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莉】“中国模式”研究之新动向与再认识

　　2004年，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一份研究报告中首次使用了“北京共识”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它拉开了此后备受国内外学界关注的“中国模式”讨论的序幕。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以此为契机，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达到了一个高潮，大量研究成果相继问世。

　　“中国模式”的有无是这种讨论的逻辑起点。从这一理念被提出开始，围绕着是否有“中国模式”的争议就一直存在。这种分歧的相当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人们对“模式”一词的定义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在探寻中国独特发展路径与方式的意义上,“中国模式”是存在的。不论我们称之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还是“中国经验”、“中国特色”，都不可否认，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中国展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迥然相异的现代化路径。这条路经植根于中国数千年文明和历史积淀，并仍在演进与完善当中。

　　必须指出，笔者倾向于将“模式”视为一个中性词汇。称其为“模式”，既不表明我们的研究只侧重于总结成绩，也不意味着我们要突出这一发展方式的普适性。“模式”不是完美的代名词。不同的模式中都会孕育着一些优秀的、值得效仿的要素，但不可能被完全复制。而对“中国模式”的探讨，如同我们对任何历史现象的讨论和研究一样，探讨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尽可能客观深入地认识这段历史。明确上述内容，是本文以下讨论的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在持续升温。在“北京共识”提出后的最初几年中，人们对“中国模式”的研究焦点大体集中在“中国模式”产生的背景、“中国模式”的有无、内涵、特征、性质等几个主题上，而近几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似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转型”，对“中国模式”的研究表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和热点：其一，研究者对于“中国模式”所涵盖的时间范围的界定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其二，“中国模式”的普适性与独特意义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其三，研究者在探寻“中国模式”内涵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模式”的全方位反思；其四，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关注甚或开始了重新构建关于“中国模式”解释框架和话语体系的尝试；其五，“中国模式”的未来走向成为新的研究重点。

　　不少学者已经在梳理和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方面进行了非常富有价值的工作[①]，已有的述评文章系统地梳理了人们关于“中国模式”讨论的缘起、“中国模式”的有无、“中国模式”的内涵、特征、性质以及意义等方面的研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文尝试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以后的文献——即近三年以来的研究成果为重点，对“中国模式”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变化和趋势进行文献的梳理和评述。

　　二、“中国模式”研究中的新动向

　　（一）关于“中国模式”时间范围的再界定：长时段视角下的“中国模式”

　　“北京共识”概念的提出和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是推动“中国模式”研究的重要因素。这种促进本身也带来了一个结果，就是“中国模式”似乎从一开始就紧紧地和经济转型、改革开放联系在了一起。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中国模式”的解读可以分为较为明显的两类：一类是只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经验、特点定义为“中国模式”或者“中国道路”——这几乎占到了“中国模式”讨论的绝大部分；另一类则是在更长的历史时段内解读“中国模式”，时间范围界定的差异减少了两种讨论之间对话的基础。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视野拓展到改革开放前，而不以1978年作为“中国模式”的起点，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新特点。这些研究成果总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很多学者强调“中国模式”的研究在时间段上不应被人为割裂开来。如钮维敢、蔡瑞艳指出，相当多的研究成果都认为“中国模式”产生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界定本身没有什么问题，而关键在于，不能用断代的非延续性的历史观来静止地研究“中国模式”，这违背了事物产生、发展和变化内在机理的普遍联系性。[②]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的范畴应当涵盖新中国成立至今的60年，因为改革前“试错式”的发展，为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③]王绍光提出，如果“中国模式”只能解释30年，不能解释60年，那就不完全是中国模式，而只是中国改革的模式而已。[④]杨新铭强调，历史继承性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⑤]

　　第二，还有不少学者通过从政治基础、人力资本等诸多层面研究新中国前后两个30年之间的内在联系来论述“中国模式”的延续性。如甘阳提出，毛泽东时代的“创造性破坏”，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改革前就远不同于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结构，这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奠定了根本基础。为此，对于共和国60年来的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⑥]。李玲认为，新中国前30年在人力资本禀赋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积累，为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提供了内部动力。[⑦]路风主张，经济发展的第一个条件是有效的政府，是政治问题，而中国后30年发展的政治框架是1949年的革命奠定的。[⑧]有学者进而分析了为什么很多研究者会把改革开放前后分裂开来的原因，认为这与我们采用了政府与市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分析范式有关，这种形式主义的思维模式导致一些人简单地将前后两个30年分别视为“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并将改革开放后推行的“市场经济”改革简单地归因于遵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市场信条。[⑨]

　　第三，除了强调新中国60年历史的不可分割之外，还有学者将这种在更长历史时段下审视“中国模式”的理念直接贯彻在研究当中，潘维的研究颇具代表性。潘维根据新中国60年的历史实践，提出“中国模式”由经济、政治、社会三个子模式构成，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形成了“当代中华体制”。[⑩]不仅如此，潘维并试图在一个更长远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寻求“当代中华体制”的根基。根据新中国60年的发展历程总结“中国模式”的学者还有很多，如胡钧等学者对“中国模式”内涵的概括，认为它包含着一党执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等诸多要素。[11]

　　第四，除去上面提及的文献之外，还有学者力图将“中国模式”置于一个更长远的历史视角下进行考察。比如，黄平说，理解改革以来的30年“一定要回到六十年，甚至九十年，乃至1911年、1830—1840年，或者更早”，因为这“为理解现代中国以及今天的变迁，提供了一个必要而基本的背景和视野。”[12]林春指出，“中国模式”来自近现代中国人民追求独立解放和繁荣富强的艰险历程，有深刻的时代渊源和路径依赖，是一部不应也无法割断的历史的一部分。[13]甘阳提出，“关于中国发展的讨论如果不能和中华文明几千年传统建立起一种有机的关系，整个讨论是有问题的。”[14]武力提出，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应该放到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去审视[15]；等等。

　　这些讨论拓展了“中国模式”研究的视野与维度，也有助于人们在一个连续的、而非间断的历史情境中重新对“中国模式”进行深入的思考。

　　（二）关于中国模式的普适性与独特意义

　　“中国模式”的世界影响是“中国模式”研究中不能回避并日益受到关注的一个话题。关于中国模式是否普适，多数研究者持否定态度，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于“中国模式”价值的肯定，因为“中国模式”的存在，使西方模式与西方经验的“普适性”受到了质疑。

　　（1）“中国模式”普适吗？

　　研究“中国模式”并不是为了证明它的普适性，对于这一点，国内外的研究者倒是可以达成难得的一致，绝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都不是为了示范、推广和复制“中国模式”。

　　不具普适性是一些学者不赞成“中国模式”提法的重要原因。赵启正认为，“‘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的模式也没有普适性一样。”[16]还有学者进一步声明，中国的特色恰恰在于其改革之前“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进程中形成的制度难以被他国复制。[17]沈大伟、L.霍恩-法萨诺塞、裴宜理、M.怀特(Martin King Whyte)、P.格利高利(Paul R.Gregory)、周晓(Kate Zhou)、谢淑丽等许多西方学者则从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国情等诸多层面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不足和缺陷入手分析“中国模式”的不可复制，甚至由此质疑“中国模式”的存在。只有少数学者，如美国肯尼迪政府学院的J.奈(Joseph Nye)、英国剑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S.哈尔珀（Stefan Halper）、美国匹兹堡大学的T.罗斯基（Thomas G.Rawski）等认为中国模式中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效仿的做法或是“中国模式”中的一些因素存在输出的可能性。[18]

　　但并非完全没有不同的声音，近两年国内倒是有一些学者开始讨论“中国模式”所可能具有的“一般适用性”，比如石磊、郭强等学者的阐释。[19]

　　（2）“中国模式”的独特意义：多元化的世界

　　“中国模式”的出现日益促使人们反思现代化路径的多元性，这甚至可能需要我们重新界定和思考“现代”一词的含义，而不是以西方的一切作为标准，判断一个民族或国家是否进入了现代文明。

　　关于“中国模式”的意义，有的研究者是从理论视角思考的。如韩朝华指出，中国的发展有助于当代市场经济理论的丰富和深化，因为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只服务于既有市场经济体系的维护，而不涉及如何创建市场经济。[20]乔榛则分析了“中国模式”下的“社会经济人”假定、竞争的新形式和经济制度绩效的稳定标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核心范畴的挑战。[21]

　　而更多的国内外研究者是从世界文明多样性以及现代化路径的多元化角度来讨论“中国模式”的意义。如郑永年指出，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和竞争。[22]伦敦经济学院的林春认为，挑战工业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和普遍性，使全球化过程从属于本土多民族、地方的文化资源和真实需要，是建设“中国模式”的本意。[23]阿里夫·德里克的观点与其十分类似，他提出，在全球现代性的体制下，中国模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对特殊的现代性的强调，增强着人们对替代性模式的可能性的信心。[24]约翰·奈斯比特甚至说，中国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25]

　　“中国模式”挑战了西方模式的普适性，这一点亦被许多中国学者所强调。如台湾学者朱云汉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将加速一元现代性框架的式微和多元现代性框架的确立。[26]杨其静提出，中国模式对西方世界的挑战之一，在于她可能使部分人所认为的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发展模式具有普适性受到质疑。[27]周弘强调，中国的成功进一步证明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28]赵凌云指出，“中国模式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现象，“中国模式”突破了“西方中心论”，彰显了复线历史模式，它因此而具有丰富的人类思想史意义[29]。

　　（三）关于“中国模式”及“中国模式”研究的反思

　　近几年来，人们探讨的核心已经不仅仅是“中国模式”的内涵，关于“中国模式”的反思取而代之成为很多研究者讨论的新焦点，与之相伴随的，是研究者对于“中国模式”研究本身的反思。

　　（1）“中国模式”存在吗？

　　尽管已经讨论了几年,但至今仍有许多研究者并不赞成“中国模式”这一提法。这些观点又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两类：

　　一类是否认中国有自己的模式。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及其发展轨迹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相比颇多相似之处，都属于亚洲后期快速发展的一种模式，持此观点的代表如傅高义、钱颖一等。钱颖一还指出，就经济增长态势和性质而言，中国也没有特别之处[30]。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发展所遵循的原则和方向与西方没什么本质区别，代表人物如黄亚生、姚洋。黄亚生认为，改革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上推行的诸多举措，都与西方社会倡导的理念相一致，他强调，“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中国如果要成功，必须和西方的体制接轨”[31]。姚洋认为，中国的发展有其独特之处，但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只是准确无误地朝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市场信条迈进[32]。抛开上述两种趋同论，学者们质疑“中国模式”的理由有很多。陈志武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经济持续多年的强劲增长在历史上并非独一无二，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33]谢淑丽认为，中国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经济政策与政治理念的不断调整、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以及中国现有的“制度优势”在未来能否持续，这些足以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34]贾康提出，称为“模式”至少要满足三个特征：一、有别于既有模式；二、具备基本的稳定性；三、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其它主体效仿；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模式”远未形成[35]。原因各异，但这些研究者的共同点在于认为中国并没有独特的发展模式。

　　另一类则是因为中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而不认同“模式”一说。比如秦晖对中国模式下“低人权优势”的批评[36]。再如资中筠，承认处于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的中国“有其历史传统和转型中的阶段性特色”，但强调不能无视当下市场经济以及“举国体制”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与其高唱‘中国模式’，不如低头寻找‘中国道路’”[37]。还有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中国模式”的观点给予批评，如许纪霖认为“中国模式热”与中国近十年来的历史主义思潮息息相关，有关“中国模式”的各种叙事，多从拒绝普世价值出发，试图在历史与现实当中寻找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民族“个性”，隐藏在这些观点背后的潜台词似乎是民族利益才是唯一有价值的价值，这种历史主义的思维极易从相对主义走向价值虚无主义，进而“堕入国家主义的历史深渊”[38]。这些观点本质上反映了研究者对于“中国模式”存在问题和内在缺陷的忧虑。

　　（2）关于“中国模式”的反思：“合宜”的政府

　　     “中国模式”还不是一条成熟的现代化道路，面临着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各领域的挑战[39]。腐败、贫富差距、产业结构升级、环境压力、能源危机、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收入分配不公等等，中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和困境，都成为国内外研究者在讨论“中国模式”时反思的对象[40]。而其中有一个命题相对而言引起了较多的关注，这就是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以及她所应当发挥的作用，这也是“中国模式”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

　　首先被人们关注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尽管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经验之一在于改革以来在强调市场功能的同时没有走向市场万能主义[41]，但减少政府的干预仍是许多研究者的期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P.巴德汉（Pranab Bardhan）、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黄亚生等学者都明确地质疑威权主义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42]国内的一些学者，如吴敬琏、秦晓、卢现祥等，也不断强调推进市场化改革、从强有力的政府转化为强化市场型政府的重要意义。秦晓特别提出，值得警惕的是政府干预受到了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驱动。[43]

　　而更多研究者对“政府”作用的反思并不单纯地停留在经济层面。如燕继荣指出，中国模式改革的方向是必须改变家长式包办主义的管理模式，促进政府围绕“公共性”和“回应性”实现制度创新，给民间和社会以更大的发展空间。[44]持类似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如郑永年认为，中国必须推进国家与社会间的分权，强化社会的力量，扩大公民的参与。[45]丁学良则将政府的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公众不能以公开、合理的方式参与国家公共政策的决定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四大成本之一。[46]萧功秦强调，中国必须不失时机地发展公民社会，改变“强国家—弱社会”的体制,在保持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历史连续性与正当性的同时，渐进地走出威权主义。[47]

　　对国家作用的认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国内一些学者的观点相反，有的西方学者倒是很认同中国模式中国家的独特作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的作者马丁·雅克就认为，中国模式包括一个积极的、无所不在的国家，而中国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进行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高度能动的机制。[48]“政府”在未来的中国发展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中国模式”中备受瞩目的话题。不论是经济层面，还是社会层面，乃至政治层面，“政府”的职能都需要被合宜的界定。

　　（3）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反思：社会主义与意识形态

　　随着“中国模式”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引起人们反思的不只是“中国模式”，还有“中国模式”研究本身。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学者们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反思，大都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概念或因素联系在了一起，这些反思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最具中国特色的要素摆在我们的面前，同时，也在另一个侧面促使我们思考“中国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杨煌指出，社会主义的原则、方向和价值观是中国模式所必须坚持的，那么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就不能缺少社会主义的视角。[49]程恩富认为，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体制内涵指的是社会主义本质在中国的当代实现形式，所以，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必须与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地联系起来。[50]谢忠文、李倩提出，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其渊源、发生和发展都表现出来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一维度的却失，或者说，去意识形态化却将导致中国模式产生身份认同危机。[51]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一个在西方政治语境下提出的、承担着既定政治任务的理论话语，“模式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威胁论的延续。因此必须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52]

　　（四）关于解释框架和话语体系的重新构建：“中国模式”研究中新的理论诉求

　　为了更加深入地解读“中国模式”，学者们在研究方法的采用上进行了很多的探索。一方面，不少学者开始运用量化的、模型化的方法对“中国模式”中最核心的一些问题——比如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的原因及质量、经济分权模式的具体影响等进行实证分析，力求得出更为精确的政治经济学解释[53]。而另一方面，研究者关注的不再仅仅是“中国模式”是什么的问题，还有我们究竟应当用什么样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去解读“中国模式”。于是，在研究方法的探索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了重新建构对中国经验、道路进行解释的理论框架与话语体系的尝试，而不再像以往一样单纯地在西方理念的框架内诠释“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所引发的许多争议，都可以归因于这一讨论中包含了一定的价值判断与取向，而并不是纯粹的学术探讨。东西方话语体系和分析范式的不同，很容易使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走向政治性和道德意义上的争论，因此，对于“中国模式”这个外来话语，我们必须使之内化到我们自己的解释框架之中[54]。应当看到，建构自己的解释框架和话语体系的努力，并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世界“有色眼镜”的被动回应，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以及中国不断崛起的过程中所必然思考和面对的文化自觉。　

　　（1）“中国模式”的理论诉求

　　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不同于“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等描述性的表述，“中国模式”的提法本身已经包含着理论升华的诉求，她更为积极地突出了“中国特色”的分量。[55]构建自己的解释框架，有些学者是从“中国模式”自身所蕴含的理论资源着手分析的，如乔榛、杨永华等学者针对“中国模式”的理论精华所作的探讨。[56]还有的学者则是从西方经济学的内在欠缺的角度论述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学的必要性，如简新华、时磊、杨德才等学者关于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体系和内容上存在的不足的分析，以及对中国独特发展轨迹所可能作出的理论贡献的讨论。[57]当然，也有学者从“中国模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的角度，指出目前理论总结的不足。如常欣欣、毛德儒认为，迄今为止的很多研究仍缺乏理论抽象，缺少基于宏观历史视野和终极价值挖掘的整体性和深刻性，而大都是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概括出“中国模式”的若干方面，再作板块式的归纳组合。[58]

　　除此而外，还有一些学者则是更为直接地针对西方的话语系统提出“中国模式”理论化的重要性。如谢忠文认为，单纯凭藉西方学术话语系统下的市场化、民主化等概念范畴并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国模式,所以必须突破西方的分析范式。[59]肖贵清认为，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60]杨承训提出，我们要探析“中国模式”之经济科学的内在规律，剔除膜拜美欧的做法。[61]

　　（2）文化自觉视角下的“中国模式”研究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开拓者罗荣渠先生就提出，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任务是“建立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中国社会科学界有必要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研究现代发展问题的综合理论架构。[62]近20年后，“中国学派”再度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热点。如果说让中国实现现代化、走上国富民强的道路是近代以来无数代中国人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那么“中国学派”的创立、形成与完善则是无数中国学人努力的方向。

　　几年前，贺雪峰在一篇文章中批评了中国农村研究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中缺乏主体意识的状况，他进而指出，要改变这一局面，“就需要强调社会科学为理解和解释中国服务；就要破除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社会科学之间隐然存在的等级关系；就要在社会科学本土化上做文章。”只有当我们有了主体意识，我们的研究才不会在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对话中迷失方向。[63]

　　而近两年，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如潘维指出，“中国道路的成功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知识里的‘市场与计划两分’，西方政治学知识里的‘民主与专制两分’，西方社会学知识里的‘国家与社会两分’”，总结中国模式能够“促进我国学界对本土文明的自觉，从而促进‘中国话语系统’的形成，以及‘中国学派’的崛起。”而没有“中国特色”的清晰定义，就会被“世界潮流”和“普世价值”冲击得失去方寸。[64]衣俊卿说，积极推动“中国模式”在实践上的不断完善和理论上的不断自觉，是“中国模式”进一步发展的理论诉求，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65]温铁军认为，中国这个社会不是西方的意识形态能够解释的。是否用西方意识形态来评价中国经验，是否用西方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来研究中国经验，是“中国学派”能不能真正建立的前提条件。[66]甘阳提出，任何直接到西方找一种学说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尝试，都是肤浅的。我们应当“用中国的方式来研究中国，用西方的方式去研究西方”[67]。

　　甚至学者们开始了对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体系和治学传统的反思。荣剑就提出，“自晚清新政以来，中国的思想界和中国传统的史学叙事便被笼罩在西方强大的普世主义语境中，这是中国已有数千年传承的知识体系和价值系统所遇到的最严重的挑战。”[68]翟玉忠则进一步指出，近代以来西方知识体系的全面输入、移植导致了中国本土学术体系的解体与消亡。这本质上是美国文化征服战略的一部分。而“中国学派”不等于西方学术的本土化，光引入西学是不行的。[69]

　　人们所反省的并不只“中国模式”本身，还有多年以来中国人在各个方面包括学术研究领域言必及欧美、行必求接轨的态度。中国实践中的很多核心要素并不是完全得自于西方。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我们不应该对中国信奉市场和竞争感到惊讶，它们同样深植于中国的历史和精神传统当中。亚当·斯密在18 世纪末期就描述了中国市场远比当时欧洲的市场要大得多，发达得多。[70]那么，与实践相一致，我们在理论上也必须进行独立的拷问和探索。

　　

　　（五）关于中国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抛开结构失衡、环境危机、投资低效、内需不足等等具体问题的争论，“中国模式”未来发展最根本的指导性原则与方向是研究者探讨的又一个重点。人们热切关注“中国模式”的未来走向。中国是否以及如何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政治民主化之间寻找到一个完美的结合点，是人们争论的核心。

　　（1）什么才是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市场经济？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J.安德斯（Joel Andreas）说，中国并没有开创一个非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发展道路，作为推行改革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存在的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转变成资本主义经济。[71]在很多西方的研究者看来，市场化、自由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西方模式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终归宿。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该向着什么样的目标发展？是否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尽管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对于中国而言，如何真正地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仍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这可能构成“中国模式”最重要的内容。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讨论中国现行“市场经济”存在的问题。如丁学良认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特点之一是特权参与市场交易，这种市场经济是“小众的”，它所带来的财富分配格局必然是私人财富的集中，必须转变为“大众的市场经济”才能改变只有一小部分人享有发财致富机会的不公平状态。[72]而王毅指出，这种“权力经济”的膨胀在中国并不乏历史传统。[73]私有经济的不断增多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已经使一些西方的左翼学者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走向持怀疑的态度[74]。有的学者对于中国的批评非常严厉，比如，马丁·哈特-兰茨伯格和保罗·伯克特认为，“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并未将该国导向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而是导向了一种日渐等级化和残忍的资本主义形态”，改革成果远没有被广大人民共享。[75]在马丁·哈特-兰茨伯格看来，中国已经恢复了一些非社会主义的事物。长期积累起来的国家权力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私有的、以赢利为目的的公司所影响，且受到国外跨国公司的掣肘。国家的发展能力已因此而受损。[76]

　　虽然大部分学者的观点并不像兰茨伯格的评论那么激烈，但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还是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中国模式”的认识。法国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指出，日益突出的贫富差距对于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性质国家而言是非常消极的，在“社会主义与市场”这个复杂的方程式中，后者占了上风。[77]德里克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分配的正义逐渐弱化，从而把实现社会主义远远地推向一种不明确的未来。而中国要想保持持续发展和进步，必须保持和发扬那些在中国发展中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不被注意的社会主义因素。[78]中国学者也不乏相关的论述。如杨平提出，应该看到，市场与资本的力量在过去30年的经济运行中，强烈渗透和改造了社会主义的原则。未来这两种力量的斗争还将长期存在。[79]王绍光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认清社会主义方向的视野，未来的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会道路越来越宽广。[80]

　　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是学者争论的焦点，也是“中国模式”未来发展中亟待解决的命题。

　　（2）关于政治民主化

　　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加快，政治民主化被快速地提上了议事日程，这种呼声在国内外都变得日益强烈。如学者任剑涛提出，中国需要建构新的国家哲学，宪政民主体制必须成为中国政体选择的主要参照，同意或者反对，都到了政治决断的关键时刻。[81]如果改革是必然的，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改革。

　　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于“民主”内涵、形式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民主”这一概念一直都被视为褒义的词汇，她在大多数语境中都是进步、文明的象征和代名词。这为西方国家推销自己的民主模式提供了天然的理由。值得关注的是，在近来一些关于“中国模式”中的政治民主化问题的讨论中，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理解。

　　有些学者开始探讨“民主”本身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如房宁提出，民主形式的选择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紧密相关。竞争性选举的问题之一在于往往会造成利益冲突，放大利益分歧。当一个社会处于工业化阶段，即处在矛盾多发期，进行这样的利益切割就会造成更多的分歧与冲突。[82]郑永年明确指出，民主化并不等同于“西化”。民主政治的本质是竞争、透明、参与和政治责任，不是政党的数量。在郑永年看来，未来中国的民主化可能会结合三个主要因素：自上而下的党内选拔（党内民主）、自下而上的社会认可（社会民主）以及执政党和社会在法律构架内的有序互动（宪政民主）。[83]

　　学者们对中国特色的东西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如河清认为，“集权为民”的政治模式保证了新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从长远来看，这是中华民族两千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政治智慧。中国人应当克服一百年来的文化自卑，恢复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而不是继续强化西方文化并从理念出发演绎西方的“普世价值”。[84]一些国外学者也充分认识到中国民主政治构建过程中的特殊性，如瑞典的张维为认为，经过漫长历史整合而形成的“百国之和”是中国的优势，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观。如果放弃自己的模式，转而照搬西方，就可能把中国的最大优势变成最大劣势。[85]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德国汉诺威大学的O.内格特（Oskar Negt）、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F.福山（Francis Fukuyama）、清华大学的贝淡宁等学者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他们认为考虑到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中国全盘引起西方理念、复制西方民主模式的可能性并不大。[86]这些声音促使我们反思，如何在不可抵挡的全球化浪潮中，寻找适合自己的民主模式和发展方向。

　　

　　三、现代化路径的多元性——“中国模式”的历史价值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本文所总结的近几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所表现出的五个特征：第一，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内总结和审视“中国模式”——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将整个新中国的历史视为一个整体，以此作为思考和把握“中国模式”核心要义的出发点。第二，“中国模式”是否普适和“中国模式”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所具有的独特意义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新的热点。第三，研究者开始侧重于反思“中国模式”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而对“中国模式”的反思同时也引发了对“中国模式”研究本身的反思。第四，需要给以特别关注的是，部分中国学者开始了构建新的解释框架和话语体系的尝试，力图进行独立的理论探索，而不是总在西方的话语体系内和学术范式下解读“中国模式”。第五，“中国模式”将何去何从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人们迫切地关注未来的中国将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化的有效结合。　

　　“中国模式”研究中这些看似相互独立的新的动向与趋势，彼此之间又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共同指向一个命题，即现代化路径的多元选择。在新中国60余年的历程中，尽管不同时期中国发展战略的制定都受到了外部环境的重要影响，但中国始终保持着发展方式的自主选择权，不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她都以一种内生性的主动的变革方式决定着自己的走向。“中国模式”的突出特征在于，她没有照搬西方以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经验，而是灵活地改变了对市场甚至是社会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式的理解，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这条道路并非尽善尽美，既有探索过程中大量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也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所面临的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和制约。但中国仍以自己的特出实践改变并丰富着东西方人对于“现代”以及“现代化路径”的理解。

　　世界上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与传统，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都应该得到同等的尊重。然而，同样面对着世界上存在的多元文化，亨廷顿的结论是文明的冲突，而费孝通的理想却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或许是东西方人思维方式的不同。走出“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证明现代化路径的多元性，是“中国模式”的重要价值所在。

　　

　　四、结束语：“中国模式”研究之再认识

　　综观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我们大体可以将已有的丰硕的研究成果分为三类,它们分别涉及了关于“中国模式”讨论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研究，是以探讨“中国模式”的内涵、特点、性质、意义为侧重点，力图解决的是“中国模式”是什么的问题；第二个层面的研究，和第一个层面相比，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方法和视角去讨论、审视“中国模式”；而第三个层面的研究，则着眼于在更高的层面上反省我们对于自我文明、文化的认知态度，不论是创立“中国学派”以及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倡议，还是“文化独立”的诉求，都大抵可以归入此类，它们直接指向中国人自身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由此而言，研究“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抑或是“中国经验”、“中国特色”，更宝贵的意义在于确立中国人探讨自我发展道路的自信心、自主性以及确立这种探讨本身在方法论意义上所具有的话语合法性。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这三个层面的研究缺一不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将这一命题的探讨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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