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燕明】中国主流价值观研究：一种理论探讨

　　1948年底，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中宣布：“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然而，中国革命何以取胜却长期困扰着西方学者。赛尔登关注的正是这个问题。他在后记中归纳了20世纪西方中国学的各种观点。首先是中国革命时期的第一代西方观察家。他们以记者、作家、外交官和军事官员的身份来到中国，形成了中共可能获胜的四种解释：一、中共意识形态中的民主因素，二是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对民族主义的利用，三、中共制定了满足农民要求的社会经济纲领，四是中共的组织优势。接着，赛尔登谈到了1949年以后各个时期西方学者的解释。五十年代占统治地位的是极权主义观点，把中国革命的胜利归结为苏俄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和操纵。六十年代，民族主义的解释又占了上风。其代表作是C.约翰逊1962年发表的《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权》。约翰逊认为抗日战争引发的农民民族主义才是中共获胜的决定性因素。1970年12月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似乎支持了这个观点。他说：“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1但是这个观点也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质疑。为什么是国际主义的共产党而不是国家主义的国民党受惠于日本入侵激起的民族主义？基于这个提问，赛尔登写了《延安道路》，把中共取胜的原因归结于中共动员农民革命的社会经济纲领，特别是群众路线。他的著作引发了七、八十年代西方学术界对中国革命的重新审视。在“延安道路”的框架下出现了一批关注抗日根据地社会生活细节的社会学、生态学著作。2

　　赛尔登著作的发表时，“文革”还没有结束，中国还笼罩在“世界革命中心”的光环之中。在这一背景下，赛尔登对“延安道路”只做了正面的论述。1981年中国正式否定“文革”。14年后，赛尔登再版《延安道路》时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他“重申了初版最初研究的核心命题和观点”，同时承认自己当初对延安审干的“阴暗面”估计不足。这显然出自他对“文革”悲剧与延安审干之间内在联系的思考。他在再版后记中单列一节，叫“对《延安道路》的自我检讨”，认为初版没有充分注意到“群众路线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他的反思没有否定“延安道路”，但是提出了更为深刻的问题：“既然当初有那么多有利于向民主转变的因素……后来民主政治的发展何以会如此步履维艰？中共‘新民主主义’思想中那些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因素何以会在后来的岁月中灰飞烟灭？”3

　　这时西方中国学的兴奋点已从中国革命转向了改革开放。这一转变反映了时代的需要。然而在我看来，新课题的设问在某种意义上重复了过去的提问，即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会取得成功？越来越多的学科和流派加入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其中不乏某些真知灼见。这个问题的难度很大，即便得出一孔之见也值得赞赏。但就总体而言，当代西方学者并不比他们的前辈更高明。这不是智力问题，而是中国本身变得更复杂了。今日中国已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多样化的国家。它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构成，两种制度的相互依存和共同发展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这种状态所以可能，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已多样化了。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港澳台、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外资、中外合资、合作经济以及从东部到中西部的梯度发展模式与大陆社会主义经济日益结合在一起。8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通过向资本主义学习市场经济杀出了一条血路。到了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的扩张反而要靠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保障。在1997年国际金融风暴冲击下，中国政府决定人民币不贬值，在扶持弱势群体的社会主义长期政策基础上，依靠扩大内需又一次创造了中国奇迹。如果撇开具体政策层面的东西不谈，人们最终要回答这样的难题：中国的成功到底是资本主义的成功还是社会主义的成功？这个问题已超出了新自由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能力，更不要说其他学派了。

　　纵观20世纪西方中国学的历程，应当说中国的政治发展，从革命胜利到改革开放的成功，始终是一个世纪之谜。其谜底很难解读，更不好预测。人们普遍相信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战略，先经济后政治，先体制外再体制内。但是采取这一战略的远非中国一家，并非所有实行渐进改革的国家都能取得中国这样的成功。最近美国学者拉莫（Joshua  Cooper Ramo）提出“北京共识”，借用量子力学的“测不准”概念解释中国的成功。他认为中国成功的秘诀在于创新速度快于问题发生的速度。一切解释都着眼于操作层面，一切分析不是回避中国官方价值观，便是把这些价值观当作阻碍成功的保守因素。4“中国威胁”，“中国机遇”，“中国崩溃”的论调层出不尽。

　　中国不顾西方的学术规范，把一系列常识性的对立范畴硬搞在一起。让人难以琢磨的竟是这样一种结合居然可以使中国不断地达到预期目标。中国的吸引力和学术魅力不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的神秘性，更来自中国政治发展长期展示出的那种必然性。中国革命的胜利包括着中共28年的奋斗和22年的战争。这么长的时段无疑比“毕其功于一役”的十月革命更能显示引起学术兴趣的历史必然。至于2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也不是仅用“摸着石头过河”就能说明的，其中肯定存在着等待破解的缘由。

　　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有着更为深入的体验。但从国内马克思主义学术现状来看，也不尽然。本世纪以来，有家学术机构组织了一批教授研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试图用这一理论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和私人业主入党提供合法依据。这个课题搞了几年，一无所获。笔者有幸在一次学习班上领教过他们的见解。听课的大多数学员都感到不满意，甚至怀疑教授们言不由衷。2003年，一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来当代中国研究所进行国史讲座，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个难题，你不要去碰它。的确，既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两大基石之一的剩余价值学说，又要用这个学说去论证中国目前的做法，实在太难了。

　　中国问题难解的原因之一是主流话语、提法老在变动。新提法、新概念层出不尽。这种变动在世界各大国的发展史上是罕见的。美国建国200多年，主流意识形态还是建国时期的那些经典，什么“民有、民治、民享”等。前苏联74年的历史也是如此，始终奉行自命正统的马列主义，直到它的垮台。新中国建国才50多年，前后的意识形态却变化了多次。在话语的变动下，昔日的阶级盟友，后来成了革命的对象，现在又恢复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

　　中国到底有没有不变的基本价值观？所谓“不变”，指本质，不是现象。就是说，你一旦违背了这些基本价值准则就会遭到厄运，而当厄运到来时，如果不想亡党亡国，又必须找回那些丢失的理念。

　　对此，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主持的延安民主政治课题组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些探讨，现在提出来供学者们研究。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官方的或主流的意识形态尽管前后经历过不同的表述和变化，但就本质而言，是由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三种基本价值观构成的。这三种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反对内外敌人，争取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长期斗争中产生的，具有恒久的历史意义。今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给了笔者探讨这一问题的勇气和启示。

　　二、洋务派和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是中共认可的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则是近代中国最早形成的一种价值观，其源头可以上溯到洋务运动，以后又为维新派、义和团、国民党和共产党所继承。大致可以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观。从统治者到在野派和被统治者，都可以找到各种不同的爱国情结。

　　民族主义作对外来“刺激”的“反应”，比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包含更多的本土因素。洋务派的民族主义与满清守旧势力所维护的天朝观念有所不同。首先，它体现了列强压迫下产生的民族共同体的存亡意识，这是现代中国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其次，洋务派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试图通过物质现代化实现国家的富强。

　　洋务派是晚清政府的中坚力量。尽管光绪启用过维新派，慈禧利用过义和团，但是洋务派在满清政府中的地位从来没有动摇。1911年清政府倒台后，洋务派又以北洋军阀的面孔出现，成为中国最反动的力量。

　　洋务派不能达到它原来设定的现代化目标，是因为它的民族主义只反映了统治阶级维护封建专制的需要，不能为每位成员带来直接的利益。这种民族主义接近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深刻地指出：“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和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5满清政府对外常以4亿臣民自诩，对内却实行专制主义。在某些场合，统治者也试图利用人民的民族情绪，但是当各阶层和各民族提出自己的特殊要求时，或者当群众的反帝活动动摇封建统治时，统治者必然会予以压制，甚至不惜与列强联手。

　　民族主义本质上不是学说，而是对外力的本能反应，一种情感，一种可供各党派利用的恒久的政治资源。单纯的民族主义不能解决民族内部的阶级差别和阶级冲突。满清政府诉诸民族的共同利益，要求各社会集团服从于共同利益，实际上是把自己的统治当作共同利益。人民群众追随民族主义时，总是表现出狂热性、盲目性和排外性。

　　民族国家和民族利益是现代化过程的必然产物，是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作为制约因素出现的。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里，民族主义总有它进步的一面。进步的民族主义，要求实现国家独立与富强的民族主义，不仅需要一个长期的内部构建过程，还需要从外部引入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先进思想。单纯的民族主义无论最初是否包括积极因素，终究还是会走向反动。

　　三、国民党和民主主义

　　民主主义的出现比民族主义要晚一些。维新派那里仅见端倪，完整的民主主义从国民党人开始。1905年，孙中山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纲”包括了民族、民权、民生，核心是民主主义。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换来了袁世凯上台。这时的孙中山提出多党制，企图以此制约袁世凯。袁复辟帝制失败，执政府上台，北京政坛一片混乱，全国陷入了军阀混战。孙中山又提出“以党治国”，认为民主政治的实现要有一个过程，需经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五四运动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的推动下出现了民众运动的高潮。于是，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孙中山晚年对国民党的官僚化有所警觉，于1923年发表了《国民党员不可存心升官发财》的演说，担心国民党的官僚化会危及国民革命。这时的国民党尚未上台执政，已经开始腐败了。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认为光靠国民党的力量，国民革命难以完成，必须实行三大政策，把国民党的上层运动与共产党发动的民众运动结合起来，推翻北洋政府。

　　孙中山搞民主是真心实意的，一旦现有民主力量不足，他就要寻找新的力量。共产党是新生力量，代表了正在兴起的民众运动。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已超越了单纯的民生主义而表现为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承认。孙中山是民主主义者，不是共产主义者，然而只要坚持民主，就可能与共产主义运动汇合起来。

　　我们看到，孙中山虽然是民主主义者，但是他并不排斥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是通过三民主义试图把我们所说的三种主流价值观结合起来，这就使得早期的国民党可以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国民党走向反动，始于排斥共产主义，继之排斥民主主义。1927年，蒋介石策划了四一二事变，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翌年，国民党宣布“训政”，叫嚷纠正民众运动中的阶级斗争错误，要把民众运动纳入单纯民族主义的轨道。

　　1930年，国民党引入法西斯主义，连民主主义也不要了。当时上海的国民党报刊发出了这样的狂叫：“执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才有生路。”6丢了民主主义也就等于丢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专守民族主义的国民党为什么要引进法西斯主义？因为国民党在放弃了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之后感到用民族主义统一中国的力度不够。法西斯主义是用来加强统治力度的。墨索里尼和纳粹的法西斯主义从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出发，以“生物学的”、“有机的”历史观为基础，反对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这两种主义都讲个人权利，而法西斯主义讲社会整体利益，追求组织、语言、文化、宗教、传统、习俗，乃至经济利益、生活条件和领土的统一。

　　蒋介石在理念上奉墨索里尼为祖师爷，在政策上则效仿德意日三国。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对内搞极权主义，对外实行疯狂的扩张政策。中国是落后国家，自然谈不上扩张。因此，蒋介石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只有一个对内压迫的职能。所谓“民族至上”，其重点也在于剿共，镇压民众、民主运动，把“安内”置于“攘外”之先。九一八事变后，鼓吹“民族至上”的蒋介石对日本人采取不抵抗政策，调集东北军入关对付红军，结果酿成了西安事变。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公开宣传法西斯主义失去了号召力。出于无奈，蒋介石收起了法西斯主义。但是他的封建主义本性没有改变，又拣起了孙中山的“训政”，企图用三民主义笼络人心。实际上，“训政”只是蒋介石鼓吹“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支军队”的借口。

　　国民党以三民主义建党立国，后来丢了民权民生，只讲民族，由进步而反动，最后归于失败。

　　民主主义来自市场上的交换关系。马克思指出，交换双方“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7这种市场关系上升到政治层面，便形成了民主政治。马克思首先发现了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同构性，他说：“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8

　　民主政治是以市场关系为基础的多元利益表达机制。它的特点，一是契约性。大家不分党派，都来认同选举程序，谁当选谁当政。当政者对选民或议会负责，但必须承认在野者的参政权，不能要求他们放弃政治信仰和利益要求。二是实现市场双赢。政府的职责是保护和完善市场的契约关系，追究违反契约的行为。政府权力又受宪法和法律的制约，政府及其官员不能利用行政权侵犯和破坏市场关系。在西方，民主主义源于发达的市场经济。

　　民主主义是一种外来思想。孙中山引入民主主义是为了反帝反封建，实现救亡图存和国家富强。这也是民族主义的目标。他没有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而是结合中国传统提出了五权宪法的设想。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发达，民族资产阶级十分弱小。孙中山不可能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主要的依靠力量。从现实出发，他只能依靠军阀实力派打江山。他还想到联合共产党，利用民众运动的力量实现民主。这些政策虽然具有现实意义和进步意义，但是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三民主义也好，民主主义也好，都不能满足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利益要求，不能动员他们起来革命。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不允许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出路只有一个，就是走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道路。

　　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

　　当民主爱国思潮成为一股强大潮流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脫穎而出。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五四运动中看到了劳工和民众的力量，决定引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改造中国与世界。

　　尽管这一行动本身包含着“救中国”的目的，但是中共早期党员只能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能讲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他们认为要搞社会主义就必须超越民主爱国思想，像布尔什维克那样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提醒国内同志加入共产国际千万“不能带爱国的色彩”。9中共一大党纲搬用《共产党宣言》，把中国当作资本主义国家，主张“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10

　　１９２７年下半年，共产党为了反抗国民党的镇压，在农村发动了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开辟了农村包括城市的革命道路。苏维埃运动，特别是它的后期，带有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偏差，轻视小资产阶级，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也不提倡爱国主义，把保卫苏联当作动员口号。11这些片面性导致了革命的失败。

　　共产党利用长征胜利的机会实现了战略转变，迎来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作为这次转变的成果，中共在自己的理论和纲领中吸收了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将其与人民大众的翻身解放密切结合起来。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开篇谈到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关系，指出中共的爱国主义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实现”。12这种爱国主义集中表现为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它有三种含义，一是联合国民党在内的一切爱国力量实行全面抗战，二是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卖国倾向，三是反对党内教条主义。

　　《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共吸收民主主义的经典之作。毛泽东引用孙中山的话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他还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两面阶级，不是反动阶级。新民主主义也有三个含义。一是纠正苏维埃运动过左的偏差，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二是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三是反对王明为统一战线不惜牺牲民主要求的右倾主张。

　　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包括实行“三三制”和乡、县、边区三级普选制，在保护土地革命成果的基础上实行减租减息，在公营经济主导下，发展“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经济或“新式资本主义”，13在全国政治舞台上支持民主运动，反对和约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等。

　　中共领导的革命始终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不仅在政策层面上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形成了以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为标志的工作作风。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以及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得到了全面的加强。如果说，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扩大了人民革命的外延，那么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则深化了人民革命的内涵。

　　爱国主义历来强调民族大义，忽略阶级差别。苏维埃运动只讲消除阶级差别，忽略民主主义，一定程度上也忽略了民族利益。而新民主主义则包含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共产党谋求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利益、尊重中间阶级的利益，是三个主义相结合的必然结论。三个主义的结合使中共可以在复杂的抗日环境中游刃有余地应对各方挑战，在多种政治势力中发展壮大人民的力量。

　　共产党走了一条与国民党相反的道路。它以社会主义信念立党，后来又吸收了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由幼稚变为成熟，最终取得了全国政权。

　　五、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俄国经验”不仅是历史事件的客观陈述，更重要的是，还包括俄共对这些历史事件的一整套解释。这些解释以客观文本的形式进入中国，成为中共党内的共识。

　　在欧洲和俄国革命的文本中，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常常是对立的。布尔什维克既反对第二国际的议会道路，也反对他们“保卫祖国”的口号。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要把三种主义结合起来，必然会遭遇极大的话语困难。

　　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克服这一困难的有效路径。

　　“中国化”的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从外国人手里移到中国人的手里。主体置换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在其西方文本的含义上缩小了。马恩列斯的话经过中国人的选择、解释和运用，只有适合中国国情的部分才能称作马克思主义，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否则便是假马克思主义或教条主义。同时，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民族化的意义上又扩大了，呈现出开放性的特征。中国的群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经过批判性的继承和吸取，只要被实践证明是有用的和成功的，也可以被赋予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含义，所谓“中国革命的丰富实际马克思主义化”。14这种“缩小”和“扩大”，实际上反映了原有的话语文本在中国条件下的解构与重构。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仅被理解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物，更重要的是，被理解为只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从而肯定了山沟里也能出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两个隐喻常常被忽略。第一个隐喻是保护马克思主义文本。文本对中共是一种精神动力和智慧宝库。文本是重要的，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中共通常依据文本做出决策。一旦有了经验，文本的地位便被成功的经验所取代，使决策可以不拘于文本。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仍然主张保护文本，反对诋毁、攻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修饰语，体现了对文本的尊重。

　　另一个隐喻是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和责任。马克思主义文本正确与否，对于实践成败的意义，也许没有一些人想的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运用。中共认为，自己所犯的错误不是马克思主义文本造成的。一切错误都是主体的错误，或者照搬和套用了文本，或者完全抛弃了文本的指导。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智慧，西方学者很难理解其中的奥秘。

　　在“中国化”的话语支配下，中共一方面保持了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尊重，另一方面又可以不拘文本，根据国情把文本中的社会主义理念同爱国主义的传统和西方的民主主义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本身就体现了“中国化”。

　　六、党的领导与“和而不同”

　　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除了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话语前提外，还有自己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首先，只有共产党才有力量推行民主政治。共产党的基本力量来自工农大众。工农大众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没有共产党领导工农大众起来革命，发展民主政治只能纸上谈兵。其次，共产党必须承认人民内部多种价值观的存在。共产党不仅要领导人民群众翻身解放，当家作主，还必须接纳愿意接受中共领导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种社会群体参政议政，承认他们有权保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和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今天，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把这个原则表述为“和而不同”。没有“和而不同”的原则，也不会有民主政治。

　　苏维埃运动奠定了中共政权的工农基础。而民主政治则是从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根据地开始的。延安经验证明人民解放事业与民主政治的发展相辅相成。没有人民革命，不可能有民主政治的发展；不实行民主政治，人民革命也难取得胜利。

　　共产党实行民主政治是在中国民主传统不足国民素质不高条件下的一种先锋行为。我们借用孙中山的话语，把抗日民主政权称作新民主主义的“训政”。共产党的“训政”，内容重于形式，结果重于程序，三三制重于普选制。在根据地，如果完全按照普选程序，党外人员很难在民主政府中占到三分之二。在这种情况下，超出三分之一比例以上的中共党员必须按照三三制的原则主动辞去政府职务。这是共产党在“训政”时期表现出来的民主诚意，与国民党的“训政”有本质的不同。

　　今天的民主建设需要突出法制和程序，但基本原则还是坚持党的领导和承认多种价值观两条。

　　七、“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

　　“中共‘新民主主义’思想中那些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因素何以会在后来的岁月中灰飞烟灭？”赛尔登教授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但答案比较复杂。我们先从围绕民主主义的一次党内争论说起。

　　张闻天有一篇旧作值得一读，标题是《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这是1940年1月5日他在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

　　张闻天认为新文化有四个要求：“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也有一个报告（1月9日），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来改名《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没有提“民主的”这一修饰语。

　　据此，有人认为两人在文化方向上存在分歧，毛泽东“把‘民主的’这个重大特点去掉了”。15这个意见显然没有注意到第一次文代会前中央政治局多次研究文化问题的情况。“民主”一条，最初是周恩来提议的。张闻天在1939年8月24日政治局会议上说：“文艺问题我们的方向是民族化、大众化，恩来同志提出民主化是对的。”16同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部署第一次文代会,再次讨论了文化问题。毛泽东归纳大家意见时说：“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17

　　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张闻天讲了“新文化”的四个要求。而毛泽东则把“新文化”改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只讲三个特征。可见这是一个表述问题。如果提“新文化”，应当讲四个特征才全面，如果提“新民主主义文化”，可以只讲三个特征，因为“民主的”已直接用在“新民主主义”的表述中了。

　　另一种意见根据以上资料完全否认张闻天和毛泽东存在分歧，认为两人论述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方向是一致的”。18我们认为，两人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提民主，而在于怎样理解民主。

　　关于“民主的”，张闻天在报告中是这样说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下面这段话：“新文化的四个要求是有机的联系着的……任何一种主义，一种学说，只要对于上述要求中的一个要求或一个要求中的一点要求有所贡献，即成为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个主义、一种学说包办新文化的企图，都是有害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着最彻底的一翼的作用。”19

　　张闻天论及了中共实行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必须承认多种价值观的存在，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包办一切。根据张闻天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四个要求作为中共的政治主张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第二，即使有了这种结合，马克思主义在党外也还是不能包办一切，它依然要承认对新文化运动哪怕有一点贡献的其他主义和学说，决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人。第三，排斥和打击这些进步的主义和学说，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对民主主义的吸收变成一句空话，等于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第四，想对新文化运动有所贡献的民主主义者和其他爱国主义者可以坚持自己的信仰，但不能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的指导地位。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新文化运动只能是少数人的运动。

　　但是毛泽东对民主有自己的考虑。在12月13日政治局会议上，当艾思奇提到“新文化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特殊地说是三民主义的文化”时，毛泽东反对这个提法，说“以提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好，即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 20在他看来，新文化的性质应当是彻底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不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应当说，这个表述比艾思奇的说法更准确，因为现行的新文化运动是共产党倡导的，而大众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又在其中占主导地位，不同于以往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

　　问题是,有了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是否认为不再需要旧民主主义了？他主张批判地吸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做了这样的吸收之后，马克思主义是否就可包打天下，不再需要其他进步思想了？在这个问题上，有证据表明他的看法与张闻天不同。张闻天的报告发表后，毛泽东注意到了张闻天强调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包办一切的观点，对单行本《新民主主义论》做了相应修改。他在“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一句后面，加上了“因而即是民主的”7个字。初版本来没有这7个字，加上它们是为了反驳张闻天。21

　　既然“大众的”就是“民主的”，按照逻辑确实不需要另提“民主”了。在这里，毛泽东关注中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如何吸收民主主义，似乎有了这样一种结合就够了。他不像张闻天那样，还强调旧民主主义和其他进步学说在中共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中仍需保持一席之地。在谈到“科学的”这一特征时，毛泽东认为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民主因素，“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22

　　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有民主因素，也许尚无定论。学术界一般认为，过去所谓古代的民主因素，其实是民本主义，讲的是君主治国之道。这确实是中国文化的精华，但与以市场契约为基础的民主主义相去甚远。

　　在战争环境下，毛泽东有意锻造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生力军，以配合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因此，他宁愿在大众中或传统中寻找民主因素，强调群众在民主运动中的主体地位，不愿把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突出特征。

　　在文化问题上，毛泽东注重领导权，张闻天注重领导权下的多种思想成份，或被领导者的权利。两种观点是互补的，只是着重点不同。就当时情况而言，他们的争论也许没有多少现实意义，这与毛泽东和王明在民主问题上的争论有所不同。23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整个来说，已体现了民主主义。毛和张的分歧只涉及文化领域，不能设想这种分歧会导致现行政策的冲突。况且，两人还有一致之处。他们都认为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只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因此不应把它当作党的长期信念。实际上，这也是当时的党内共识。

　　然而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毛泽东别于张闻天之处乃在于他把民主理解为或主要理解为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和人民当家作主。他要求干部、党员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不要脱离群众。他认为只要实现了这样的民主，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的名言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新中国成立后，他对这种民主不仅独有情钟，而且怀着比其他人更大的热忱。一五计划期间，他提出了“以苏为鉴”，批判计划体制中的官僚主义，强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走自己的路”。1956年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把民主分为“大民主”与“小民主”。“大民主”指群众运动，是对付敌人的，“小民主”指群众路线和整风运动，用于解决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24同一年，他还提出了双百方针，但是又说，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即便十年“文革”，他的初衷仍是通过发动群众，实行广泛的政治参与来消除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

　　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他对民主的理解：“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毛泽东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大众的”范围内发展民主。

　　八、同质民主与异质民主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认为农民不能产生民主。他说：“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25

　　毛泽东没有固守马克思的结论，认为农民也可以产生民主。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26这是指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军事民主。延安经验证明，在共产党领导下，高度政治化的中国农民可以改变传统的宗法习惯实行民主自治。

　　我们把这种农民民主称作同质民主，因为它的成分是同质的小农，彼此之间没有经济联系，被马克思喻为“同名数的马铃薯”。与同质民主不同的是异质民主，其成员可以分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彼此以市场为纽带，有剥削性的关系，也有非剥削性的关系。异质民主是这些异质成分之间的政治契约。

　　延安民主包括同质和异质两部分。边区、县、乡三级民主政府是异质的，实行三三制。村级不搞三三制，由党的基本群众掌握政权，实行同质的民主自治。毛泽东说：“最下层政权的成分可以（对三三制）酌情变通，防止地主豪绅钻进政权机关。”27

　　在战争、起义或革命等特殊条件下，农民可以产生暂时的不稳定的民主。但同质民主只能是基础和起点，异质民主才是方向。因为生产发展了，农民中会自然产生异质成分，使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只有保护了这些人的积极性，才有可能推动其他人走上富裕道路。只讲同质民主，短期可以，时间长了不行，革命时期可以，建设时期不行，容易脱变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只有同时发展异质民主才是出路。

　　苏维埃运动只有同质民主，没有异质民主。延安对民主主义的吸收主要表现在建立了异质的三三制。

　　中共在农村建立民主政治，无论异质的还是同质的，都是对马克思的突破。但是伟大的真理往往掩盖着片面性。毛泽东仅从同质的观点看待民主，认为只有同质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在他看来，延安的异质民主是暂时的，发展同质民主才是方向。因此，当张闻天强调异质民主，认为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包办一切时，毛泽东对他的主张持怀疑态度。

　　就农民的同质民主而言，中共在革命时期确实形成了独特的不同于苏共的行之有效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传统。因此，毛泽东有理由认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方向不是发展异质的社会成分，而是走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的路子。

　　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的一整套做法是毛泽东和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但这只是延安经验的一个方面，不是全部。从更高的层次看，延安的民主模式体现了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同民主政治的结合，它承认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有利于公营经济，认为开明绅士、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政议政，有利于巩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

　　毛泽东的同质观点还体现在他的群众观上。在他看来，个人只有选择集体化道路，作为集体活动的一员，才能体现“革命群众”这一概念。六十年代，当一些群众要求包产到户时，他说：“‘包产到户’是一种倒退，反映了落后群众的要求……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28他要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国家、集体和个人的积极性，力图通过一大二公的体制实现群众运动所必需的步调一致。这就需要不断剔除各种异质的社会成份和社会思潮。

　　六十年代起，毛泽东走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求同去异的道路。他要求每个人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还要求他们具有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1966年3月，林彪竟宣称7亿中国人只能有一个思想。29文革期间，中国一度实行革委会体制，治国如同治党，党内党外没有区别，政府和社会也没有区别，落入了“行政权支配社会”的窘境。

　　毛泽东曾用“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描述他心中的民主。理想毕竟不是现实。延安“和而不同”，“文革”则是“同而不和”。一味求同，用一种价值观甚至一种思想观点包办一切，带来的是不和，损害的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九、新民主主义悖论

　　分析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可以部分地回答赛尔登教授的提问。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新民主主义理论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对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吸收仅仅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上，没有把民主原则贯彻到社会主义时期。在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新民主主义政策被视为暂时有效的手段而服从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这个目标，依当时的理解，就是像苏联那样实现马恩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我们把新民主主义政策的有效性和根据马恩论述及苏联经验得出的社会主义规定性之间的矛盾称作新民主主义悖论。

　　1954年宪法尝试解决这一悖论。毛泽东解释说，“我们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关于民主原则，他说：“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可以安定各阶层，安定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安定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30这里所说的民主原则，可以阐释为用灵活的区别对待的方式保证社会主义改造目标的平稳实现，在承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待遇不变的前提下，通过集体化或赎买政策取消他们对生产资料的个人支配权。另一方面，民主原则还可以阐释为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和政治动员。中共中央提出民主原则有一个基本考虑，就是以苏为鉴，使社会主义改造起到加速工业化的作用，不致造成生产滑坡。

　　过渡政策本身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一五计划和三大改造的目标甚至提前实现了。问题出在刚刚建立起的计划体制与国情是否相适应上。这是体制内的矛盾，与过渡时期预想的各种社会矛盾有很大不同。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苏联模式所包含的中央集权的正规化的官僚体制和专家决策同毛泽东在1949年前主张的在政治和经济领导下实行分权和群众路线的原则是尖锐对立的。”31悖论以新的形式出现在新中国的决策者面前：马恩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中国国情？新民主主义的经验和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运用于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写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反对教条主义，提倡优良传统。尽管如此，如何发扬新民主主义传统，克服计划体制的弊端，中共党内一直存在两种思路。

　　一种思路沿袭了市场取向的延安传统，认为个体私营经济和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不足。另一种思路则强调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用这种传统克服计划体制的官僚性。在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前一种思路与民主主义原则相联系，后一种思路与社会主义原则相联系。如果事情发生在延安时期，不会出现两种思路的问题，因为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同民主政治是结合在一起。现在不同了，社会主义的规定性使人们相信公有和私有，计划和市场本质上是对立的，由此产生了党内判断进步与倒退、革命与保守的思维定式。尽管不同主张的决策者们最初并非各执一端，但是，在经历了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庐山会议和困难时期这些重大事件之后，因纠正计划体制弊端而引发的两种思路，最终演化成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与所谓“刘邓路线”的严重对立。

　　继续革命论体现了由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到社会主义的逻辑连贯性，但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刘邓路线”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却缺乏理论说服力，它的代表人物和执行者，在继续革命论的逻辑框架中，被视为民主革命派，党的同路人和走资派。

　　克服新民主主义悖论，仅仅抛弃继续革命论是不够。

　　必须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马恩的方法，先看什么是资本主义，它有哪些缺陷和成就，再从中引出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离开资本主义成就，社会主义就会陷入空想。他们用毕生精力解剖资本主义，目的之一就是探索社会主义应当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哪些成就，避免哪些局限。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之点。

　　马恩所说的资本主义成就，主要指现代生产力和物质文明，同时也包括与产生物质文明直接相关的某些制度因素和精神因素。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产阶级把自己创造的启蒙、进步、民主等教育因素让渡给了无产阶级。

　　看到资本主义创造了人类物质文明并不难，难的是在资本主义中找到适应和推动物质文明发展的制度精神因素。马克思理论探索的意义正在于此。他原来对市场经济看法比较简单，只承认世界市场为人类建立相互依赖关系提供了基础。后来，他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时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一问题，发现信用制和股份制具有进步作用，“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他还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得出了实行计划经济必须顾及价值决定对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的分配起支配作用的结论。32

　　在所有制问题上，马克思主张过两个“决裂”，说“共产党人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一观点后来也有了一些变化，由强调决裂变成了强调继承。这个变化始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这项研究从1853年起持续多年，为马克思解剖和比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新的视角。他发现，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33这一发现非同小可，甚至影响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出于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的思考，马克思提出了“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34这种继承论也反映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他反对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截然分来并对立起来的拉萨尔幻想，强调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在各方面必然带有“旧社会的痕迹”，按劳分配“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35

　　马克思把东方社会研究视为重新解释人类历史和反省自己以往结论的重大课题。他在后半生的学术生涯中竟放下对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的已近于完成的《资本论》续卷手稿不去整理出版，而埋头于东方人类学、俄国社会和俄国革命的研究。为此，他甚至学习了俄语。这种研究不是出于学术兴趣。它关系到突破西方中心论，通过东西方社会的对比获得各民族由不同道路达到全球一体化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发展图式。马克思晚年最后一项成果是揭示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1881年他在给查苏利奇复信的初稿及定稿中指出，他以前关于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结论只限于西欧各国；俄国不必遵循西方道路，可以直接搞社会主义，但是应当“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来”。36

　　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围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经历了最后一次思想解放。这项工作没有完成。社会主义究竟应当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哪些东西？他讲得比较清楚的是物质文明，不甚清楚的仍然是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直到生命终止，他仍在探索这个问题。

　　马克思为什么长期致力于资本主义继承问题的研究？恩格斯晚年揭示了背后的原因——资本主义还有在发展。他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恩格斯本人也遵循了这个方向。当他看到盼望已久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如期到来时，又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经济革命和以普选权为中心的制度进步。他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改变斗争策略，把普选权当作最锐利的武器，“靠遵守法律来从事颠覆”资本主义的活动。37

　　八十年代中期，邓小平重新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也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长期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这一事实。他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又说：“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38

　　十一、从对立走向结合

　　自从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中国特色被阐释成了一个可以灵活使用的宽泛概念，一般指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民族特点。笔者认为，必须从价值观上考虑这个问题。最重要的特色是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结合。有了这种结合就有中国特色，就会成功，没有这种结合就没有中国特色，也不会获得成功。中国特色不能泛化为中国的一切独创，否则党八股也要算中国特色了。失误和挫折往往与对立的思想方式有关，而成功则与结合的思想方式相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个不断突破对立，把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的过程。下面从10个方面论述这个问题。

　　1、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是国家意识形态最根本的转变。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最后战胜资本主义。这就最大限度地释放了以往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方针所压制的各种社会力量，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

　　2、从革命统一战线到爱国统一战线

　　1975年宪法把1949年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实行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改为革命统一战线，只讲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不提民主原则和爱国原则，其统战范围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缩小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1978年宪法把统战范围扩大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团结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但是没有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仍然沿用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提法。1982年宪法把革命统一战线改为爱国统一战线，统战范围包括“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2004年宪法修正案又在这个范围内加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最后这部宪法及其修正案恢复并发展了“共同纲领”和1945年宪法的精神，体现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邓小平理论。39

　　3、从剥夺资产阶级到剥离资本主义

　　“剥离”这个词是20年前我在山东大学读研时从课堂上听来的。这是对马克思分析方法的一种形象比喻，好比把某些可用的、体现人类共同成就的器官组织从资本主义衰老躯体上完整地分离出来。剥夺是指无产阶级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现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在《资本论》中，剥离是分析，剥夺是结论，两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剥夺和剥离分别体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战略。马克思断言剥夺剥夺者要比剥夺者剥夺小生产容易得多，显然过于乐观了。40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直到改革开放前，仍然没有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不要说超越他们了。剥夺战略是杀鸡取卵，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没有真正弄清资本主义怎样创造了物质文明。剥离战略想要一只会下蛋的鸡。改革开放是一个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验的过程，又是一项把资本主义活的器官组织剥离出来移植给社会主义的工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合并物质、技术、社会等要素的有机体，各种要素的结合非常紧密。如果不顾整体联系，单独抽出某种要素，可能损害社会生产的机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随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创制的过程。只要资本主义还处在人类物质文明的前列，社会主义对它的剥离就应始终进行下去，直到最后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上全面超越它，并取而代之。

　　4、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传统计划经济否认市场机制。它从资本主义那里只继承了机器工业的生产特征（企业内部的生产协作和计划性）。41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靠市场。市场经济才是那只会下蛋的鸡，它不仅创造了机器大工业，还创造了第三产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引进市场机制，把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反驳了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做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20多年来，中国改革走过了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光辉历程。市场是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合点。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了社会正义与市场公正的统一，可以更有效地纠正市场失效和政府失效。

　　5、从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前一种方针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主义的安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要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起到了剥离资本主义的政策机制的作用，既反对左的僵化保守的社会主义观点，也反对否定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或西化论。这两种错误倾向都具有反对中国现行体制的性质，其共同点是把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对立起来。

　　6、从消灭资产者到消灭无产者

　　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有两种战略，一种是消灭资产者，另一种是消灭无产者。改革前中国实行第一种战略，结果堵塞了人民群众的致富渠道。改革后，中国实行消灭无产者的战略，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再让所有人和所有地区都富裕起来。今天，社会主义措施不再意味着社会主义改造，它意味着把广大人民群众带入市场经济，使他们享有市场经济的机会和实惠。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国先实施了保护农民利益和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政策，防止他们在市场化过程中沦为无产者和产业后备军。本世纪以来，中国又把工作重点从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致富转向摆脱普遍贫困，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建立和谐社会方面。市场创造的财富为政府和社会提供了解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物质基础，而越来越多群众的脱贫致富反过来又不断地扩大市场。只有人人富裕起来，家家进入小康，没有无产者也没有贫困家庭，才有可能达到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

　　7、从全盘公有制到公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并存

　　传统的公有制经济在两层意义上排斥个体和私人经济。一是全盘公有，不允许发展个体私人经济。二是非价值形态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和集体的资产形式无法自由转换。改革打破了公有经济的一统天下，把公有经济置于国民经济的大环境下，使它与个体私人经济建立既平等竞争又密切合作的关系。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宪法修正案把国营经济和国营企业改为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使实物形态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变成价值形态的资本公有制。这项规定为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资产转换创造了政治条件和法律依据。出让国有资产变成了一种经营方式，不再意味着私有化行为。这不仅有利于市场，也有利于盘活国有经济，使之向高新技术和战略产业转移。尤其是，大量私人和个体经济的发展减轻了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使其能够更好地承担起国计民生的重担。公有制与私有制共生共荣。在哪种经济形式下就业，以什么方式就业，越来越取决于个人能力和意愿。

　　8、从一国一制到一国两制

　　从1997年起，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实行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因而可以把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势结合起来。内地的优势在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全国一盘棋，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港澳的优势是市场经济。一国两制能否成功取决于两种制度相互结合和支持的程度。这个程度又取决于内地社会主义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民资、外资、以及经济特区和开放地区等形式容纳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一国两制的理念排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思维方式，反对用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也反对用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

　　9、从消灭剩余价值到铲除腐败和超经济剥削现象

　　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分析反映了19世纪西方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现实处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产生了剩余价值问题，但情况与马克思时代大不相同。人民群众在市场经济中得到了实际的经济利益，可以接受以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分配方式。现在，他们只反对违反等价交换原则的各种剥削现象，包括腐败，侵占群众利益，侵吞国有资产，拖欠民工工资，以及假冒伪劣等问题。铲除这类超经济剥削现象，不仅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也是民主主义的目标，还是全民族的目标，必须把三者结合起来。

　　10、从革命外交转向和平外交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奉行革命外交，以反对霸权国家，摧毁对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目标。在邓小平时代，中国转向不以任何国家为敌、只反对霸权主义的和平外交。与美国借民主旗号推行霸权主义的做法相反，中国强调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致力于世界的多极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提倡双赢。这是民主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运用，反映了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中国的发展肯定会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但决不是以中国霸权取代美国霸权，也不是直接摧毁美国的社会制度或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改变别国的社会制度，而是推动世界朝着和平与发展的方向迈进，改变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

　　十二、三个组成部分和三个来源

　　五四运动后，中国进入了形形色色的主义之争时代。其中最先进最有影响的主义无非三种，即反帝的爱国主义，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和保护人民群众基本利益的社会主义。这三种主义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和冲突。这些冲突常常与反帝反封建以及国共两党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中共成立后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局势。然而在各种主义和党派的纷争中，只有共产党获得了成功。它不仅缔造了新中国，而且把中国带入了空前的繁荣，推向了世界。我们应当深入地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获得成功的。

　　共产党成功的秘密在哪里？原来,它不是简单地用社会主义取代或消灭其他主义，而是不断地从前人那里，从敌人那里，从竞争对手那里学习对己有用的东西，把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现在到了指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念包括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种成分，分析它们不同来源的时候了。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理念来自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共一贯坚持的信仰。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因为它能够满足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吃过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亏，也吃过“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幸亏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伟人创造了“中国化”和“中国特色”这样的话语，使共产党可以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做马克思主义文本没有规定的甚至明令禁止的事情。“中国化”和“中国特色”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和开放性的品格。同时我们还认识到，即使马克思主义具备了这样的品格，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办不到的。中国十几亿人口不能只有一种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只能是少数先进分子。共产党员只有尊重人民群众的不同信仰，同他们密切合作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爱国主义是在反对外来侵略和追求国家独立与富强的过程中产生的，起着民族凝聚力的作用。但是，光靠爱国主义不能救中国。从洋务派、义和团到蒋介石，都证明单纯的爱国主义不是专制的就是排外的，只能招致民族灾难。只有在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基础上,爱国主义才能避免掉入“想象的共同体”的陷阱，使国家和民族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载体。共产党还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得知，只讲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不讲爱国主义也行不通。“文革”把个体经济、民营经济、海外关系等视为异己甚至敌对力量，反而损害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来源于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这是共产党又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智慧源泉。民族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包括精英文化、群众文化以及海外中华文化等组成部分。

　　中共的民主主义也叫新民主主义，起初来自孙中山，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又来自西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同于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还包括法西斯主义。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民主的范围也十分有限，如优先考虑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利益。近几年，有些西方学者指出资本主义的垄断力量具有反民主反市场的性质，这与马恩和列宁对资本主义从竞争到垄断的分析有相近之处。此外，一些西方大国奉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对外政策，是不承认多种价值观的。即便如此，西方资本主义仍有其进步一面。这一面基本上可以用民主主义来概括。中共主张民主主义不等于全盘接受资本主义，只表明认同和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这一部分还要经过一番中国化的改造才能吸收。但是资本主义毕竟是民主主义的最终来源，这也是不可否认的。由于缺少民主传统，中国需要从西方国家那里学习民主主义，学习如何保护人权和产权，如何规范政府职能和消除腐败，如何搞市场经济。中西文化各有所长，一样伟大。西方在科学技术，民主精神和市场经济方面长于中国。西方文化还孕育出了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和国外其它先进文化是共产党可以汲取智慧的第三大资源。中共汲取西方文化的方法来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具体讲，就是发展民主政治不能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搞市场经济不能以牺牲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代价。马克思主义者是否也能成为民主主义者？回答是，不仅能够，而且必须如此。中共讲民主主义，使自己两次摆脱了逆境获得成功。一次是抗日战争，另一次是改革开放。

　　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由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民主主义三条腿支撑的。在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这条腿始终是坚固的。爱国主义这条脚也基本完好，只是在共和国的个别时期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没有始终坚持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中心任务，还伤害了一些爱国者。问题主要发生在民主主义这条腿上。我们没有真正学会，或者说忘记了运用民主主义这一途径处理社会主义成分与非社会主义成分之间的矛盾。三脚凳，一条腿出现问题，另外两条腿再坚固，也是不稳固的。修补这条腿，是邓小平时代的任务。

　　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分别体现了今天中国社会所需要的社会正义，民族大义和市场公正。它们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抽出其中任何一种成分都是片面的，而抛弃其中任何一种成分都要犯原则错误。

　　三种主义的结合不会先天呈现出来，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发现，不断克服它们之间的冲突，找到结合点。改革是一个针对各种矛盾和不同情况，在三种主义之间不断寻找结合点的思想整合和体制整合的互动过程。结合点非常重要，有思想上的，也有体制上的，找对了就能克服对立，摆脱困境，获得成功。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2 相关信息可参阅《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 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309页。

　　4中国奇迹常常引发一些好心人的无限遐想。他们认为中国如果放弃四项基本原则的教条就会取得更大的成功。此论调在西方极为盛行。George J. Gilboy最近断言：“中国只有进行政治结构改革，它才能释放出它作为全球竞争者的潜力，而不仅仅是给市场多一些自由，再得到更多的投资……遗憾的是，在中国成功完成这一最后的现代化的征程中，中国长期分割的历史的包袱及官僚制度将是一个严重的障碍。”见G.J. Gilboy: The Myth Behind Chin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4, published b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5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正文第7页。

　　6 周毓英：《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民族书局出版1934年版，第10页。

　　7 《马恩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

　　8 《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9《蔡林彬给毛泽东》，《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第482页。

　　10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11苏维埃运动的爱国主义是狭义的，仅限于热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2 《毛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1页。

　　13 “新式资本主义”是张闻天提出来的，毛泽东1944年在讲话中也使用过，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不再用这个词，统一提“新民主主义经济”。见张闻天：《发展新式资本主义》（1942年10月7日），《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央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15 曾彦修：《一颗沉埋了半个世纪的明珠——略谈张闻天的文化思想》，见《张闻天研究文集》第三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

　　16 《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年8版，第617页。

　　17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18 辛岩：《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点辨证》，见《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4期，第50－51页。

　　19 《张闻天文集》第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

　　2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21 《新民主主义论》的初版见延安《解放》杂志1940年2月20日第98、99期合刊。

　　22 《毛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23 王明认为，为了团结蒋介石抗日，中共可以不提民主。毛泽东认为，没有民主就不能实现全面抗日。

　　24 《毛选》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3－326页。

　　25 《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678页。

　　26 《毛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27 《毛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3页。

　　2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第1084页。

　　29 《林副主席就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的一封信》。

　　30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6－327页。

　　31 Edited by Andrew Watson：Mao Zedong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Border Region. 该书为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全书的英译本，1980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引文出自Andrew Watson为该书撰写的序言。

　　32 《马恩全集》第1版，第25卷，第495－496，963页。

　　33 《马恩全集》第1版，第28卷，第256页。

　　34 《马恩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35 《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305页。

　　36 《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774页。

　　37 《马恩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525页。

　　38 《邓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139，224页。

　　39 《邓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40 《马恩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41马克思把现代工业称作“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严格意义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结合和技术工艺的整体的起点”。（《资本论》法文版中译本第662页）他认为机器大工业不仅产生了现代无产阶级，而且也构成了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这个观点假定机器大工业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