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星】五四时期新思潮传播的社会心理原因

　　自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思想界进入一个激烈动荡的时期。西方进步社会意识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西方进步社会意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除了社会历史原因外，还有其社会心理原因。分析五四时期进步青年的社会心理状态，对于全面地认识五四时期新思潮传播的历史根源是会有所帮助的。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强调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和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决定作用，但他从不认为经济条件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恩格斯曾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i]。社会心理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在历史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普列汉诺夫曾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指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ii]。 

　　社会心理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发形成的一种不系统的、对社会存在比较直接的反映，它发现为人们的感情，情绪、意志、风俗、习惯、自发的倾向和朴素的信念等等。人们的社会心理为一定时期社会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最初的动机、激情和意识材料。只有在对一定时期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而对社会心理做一番具体详细的研究，才能对这一时期社会意识形式的形成，以及整个社会历史进程，作出科学的全面说明。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五四时期在中国传播的新思潮，大都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外来的社会意识之所以能够为当时中国的进步青年所接受，除了社会经济原因外，当时中国青年在对社会直接感受中形成的特殊社会心理起了更为突出的作用。 

　　五四时期中国进步青年的社会心理主要特点是： 

　　（一）面对中华民族的贫穷、落后、愚昧和遭受的屈辱，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 

　　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屈辱，给五四时期的青年造成了深刻的精神创伤。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国家主权丧失，领土被割让，严重损害了青年们的民族自尊心。他们痛感于民族的危机，自发地产生了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和责任感。 

　　当时被称为“知识界领袖”、“新思潮之首领”的陈独秀在《1916年》一文中曾写道：“盖吾人自有史迄1916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受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皙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iii]。李大钊也在《青春》中写道：“吾之国族，已阅长久之历史，而此长久之历史，积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敝者，又宁容讳？然而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4。 

　　为求“中国之再生”，青年们以西方为师，努力学习和传播西方的新思想和新文化，积极倡导“科学与民主”，欲图“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5。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打破了他们对西方的幻想。恰于此时，苏俄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放弃沙俄时代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事实使一部分进步青年醒悟到，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都是一文不值的空话。“……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⁶。他们从实际感受中产生了朴素的信念：以俄为师，走俄国革命的路才是出路。青年们由朴素的民族情绪和爱国热情，转向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传播。 

　　（二）面对统治阶级的反动、专制、腐朽，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危机感。 

　　辛亥革命失败后，北洋军阀坚持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动统治。中国社会的黑暗与腐朽，使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危机感，并由此产生了变革社会现实的强烈愿望。 

　　陈独秀在1916年２月《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写道：“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此次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7。李大钊也在《新的！旧的！》一文中指出，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当然觉得不安，不快，“我很盼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8。 

　　出于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当时的青年们积极地学习和宣传各种激进的新思潮，认为“只有这两位先生（科学与民主——引者注）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一切的黑暗”9。 

　　1918年底以后，随着十月革命的影响，部分先进青年开始意识到：“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釆色者也”¹⁰。五四运动爆发后，部分青年在对社会的朴素反抗情绪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俄国革命为楷模，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思想，接受并积极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 

　　（三）面对封建家庭和道德观的虚伪、保守、禁锢，产生了对整个宗法制度的叛逆性。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封建制度的根基却仍然保留着。家族宗法制度作为封建制度的社会细胞，仍扼制着青年们的生活自由。许多青年在辛亥革命后新式教育，新思潮的影响下，为追求自由、解放的新生活，对封建道德萌发了强烈的叛逆心理。 

　　1917年吴虞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中写道：“吾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能前进。推其原故，实家族制度为之梗也。”“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即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则主体堕地”¹¹。陈独秀则明确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¹²。 

　　青年们的这种叛逆心理同那些主张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西方进步思潮产生了强烈共鸣，使新思潮的传播有了广大的市场。五四运动以后，一些进步青年冲破了个人的狭隘眼界，从对封建家庭和道德观的反叛逐步转向了对整个封建制度的抗争，从追求个性的解放逐步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道路。 

　　（四）对上层统治阶级的鄙弃与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尊崇。 

　　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出于对社会黑暗现实的不满，极端鄙弃那些专横、腐败的上层统治阶级。他们激烈地抨击那些死抱着儒家学说不放的封建遗老遗少，勇敢地揭露玩权弄奸的军阀、政客。陈独秀把军阀、官僚、政客并称为中国社会的“三害”，并尖锐地发问：“中国若不除去这三害，政治能有清宁的日子吗？”¹³ 

　　另一方面，进步青年却对下层劳动人民寄予极大的同情，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响亮口号¹⁴。1919年２月，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写道：“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¹⁵。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青年们组织了许多以推广平民教育为目的的平民教育组织和以劳工、求学为宗旨的工学互助组织。这些学生团体的建立，体现了进步青年对劳动阶级的纯朴感情。 

　　出于对上层统治阶级的愤恨和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与尊崇，青年们接受并积极宣传了许多主张社会平等的西方进步思潮。特别是一部分先进青年接受了阐明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并较快地转向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 

　　（五）思想的进取性、开放性、独立性和民主精神。 

　　五四时期的青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熏陶下，思想极其活跃，敢想、敢说、敢做、敢于冲破一切禁锢，极富进取性，对民族、对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们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不“逃遁恶社会”¹⁶，激烈地要求变革，要求前进，并努力探索拯救民族、强盛国家、改造社会的道路。 

　　他们的思想也极富开放性，他们以青年特有的敏感，以追求真理的朴素信念，如饥似渴地涉猎着各种崭新的社会和科学知识。 

　　他们的思想还极富独立性，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不管是封建遗老的攻击，还是政府强权的压制，都不能使他们折服。“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他们在独立思考中，探寻和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同时，他们在思想上也积极倡导民主精神，互相尊重，平等讨论。特别是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在“学术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方针指导下，成为各种新思潮的芸萃之地。 

　　在新思潮的传播中形成的进取、开放、独立和倡导民主等社会心理特点，大大促进了各种新思潮的传播，出现了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活跃局面，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由上述可以看出，五四时期新思想的传播，除了经济、政治等根本原因外，青年们更多地是根据他们各自的思想情感、自发倾向和朴素信念，走上了接受新思想、传播新思想的道路；而其中一部分先进青年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桥梁。 

　　五四时期的青年社会心理既积极地引导着他们接受了各种外来的进步社会意识，同时也给他们所接受的理论形式的社会意识留下了深深的社会心理残迹。感情的冲动、自发的倾向和朴素的信念，这是接受并形成新的社会意识的重要基础。但是，要进于科学的、系统的、清醒的理论意识，必须克服和摆脱社会心理的自发性、片面性和朴素的感情色彩。五四时期的青年虽然以火热的激情和真诚的信念接受了进步的社会意识，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却未能很好地根据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消化外来的社会意识形式，也没有来得及将原有的不系统的社会心理加以认真的整理和升华。“全盘否定中国文化遗产”和“全盘照搬西方文化”的倾向，就是社会心理特征的片面性和感情偏激的表现。包括一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还缺乏系统研究，也未能完全摆脱社会心理因素的残留影响。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理论准备不充分的一个重要方面。 

　　历史证明，一定时期的社会心理对社会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任何社会意识只有同社会心理相吻合，并引起人们的感情共鸣，才能为人们广泛接受；而要进于科学的理论认识，还必须做大量的研究、宣传、教育工作，克服社会心理的自发性、片面性和感情色彩，才能形成能够正确指导社会实际的社会意识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