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仓】毛泽东吸收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思想和实践

　　二、从以苏为鉴、以苏为戒到独立自主地探索学习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理论

    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认为并非苏联什么都好。他在坚持以苏为鉴，继续学习苏联优秀的文化成果的同时，强调要以苏为戒，反思照搬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开始了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征程，也比较系统地总结和提出了关于吸收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理论原则。

　　在学习的对象方面，毛泽东把开放的视野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全世界国家。毛泽东指出：“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每个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长处。” 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日本访华团时说，日本几十年内就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中日两国应该和平友好，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文化交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1956年2月25日，当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习技术时，毛泽东很赞成，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学生，我们就派去。周恩来说：把各国经验都学过来，要有这个气魄。 9月15日，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郑重宣布：要善于向先进的苏联学习，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10月1日晚上，毛泽东在同法共杜克洛谈话时，希望法国帮助中国设计工厂、供应并安装装备、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1957年2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说：“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

　　学习国外先进文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战略意义。毛泽东认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如果没有长处，它就要消灭了。各民族之间取长补短，互通有无是很自然的。1954年12月，他对外国友人说：“各个民族都有特点和长处可以学习”，“各民族间应该交流长处”。“我也希望到世界各国去走走。”他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不能因为实行了社会主义就什么都了不起，也不必因为自己落后就迷信外国。他说：“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它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 他认为，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要把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必须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不但中国在落后时要向外国学习，而且将来强大了，也要向外国学习，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

　　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凡是外国先进的东西、我们用得着的东西，都要吸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在理论武装方面，毛泽东主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斯大林论述中正确的方面；但我们学习的是具有普遍真理性质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照搬照抄马、恩、列、斯等人的每句话，那就不得了。他还主张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政治文明。他说：“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的发展都有作用。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也有唯物论，不是历来都是唯心论。” 他在评价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时说：“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时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 毛泽东在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就借鉴了西方国家宪法的优秀成果。针对中国缺乏经济管理经验的弱点，毛泽东强调，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他认为，外国的文学艺术也有许多优秀的东西，也值得我们学习。他说：“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 毛泽东认为，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再如，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同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时说：“我们过去当学生，现在还在当学生，如尖端科学，苏联、美国、英国有，我们没有，这就要向它们学习。每个民族都有长处，都有缺点。你们的国家也是这样。柬埔寨也有许多长处。所以要学习每个民族的长处，不管这些民族的大小。同这些国家互相交流经验，这样比较好。”

　　学习和吸收国外文化成果，并不是毫无选择地照搬照抄，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首先要分析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哪些可以有条件地吸收、哪些应该抛弃，哪些可以通过改造为我所用、哪些可以直接拿过来。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学、有所不学。我们要学习的是优秀的文化成果，外国的缺点和错误当然是不学习。他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即使“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 毛泽东认为，我们要学习的是科学的基本原理。他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 他认为，科学技术方面，大部分先照搬，因为我们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1956年2月，毛泽东在听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汇报时，讲到技术问题，他主张把外国的先进的东西先学起来，就像小学生写仿一样。行政措施要看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技术就非学不可。1960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津同谭震林、廖鲁言谈话时又说：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可以说说抄的，就是抄苏联。这个抄是必要的，你不懂嘛。等于写字一样，历来写字讲究临帖，你不临帖怎么行呢？所以，不能讲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那个临帖是错了。临帖之后，你就要脱离那个贴，自己独立写字嘛。而且，写草字的人先要写正楷，然后才能写草书，不可以一下子就写草书。看来，要有个时期学习外国。现在还要学习外国，不能说现在连一点书都不抄了。人家书上是正确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书，这一部分还得抄。取经书一万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经，我取你的经。不能搞绝对化。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学。

　　其次，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必须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并且用来指导研究中国的文化。毛泽东认为：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他说：“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 毛泽东认为，学习外国织帽子的方法并不是为了织外国的帽子，而是织中国的帽子；学习国外先进文化成果也不是为了越搞越洋化，而应该越搞越中国化。他主张中外文化成果结合起来，并赋予独特的民族形式。他说：“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毛泽东认为，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研究整理中国的文化成果，要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新文化。他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他还以音乐为例，指出演些外国音乐，不会损害中国的东西。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

　　再次，吸收国外先进文化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一种是盲目排外。毛泽东指出：“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他既反对妄自尊大、唯我独尊地排外主义的倾向，也反对妄自菲薄、饥不择食地盲目吸收的倾向；既反对专门模仿、缺乏独创精神的倾向，也反对依赖国外、丧失民族自信心的倾向，强调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他说：“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毛泽东批评有些人对任何事物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的态度，说：“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为此，毛泽东特别强调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加写道：“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人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三、从理论探索到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设备的实践

　　毛泽东肯定了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的路子，这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很重要的。1964年4、5月间，国家计划委员会结合工业、交通和对外贸易的长期规划，确定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项目63项（如包括1962年已经批准进口的14项，则共为77项），单项设备项目50项和购买技术资料项目70项，共183项，作为1964至1965年向国外询价和相机签订合同的项目。这些项目共需外汇约3.3亿美元，分年偿付。项目涉及的领域，除石油化学工业以外，还有轻、重工业、交通、农业各个行业，重点为冶金、精密机械、仪器仪表、电子工业等基础工业方面新技术的进口。进口的国家，除日、荷、英、意、法、西德之外，增加了瑞典、瑞士、奥、比、加拿大等共十几个西方国家。上述183个项目，加上总理已经批准的14项，共197项，金额4.77亿美元。 196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达到46.1亿美元，比1959年增长5.3％

　　尽管从欧洲发达国家引进了许多技术设备，但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范围还是比较狭窄的，尤其是对待美国，一定程度上封闭了自我。1972年2月，毛泽东在与尼克松谈话时说，你们“要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也不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他借这次谈话批评了闭关自守的错误，准备开拓对外经贸工作。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提交了一份《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从国外进口13套大型化肥设备、4套大型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一个烷基苯工厂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3盖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斯贝发动机等，总计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43方案”促使中国外贸有了突破性的发展。1973年对外贸易总额是1970年的2.4倍，1974年更达到1970年的3.2倍。 陈云在评述“43”方案时说：“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

　　可见，毛泽东是非常重视对外开放的，只是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环境的影响，吸收国外先进文化成果的广度和深度都不理想。正像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 之后，邓小平把握时代特征和历史潮流的基础上，继承了毛泽东探索的有益成果，纠正了毛泽东时期的许多偏差，并且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践，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对外开放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