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星】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毛泽东建党思想

　　（一）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按照列宁关于新型工人阶级政党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这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和各方面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特殊的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在马列主义的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答案的特殊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工人阶级政党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毛泽东建党思想。

　　１、中国共产党建设面临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东方的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它所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同工人阶级政党的发源地欧洲国家国家相比，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阶级结构和主要矛盾，又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承担起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身二任的特殊历史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在党的自身建设过程中，都面临着许多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所没有遇到过的特殊问题。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在以农民占主体的落后的农业国家中建立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工业尚不发达的落后农业国家，工人阶级的人数很少。１９１９年，全国只有大约２００万产业工人，既使到１９４９年也只有大约３００万人。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８０％以上。他们由于被剥削、受压迫的阶级地位，也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因而成为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并且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要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就必须注意吸收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加入党的组织，到农村中去积蓄和发展党的力量，壮大党的队伍。在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包围之中，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了党的组织很大成分的情况下，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大量地反映到党内来，对党的建设造成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坚持从思想建设入手，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创造性地解决了在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下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问题，把党建设成为既具有广泛群众性又保持工人阶级先进性的革命政党，并且同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血肉联系。

　　第二，中国共产党是在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一般说来，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个利益互相冲突的对立阶级。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中国革命的对象之一。然而，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是依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当帝国主义国家间发生尖锐的矛盾、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对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时候，依附别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买办资产阶级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反对某个帝国主义的阵线。民族资产阶级是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它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有一定的革命性，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它大部分时间里是站在革命阵营一边的；另一方面，它在革命过程中又时常表现出软弱性、妥协性和不彻底性。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一特点，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正确的策略，既不能排斥同资产阶级的联合，放弃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的时机和条件；又要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同资产阶级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1（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４日），《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６０４页。〕中国共产党在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关系过程中，迫使民族资产阶级放弃了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从而确立了党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中的领导地位。

　　第三，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壮大起来的。“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６日），《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５４２页。）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内部没有民主制度，没有议会可以利用，没有进行合法斗争的条件。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野蛮镇压和屠杀面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１９２７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创建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进行了长达２２年的人民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同武装斗争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党坚持了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把军队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实现党的政治目标的武装集团；另一方面，依靠人民军队，依靠武装斗争，去发展党的队伍，巩固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扩大党的影响。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４日），《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６１０页。）长期武装斗争的艰苦磨炼和严峻考验，培养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立场，高度的政治觉悟，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培养了中国共产党人藐视一切敌人、敢于战胜一切困难的战斗风格。

　　第四，中国共产党是在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过程中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党的“一大”就明确提出要“联合第三国际”，（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册，第３页。）党的“二大”又正式作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由此成为国际的中国支部。（同上，第６７页。）由于同共产国际的直接组织联系，中国共产党没有受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坚持了新型工人阶级政党的基本建党原则，这是党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但是，共产国际在一段时间里，过分强调各国党服从一个统一的国际指挥中心，甚至于粗暴地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特别是在２０年代末和３０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些都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错误干涉，对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艰苦的曲折的斗争。毛泽东坚定地主张：“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１９３０年５月），《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１１５页。）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４日），同上第２卷，第５３５页。）要求把我们的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自力更生。（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１９

　　４５年８月１３日），同上第４卷，第１１３２页。）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和开创了建设中国式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途径，依靠中国党和中国人民的自身力量，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形成了一种不依附于任何集团、不屈服于任何压力、坚持走自己的路的优良传统。

　　２、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建党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它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过程中，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独创性经验，经过全党同志的集体奋斗，而逐步形成

　　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毛泽东建党思想的萌芽（１９２１——１９２７年）。

　　早在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就已开始萌芽。党在创建过程中，即按照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特别是列宁关于建立新型工人阶级政党的建党原则，明确规定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制订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和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纲领，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党制定了实行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的正确路线，阐明了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提出了建立工农联盟的思想，并正式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１９２３、１９２５和１９２７年，中共中央又三次修订党的章程，初步完善了党的各项原则、制度和纪律。这些关于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革命纲领和斗争策略的正确规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标志着毛泽东建党思想的萌芽。

　　但是，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处在幼年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很好地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党处在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平等包围中，但是没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笔革命武装，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这些情形，都是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４日），《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６１０、６１１页。）特别是在大革命的后期，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时未能采取断然有力的革命措施，终于使第一次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跌倒在反动派大屠杀的血泊之中。

　　第二阶段：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初步形成（１９２７——１９３５年）。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开始了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创建革命军队，开辟农村根据地，逐步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革命道路的开辟，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党的组织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建设遇到了许多新问题。毛泽东等人总结了井冈山、赣南、闽西等根据地党的建设经验，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农村武装斗争环境中，在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建设先进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问题，初步形成了毛泽东建党思想。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初步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就把党的发展和建设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创建农村根据地结合起来，为党的正确纲领和路线得以实现提供了政治保证。其次，毛泽东提出必须加强党内的政治思想教育，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首先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这就解决了党在转入农村以后如何继续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问题，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初步形成的最主要标志。同时，毛泽东针对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原则，这就初步形成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此外，毛泽东既反对“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发展了党内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又反对来源于“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性”的极端民主化，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正确实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初步形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革命道路上的发展、壮大和巩固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但是，当时党的领导机关由于受“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仍然坚持“城市中心论”的观点。反映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主要是片面地强调发展中心城市的产业工人支部，不适当地要求“指导机关工人化”和“指导干部工人化”。特别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时期，毛泽东等人的一系列正确主张被否定和排斥，使中国共产党又一次遭受了严重挫折。

　　第三阶段：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完整形成（１９３５——１９４５年）。

　　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在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拨正了航向，开始了新的发展时期。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彻底纠正了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制订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从而为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党的队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党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具有广大群众性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在党的组织大发展的同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深刻总结了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的重要任务，（《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５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２册，第１５６页。）并且为加强党的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发动并领导了全党的整风运动，彻底清除了“左”、右倾错误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影响，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使全党同志深刻地掌握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政治路线，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全党的高度团结和统一。在这一时期中，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对党的建设问题作了系统的深刻的论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和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对党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等对党的各方面建设的系统论述，使毛泽东建党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完整形成。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完整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深刻阐明了争取和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权的重大意义，指出了工人阶级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全国各革命阶级政治领导的基本条件和政策。第二，深刻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第三，深刻阐明了党的“三大法宝”及其相互关系，提出了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第四，进一步发展了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的建党思想，创造了通过整风形式，从思想建设入手搞好党的全面建设的宝贵经验。第五，深刻阐明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了依靠民主集中制调动全党积极性的方针。第六，深刻阐明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党的优秀干部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第七，深刻阐明了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对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方针。第八，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工人阶级政党的党性原则高度，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优良作风。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完整形成，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建设，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达到了成熟，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１９４５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建党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党的建设的根本指导原则，成为全党的宝贵理论财富。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建党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为这一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二）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建党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积累的独创性建党经验的科学概括和理论总结，它从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理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工人阶级政党的建设，包括了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最显著特点，在于它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各项建设的首位，强调首先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最核心的内容。

　　这一建党思想，是根据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特殊社会环境和组织成分上的特点提出来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农业国家，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党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长期战斗在农村环境中，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大量地反映到党内来。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确实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

　　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就开始探索解决这个问题。他在１９２８年１１月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突出强调了加强党内“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７７页。）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上，毛泽东以“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总纲和突破口，从思想建设入手，全面加强了红四军党组织的各方面建设，巩固了党在红四军的领导。毛泽东为会议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标志着首先从思想上建党这一原则的初步形成。１９４２年开始的延安整风，使这一建党原则进一步完善，达到了成熟。１９４５年，刘少奇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毛泽东建党思想作了系统地阐述，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刘少奇《论党》（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４日），《刘少奇选集》上卷，第３２７页。）

　　毛泽东建党思想不仅阐明了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创造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宝贵经验。

　　第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科学的世界观武装全党。

　　马克思主义阐明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历史使命，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行动指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党员的头脑，使全党同志都能系统地掌握和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这是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基本条件。

　　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保持了党在指导思想长的马克思主义纯洁性，这是我们党的一个突出特点和优势。但是，党在诞生之时，由于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还比较短，因而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党成立以后，又立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长期处在极其紧张、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因而造成了相当一些党员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这成为党在一段时间里，多次出现“左”、右倾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一方面亲自动手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另一方面，向全党发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号召，动员全党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竞赛。（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４日），《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５３３页。）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系统地出版了一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推动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在延安整风中，全党进行了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大大推进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为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政党的行动指南，而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不是万古不变的教条。“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Z0同上，第５３４页。$#z因此，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是搞好党的思想建设的中心一环。

　　２０年代末和３０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也严重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导致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泛滥，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十分惨重的损失。

　　毛泽东在同“左”倾教条主义的长期斗争中，形成并确立了我们党正确的思想路线。１９３０年５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第一次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１１６页。）这标志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初步形成。１９３７年，毛泽东思想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系统地深刻地批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延安整风把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作为中心内容，比较彻底地清除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完整地形成并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的确立，为我们党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掌握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走上胜利的坦途，创造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思想条件。

　　第三，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刘少奇《论党》（１９４５年５月１４日），《刘少奇选集》上卷，第３２７页。）因此，积极地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克服和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确立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主导地位，才能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这是党的思想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毛泽东一贯十分重视和强调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早在古田会议时，他就明确指出，红四军党内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１９２９年１２月），《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８５页。）因此，他在会议决议中严肃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八种错误倾向，并具体指出了纠正的方法。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党的组织大发展、党的建设面临着紧迫任务的情况下，毛泽东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在文章中明确阐述了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重要意义，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３５９页。）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次全党规模的无产阶级思想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全党同志在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基础上，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武器，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比较好地克服了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各种错误倾向，真正确立了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主导地位，极大地推进了党的各方面建设。

　　第四，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做到真正从思想上入党。

　　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属性、指导思想、政治路线、组织原则、根本宗旨、工作作风等决定党的性质的基本要素，对党员的思想、行为的规范和要求。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就是要求党员按照党的性质，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全面提高各项基本素质，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

　　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和党员数量的发展，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同时，他更加重视党员素质和质量的建设，强调通过严格的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全面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各项工作能力，通过强化党的每一个细胞，建立整个党组织的坚强肌体。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应当成为“民族的阶级的英雄”，他们应当“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１９３７年５月８日），《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２７７页。）他提出，共产党员应当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以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服从群众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１９３７年９月７日），《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３６１页。）他要求共产党员在领导人民群众前进的过程中，应当站在斗争的最前列，“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４日），《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５２３页。）他明确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还要经过不断的思想改造和党性修养，真正从思想上入党。由于毛泽东等党的领袖的精心培育和率先垂范，我们党造就了一代受到人民尊敬和爱戴的优秀党员，这对树立党的良好形象、确立党的领导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

　　２、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

　　党的政治路线是根据党的最高纲领制定的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纲领，它规定着党在一定阶段的总任务和总政策，同时也规定着党的建设的目标和方向。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经验，科学阐明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自身建设的相互关系，明确提出了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创造。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１９４８年１１月），《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３５７页。）１９３５年的遵义会议以前，党曾经制定过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推动了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党内也曾出现过多次右的和“左”的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党必须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并加以正确的贯彻，党的组织才能发展和壮大，党的建设才有基础；相反，如果政治路线出现偏差，党就不可避免地遭到挫折，蒙受损失。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深刻阐述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自身建设的密切联系，要求全党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并通过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巩固，保证正确的政治路线得以贯彻和执行。这标志着上述建党思想的形成。

　　要坚持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必须注意四个问题：

　　第一，把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放在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

　　党的政治路线规定着党在一定时期的总任务和总政策，只有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党的组织才能发展、壮大和巩固。同时，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制定和贯彻，要依靠正确的思想路线，依靠坚强的组织领导，依靠良好的工作作风。只有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搞好党的全面建设，才能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在全党的工作中得以贯彻。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即明确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３页。）正是为了使党“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毛泽东深刻地分析和阐明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领导创建了井冈山等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步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他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深刻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并将这一思想和理论概括为“朱德毛泽东式……的路线”。（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１９３０年１月５日），《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９８页。）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成为党的政治路线建设上的一个伟大的历史性飞跃。

　　毛泽东走上全党的领导岗位之后，坚决纠正了长期以来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党引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抗日战争时期，是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达到成熟的时期，也是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时期。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中，系统而深刻地阐明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完整形成了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全党比较彻底地清除了历史上“左”、右倾错误的影响，统一了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的认识，并且全面加强了党的建设。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党才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巩固，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党也正是通过正确的政治路线和英明的政治领导，确立了在中国人民中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

　　第二，正确开展反“左”、反右两条战线的斗争。

　　工人阶级政党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就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则是处在一个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大量地反映到党内来。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政治倾向上主要表现为左右摇摆，这是党内产生“左”、右倾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必须在党的建设中正确开展反“左”、反右两条战线的斗争。

　　党在遵义会议以前的十几年中，曾先后出现过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次“左”倾错误，这些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１９３６年，毛泽东深刻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及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１８６页。）

　　在这以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党的队伍不断壮大，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伟大胜利，并且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正确开展了反“左”、反右两条战线的斗争，既使克服了“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从而保证了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在全党工作中的贯彻。

　　第三，加强政治路线教育，保证全党在政治的高度一致。

　　保持党在政治上的高度一致，是工人阶级政党的一项根本要求，是使党的政治路线在全党工作中得到正确贯彻的根本保证。加强党的政治路线教育，则是实现全党在政治上高度一致的重要途径。毛泽东曾经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４日），《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１０９４页。）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是对党的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针对党和红军中有大量农民和游民无产者的情况提出：“在此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２５日），《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６３页。）在古田会议时，毛泽东严肃指出了“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所造成的危害，强调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要求“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１９２９年１２月），《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８７页。）红四军的党组织，经过认真的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提高了贯彻党的政治路线的自觉性，保证了红四军真正成为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党的遵义会议以后，全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政治路线指导下，走上了胜利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紧张的斗争环境，还没有来得及对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进行彻底清理。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真正统一全党的思想，仍然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错误，曾经在一段时间里对党的部分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造成了不良影响。直到延安整风前夕，王明等人在党内仍有一定的市场。延安整风从统一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和党的政治路线的认识入手，对全党进行了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使全党同志认识和掌握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政治路线，实现了全党在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党的历史经验证明，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只有经过反复的、经常的、深入的教育，才能为全党所掌握，形成全党的一致认识，化为全党的一致行动。

　　第四，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政策和策略是工人阶级政党为实现其政治路线，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艺术和手段，是工人阶级政党在一个较短时期内，根据政治路线的要求和客观形势的变化而规定的具体行动路线，以及为实现这一行动路线所采取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和革命口号。毛泽东根据党的历史经验，深刻阐明了政策和策略对工人阶级政党的重要意义，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毛泽东《关于情况的通报》（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０日），《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２９８页。）

　　我们党在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政治路线的同时，也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这些政策和策略为正确政治路线的贯彻，提供了重要的保证。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党的许多干部还不善于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的问题，提出要在全党“加紧进行策略教育，克服干部把问题简单化的现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３６页。）党内策略教育的开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灵活运用政策和策略的水平。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政策和策略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毛泽东及时指出和纠正了党内在执行各项政策中出现的偏向，深刻阐明了党的政策和策略与党的政治路线的相互关系，强调了正确执行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２９８页。）

　　３、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搞好党的组织建设。

　　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工人阶级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形成的集体主义思想、团结战斗精神和高度组织性与纪律性的集中和升华。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一项必然要求，是实现党的政治目标、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根本组织保证。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显著特点，在于科学地阐明和正确地坚持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提出了依靠民主集中制调动全党积极性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建立起来的。１９２７年６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正式把民主集中制规定为党的建设的“指导原则”。（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２３页。）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党在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组织建设的过程中，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情况，遇到了来自封建专制主义、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性、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许多方面的干扰，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毛泽东走上全党的领导岗位之后，深刻总结了党的组织建设的历史经验。他一方面坚决纠正了党内的专制主义倾向，扩大和健全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另一方面，努力克服了党内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完善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党的纪律，形成了全党在正确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基础上的组织上的高度集中统一。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之后，民主集中制在全党的组织生活中得到了普遍的正确的贯彻，大大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毛泽东建党思想在正确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上，主要阐明了以下观点：

　　第一，依靠实行民主集中制发动全党的积极性。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党内出现了陈独秀的家长制，阻碍了党内正确意见的言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时期，由于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过火的党内斗争，造成了党内关系的高度紧张状态。这种不正常的党内生活，窒息了党内的民主空气，束缚了全党同志的思想和手脚，妨碍了全党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遵义会议以后，政治上、军事上的“左”倾错误得以纠正，如何改善党的组织生活状况，调动全党的积极性，开创新的斗争局面，就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

　　１９３７年５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深刻论述了“党内民主问题”，明确提出了“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的方针。他指出：要建设一个指导伟大革命的伟大的党，“党内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１９３７年５月８日），《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２７８页。）由于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化和民主集中制的正确实行，调动了全党的积极性和对党的事业的负责精神，特别是使党的干部的开拓精神和创造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为党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的大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党的建设的实践证明，依靠民主集中制发动全党积极性的方针，是正确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一项重要方针。它使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有了明确的方向和落脚点。民主和集中是否正确地结合在一起，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看是否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调动了全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离开了调动全党积极性的目标，民主集中制就必然会出现偏向。

　　第二，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使党成为坚强的战斗集体。

　　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维护党在组织上的团结和统一，使党成为坚强的战斗组织，得以领导、组织和团结广大人民共同奋斗，以强大的组织力量，战胜敌人，克服困难，完成党的政治任务。毛泽东曾指出：“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毛泽东《论联合政府》（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４日），《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１０９７页。）

　　毛泽东走上全党领导岗位之际，我们党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期。在这个转折时期，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但在组织上却仍然面临着许多严重问题，这就是如何克服王明的宗派主义、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各路红军由于斗争地域、斗争历史不同而产生的山头主义，实现全党的团结和统一。

　　中共中央在１９３７年首先彻底批判和清算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同时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使红四方面军和全体红军一道，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毛泽东在总结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时，特别强调了党内团结的重要意义，指出：“这种团结是当前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础；因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１９３７年５月８日），《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２７８页。）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全党的团结和统一有了显著进步，但是王明宗派主义的残余影响依然存在。“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１９４２年２月１日），《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２１页。）在延安整风中，全党把“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作为主要任务之一，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对宗派主义的残余作了彻底的清理。延安整风后期，毛泽东又向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严肃地提出了反对山头主义的任务，并逐步形成了对“山头”问题的正确方针。经过延安整风，党内较好地克服了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的影响，形成了全党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坚强的团结和统一。延安整风之后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团结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第三，制定严格的纪律，同一切违反纪律的现象和行为作斗争。

　　党的纪律是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规定了严格的纪律，要求党组织实行“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要求“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１９２２年７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册，第９１页。）但是，由于带有自由散漫性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了很大比重，因此，要建设一个有严格纪律的、行动和步调高度一致的工人阶级政党，确实是一个极为艰巨的任务。

　　１９２７年的八七会议以后，党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的家长制，但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却逐渐滋长，并发展为相当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早在古田会议时，毛泽东就严肃批评了红四军党内的极端民主化现象和非组织观点，强调了遵守和维护党的纪律的重要性。遵义会议以后，党内又曾出现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王明严重破坏党的纪律的情况。毛泽东为此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再次严肃重申了党的纪律，提出：“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地位》（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４日），《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５２８页。）抗日战争时期，党达到成熟的又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建立起了严密的领导体制、工作秩序、议事规则和组织系统，完善了党的各项纪律，为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的指挥提供了可靠保障。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在革命胜利前夕，党又采取了建立报告制度、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将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等加强党的纪律的措施，为在革命胜利之际建立统一的全国性政权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四，坚持集体领导制度，防止个人包办。

　　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实行集体领导，这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体现。这一制度要求党的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不许个人或少数人专断。１９２７年５月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针对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明确规定：“中央应强毅地实行集体的指导，从中央、省委以至支部。”（《组织问题决议案》（１９２７年５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册，第８８页。）这是党对集体领导制度的第一次明确规定。

　　但是，这一制度在党内的贯彻，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王明“左”倾错误时期，他们为强制推行其错误主张，以“改造和充实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名义，到处派遣凌架于各地党组织之上的所谓“中央代表”、“中央特派员”或中央代表机关，造成“钦差大臣”满天飞的局面，严重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起了坚强的集体领导制度。

　　解放战争时期，党为继续完善集体领导作出了进一步努力。１９４８年９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严肃批评了一些领导机关中个人包办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不良习气，要求各级党组织“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毛泽东强调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３４０、１３４１页。）“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的经验，促使那些把集体领导变为有名无实的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扩大了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６日），《邓小平文选》（１９３８——１９６５年），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１８页。）历史经验证明，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使党作出正确决策，实施正确领导，在路线和政策上不犯或少犯错误的一项重要组织措施。

　　４、培养和造就千百万党的优秀干部。

　　干部队伍建设是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的组织路线和组织建设的核心问题。党的干部直接担负着在各条战线上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工作和组织工作，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是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桥梁。没有大批忠诚党的事业、具备职业革命家的良好素质、适应党的发展需要的优秀干部，党就无法胜利地领导群众实现党的斗争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和干部队伍，是在党的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在党的创立和北伐战争时期，党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为党的早期发展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但是，也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缺乏政治经验和领导经验等缺陷，未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各个层次的中坚骨干。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转入农村，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造就了一大批从农村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干部。但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囿于“城市中心论”的观点，片面地强调“指导干部工人化”（《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３册，第４６６页。）和“指导机关工人化”（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１９２８年７月９日），同上第４册，第３１９页。），使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发生了偏向。特别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时期，一批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干部在共产国际的扶持下把持了党的领导机关。他们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轻率地提拔所谓执行“国际路线”的干部，打击和排挤坚持农村武装斗争的干部，并且实行错误的肃反政策，给党造成了惨重损失。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形成了一支德才兼备、文武结合、经验丰富、联系群众的优秀干部队伍，并且在如何选拔、培养和使用干部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

　　第一，正确识别和选拔干部，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向全党提出了“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的战斗任务，同时也具体阐明了党的干部政策，提出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党的优秀干部，首先就必须坚持正确的干部标准和干部路线。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５２６页。）毛泽东所说的“才德兼备”，也称之为“德才兼备”，这是党识别和选拔干部的基本标准。所谓“德”，是指高度的政治觉悟、忠诚党的事业的政治品质和优良的思想、工作作风。所谓“才”，是指文化、理论、专业知识水平和组织力量独立开创新局面的工作能力。德与才是辩证统一的，识别和选拔干部，两个方面要紧密结合，既不能重德轻才，也不能重才轻德。

　　要正确地识别和考察干部，必须对干部作全面的了解和客观的分析。“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同上，第５２７页。）干部在工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决不能因一时的失误，便否定干部的全部历史。有的干部爱作表面文章，华而不实，有时也会在形式上做的轰轰烈烈，但只是“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因此，必须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干部，才能对干部的德才水平作出准确的判断。

　　在使用干部的问题上，“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同上，第５２７页。）我们党坚决纠正了在干部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形成了一支包括各种类型、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宏大干部队伍，使知识分子干部和工农干部、白区干部和根据地干部、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国外回来的干部和国内成长的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以及来自不同革命区域的干部，都在党的正确干部政策下紧密团结起来，成为党的事业不断发展的中坚支柱。

　　第二，注重培养和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

　　党的干部在党的事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１９３７年５月８日），《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２７７页。）因此，加强对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工作，努力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是造就一致优秀干部队伍、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一环。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针对党的组织迅速发展而党的干部尚不能完全适应这一需要的情况，中共中央进一步加紧了干部教育工作。１９３９年２月，中共中央成立干部教育部，统一领导延安各学校和全党在职干部的教育工作。８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其中把“加强对党的各级干部的教育工作”，“切实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准与工作能力”，作为了巩固党的重要措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２册，第１５７页。）干部教育工作的加强，对培养和提高干部的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干部教育工作应当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针对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要求改造一下“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并特别提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止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０２页。）经过随后开展的延安整风，有效地克服了党的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中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使广大干部正确掌握了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根据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的特点，毛泽东还特别重视对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干部的培养和提高，指出：“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１日），《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６１９、６２０页。）在党的精心培育下，一大批在农村武装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农干部，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使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得以集中和升华，从而成为优秀的治党治国治军的有力骨干。

　　第三，善于关心和爱护干部，加强对干部的指导、检查和监督。

　　党在遵义会议以后，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时期在干部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错误政策，把一切党的干部都看作是党的宝贵财富，使干部队伍在党的关怀和指导下，得以健康发展。毛泽东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把“必须善于爱护干部”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干部政策，并且具体阐明了爱护干部的正确方法。

　　首先，要正确指导干部的工作。一方面，要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放手让他们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另一方面，又要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指导下，正确地发挥其创造性。其次，要及时检查干部的工作。通过检查工作，帮助干部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并及时纠正错误。不能有委托而无检查，直至干部犯了严重错误，方才加以注意。再次，要耐心帮助干部改正错误。对干部在工作中的错误，应当采取耐心说服教育的方法，使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不应当轻易扣大帽子。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又不肯接受教育的人，才应采取斗争的方法。同时，要热情关心干部的生活。对干部生活中的困难，必须在可能的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此外，要严格监督干部遵守党的纪律，而且要“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５２８页。）

　　我们党这些爱护干部的正确方法，既体现了对干部的热情关怀，又体现了对干部的严格要求。这是使党的干部忠诚党的事业，为党积极工作，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措施，是搞好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经验。

　　５、把党的作风提到党性原则的高度。

　　党的作风是党的组织和成员在思想、政治、工作、生活等各方面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它具体体现着党的行动准则和精神风貌。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显著特色之一，就是把党的作风提到工人阶级政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提到工人阶级政党的党性原则高度来认识，把它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杰出创造。

　　党的作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１９４２年２月１日），《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１２页。）为此，毛泽东把党的作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为纠正党内的不良风气，树立良好的作风，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在延安整风当中，他鲜明地提出了“整顿党的作风”的任务，领导全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良风气的积极斗争，确立了以“三大作风”为核心内容的一整套具有中国共产党人显著特色的优良作风。

　　通过老一代革命家率先垂范和无数共产党人身体力行所展示出来的这些优良作风，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栋梁的英雄品格和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高度党性原则，并以此树立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光辉形象和崇高威望，赢得了人民的信赖、拥护和支持。

　　第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同时又是在中国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领导中国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要正确处理好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相互关系，就必须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就针对党内的主观主义作风，提出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同时，“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１９２９年１２月），《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９２页。）经过延安整风，全党比较好地清除了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树立了正确的工作作风。毛泽东指出：“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毛泽东《论联合政府》（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４日），《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１０９４页。）

　　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首先必须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不应当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结论，而“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４日），《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５３３页。）其次，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清中国国情。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是了解中国国情的基本方法；“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Z0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９年１２月），《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６３３页。$#z同时，必须掌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法。这就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所阐明的，“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方法。

　　第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同时，“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的党员应该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６日），《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０９页。）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建立了同人民群众牢不可破的血肉联系，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和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优良作风。

　　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在指导思想上牢固树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我们应当时时处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毛泽东指出，一切共产党员，都应该“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９４２年５月），《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７７页。）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是我们党的力量的源泉。我们应当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毛泽东《论联合政府》（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４日），《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１０９６页。）

　　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必须掌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群众中来，就是深入倾听群众的呼声，将群众中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系统的领导意见，形成正确的领导决策。到群众中去，就是把领导的决策向群众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依靠群众的实践得以实现，并在群众的实践中检验这些决策是否正确。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１９４３年６月１日），《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９９页。）

　　第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内思想斗争的主要武器，它对及时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保持党的健康肌体，增强党的战斗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毛泽东《论联合政府》（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４日），《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１０９６页。）

　　毛泽东用非常通俗的语言，生动地阐明了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意义。他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因此，毛泽东积极主张在党内开展“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同上，第１０９６页。）

　　毛泽东借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中国人民有益的格言，阐明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确原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说应该大胆开展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错误的东西决不能听之任之，不能讲情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说要虚心接受和正确对待同志间的批评，不能讳疾忌医。

　　要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既要克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自由主义态度；也要防止把党内批评变成攻击个人，使党内批评庸俗化的错误倾向。只要正确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我们就能去掉不良作风，发扬优良传统，保持党组织的旺盛活力。

　　第四，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人类最伟大最美好最崇高的理想。实现共产主义的路程，是十分漫长的。因此，共产党人必须正确对待过去取得的成绩，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不断推动事物前进，不应让过去的成绩变成妨碍党的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包袱。毛泽东指出：“我们决不能一见到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毛泽东《组织起来》（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９日），《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９３５页。）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取得了极其迅速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大党，并且建立了广泛的影响。１９４４年，毛泽东在《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中及时提醒全党，要把历史上由于胜利而骄傲起来，结果招致失败的教训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上，第９４８页。）一年以后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抗日战争已胜利在望，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要“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同上，第１０９７页。）在全国胜利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党内可能出现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又一次严肃地告诫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４３８、１４３９页。）坚持和发扬这一优良作风，是使共产党人永远保持蓬勃生机、不断开拓进取的重要一环。

　　第五，艰苦奋斗的作风。

　　中国革命面对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个强大的敌人，革命力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革命的道路极其艰难而曲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磨炼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前赴后继、锐意进取的斗争精神和英雄气概，形成了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艰苦奋斗的作风，集中体现在共产党人对待困难和挫折的态度上。我们党在革命过程中，遇到了数不清的艰难险阻，亦曾遭受过多次严重挫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共产党人坚持“在困难中不动摇”，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顽强的斗争意志，把中国革命引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毛泽东《为人民服务》（１９４４年９月８日），《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１００５页。）他用“愚公移山”的寓言教育全党，号召全党“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愚公移山》（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１日），《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１１０１页。）

　　艰苦奋斗的作风，还体现在共产党人对待物质生活的态度上。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期处在经济十分落后的农村，物质生活极为贫乏。在这种情况下，老一代共产党人一方面坚持自己动手，用艰苦卓绝的努力来克服和战胜困难；另一方面，坚持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由此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共产党人长期艰苦奋斗的结果，这一优良作风成为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针对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出现的“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要求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６、加强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和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不仅从理论上科学地阐明了党的先进性和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而且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宣传、英明的政治决策、严密的组织指挥、模范的表率作用、科学的领导方法、灵活的斗争艺术和不断取得的斗争胜利，确立了共产党在中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中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关于党的领导问题，是毛泽东建党思想中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

　　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党就明确指出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这个问题做了精辟的论述，指出：“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１８４页。）科学地阐明党对中国革命、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对整个中华民族的领导责任，为动员全党积极争取和坚持党的领导地位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要实现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必须采取正确的领导方法。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夜，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问题。他指出：第一，党必须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行动口号，以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党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每个党员应以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政治目标的原则基础上，建立、发展和巩固与同盟者的适当关系；第四，共产党自身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１９３７年５月３日），《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２６２、２６３页。）

　　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逐步确立并加强了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并且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经验。

　　第一，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

　　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引导人民群众掌握科学的世界观，使他们自觉地投身于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事业，这是实现党的思想领导的基本途径。

　　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绝不是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书本或机械地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我们党坚决纠正了党内曾一度盛行的教条主义和党八股，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内容同中国的民族语言和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大大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为从思想上争取群众，我们党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宣传，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指出：“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６８６页。）这生动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生命力和共产主义的必然历史趋势。

　　经过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造，经过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国人民作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选择，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确立了党对人民群众的思想领导。

　　第二，依靠正确的政治路线号召和动员群众。

　　党的领导，核心是政治领导。要实现党的政治领导，必须根据党的政治纲领，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根据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为人民群众指明当前的奋斗目标，以形成党领导下的统一的政治行动。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对实现党的领导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

　　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前期、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因而党的队伍迅速发展，影响不断扩大。大革命的后期，党的领导机关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结果使党和工农群众遭受了惨重损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方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使中国革命从失败中得以复兴和发展。但是，这时党内又出现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完整形成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并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地提出了党在各个阶段的具体行动路线和斗争策略。在领导群众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及时排除了“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贯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充分发挥了号召群众、动员群众、引导群众前进的指导作用，使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愿望通过党的政治路线得以实现，从而形成了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对党的英明政治领导的信赖和支持。

　　第三、以严密的组织体系实施坚强的组织领导。

　　要确立和坚持党对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地位，必须在党中央和各级组织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骨干，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严密的组织系统和完善的领导体系，克服分散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同时，还必须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将革命政权、人民军队和群众团体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实施“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坚持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是实现党的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物质保证。

　　在党中央和党的各级组织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骨干，是坚持党的组织领导的首要问题。“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６日），《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０９页。）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并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坚强的成熟的有威望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的精心培育下，党内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领导干部，形成了我们党治党治国治军的骨干。党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骨干的形成，为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创造了重要条件。

　　坚持党的组织领导，还必须建立严密的组织系统和完善的领导体系。我们党成立之后，就在全国各主要地区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形成了比较严密的组织系统。但是，由于１９２７和１９３４年两次严重的失败，党的各级组织遭到很大破坏。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党的地方组织几乎损失殆尽。抗日战争时期，党的队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各中央局和各级地方组织得到恢复或重建，我们党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全国性大党。党中央多次重申“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严格纪律，纠正了宗派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加强了党中央对各级地方组织的统一领导。党的组织系统和领导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为坚持党的领导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党的组织领导主要表现在党对革命政权、人民军队和群众团体的领导作用。１９４２年９月，中共中央针对一些地区党、政、军、民各系统的组织关系上存在的不协调现象，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正确阐明了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党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相互关系，严格规定了党的领导制度。决定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３册，第４２７页。）这个决定的下发和贯彻，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党的领导制度。

　　第四，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共产党员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先锋模范作用，这是吸引广大群众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的重要条件。毛泽东指出：“在长期战争和艰苦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的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４日），《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５２３页。）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应当表现在党的工作的各个方面。在思想上，共产党员应该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富于牺牲精神，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的和群众的利益。在政治上，共产党员应该最坚定，最具有远见卓识，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埋头苦干。在军队中，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共产党员应该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善于和党外人士合作，不作官僚主义的政客。在和群众的关系上，共产党员应该置身于群众之中，密切联系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取得群众的拥护。

　　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广大党员自觉地用工人阶级先进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加强党性修养，形成了一代受到人民群众尊敬和信赖的优秀共产党人。老一代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中的先锋和模范作用，使他们成为党保持与群众密切联系、领导群众前进的坚固桥梁和纽带。

　　第五，灵活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建立与同盟者的正确关系。

　　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建立和发展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正确处理和同盟者的关系，对增强党的力量，实现党对中国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领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２５日），《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２５７页。）

　　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因而成为工人阶级和中国革命的先锋队。但是，只靠少数先进分子单枪匹马、孤军奋战，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４日），《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５２５、５２６页。）我们党成立不久，就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掀起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抗日战争爆发后，又建立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全民族抗战。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其规模更加广泛，基础更加巩固，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在统一战线当中，共产党必须坚持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对同盟者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灵活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党对于同盟者缺乏必要的警惕和斗争，因而当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时，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抗日战争时期，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活动，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党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达到了成熟。

　　要建立与同盟者的正确关系，还应当照顾同盟者的利益，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及时发现并纠正了党内出现的打击开明绅士、破坏民族工商业、损害中农利益等“左”的倾向。毛泽东指出：要建立党对各阶级各阶层的领导，必须“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８日），《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２７３页。）党对统一战线中过左倾向的及时批评和纠正，保证了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执行。

　　第六，把军队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没有进行合法斗争的条件。党要取得领导地位，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创建一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武装斗争作为主要斗争形式。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４日），《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６１０页。)

　　党在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过程中，正确阐明和处理了党与军队的关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首先，党应当把军队作为完成其政治任务、实现其政治目标的主要力量，用人民军队和武装斗争，推动党组织的发展，扩大党的影响。毛泽东不仅要求每个党员都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真理，而且要求“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６日），《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５４５、５４７页。）其次，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保证人民军队的正确发展方向。党明确规定了人民军队的宗旨和任务，建立了党的领导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以防止出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１９２９年１２月），《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８６页。）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同上第２卷，第５４７页。）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军队为加强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夺取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七，掌握科学的领导方法，提高领导艺术。

　　党的领导的最本质的内容，就是为人民群众当向导，给人民群众指出正确的目标和方向，教育、组织和引导人民群众为自身的彻底解放而斗争。毛泽东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１９４０年３月６日），《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７４２页。）因此，掌握科学的领导方法，是正确实施党的领导的重要条件。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创造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对提高党的领导艺术和领导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阐明了从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中形成党的正确斗争策略和经过群众去执行党的决议的思想。（《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８８、１１５页。）在１９３３年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里，毛泽东严肃批评了党内在领导方法上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提出了“群众化”的领导方式。（同上，第１２４页。）延安整风当中，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完整形成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毛泽东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９００页。）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领导工作中的运用。坚持从群众中来，才能形成正确的领导决策；坚持到群众中去，才能依靠群众的伟大实践完成党的任务。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事实充分证明，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科学领导方法。

　　（三）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建党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同中国共产党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它对我们党的成长、壮大、发展、成熟，并确立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成为我们党的宝贵理论财富。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建党思想，对我们搞好党的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１、毛泽东建党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

　　毛泽东建党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在中国共产党建设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一方面，它在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的一般原理方面，坚持和遵循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理论；另一方面，它从中国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经验，又有许多新的创造和发展，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

　　邓小平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中，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建党学说及其相互关系，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他指出：“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正是因为列宁建立了那么一个好的党，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１页。）毛泽东建党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独创性经验作了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宝库。

　　毛泽东建党思想从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第一，它不仅坚持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而且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具有广大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问题。第二，它不仅坚持了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的一般内容，而且提出了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第三，它不仅坚持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而且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第四，它不仅坚持了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而且制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政治路线，提出了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第五，它不仅坚持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而且正确处理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实行了依靠民主集中制调动全党积极性的方针。第六，它部件阐明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而且制定了完备的干部标准、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第七，它不仅把党的作风提到党性原则高度，而且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共产党人显著特色的优良作风。第八，它不仅阐明了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责任，而且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到党的领导工作中，创造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丰富的领导经验。

　　毛泽东建党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发展得最完备，并且带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因此，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建党思想，对在中国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工人阶级政党，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２、毛泽东建党思想培育了坚强的、成熟的、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

　　在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是非常艰难和复杂的。中国共产党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其他工人阶级政党所没有遇到国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经过艰苦的探索和实践，科学地解决了党的建设面临的特殊问题，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坚强的、成熟的工人阶级政党，并经受了长期的极为严峻的考验。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指出的：“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下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８３１页。）

　　毛泽东建党思想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的建设的实践经验，全党同志的集体奋斗，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形成的重要源泉。同时，毛泽东建党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正是在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才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幼稚到成熟，并确立了在中国革命中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

　　我们党的建设曾经走过了曲折的道路。１９３５年的遵义会议以前，党曾经掀起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战争，创造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是也曾遭受了两次严重的挫折，造成了惨痛的损失。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走上了全党的领导岗位，深刻总结了党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使党逐步发展和成熟起来。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高度团结和统一，全面加强了党的建设，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邓小平指出：“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年），第４１页。）毛泽东建党思想培育了坚强的、成熟的、经得起任何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３、毛泽东建党思想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指导原则。

　　毛泽东建党思想科学地阐明了在中国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工人阶级政党的基本规律，系统地解决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的基本方法，因而成为党的建设的根本指导原则。这一根本原则，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和长期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建党思想形成于革命时期和战争年代，今天党所面临的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历史是不能割断的，现实的一切都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如果不了解党的建设所走过的历史道路，不了解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不了解凝聚着老一代共产党人集体智慧和伟大创造的毛泽东建党思想，也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党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也就无法找到科学的解决办法。因此，坚持以毛泽东建党思想为根本指导原则，对研究党的建设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建党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早在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毛泽东等老一代共产党人就曾积极探索了如何在执政的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问题，发展了毛泽东建党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思想，把毛泽东建党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党的建设实践的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还将不断增添新的内容。要把毛泽东建党思想继续推向前进，首先就应当以毛泽东建党思想为根本指导原则，认真学习和掌握那些具有普遍和长期指导意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原则和科学方法，并在党的建设实践中加以创造性的运用。

　　1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４日），《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６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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