件地批准了记者们的申请。0条件是：赴延安之前必须首先采访西北的非共产党统治区；在共产党区域至少要停留３个月；记者的报道必须通过新闻检察署的许可。见肯尼斯·休梅克：《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１９２７——１９４５年》，第１６０页。被允许赴西北访问的外国记者有：冈瑟·斯坦因（代表美联社、《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哈里森·福尔曼（代表代表合众社、《纽约先驱论坛报》、伦敦《泰晤士报》）、伊斯雷尔·爱波斯坦（代表《同盟劳工新闻》、《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等）、莫里斯·武道（代表《多伦多明星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等）、沙纳汉神甫（代表《中国通讯》和一些天主教报刊）、普罗森科（代表塔斯社）。这６名外国记者和９名中国记者共同组成一个“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６月９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来到延安，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热情欢迎，并在陕甘宁、晋绥、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广泛的参观考察。作为此次采访的真实记录和观感，福尔曼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斯坦因撰写了《红色中国的挑战》，爱波斯坦在美国《纽约时报》、《劳动月刊》等报刊发表了连续报道，并在稍晚一些时候推出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他们的这些著作和报道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民族》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一书，打破了对中国共产党“持续多年的铜墙铁壁般的封锁”。0马科斯威尔·斯蒂华特：《中国的共产党人》，１９４５年３月２４日美国《民族》杂志。《纽约时代书评》称《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对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个地方提供了最为详尽描述”。0纳塞尼尔·皮佛：《延安与重庆的比较》，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８日《纽约时代书评》。同年９、１０月间，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和美国《时代》杂志著名记者西奥多·怀特（即白修德）也先后访问了延安，并向国内发回了大量报道。

    　与此同时，一些驻华的美国外交和军事人员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和共同打击日本的目标出发，开始积极寻求与中共建立直接接触。１９４４年１月２３日，戴维斯在得到史迪威将军同意之后，通过霍普金斯致函罗斯福，再次建议“立即向共产党中国派遣军事和政治观察组，以收集敌人的情报，援助和准备从这些地区发起的某些有限的作战行动，取得对共产党军队实力的准确估计，报告当俄国进攻日本时，其在华北和满洲的作战情况”。他认为：“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封锁和由此造成的隔绝，正迫使他们趋向于依赖俄国。一个美国观察组将会打破这种隔绝，削弱他们依赖俄国的倾向，同时也可以遏止蒋介石企图通过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欲望。”他建议由罗斯福总统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这项要求，并施加一定的压力，使蒋介石无法拒绝。0查尔斯·罗曼纳斯、莱利·桑德兰：《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美国陆军部军事史局１９５６年版，第３０３页。２月９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向华北派遣一个美国观察组，但蒋介石拒绝这个观察组到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去。６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再次提出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的问题，蒋介石迫于无奈只得同意了这一要求。７月２２日和８月７日，美军观察组先后分两批共１８人来到延安。

    　美军观察组的到来和此前西方记者的访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８月１８日，中共发出《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认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的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指示突出强调了进一步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以“扩大我们影响”、“争取国际合作”为中心，对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政策作出了具体部署。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４册，第３１４、３１６页。

    　按照上述精神，中共对美军观察组给予了热情接待和积极配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多次与观察组成员谈话，向他们说明中共的各项对内对外政策，以争取美军人员对中共及其抗日武装的理解和同情。彭德怀、叶剑英、林彪、聂荣臻、贺龙、陈毅等八路军和新四军将领，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敌后抗日武装的作战情况和战略态势。中共中央军委于９月９日发出通令，要求各大战略区和一些沿海的抗日根据地增设联络机构，与盟军进行情报合作，并准备在将来取得外援，与同盟国联合对日作战。大多数美军观察组人员从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出发，对中共积极的抗日斗争和抗日民主政策作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并曾向美国政府和军事机关提出过许多关于发展与中共的关系、向共产党部队直接提供军事援助、实行配合作战的建议。罗斯福的特别助理霍普金斯曾谈到，美军观察组发回的报告给他和罗斯福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共产党愿意同美军合作的表示也使他们受到鼓舞。0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第１８８页。

    　美国在向延安派出观察组的同时，还采取了另一重大举措。７月６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要求由正在缅北前线的史迪威将军统一指挥“同盟国在华的所有军事力量，其中包括共产党的军队”，以阻止日军“一号作战”的强大进攻势头。0查尔斯·罗曼纳斯、莱利·桑德兰：《史迪威的指挥权问题》，第３８３页。蒋介石虽然最初并未断然拒绝罗斯福的要求，但却采取了拖延和抵制的态度。９月６日，史迪威与赫尔利等从新德里抵达重庆。１３日，林伯渠、董必武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见史迪威，向他转达了毛泽东、朱德的问候，史迪威表示他将在不久去延安访问。９月２３日，史迪威起草了一份计划，正式提出了由他去访问延安和向共产党军队提供援助的具体建议。他准备使用共产党军队在黄河以北作战，为共产党军队提供５个师的武器和装备及配属炮兵，并使共产党军队随时保持充足的实力。0同上，第４５１页。

　　美军观察组与中共的接触和关于授予史迪威指挥权的要求，使蒋介石感到惊恐不安。９月２５日，他以极为强硬的态度致电罗斯福，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罗斯福担心由于同蒋介石的冲突而“失去中国”，以致影响美国战后在亚洲的利益，因而对蒋介石的顽固立场作出妥协，于１０月１９日解除了史迪威在盟军中国战区的职务，并随后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以史迪威被召回和赫尔利出任驻华大使为重要的转折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逐步转向“扶蒋反共”，中国共产党希望与美国建立军事合作的努力终于未能实现。但是，事实已清楚地表明，由于人民抗日武装的蓬勃发展和积极的对外联络工作，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同盟国的反法西斯事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各同盟国在制定军事、政治战略和对华政策时，已不能不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作用和态度。

    　中共的抗日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发展对外联系，扩大党的影响，产生了积极的历史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同各国维护世界和平、反对法西斯战争的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民族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取得了空前广泛的一致。毛泽东曾指出：“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0毛泽东：《论新阶段》（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２日至１４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１册，第６３５页。正是站在这个“立脚点”上，中国共产党以反对日本侵略为主要目标，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国际统一战线结合起来，广泛争取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创造了外交工作的重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