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珺】论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导地位的确立

　　[摘  要]  20世纪是一个伟大的变革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中国历史学发生的最大、最深刻的变化就是建国初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导地位的确立。19世纪末，中国传统史学在理论、方法、学风等方面存在着种种弊端，时代呼唤着新史学的出现。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学者，学习、借鉴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运用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20世纪上半叶，近代实证史学是中国史学的主流，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开始崛起。2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了飞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在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及其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封建主义传统史学的过程中，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最终在中国史坛确立了指导地位。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史学要继续发展，要走向世界，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从外国史学的最新成就中吸取营养，而且在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上需要跟上当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步伐，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更新过时的观念，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中国的史学源远流长，但它总能不断闪耀出时代的光彩，因此它既古老，又年青。中国的史学从其发端到现在，几千年的风雨历程显示出越是社会上出现大动荡、大转折，史学就越发显示出勃勃生机，从而自身得到不断发展、更新。20世纪是一个伟大的变革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巨大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变，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的面貌，作为反映人类社会发展、变革的历史学，在这个世纪里也发生了自中国历史学产生以来最伟大、最深刻的变化，这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导地位的确立。 

　　                     一、建国前中国史学状况的回顾 

　　我国是一个有着治史传统的国度，其历史之久远，遗产之丰富，令世界震惊。然而，当历史即将进入20世纪的大门时，古老的中国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与此同时，传统史学在理论、方法、学风等诸方面存在着种种弊端。清代考据学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学遗产，这是传统史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但乾嘉学者的考证大多数集中在经解和古代名物制度方面，而且这种考证往往流于繁琐，当封建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衰世，国家正面临着被奴役和被瓜分的危险时，它自然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厌弃。早在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在呼吁变法改革的同时，就倡导史学恢复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魏源在鸦片战争之后也撰写《海国图志》，用意在于启发国人对中国和外国实际情况的了解。龚自珍和魏源的学术思想，对晚清学风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传统史学的危机不仅表现在它严重脱离实际的学风上，还表现在它的理论和方法都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步伐。19世纪后期，西学开始在中国传播。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西方近代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一些外国史的著作，都陆续介绍到中国来。人们的眼界开阔了，突然发现传统史学的一些历史观念和治史方法是显得如此陈旧和缺乏活力，如果不加以改革，史学也就不会再有所发展了。 

　　时代呼唤着新的史学。在社会面临重大变革之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学者，学习、借鉴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反省和批判传统史学。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旗手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1901年）和《新史学》（1902年）等著作中，猛烈地抨击了传统史学。章太炎在《訄书》中提出，新史学要做到“熔冶真理”，即反映历史进化的规律。他们的历史贡献在于，以近代的学术观念为“新史学”（近代史学）提出了全面构想，提出了“史界革命” 的口号和建设“新史学”的主张，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然而，深入反映我国近代史学成就的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批新的历史考据学者。他们所以能够取得显赫的学术成就，是因为较好地处理中西之学的关系。他们一方面继承乾嘉学派无征不信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运用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在许多中国历史专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时至今日，他们的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仍然影响着史学界。 

　　20世纪上半叶，近代实证史学是中国史学的主流，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坛上开始崛起。20世纪初，在中国的一些出版物上已经有人开始片段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但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1919年以后，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唯物史观很快得到了传播。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不仅在介绍唯物史观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而且开始用唯物史观来重新观察历史。此时，美国的鲁滨逊新史学派和德国的兰克学派陆续传人中国，罗素、杜威、尼釆、叔本华、康德等人的哲学思想也在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反映到史学发展方面，这些思想激励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和勇气，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李大钊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中，对什么是历史、历史学、历史观作了科学的阐述，指出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他还联系中国历史的实际，撰写了《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论文。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应用于历史研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 

　　20世纪20-40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特殊的时期，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阶级斗争、学派斗争，特别是军事斗争的残酷性都集中体现在这一历史时期。这一切反映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就是各种思想、流派异常激烈地交锋。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在不断碰撞、斗争。在10年内战期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得到发展，并在实践中走向繁荣。在抗日战争期间，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了迅速发展，与实证学派的学者只就思想谈思想不同，此时，郭沫若、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思想史研究都注意联系社会史，探究各种学术思想流派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判明其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抗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除在方法论的运用和史料的掌握、鉴别较以前成熟之外，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贴近现实和具有强烈的战斗性、批判性。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进性更加凸显出来。 

　　                 二、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指导地位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这是在中国历史的伟大变革中，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学术界迫切的需要。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1949年10月创办了《学习》杂志。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艾思奇的《从头学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方法》一文，指出：“过去我们一般的干部和群众的马列主义知识水平是很低的。一方面，广大地区和主要城市是处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就是死罪。解放后，马列主义思想对于人民群众还是陌生的，许多人甚至对此毫无所知。而旧社会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反动派的宣传都还保留着很大的影响。另方面，解放区是长期处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受着相当大的客观上的限制，许多干部虽然在斗争中积累了不少的宝贵经验，他因为没有认真学习过马列主义的理论，就不能把自己经验加以总结、提高。”^[1] 此文既指出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和现状，同时也说明了新中国的成立，为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头学起”，普遍开展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运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 

　　广大史学工作者也都自觉地开始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包括许多原先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很少的著名学者。陈垣先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治史的重要和必要，70高龄的陈先生1950年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热切表示：“一切从头学起。年力就衰，时感不及，为可恨事。”^[2]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曾谈到他在解放初期的思想情况时说：“接着中国革命胜利了，革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支持了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们深信，正是这场革命制止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军阀和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救出了中国，重新获得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3]冯先生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解放初期的共同心态。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改变了中国人民悲惨的命运，使人们认识到这个理论的巨大力量。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它自然也应该成为我们历史研究的指南。现在我们中有些人很难理解我们的前辈为什么对马克思主义有那样一种深厚的感情，其实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中国人民是怎样经历了千辛万苦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没有切实的体会。 

　　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两个方面：一是学习、介绍苏联的史学理论及其研究成果，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史观，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及封建主义传统史学的影响；二是在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开展热烈的争鸣与讨论。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促使俄国的一大批历史学家转向马克思主义营垒，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苏联取得了主流地位。由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科学分析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得到了证实，因此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4]由于苏联史学一度被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典范，因此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往往是全盘吸收和接受苏联学者的观点。 

　　五六十年代苏联史学理论对中国史学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表现在当时史学界展开热烈争鸣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上，如被称为“五朵金花”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即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人物评价等。其二，表现在批判胡适等人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上，通过这些批判清除唯心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 

　　在建国初期，关于我国的主体民族——汉民族的形成问题，史学界曾展开热烈讨论。1952年，苏联史学家格·叶菲莫夫在列宁格勒日丹诺夫大学举行的科学会议上，作了《论中国民族的形成》的报告。随后，这一报告在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53年第19期上发表，并译成中文，刊载于我国《民族问题译丛》1954年第2辑上。该文主要根据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和特征的理论，认为“中国民族曾具有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所固有的许多特点，它是在19世纪之间形成的。”20世纪50年代，范文澜先生曾发表文章，认为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并依据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指出民族的四个共同特征在秦汉时均已实现。^[5]这是新中国史学家对斯大林民族形成理论第一次公开的“背叛”，由此引发了建国以来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学术争论。范文澜的文章发表之后，陆续有许多学者撰文参加讨论，其中绝大多数是根据斯大林民族形成理论而对范文澜进行反驳。由于各人对民族特征理解不一，有人认为在明代后期形成汉民族，^[6]而认为汉民族形成于鸦片战争之后的学者，他们的主要理论依据是斯大林的论述：“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7]。对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也反映出一些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时的简单化倾向，对于“民族”定义的理解，有些人不是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判断，而是常拿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定义生搬硬套，因此，往往无法弄清楚中国的历史和民族的形成及其发展的进程。根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民族只能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那么在不曾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中国，汉族则只是一个部族，直到建国前，有的民族还未进入封建社会形态，甚至处在原始社会阶段，这样一来，我国很久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事实，也要被改写为只是一个多部族国家，而这完全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这也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史学理论对我国史学产生的直接影响。 

　　建国初直至60年代，大量引进、介绍和学习苏联史学（包括苏联史学理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它对于我国的历史学家和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或学习中外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也为培养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史的同时，为了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思想理论界又开展了大规模的对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1954年9月和10月，李希凡和蓝翎在《文史哲》和《光明日报》上先后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等文，因俞平伯等人的研究方法师承胡适，于是，这场唯心主义的批判，很快就深入到文学艺术、哲学、历史、教育等领域对胡适唯心主义的批判。20世纪50年代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是“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者批判胡适唯心论的继续和深入。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批判胡适的多元论历史观。第二，批判胡适的主观唯心史观。第三，批判胡适的史学方法。”^[1](P,487)在胡适看来，全部历史只是历史的堆积，没有什么发展规律可言，客观真理是不存在的。既然历史毫无规律，那就可以任人打扮或雕琢，这就是胡适唯心史观的表现。胡适把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问题完全撇开，只对史事的考证和史籍的整理、校勘与文字训诂等感兴趣。他把科学的治学方法归结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真言。这就等于说历史学允许人们用主观的想象来补材料的不足，实际这正是违背了科学的基本精神。胡适的历史学观点和治学方法曾经对史学界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解放初期，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以胡适的唯心史观和方法论为重点，是抓住了要害。这对克服史学领域内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如客观主义唯心史观，主观主义唯心史观等，有一定的帮助，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清除和抵制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于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起了重大的作用。”^[1](P,489)但是，当时对胡适历史观、方法论的批判也有偏颇之处，主要表现为全盘否定胡适在“五四”时期的学术成就。胡适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一名资产阶级学者，因此，他的学术本身就具有两重性：一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二是批判封建主义。他所倡导的“整理国故”，就是一个明证。胡适借“整理国故”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诱导人们走上埋头整理故纸堆的歧路上去。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整理国故”的另一方面是反对封建主义。他主张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在材料问题上务必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的资产阶级新史学，在打破封建史学体系方面有卓越的建树，新方法论的引进，也带动历史研究和新史料开发整理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但在理论建树和对历史的系统性总体把握上，资产阶级史学表现出先天不足，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取代新史学，成为史学主流，是历史的必然。20世纪50年代初期，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对以下一些基本历史观点取得了共识。“第一，历史不再被看做是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第二，历史变动的原因不应单纯用人们的思想动机来解释，而应着重考察这种变动背后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一切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变动的基础。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杰出人物可以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甚至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改变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发展的方向。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命运的力量是人民群众。第四，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导致农民起义史不绝书的根本原因。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第五，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既有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的一面，又有民族友好、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一面。必须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与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严格区别开来。第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8]在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过程中，我国的史学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并遵循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我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在中国史、世界史、民族史、考古史等领域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因此，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取代了近代实证史学的主导地位，开始成为中国史坛的主流。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自从人类和人类社会产生之日起，就开始了人类文化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中国人民以其卓越的聪明才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形成了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以此为人类的发展和世界的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越加凸显，尤其是在当今社会，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大与否，一方面取决于其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取决于其文化实力；同样，一个政党能否牢牢地掌握政权，既取决于它所拥有的政治、经济资源、也取决于它所掌握的文化资源，取决于它是否掌握先进文化发展的主导权。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尤其是在宋元时期，我国的科技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曾经是人类先进文化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已经成为黄昏落日，夕日黄花，风光不再。近代中华民族在中西方的碰撞中失败，从实质上宣告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失败。因此，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上发展现代先进文明，是中华民族必须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是否先进，不仅在于它的阶级基础是否先进，而且在于它所赖以存在的文化根基是否先进，在于这种文化是否始终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一个代表了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掌握了先进文化发展主导权的政党，最终必然会成为一个获得人民拥护的政党。因此，对于任何一个政党而言，努力实现自身文化基础的稳固性与先进性的有机统一，是关系到该政党生死存亡的重大课题。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的文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历史研究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方面，因此在众多的史学流派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必然会占据主导地位。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主导地位的确立，使历史研究的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重要的成果。 

　　史学是联结现实和历史的一门科学。不仅古代史、近代史的研究与现实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当代史研究的视角和价值判断也不能不受现实的制约。正因为如此，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并不认为史学可以脱离现实而躲进象牙塔，而是主张史学应该为现实服务。但历史研究如果完全按照现实的需要来剪裁历史事实，这实际上就取消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历史学从根本上来说，必须从学科建设需要出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鼓励史学家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才能得到健康发展和繁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余年了，在和各种不正确思潮、观点斗争的过程中，我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带领我们的国家不断向前发展、开拓进取。在世纪之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的文化前进方向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经济、政治和文化是构成人类社会有机体的三个基本领域。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点形态上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将文化问题单列出来，表明了我们党对文化的高度重视，对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关系以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关系的深刻认识。    

　　文化作为社会物质生活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包含着多方面的丰富内容，而其核心是世界观。科学的世界观决定着文化的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它既反映了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又集中表达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因而成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是总结我们党的80年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是有史以来从根本上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体系，是当代先进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决定着先进文化的性质和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史学后，使中国史学发生了深刻变革，许多观念、研究法、研究领域都起了重大变化。例如传统史学认为历史的主体是帝王将相，是少数英雄人物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少数杰出人物有重要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群众；传统史学是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史学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的，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自由与进步等等。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使史学真正成为科学，对历史的认识更客观、更深刻，从而更好地发挥史学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 

　　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与各个国家、民族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的论述，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基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我们不能死抱着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或个别结论不放。坚持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和研究我们正在从事的实践活动。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定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历史学当然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有新的发展。我们不能老是以中国享有得天独厚的丰富史学遗产而沾沾自喜，也不能老是以外国研究中国历史始终不如中国人而自我安慰，中国史学要继续发展，要走向世界，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从外国史学的最新成就中吸取营养，而且在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上需要跟上当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步伐。  

　　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经历了从近代实证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目前正受到新的考验和挑战。这种考验和挑战并不是坏事，它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进一步的锻炼。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学说，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吸取以往失误、教训的基础上，只要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更新已经过时的观念，一定能够更加发扬光大，保持自己在史学界的主导地位。 

　　[参 考 文 献 

　　[1] 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480. 

　　[2] 自寿彝．要继承这份遗产[A].白寿彝史学论集[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377. 

　　[3]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371. 

　　[4]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32. 

　　[5] 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J]．历史研究,1954,（3）：15. 

　　[6] 张正明．试论汉民族的形成[J].历史研究,1955,(4)：95. 

　　[7] 曾文经．论汉民族的形成问题[J]．历史研究，1955,(1)：67. 

　　[8] 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J]．历史研究，1996，(2)：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