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星】两次历史性飞跃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80年，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愈益结合的80年。富于创新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结合过程中实现了两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经验充分证明，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永葆蓬勃生机的关键，也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活力的源泉。

　　一、解放思想是开拓创新的不竭动力

　　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坚定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但是，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共党内一度盛行着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以至达到在党内“根深蒂固”的程度。不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不打破思想上的枷锁，就走不开中国革命的步子，更谈不上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在党的80年历史中，曾经有过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即延安整风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两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开拓创新起到了革命性的先导作用。始于1942年春的延安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为重点，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刻总结，对曾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危害的教条主义进行了清算。整风运动的宗旨，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人们从“左”倾教条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1978年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归根结底也是敢不敢解放思想，冲破“左”倾错误设置的禁区和“两个凡是”的束缚。没有这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就不会有其后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创新。

　　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和关于党的建设等内容，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创性发展。同样在解放思想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新论断：第一次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观点；第一次提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次提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第一次提出“一国两制”的新论断；第一次提出实现现代化要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等等。这一系列的新思想、新理论构成了邓小平理论完整的科学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个新阶段。历史的经验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解放思想是一个法宝，是一个帮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永远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必须伴随建设和改革长期坚持下去。”

    　二、认清国情是开拓创新的根本依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生在中国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关键是认清中国的特殊国情，一切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创新不是不切实际的遐想和盲动。只有当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时，这种创新成果才真正充满活力，才会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就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而言，符合客观实际，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认清中国的国情，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

    　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他一贯倡导和长期坚持对中国的具体实际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由此来认清和把握中国的特殊国情。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对中国国情做出著名的论断：“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的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或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的社会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1]对于国情的透彻认识，成为党在实际斗争中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在理论和实践上灵活创新的根本依据。比如，1931年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毛泽东在党的瓦窑堡会议后，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了同资产阶级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翼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并根据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制定了又联合又斗争的一整套策略。

    　中国国情处在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之中，对中国国情的科学认识也不可能一次完成。在社会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后，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曾经走过一段不平坦的道路。由于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上的失误，导致了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等严重错误，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灾难。究其原因，根本问题在于漠视中国国情，脱离了中国实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逐步认识到：要开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必须重新认识中国国情，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经过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比较，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由初级阶段逐步向高级阶段发展的长期的历史过程。党的十三大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党在新时期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确立了科学的依据。“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等等，邓小平所提出的这些新语言、新思想，都不是抽象的逻辑推论，而是有着很强的现实的针对性，都是在立足国情，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过程中形成的。

　　三、勇于探索是开拓创新的实践基础

    　两次历史性飞跃及其理论成果，不是从书本上抄来的，不是从外国搬来的，也不是坐在房子里“研究”出来的，而是在不断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新道路的伟大实践中诞生的。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在进攻长沙受挫的情况下，果断放弃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计划，毅然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这一举措为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同样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在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下，各项事业已是积重难返。怎样才能打开一条新路？邓小平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突破禁区，首创包干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此为突破口，逐步全面展开，党率领亿万群众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全新的事业中来。

    　无论是革命和还是建设，要出新成果，要走出新路子，必须靠干，靠实践。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第一的基本的观点。然而，在实践中闯出一条新路，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农村包围城市和改革开放，都曾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例如，农村的落后性造成的根据地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农村的分散性造成的革命力量之间的相互隔离，农村的偏僻性造成的对外联系上的严重闭塞，等等，都曾给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困难。有人曾说革命力量转入贫困的农村，会“吃掉老百姓的最后一只老母鸡”；也有人说坚持农村游击战争，必然会堕落成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又例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人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有人指责办特区是搞“变相租界”，是“卖国”。有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也开始凸显，通货膨胀、分配不公、两个文明建设等等问题，都需要党去面对，去解决。面对这些困难和问题，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勇于探索，勇于实践，表现出巨大的政治勇气。他们不畏艰难险阻，不怕被人视作“离经叛道”，“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2]表现出了勇往直前的革命品格。

    　四、走自己的道路是开拓创新的基本规律

    　走自己的道路，是开拓创新的题中应有之意。中国革命走自己的道路，形成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理论，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辉煌胜利；社会主义建设走自己的道路，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时代不同，革命和建设的内容也不同，然而相同的是：由于党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样实现了伟大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指南。但是，在中国“如何走”俄国人的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时间的摸索，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才得出了答案。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理论。它之所以“新”，是它提出了不同于一般民主革命的思想。它认为，中国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但却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革命必须冲破“城市中心”观点的束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必须同民族资产阶级（有时还要同大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采取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革命的结果，既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是立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有这些，无不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无不是国际共运史上的崭新结论。

    　建国以后，党一直力图摆脱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某些做法，试图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经受了艰难曲折之后，邓小平领导全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探索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在这一实践中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之所以被冠以“中国特色”，是因为它既表现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普遍性，更表现出不同国情、不同时代的特点和特性，实现了对传统的教条式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的突破。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向人们昭示，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是开拓创新的基本规律。创新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求异”，没有“求异”的自觉意识和勇于开拓的精神，是不可能有新的作为的。一味“求同”，往往导致墨守陈规、缺乏创见，只有立足中国实际，适合中国特点，体现中国特色，才能开创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以独创性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只有在共性的基础上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走出中国自己的道路，才能称之为创新。

    　五、与时俱进是开拓创新的时代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已经作为辉煌的篇章载入了史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业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并在继续发展之中。历经80年风雨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带领中国人民以豪迈的姿态跨入了21世纪。

　　在新的世纪，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迅猛，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以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面对激烈的竞争，中华民族如何才能不落伍、不掉队，随着时代共同发展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面临许多新的课题。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经济成份、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日趋多样化，人们的流动性和自主性也大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适应社会的变化，更好地改进党的活动方式和领导方式，充分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

    　2000年初，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指出：总结党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中国共产党要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活力，经得起任何风险和考验，更好地发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作用，就必须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所谓走在时代前列，就是要引领时代和社会前进，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具有披荆斩棘、开拓创新的精神；就是要充分发挥创造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开拓新局面。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在理论上取得了一系列创新：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新概括；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12个方面关系的新概况；关于“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的新概括；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以及“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的新概括；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新概括；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新概括；关于“三讲”和“三个代表”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关于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的新概括等等。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关键是要掌握其理论实质，善于把其基本原理运用于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勇于创新”[3]。

    　纵观历史，我们深切感到，中国共产党要不断保持自己的先进性，要使自己始终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要带领人民不断创造新的业绩，就一刻也不能丧失创新精神。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没有创新精神，因循守旧，墨守陈规，只能是囿于所成，止步不前，必然被时代所抛弃。最近几年，江泽民同志在许多场合，不断发表关于创新的论述，不断丰富关于创新的思想。他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他提出全社会要大力宣传和弘扬“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我们应该牢记江泽民同志的上述告诫，大力弘扬创新精神，全面增强创新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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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25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3]《人民日报》，2000年12月30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