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过程的历史回顾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1］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即致力于探索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结合。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指出现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求“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2］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创举。毛泽东采取“赎买”政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成功，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的设想，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

　　毛泽东领导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主持制定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三项根本政治制度，也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证。

　　毛泽东领导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制订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尽力纠正“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贯彻执行总路线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制订了一套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都有了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章程”。

　　毛泽东开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他的领导下，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都有很大发展。与此同时，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得到长足发展:拥有了原子弹、氢弹，打破了核垄断;掌握了人造卫星的发射和回收技术。这一切，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是实行“第二次结合”的理论成果，为找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已经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分两步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蓝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方向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目标。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探索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创造，固然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而探索过程中的重大失误和严重挫折，其深刻的经验教训也是留给后来者不可缺少的宝贵启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起了不可磨灭的奠基作用。

　　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二大之前，在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指导下，全党在总结建国以来30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教训和拨乱反正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经过1979年国庆30周年讲话到1981年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概括。

　　1979年邓小平主持起草、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由叶剑英发表的国庆30周年讲话，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讲话对现代化作出新的解释，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在提出民主与法制的要求后，又第一次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而比较完整地确定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纲领。国庆30周年讲话虽然还没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但已经明确提出了要走适合中国的道路:“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3］

　　邓小平主持起草、1981年经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指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的阶段” ［4］ ，并对“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作出了初步概括，从主要矛盾、工作重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和执政党党风建设等方面作了阐述。

　　正是在总结历史教训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的科学命题。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5］ 这段名言成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与概括和邓小平理论的正式命名

　　中共十二大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开拓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随之丰富发展。从十二大到十五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内涵的概括和论述从未间断，直到十五大将这个理论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15年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与论述，举其要者有11次之多。

　　第一次，1983年7月17日，为解释、宣传《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题为《试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讲话，指出:“《邓小平文选》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讲话扼要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取得的成果，指出: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提法，不是偶然地或者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我们经验的总结，历史发展的必然。可以说，这样一个提法，是对于我们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 ［6］ 这篇讲话以十二大精神为指导，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初步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究竟包含一些什么内容”。 ［6］（pp.201～216）

　　第二次，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的谈话中，相当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 ① 邓小平指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思想路线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的基本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

　　邓小平在谈到改革开放问题时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三十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现在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都在内。我们欢迎外资，也欢迎国外先进技术，管理也是一种技术。我们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如果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

　　第三次，1987年10月25日，中共十三大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报告对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这个首要问题作出鲜明的回答:“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和应当确立的具有长远意义的六条指导方针:第一，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第二，必须坚持全面改革。社会主义是在改革中前进的社会。第三，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第四，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第五，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努力建设民主政治。第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精神文明。报告指出:“总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 ［7］ 报告还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并列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指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规划了我们前进的科学轨道。” ①

　　第四次，1990年12月30日，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建议概括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从12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作了概括。

　　第五次，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论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鲜明地划清是非界限，指出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不能搞”:在所有制方面，既不能脱离生产力水平搞单一的公有制，也不能搞私有化;在分配制度方面，既要克服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在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既要克服过去过分集中、管得过多过死的弊端，又不能过于分散和削弱宏观调控。在社会主义政治方面，不能削弱人民民主专政，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在社会主义文化方面，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8］

　　第六次，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进一步指明改革的意义，他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还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5］（pp.373，374，370，372）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意见，邓小平指出，这是正常的。“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针对在经济特区问题上存在的分歧，邓小平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他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肯定“特区姓‘社"不姓‘资"”。同时，邓小平又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5］（pp.375，372，379）

　　邓小平还论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5］（p.373）

　　邓小平还对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他还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他还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5］（pp.377，375，377～378，373）

　　邓小平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还强调:“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5］（pp.378，380）

　　邓小平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同时，他又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5］（pp.379～380，382～383）

　　6月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表示他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提法。邓小平6月12日同江泽民谈话，表示赞成，并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9］

　　第七次，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所作的中共十四大报告以“南方谈话”为指导，采取新的角度概括了新阶段的新认识。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报告第一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邓小平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党和人民锐意改革，努力奋斗，整个国家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化;提出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报告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本质、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部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概括和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

　　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了全面的论述和相应的规定，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第八次，1993年12月26日，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赞扬“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丰富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引导我们继续胜利前进的精神支柱和科学指南”。 ［10］ 这篇讲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涵的概括，从哲学层面和根本点上着眼，高屋建瓴，重点突出，简约凝练。讲话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实行改革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点;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足点。

　　第九次，1995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印发中央宣传部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学习纲要在中共十四大报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作的九个方面概括框架的基础上扩展，从16个方面进行了阐述，这些论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第十次，江泽民1997年2月25日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悼词从评价和赞颂邓小平的伟大功勋的高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论断和概括。共分九个方面: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改革是必由之路;开放是必要条件;人民民主专政是政治保证;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国家的柱石;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构建和平的国际环境，打开对外关系新局面;关键在党。

　　第十一次，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二十一世纪》。报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式以邓小平的名字命名，全面论述了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科学体系，指出:邓小平理论是“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报告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提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要求，郑重指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11］ 报告论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概括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由上述11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概括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内容十分丰富，可以而且应该从各个方面进行探讨、作出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发展的理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其理论必然不断地丰富、加深和发展。提出和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新旧世纪之交，面对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回答新问题，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讲话，第一次提出并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说:“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5月14日，江泽民又在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用‘三个代表"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党的各项工作，都要坚持、体现和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 ［12］此后，经过理论和实践不断的探索和开拓，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多次进行了阐述、总结、概括。

　　第一次，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指出:“三个代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讲话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论述了“三个代表”之间的关系，说明它们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讲话还提出社会主义必须追求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12］（pp.153，163）

　　第二次，2002年11月8日中共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报告中，江泽民提出“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报告科学地总结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十条基本经验: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报告强调“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 ［13］ 报告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耗费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并第一次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第三次，胡锦涛2003年7月1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胡锦涛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他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他从十个方面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作了精辟概括。他还深刻地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13］（pp.369，370，376）

　　第四次，胡锦涛2004年8月22日《在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既对邓小平理论的创造性思想观点和方针政策作了归纳，又结合现实从理论创新、科学发展观、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一国两制”方针、和平外交政策等五个方面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阐述。

　　第五次，2006年8月15日，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并作出了历史的评价。胡锦涛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涵盖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等各个领域，涉及改革开放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和最突出的贡献，在于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的认识。” ［14］ 该讲话列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形成的“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成果” ① ，并予以高度评价，指出:“这些重大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目的、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等重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这些新论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也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典范。” ［14］

　　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回答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决定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13］（p.465）

　　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科学发展观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胡锦涛指出:“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总结了二十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全党同志都要“深刻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坚定不移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13］（pp.849～850）

　　胡锦涛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他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13］（p.850）

　　胡锦涛还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注意把握好几个问题:一是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二是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三是必须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断保护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四是必须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穿于各方面的工作。 ［13］（pp.850～852）

　　科学发展观这一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而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它赋予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确定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基本要求。

　　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全面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他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这六个特征的内涵，胡锦涛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指出“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 ［15］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大任务，并提出了工作要求和政策措施。

　　2006年10月，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要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 ［16］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 ［16］（p.648）

　　《决定》分析了目前我国社会总体和谐情况下存在的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进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16］（p.650）

　　《决定》确定了到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九大目标和任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循的六条原则，即: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改革开放、民主法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并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任务，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 ［16］（pp.651～652，661）

　　这个《决定》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总结实践经验，解决现实矛盾，大大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此，必须做到四个坚定不移: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时代要求下带领人民进行的一次新的伟大革命，新时期29年来的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

　　胡锦涛回顾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历程，把科学发展观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过程中作了深刻的论述。他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物质基础。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7］

　　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前夕发表的这篇重要讲话，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对将近三十年来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新的概括和新的论述，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开拓前进的宣言。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历史进程和成功经验，对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论述。这一报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凝结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开拓前进，并在前进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参引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页。

　　［2］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3～234、233页。

　　［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6］《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198页。

　　［7］《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6页。

　　［8］《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8、1641、1643～1644页。［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7页。

　　［10］《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5、615页。

　　［11］《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8页。

　　［12］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6页。

　　［1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14］《人民日报》2006年8月16日，第1版。

　　［15］《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06页。

　　［1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75页。

　　［17］《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2007年6月25日，

　　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