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杏珍】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文艺是时代的晴雨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是与时代的呼吸相应和、踏着时代的节拍前行的。研究其历史进程,有助于从文艺这一最为敏感、最富创造力的领域加深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认识和理解。 

　　一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历史新篇章的序幕。作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的文艺，率先发出胜利的欢呼，开始愤怒的声讨。郭沫若的词《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贺敬之的诗《中国的十月》，唱出了时代的强音，传诵神州大地。《枫叶红了的时候》这部无情嘲讽“四人帮”的喜剧第一个出现在话剧舞台，歌颂“四•五”英雄浩然正气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更引起全国轰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制造了舆论。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也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文坛。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杂文、电影、相声、漫画……，各种文艺样式都涌现出优秀作品。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火光。”（1925年）。文艺走到了时代的前沿，发挥着团结人民、引领人民奋勇前进的作用。 

　　　　与新作迭出的同时，被“四人帮”打入冷宫的作品开始重见天日。１９７７年２月，优秀戏剧如《洪湖赤卫队》、《豹子湾的战斗》、《南海长城》、《八一风暴》、《朝阳沟》、《小刀会》、《蝶恋花》等重新上演，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总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长的时间里，文艺工作者久被压抑的创作冲动奔涌出来了。社会主义的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舞蹈等的创作逐步恢复并走向繁荣。粉碎“四人帮”后的文学潮流，应该说是对１９７６年清明时节的天安门诗歌运动的发展，它呼唤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 

　　二 

　　　　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邓小平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聂荣臻、徐向前、陈云等老革命家于９月相继发表文章倡导实事求是。胡耀邦提出“两个不管”[1]，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复出后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决策的实施和《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在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８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单教育战线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热潮，而且全国各行各业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都结合自身的情况掀起了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的热潮。在文艺领域就是集中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 

　　还在此文发表之前，文化部党组分管文艺工作的贺敬之、冯牧获悉中央领导同志１０月５日关于推倒教育方面“两个估计”的谈话，即于当月在礼士胡同北院以文化部理论组名义召开了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艺界人士座谈会。拉开了文艺领域拨乱反正的序幕。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２１日，《人民日报》邀请茅盾、刘白羽、张光年、贺敬之、谢冰心和吕骥、蔡若虹、李季、冯牧等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批判“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１１月２５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座谈会的报道，同时登载茅盾的发言《贯彻“双百”方针，砸碎精神枷锁》和刘白羽的发言《从“文艺黑线专政”到阴谋文艺》；１２月７日又登载了张光年的发言《驳“文艺黑线专政”论　��从所谓“文艺黑线”的“黑八论”谈起》。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指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全盘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文艺战线的主导地位，为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理论支柱；“文艺黑线专政”论完全歪曲文化大革命前文艺战线的实际，篡改文艺战线的斗争历史，否定十七年革命文艺的成就；我们的革命文艺队伍是毛主席亲自培育的队伍，经历了大风大浪的考验，“四人帮”对文艺队伍的诬蔑和诽谤必须推倒；只有砸碎“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沉重的精神枷锁，肃清它的流毒，“双百”方针才能得到贯彻。《人民日报·编者按》揭露，所谓“黑线专政”论，发端于１９６６年２月江青勾结林彪抛出的那个座谈会纪要。“四人帮”举着这把刀子，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伟大成就，公然叫喊“同十七年对着干。“十多年来，这个‘文艺黑线专政’论成为沉重的精神枷锁，压得广大文艺工作者透不过气来。最近党中央领导我们揭穿了教育战线‘黑线专政’论的阴谋，也揭穿了文艺战线‘黑线专政’论的阴谋。广大文艺工作者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决心同其他各条战线的同志们一起，彻底查清‘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全部阴谋，坚决砸碎这个强加给文艺界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精神枷锁，深入揭批‘四人帮’，迎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新高潮，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百花齐放的春天！” 

　　　　这个座谈会召开后不久，《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召开驻京部队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揭露江青勾结林彪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阴谋。出席座谈会的有魏巍、丁毅、时乐蒙、杜烽、唐诃、陆柱国、严寄洲、黄宗江等。他们列举大量事实，对“文艺黑线专政”论展开揭发、批判，指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完全抹杀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革命文艺的巨大成绩，是对建国以来革命文艺史的严重歪曲。拿江青在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时点名攻击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来说，从１９５５年拍摄第一部故事影片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一共摄制了６９部故事片，在银幕上塑造了许多工农兵英雄形象，其主流是革命的、健康的，成绩是主要的。 

　　　　此后，《人民文学》编辑部于１２月２８日至３１日在北京东城海运仓总参招待所举行“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集中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包括被诬蔑为其代表性论点的所谓“黑八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等。参加座谈会的有140多人。夏衍、茅盾、林默涵等20多人发言。３１日会上宣读了卧病中的郭沫若的书面发言。周扬在３０日作长篇发言。这是周扬沉寂11年后第一次在文艺界公开露面，他的发言抓住要害，集中而有力地揭发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 

　　　　周扬讲了三个问题：一、怎样评价三十年代文艺；二、怎样正确评价１７年的文艺；三、要文化革命还是要毁坏文化？涉及“又长又粗的文艺黑线”到底是否存在，以及１７年文艺工作是否成绩是主要的。这些问题是文艺领域拨乱反正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周扬作了深入的分析，充分说理的批判。 　　关于如何正确评价三十年代文艺的问题，周扬说：毛主席、鲁迅都有很高的估价。江青说三十年代文艺不好，那么，敌人为什么仇恨呢？不是证明“四人帮”同国民党的看法完全一样吗？三十年代文艺的成就无论如何不能抹杀。三十年代有一批革命作家，他们坚信共产主义。其中有的同志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有的直到现在还是文学革命的骨干力量。 

　　　　关于怎样正确估价１７年的文艺，周扬说：建国以后，毛主席非常重视文艺，亲自领导过问文艺工作和文艺斗争。毛主席对17年的文艺的评价，主要是肯定的。周总理对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路线，花了很多的心血，给予很多的关怀。怎么能说是“黑线专政”呢？而且１７年中有很多好作品，即使是江青夸耀的8个样板戏，也是属于１７年的。 

　　　　周扬在讲到“要文化革命还是要毁灭文化”时说：“四人帮”搞的是文化专制主义，搞的是阴谋文艺，他们不但要毁灭无产阶级文化，而且要毁灭古今中外一切进步的文化。“四人帮”的唯一的创造，就是一个“三突出”。“三突出”是林彪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史观，是极端个人主义、公式化概念化在创作上的混合物，是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 １９７７年底召开的这次座谈会，是粉碎“四人帮”后文艺队伍的第一次集结，充分显示了蕴藏在广大文艺工作者身上的巨大的战斗力。这时候，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没有进行，思想禁锢还相当严重，座谈会以及周扬的这篇发言，不免受到时代的局限，但总的说来，对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对方兴未艾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具有突破性意义的。 

　　　　1９７７年１２月底，毛泽东关于形象思维的一封信的发表，对文艺领域拨乱反正具有巨大的启发和推动作用。这封信是毛泽东于１９６５年７月２１日写给陈毅的。由为陈毅改诗，而谈到 “形象思维”在创作中的作用。毛泽东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还说：“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读者的新体诗歌。”[2]六十年代，文艺界一些人，曾提出文艺创作要“用形象思维”的问题，后来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则进一步强化理性，只承认抽象思维的作用，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泛滥成灾。形象思维问题更无人涉足。此信的公开发表，立即在国内引起一场关于形象思维的大讨论。毛泽东明确肯定形象思维在创作中的作用，大大解放了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有人评论说，信的发表，“不仅对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对于肃清帮八股的流毒，对于各行各业探讨和掌握本部门业务的特殊规律，对于包括理论研究的学风的改造，都将产生巨大的作用。”[3] 

　　　　1978年1月上旬，北京图书馆开放了一批“文革”的禁书。4月，文化部召开揭批“四人帮”万人大会，为受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平反昭雪。 

　　                                                                         三  

　　　　１９７８年５月开始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加快了文艺领域拨乱反正的步伐。 

　　　　形势的发展，把恢复和建设文艺工作队伍的工作提到日程上来了。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７日至６月５日，中宣部召开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会上宣布：中断活动达10年之久的全国文联以及所属的五个协会立即恢复工作，为文艺领域拨乱反正的深入确立了组织保证。根据会议决议，《文艺报》于７月１５日复刊，这就为文艺领域进一步拨乱反正提供了自己的阵地。会议再三强调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紧迫性。会上许多同志指出，在当前新的历史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要注意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贯彻“双百”方针，使思想文化领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这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观念在文艺界已渐入人心。对于文艺界“左”的干扰和禁区的突破，已经由不自觉向自觉转化了。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上旬，《文艺报》编辑部召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座谈会。刊物为发表这次座谈会的报道加“编者按语”，概括这次会议取得的共识。按语写道：“大家认为，这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现实的需要，历史的要求，我们文艺战线也要通过这场重大的讨论，来个思想大解放。我们要从解放以来２９年文艺工作的实际出发，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紧接着，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３１日，《文学评论》编辑部也召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座谈会，与会者通过讨论达到了共识，认为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正确总结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正反经验，促使我们的文艺事业大大向前发展。”许多人发言认为：检验文艺理论、方针、政策和文艺领导工作的方法正确与否，就是要看文艺创作是否真正繁荣。如果文艺理论不能解决创作中的实际问题，反而束缚作者的思想，那就谈不上理论的正确；如果文艺不繁荣，领导工作的正确也无从谈起；如果文艺政策不符合文艺界实际情形而又硬要贯彻，就会造成严重后果。只有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从被“四人帮”歪曲、搞乱了的“神位”上，放到科学的位置上去认识。这是实现文艺思想真正解放的唯一途径。[4]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５日，新华社报道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信息，对文艺界进一步消除“余悸”，解放思想，起了极大的激励作用。同一天，《文艺报》第5期在发表该报１０月上旬实践标准座谈会报道的同时，开辟了“坚持实践第一、发扬艺术民主”的专栏，刊登了茅盾、巴金、沙汀等人学习探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文章。茅盾在《作家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指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前，不存在什么‘禁区’，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这就为文艺事业开辟了广大法门，为作家们创造新体裁新风格乃至新的文学语言，提供了无限有利的条件。也只有这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不是一句空话。而要达到这境界，不能靠豪言壮志，要靠实践，再实践。” 

　　　　如果说对“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及“三突出”“主题先行”论、“题材决定”论等的批判，从理论上批倒“四人帮”违反艺术规律的创作模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文艺界讨论的全面展开则是从方法论的思想高度，为新时期文艺思想的转型进行了准备。 

　　四 

　　　　１９７８年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 

　　　　邓小平的“主题报告”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还明确指出：“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 在邓小平“主题报告”和“三中全会公报”的指导下，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更加全面深入。 

　　　　首先是，实事求是地、尽快地为蒙受冤屈的作品和遭到迫害的作者落实政策，恢复名誉，平反昭雪。 

　　　　《文艺报》编辑部和《文学评论》编辑部于１２月５日邀请文学、戏剧、电影工作者和出版社、报刊的编辑人员举行座谈会。会上列举了部分应予落实政策的作品，并就这些作品及其作者的遭遇，揭批了“四人帮”。文学方面，如：《保卫延安》（杜鹏程）、《三里湾》（赵树理）、《山乡巨变》（周立波）、《赖大嫂》（西戎），陶铸的两本书《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以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等等。戏剧方面受害更惨，历史题材的《海瑞罢官》（吴晗）、《谢瑶环》（田汉）、《李慧娘》（孟超），现代题材的《洞箫横吹》、《布谷鸟又叫了》（杨履芳）。电影更是首当其冲，江青在一次会上就枪毙了《红日》、《暴风骤雨》、《怒潮》、《革命家庭》、《红河激浪》、《五朵金花》、《阿诗玛》、《不夜城》等５４部影片。此外《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等都作为毒草封禁和批判。 

　　　　１２月２３日，《人民日报》为此次座谈会发表评论员文章：《加快为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平反的步伐》。评论员文章指出，就全国来说，这项工作的进展不平衡，有些地区和单位步伐很慢，使得一些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至今未能平反。“应该说，继续故意拖延，就是坚持错误，就是犯罪！”文章强调：“凡是错案、假案、冤案，都要实事求是地坚决平反，彻底平反，迅速平反，要快刀斩乱麻，有错必纠。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要平反，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批错的也要改正。” 

　　　　其次是，从文艺思想理论上进一步拨乱反正。 

　　　　《上海文艺》１９７８年第１１期发表的评论员文章《艺术与民主》是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5]这篇评论员文章指出，艺术创作的繁荣，文苑百花的盛开，离不开适宜的民主气候。文学艺术就其本性来说，是最容不得专制独裁的。任何形式的专制都会窒息艺术的生机，只有民主才能促进艺术的繁荣。该文从艺术要反映人民的呼声、艺术创作不能容忍“样板”、文艺批评不能“哪个大听哪个的”、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实现党的领导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艺术与民主的问题。《人民日报》以《<上海文艺>论艺术和民主》为题，详细摘要转载了这篇文章，大大扩大了它的影响。 

　　　　周扬应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邀请，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９日在广东省文学创作会议上作《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后来作为理论工作务虚会的“会议材料之五”印发。并在１９７９年２月23、2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周扬的这篇讲话，对当时中国的文艺界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富有新意的讲话。他提出和阐述了文艺领域的六大问题：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社会主义文学和它的同盟军，艺术的形式和风格问题，学术上自由讨论的问题，文学艺术的领导问题。可以说是对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艺术问题的最早的最有系统的意见。 　　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本来是延安时期就已提出并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及其后的实践得到解决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新时期“伤痕文学”的出现使这个老题目又成为富有时代特征的新问题。它是一股应予热情肯定并加以引导的文学潮流呢，还是一股所谓“伤感文学”和“暴露文学”的消极因素呢？必须正确回答，妥善处理。在1978年的文坛上曾掀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一直延续到1979年的上半年。责难和反对以揭露“四人帮”罪行为主要内容的“伤痕文学”的思潮，与当时出现的反对三中全会的思潮汇合在一起。争论的核心就是歌颂和暴露。周扬旗帜鲜明地站在思想解放的立场上作出自己的回答。他说：我们的文学特别要歌颂那些在各条战线上用各种方式抵制和反对林彪、“四人帮”，坚持工作和学习，坚持生产劳动，坚持科学研究，不怕打击，不怕坐牢砍头，表现出大无畏精神的千千万万无名英雄们。天安门的革命诗歌，就是“四五”英雄们以无比的革命义愤，用血泪凝成的集体创作，是光辉灿烂的政治诗篇。《于无声处》第一次把这种英雄人物搬上舞台，这是文艺战线上的一个勇敢的突破，一个值得庆贺的成功。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过去写过在战场上、在敌人法庭上、在监狱中同民族的和阶级的公开敌人作斗争的英雄，但却没有写过同那些以“共产党员”的面目，伪装革命，混入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的各色各样的野心家、阴谋家作斗争的英雄。不怕抓，不怕压，敢于撕下那些坏人的假面具，这比同公开敌人斗争更复杂、更艰难，甚至也更痛苦。这需要胆略和智谋，特别需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政治勇气。《于无声处》第一次写了大胆反抗“四人帮”的新英雄，也写了无耻投靠“四人帮”的新叛徒。这就是这个戏的重要贡献，也是它受到观众欢迎的原因。话剧《丹心谱》，短篇小说《班主任》等作品，也都是写反对“四人帮”的斗争的，也都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对这类作品，即使其中还有某些缺点和不足，轻率地称它们是“伤痕文学”，“感伤主义的文学”或“暴露文学”，而对之采取贬低或否定的态度是不恰当的。我们正需要有更多更好的揭露林彪、“四人帮”的作品，否则我们怎么能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并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呢？周扬深刻地指出，“歌颂和暴露”，实际上是文学的倾向性；倾向性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特性，取消了倾向性，便是取消了社会主义文学本身。 　　周扬在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新时期文学的一系列根本性观点。其中第四、五两部分，着重讲了“双百”方针。周扬认为，“新时期文艺”要健康地发展下去，一定要有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环境。他深刻地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际上就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防止思想僵化。而思想僵化，对于我们是最大的危险。”这无疑是总结自身经验教训又接受邓小平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思想得出的结论。在周扬看来，“新时期文艺”的出现是与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相联系的。 

　　　　　　　　五 

　　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调整文艺政策，提出“二为”方向，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并最后完成。

　　　　在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调整中，社会上出现异常复杂的情势，社会思潮纷繁驳杂。一方面，一些人由于不能摆脱长期束缚着人们头脑的“左”的思想，仍然沿用过去的思路看事情想问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理解甚至抵触；另一方面，有人打着“拨乱反正”、“社会改革”的旗号，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把党和毛泽东的错误加以夸大，散布种种怀疑或反对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后一股思潮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反映在文学思潮和文学创作上，呈现出良莠不齐，新旧交织的复杂情况。极左文艺思潮还远未彻底肃清，坚持思想解放与固守思想僵化、半僵化还在激烈争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在文艺领域蔓延。文学创作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出现了违背四项基本原则、思想倾向不好、审美情趣低下、社会效果不好的作品，理论批评中也出现了少数背离马克思主义、不利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文章。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首先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6] 

　　　　为彻底消除“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深入进行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调整文艺思想和政策，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３０日至１１月１６日，中国文联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举行的第一次盛会。也是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召开的一次“继往开来”的大会。如果说，第一次文代会标志着新中国人民文艺的伟大开端，那么，第四次文代会则预示着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伟大转折。邓小平在文代会上的《祝词》，就是其主要标志。 

　　　　《祝词》首先肯定文艺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和谬论，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提出文艺事业“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替代的重要责任。” 对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等问题，作了透辟而独到的阐述。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至于“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强调在文艺界“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他还指出，实现四化，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对实现四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包括文化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邓小平的《祝词》对调整文艺同各种领域的关系，对文艺事业的发展繁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大大地鼓舞了文艺界进一步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勇气和信心。 

　　　　周扬在会上作《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全面回顾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３０年的历程和经验教训。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文艺发展，给予肯定的评价。他说：“许多长期以来文艺界不敢触及的问题，现在敢于突破，敢于议论，敢于探讨了，不仅打破了‘四人帮’加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冲破了他们设置的许多禁区，而且冲破了开国后17年中的不少清规戒律。”报告提出了新时期文艺的任务，他说，因为我们的文艺肩负创造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宏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来一个思想的大解放。“文艺界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方针是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一个新的实验。” 

　　　　这次会议是我国进入新时期以来第一次重要的文艺政策调整变化的会议，是新时期文艺思想发展转折的重要标志。为文艺界拨乱反正向纵深发展创造了较为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 

　　　　根据《祝词》和会议精神，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明确提出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新的口号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后来简称为“二为”方向）。这种提法对于文艺界解放思想、彻底摆脱“左”的羁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四次文代会以后，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人性和人道主义”、“双百方针与二为方向”、“歌颂与暴露”等问题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六 

　　要彻底地系统地解决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问题，全面地恢复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就需要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加以深刻和系统的总结，清楚地回答在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在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提出来的一系列重要的历史问题、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９日，叶剑英在国庆３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建国以来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全面回顾，并且表示，对建国以来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这样便开始了《关于建成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邓小平对起草工作多次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至２９日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回顾了中国共产党６０年的战斗历程，对建国３２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基本经验作了全面总结，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会议总结和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起了巨大的作用，标志着党胜利地完成了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这一时期，文学艺术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同时又给思想解放运动以极大的促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文艺理论、方针政策都有了新变化，如，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或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恢复、坚持和进一步完善“双百”方针，强调民主精神和科学态度，等等，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给文艺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正如江泽民所总结的那样：“我们的老一代文艺家精神焕发，中青年文艺工作者人才辈出，文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和民间文艺等各个门类，作品数量之多，形式、风格、流派之多样，体裁、题材、主题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作为农村文化、企业文化、军营文化组成部分的群众性文艺活动，其广度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结果，也是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果。”[7]这一时期文学创作最突出的特点是：恢复和发扬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与“文化大革命”前的现实主义相比，新时期现实主义真正做到了按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生活，既有对历史和现实的光明的歌颂，又有对历史和现实的黑暗的揭露；而且是深化了的现实主义，不但深入到社会的底层，而且深入到历史和社会文化的深层；同时，还融汇吸收了其他非现实主义美学因素从而取得了自身的丰富和拓展，呈现出开放性状态的现实主义。但是，也不可否认其中也确实存在着一股泥沙混杂、沉渣泛起的暗流。它们背离生活，完全否定现实主义，认为生活的现代化必然导致艺术的现代派，主张超现实、非理性、潜意识等等，以致一个时期内这种五花八门、追新逐奇、令人莫名其妙谁也读不懂的作品成为文坛时尚，严重影响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因此，文艺界一定要克服软弱涣散的问题，不能放下文艺批评的武器，要加强领导，增进团结，加强文艺队伍的建设，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