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星】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一、实事求是

　　（一）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一词，原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指的是一种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借用这个古语阐述了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的科学态度。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这一阐述，赋予了实事求是以科学的含义和理论的形态。

　　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在毛泽东思想的全部科学原理中，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中最基本、最重要、最核心的一条，因而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石和根本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灵魂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质上是相同的。“实事”就是“具体情况”，“求是”就是“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用中国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动概括。按照毛泽东的阐述，实事求是包括了三个密不可分的环节：一是“实事”，即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这是毛泽东对人类认识和实践对象的通俗概括。“实事”的概念，同马克思的“存在”观点、列宁的“物质”观点是一致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第一性原理。这就使实事求是包含了彻底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二是“求”，即我们去研究，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通俗概括。它包含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回到社会实践这样两个阶段，而不断地“求”则构成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总规律。这使实事求是包含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思想。三是“是”，就是客观事物及其同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通俗概括。坚持以客观事物的固有规律以及同周围事变的联系，作为行动和实践的向导，这就使实事求是包含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因此，实事求是通俗地概括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

　　实事求是贯串于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产物，它的全部内容都是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和根本点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特点出发，在科学地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特别是其中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论，最突出地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正是根据中国无产阶级战斗力很强但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特殊国情，坚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成功地解决了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艰巨任务。关于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系统地解决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在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问题，并在长期的武装斗争实践中创立了丰富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作出了极为杰出的贡献。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正是通过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发展变化的科学分析，逐步制定了一整套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中正确的政策与策略，从而使统一战线成为我们党壮大革命力量、战胜强大敌人的重要法宝。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经济政治条件，实事求是地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创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1/4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此后，毛泽东又根据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和我国的具体实际，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在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毛泽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创立了一整套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原则，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工作方针，使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成为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强大的政治优势。这些都充分说明，实事求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犹如一条红线贯串于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之中。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提出和确立的党的思想路线。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因而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简明概括。毛泽东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倡导者和创立者。1929年12月，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防止“左”右倾错误的正确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即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同时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初步阐明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思想。21930年5月，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概念，并阐述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标志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初步形成。3但是，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当时并没有被全党普遍认识和接受，相反却受到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评和指责。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更加努力地发愤读书，特别是以极大的精力研究哲学。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在延安为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形成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重要著作。这两篇著作“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4，通俗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深刻阐明了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毛泽东的长期倡导之下，经过1942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使全党同志从教条主义的蒙蔽中解放出来，真正认识和掌握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自觉性。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基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为实现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高度统一和夺取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历史的实践证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结果。

　　（二）反对本本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最主要的内容和要求，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党的行动指南，是我们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僵死的教条。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深入地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和形势的发展变化，制定适合中国特点和时代要求的政治路线与斗争策略。

　　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反对和克服本本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是一切从本本出发，反映了实事求是和教条主义两条不同思想路线的根本对立。马克思主义认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5这就是说，不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都不能从既有的原则出发，而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它从一开始就坚定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没有受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特点和优势。但是，我们却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受到共产国际“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和危害，主要是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盛行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成为妨碍我们党从中国的特殊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主要障碍。毛泽东曾经尖锐地把“左”倾教条主义称作党内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恶习。因此，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成为我们党的一个长期的历史课题。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抗日战争前夕，他又强调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主要目标。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严肃地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6在延安整风当中，他又明确指出：“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7正是由于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长期斗争和对全党同志的耐心教育，才使我们党真正确立了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基本立场。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地解决了共产党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出发点问题，正确地解决了对待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为坚持实事求是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和前提。

　　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以中国的具体国情为基本出发点。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能否深刻认识这一国情，乃是认清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没有经过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象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为我们准备关于社会情况的比较完备的统计资料，甚至连起码的材料都不具备。“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8毛泽东一贯十分重视和积极倡导对社会各方面情况的调查研究。1920年3月，他就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作为中国人，关于“中国”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和研究。1926年，他在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主编和出版了26种《农民问题丛刊》，其中大部分都是组织农讲所学员在各省农村所作的社会调查。1927年初，毛泽东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村作了32天调查，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先后作了永新调查、宁冈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寻乌调查等农村调查，为开创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提供了重要依据。为了推动调查工作的广泛开展，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强调必须努力做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防止“左”、右倾错误，使党的工作指导适合于革命斗争的客观实际和形势发展。9然而，毛泽东的这些正确主张却被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指责为“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隘的经验论”，受到错误的批评和斗争。后来，毛泽东在1941年的《农村调查》的序言中曾经回顾了这场争论，写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10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坚持和积极倡导以调查研究作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本前提，特别是反复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努力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他认为，对于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实际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具有最基础的知识。

　　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对客观实际采取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客观实际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切从实际出发，首先就要尊重客观实际，忠实于客观实际，绝不能带有任何主观随意性；客观实际是在普遍联系中存在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综合事实的全部情况，全面地看问题，绝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客观实际都存在现象和本质的对立统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采取科学的分析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绝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客观实际始终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就要对客观事物作动态的考察，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绝不能以静止的僵化的观点看问题。毛泽东认为，要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就不能只凭主观想象，只凭一时热情，只凭死的书本，而要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依据，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他严肃地批评党内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下车依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这种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他认为，那种不注意客观实际的研究，忽视客观事物的存在，把感想当政策，仅凭“想当然”在那里发号施令的错误做法，是一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11

　　（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实事求是的又一基本内容和要求。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决不是因为马克思、列宁这些人是什么“先哲”，也不是因为这些理论是什么神秘的灵丹妙药，而是因为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要从中找到解决中国革命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以指导我们的斗争实践，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各国实际相结合及其在各国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2列宁也曾指出：“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13毛泽东则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和实际相统一，提高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高度，把它作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14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因为它是在研究了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基础上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真理性和伟大力量，只有在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充分显现出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对于如何处理理论和实际的关系，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从书本知识出发，轻视实际的教条主义；一种是从狭隘经验出发，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虽然出发点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表现了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割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为主要特征的，都违背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我们党正是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克服了这两种错误倾向，才真正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密切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成为科学的行动指南和锐利的思想武器。

　　理论联系实际，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但是，由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和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党内在一个较长时间里存在着不注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不注意研究中国历史，不注意研究中国现状等不正派的学风，严重妨碍着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在1941年5月严肃地提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口号，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止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他在科学阐明“实事求是”的同时，还用“有的放矢”这个通俗的成语，形象地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关系。15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必须要用来射中国革命之“的”。放箭要对准靶，绝不能只把箭拿在手里，空喊“好箭！好箭！”也不能“无的放矢”，乱放一气。1942年，毛泽东又向全党提出了“整顿学风”的任务，要求全党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他强调指出，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16因此，毛泽东提出的学风问题，绝不是一般的学习方法问题，而是全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态度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经过延安整风，党内学风不正的问题得到比较好的解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成为全党同志的自觉行动，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显著特色的“三大作风”之一。

　　理论联系实际，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为不断地认识和发展真理开辟了道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最关键的就是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统一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使马克思主义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为了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使其充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7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积极探索，勇于开拓，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以适合中国特点、带有中国特色的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密切结合。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8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沃土上充满生机和活力。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不可移易的教条，只知生吞活剥，照搬照套，反而会使这一科学真理丧失其强大的生命力。毛泽东不仅提出和阐明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而且以他超凡的智慧和魄力身体力行，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楷模，成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开先河者。

　　二、群众路线

　　（一）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统一起来而形成的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就是以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斗争实践。毛泽东思想是在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基础上产生的，集中了人民群众的集体经验和智慧；毛泽东思想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毛泽东思想是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过程中达到成熟的并不断发展的，是被群众斗争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因此，群众路线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把最广大的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才能领导群众夺取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敌强我弱的艰苦斗争环境之中。党要生存，要发展，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就必须充分地动员群众，紧紧地依靠群众，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同最广大的群众建立最密切的联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创立了党的群众路线。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时对党的群众路线作了系统概括，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19群众路线之所以成为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是因为只有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集中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智慧，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才能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同时，党的政治路线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化为最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能得以有效地贯彻。群众路线之所以成为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是因为只有广泛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坚定地依靠群众，与人民群众建立和保持密切的联系，把最广大的群众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才能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实现党的政治任务。把党的群众路线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人民战争路线。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可以说就是坚持群众路线的胜利。因此，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实现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和其他一切任务的根本工作路线。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必须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把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标准，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唯一宗旨，这是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重要指导思想。因此，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成为党的根本的思想作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显著特色的工作作风，即党的“三大作风”。其中，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工作作风中的集中体现。党的“三大作风”是紧密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们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就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带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成为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指导广大群众斗争实践的百战百胜的思想武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就是领导者向群众的斗争实践学习，与群众的斗争实践相结合的过程。离开了党的群众路线，就不可能真正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所以，邓小平深刻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20我们党之所以要经常开展自我批评，就是要使党的一切工作符合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党之所以敢于开展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正是由于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因此，只有认真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才能很好地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工作作风，在全国人民中树立良好的党风。

　　群众路线是党领导人民群众的根本方法。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的先锋队，只有通过正确的领导方法建立起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才能领导广大群众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群众路线，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实现对人民群众领导的根本方法。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群众运动的工作。1922年，党的二大就提出了“到群众中去”、“不离开群众”的口号。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的六大又明确提出，党的中心工作是“争取群众”。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群众斗争的伟大力量，他在红军初创时期就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作为党和红军的主要任务。1929年，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第一次提出了“经过群众路线”来贯彻执行党的决议的领导方法。在随后的《反对本本主义》中，他又明确阐述了深入群众作调查研究，根据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制定党的正确策略的思想。在这两篇著作里，毛泽东已经形成了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是我们党把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到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时期。同时，我们党也通过总结长期的实践经验，使党的群众路线达到成熟。1943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系统阐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成为党的群众路线达到成熟的主要标志。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正式把党的群众路线写入“总纲”，并在具体条文中作了详细规定，推动了全党更加自觉地贯彻这一科学的领导方法。历史的实践证明，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根本领导方法。

　　（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立场，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只有在思想上牢固树立正确的群众观点，才能自觉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建立和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一切为了群众，是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它是为了人民的事业而建立的，党的全部纲领、路线和政策，党的一切努力、奋斗和牺牲，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解放和幸福，它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外，本身决无任何特殊的私利。毛泽东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贯坚持和反复强调一切为了群众，把它作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出发点。一切为了群众，就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人民群众的利益，就是我们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只有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使我们的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实意的拥护，也才能吸引广大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实现党和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一切为了群众，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唯一的宗旨。一切为了群众，就要做到一切向人民负责。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必须深刻理解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要使二者统一起来，不要使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每个党员对人民负责，就是对党负责，对人民不负责，就是对党不负责。一切为了群众，就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既是真理的最高标准，也是我们党员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只有在这一最高标准之下，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党的事业才能兴旺起来。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

　　一切依靠群众，是党的各项事业的立足点。毛泽东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党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的事业。只有把党的事业放在一切依靠群众的基点上，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为党的各项事业的胜利完成建立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一切依靠群众，必须相信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广大群众中蕴藏着极其伟大的力量。我们的一切纲领和政策，不论是怎样正确，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真心诚意的拥护和坚持不懈的斗争，都是无法实现的。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一切依靠群众，必须努力向人民群众学习。毛泽东认为，深入群众作调查研究，向人民群众学习，“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21群众的知识、群众的经验是最丰富最实际的。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一切依靠群众，必须置身于群众之中。应该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一切依靠群众，必须善于启发群众的自觉。要使广大群众投身于党和人民共同的斗争事业，必须依靠群众的自觉行动。当着群众还没有自觉时，共产党人就应当用一切有效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当着已经有了某种必要的自觉以后，共产党人应当去指导群众的行动，指导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在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以后，应当从群众的行动中去启发群众的再自觉。这样，一步一步地引导群众去为党提出的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本口号而斗争。一切依靠群众，必须反对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在领导和依靠群众斗争的过程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必须反对和克服对群众不理不睬，漠不关心，敷衍塞责，独断专行，在群众面前称王称霸，高踞于群众之上作威作福等官僚主义倾向。只要我们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就将百战百胜，无敌于天下。

　　（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党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立场和观点，落实到党的全部工作和全部活动中所形成的领导人民群众的基本方法。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运用到党的领导工作中，又把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作出的科学理论概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与党的群众路线的有机统一。

　　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系统总结了党领导群众斗争的历史经验，明确阐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群众中来，就是要把广大群众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把群众提出的要求和愿望，把来自群众中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分析和综合等一系列加工，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以形成符合实际情况、反映群众要求的正确决策和部署。到群众中去，就是把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决策和部署，再拿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和掌握，使其化为群众的实际行动，并在群众的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检验、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22党的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要善于将群众中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然后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使领导的决策和部署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实践证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使党的领导达到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理论和实践相统一、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坚持从群众中来，必须区分群众中的正确意见和不正确意见。1947年，中共晋绥分局在对待群众要求的问题上缺乏清醒的分析，笼统地提出了“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口号。毛泽东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这仅仅强调了党应当执行群众意见方面，而忽视了党应当教育群众和领导群众的方面。他指出：“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23坚持到群众中去，必须采取科学的领导方法和艺术。1948年，毛泽东批评一些地方领导机关不善于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工作做得冷冷清清，强调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24

　　毛泽东认为，在党领导群众进行的各项工作中，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

　　一是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在进行任何工作时，既要有普遍的一般号召，以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又要有具体的个别指导，以突破一点，取得实际经验。如果没有普遍的一般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共同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直接地深入若干下级单位，将所号召的工作组织具体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在党的领导工作中，向广大群众提出一般号召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使领导的决策意见、工作计划和政策规定迅速地直接与群众见面，为群众所了解，起到广泛动员群众的作用。同时，一般号召必须和个别指导相结合。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中取得具体经验，必然不能向一切单位和广大群众作正确的普遍指导。毛泽东提出：“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25

　　二是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这要求在党领导的一切工作中，必须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些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起来，才能圆满地完成各项任务。党的各项工作必须依靠群众，但是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状态的群众，争取比较落后的群众，通过领导骨干同广大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领导骨干必须和广大群众相结合。如果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的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高到高级的程度。实行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关键在于建立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工作积极、作风正派的领导骨干。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的，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

　　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和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采取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不断克服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从而集中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调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为战胜任何强大敌人，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创造令世界瞩目辉煌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独立自主

　　（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把我们的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的必然结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宝贵结晶，是在群众斗争实践经验基础上产生的，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独创性经验的理论概括。因此，独立自主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之一，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最根本的就是说，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正确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一般规律的科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是，马列主义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可能为所有国家的一切问题提供全部的现成答案，它要求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以普遍原理为指导，独立自主地具体解决本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为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最先进的政党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但是，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许多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革命面临着许多其他国家从未遇到过的具体问题，马克思、列宁的书本当中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正确地分析和认识中国的特殊国情，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以不墨守陈规、勇于开拓新路的胆识和魄力，积极探索，大胆创新，终于闯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特点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引导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依靠中国人民大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无产阶级的事业是国际性的事业，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按照国际主义精神互相支持、互相援助。但是，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总是在本国范围内进行的，不能把所有希望寄托于其他国家的支持和帮助，更不能依赖于某个国际指挥中心，而必须主要依靠本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把基本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立足于自力更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是决定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重要因素。我们党一直十分重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密切关注世界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尽力争取国际革命力量对中国一切可能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中国革命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点上，放手发动和依靠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革命的战略重心转移到农村，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以后，我们党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建立了密切联系，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同时，由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偏僻性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包围封锁，使我们党同国际革命力量在较长时间里处于基本隔离的状态。这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坚定了立足于自力更生，最大限度地发动和组织人民革命力量的决心和立场。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有利的国际形势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支持，但从根本上说，这一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己的力量所取得的。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必然结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我们党一直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组织领导。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有不少正确的指导和帮助，但是也犯了很多错误，主要的就是粗暴地干涉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和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同时，中国共产党内也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把是否尊重和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作为划分政治是非的标准，提出要“百分之百地绝对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总路线”。共产国际的粗暴干涉同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结合起来，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沉痛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毛泽东曾谈到：“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五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指共产国际──引者注）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一年的（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引者注），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以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26实际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就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辟及其理论的形成，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突破外国模式的第一个伟大创举。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7，标志着独立自主的思想已经基本形成。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转折点，也是我们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独立地解决党中央的组织问题和路线问题，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针对同国民党的关系，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其着眼点就是要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人民抗日力量，依靠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1938年，毛泽东又根据中国抗日战争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密切联系，提出了“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28。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我们党面临的困难局面，强调要把我们的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29正是靠着这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信心和勇气，我们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终于打败了美蒋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建国以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发展为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即明确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30在这个立场上，我们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顶住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所施加的一切压力，克服了西方国家经济封锁造成的严重困难，维护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事实证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党通过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得出的必然结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从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从来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二）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其基本思想就是要把我们的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从中国实际出发，找出适合中国情况的前进道路，并依靠中国人民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斗争目标。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个基点上，独立地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发动和依靠中国人民的力量，终于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独立自主的民族形象。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走自己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行和克服各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派别的考虑，比较多地强调了无产阶级在国际范围的统一的联合行动。但是同时，他们仍然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作为阶级组织起来，而且它的直接斗争舞台就是本国。马克思曾说：“想要使所有国家的运动都采取统一的形式是荒谬的。”31列宁是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激烈论战当中胜利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俄国革命的成果，列宁在领导建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过程中，比较多地强调了俄国革命道路和经验的普遍意义。但是，当共产主义运动扩展到东方，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兴起革命运动之时，列宁也曾指出，东方共产主义者面临着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面临着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特殊任务，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现成的解决办法，应当“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任务”。32不过，总起来说，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能不能从本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道路，这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从实践来看，当时除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外也还没有其他成功的范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鲜明地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不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象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了相反的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条正确的革命道路不仅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而且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多样性的先河。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领导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成功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极为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特别是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经提出但没能实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并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尽管这一探索后来发生了严重曲折，但是这一课题的提出及其正反两方面经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了解中国的情况，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只能由中国人民来寻找、创造和决定。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国的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的事情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办，坚持自力更生。任何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都必须主要依靠本国的党和本国人民的力量，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绝不是说，不要利用外部的力量，不要争取国际的援助，问题的关键在于把基点放在什么地方。只有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不受制于人。列宁曾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群众摆脱压迫和专横的真正解放，不是这些群众自己进行独立、英勇、自觉斗争的结果。”3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毛泽东曾以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豪迈地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34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危急时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己创建的红军和广大农民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使中国革命走上了复兴和发展的正确道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面前，我们党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发展人民抗日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使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人民抗日力量，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和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并因此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在解放战争中，我们党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自力更生方针，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扶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搞革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站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国际压力，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立于自力更生的基点上，艰苦创业，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使综合国力得到不断增强，逐步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事实证明，只有着眼于本国人民的力量，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才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正如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中所唱道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我们党的立足点，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它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各项事业中，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必须贯彻于我们的各项工作之中。只有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这一立足点和基本国策，才能使我国的各项事业和我们的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推向前进。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必须正确把握普遍性和特殊性、内因和外因、统一性和独立性的辩证关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贯串着毛泽东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内因和外因、统一性和独立性的辩证关系的思想。毛泽东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了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成为我们认识一个事物的基础；同时，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是相互联结的，当我们研究一定的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发现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这两个方面及其相互联结；唯物辩证法并不排除外因的作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我们坚持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同时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统一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充满生机和活力。我们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道路，同时也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并以独创性的经验进一步证明一般规律的普遍意义。我们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也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不放松争取一切可能的外援，但我们的立足点必须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我们只有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普遍性和特殊性、内因和外因、统一性和独立性等方面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才能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必须正确执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毛泽东一贯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也十分重视中国与世界的密切联系。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35“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36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取得的，但是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各国革命力量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主要由于长期被封锁、被孤立的客观环境，同时也由于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历史经验出现了片面性和绝对化的理解，我们曾一度忽视同外国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闭关自守的倾向。实践证明，我们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立足点；另一方面，也要努力学习和借鉴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争取一切可能的外援。我们既要反对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自守，甚至把争取外援说成是“崇洋媚外”的错误观点；也要反对那种盲目迷信外国，以至于奴颜婢膝，卑躬屈节，丧失民族尊严，损害国家利益的丑恶行为。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必须正确认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同时也是爱国主义者，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列宁曾指出：“真正的国际主义只有一种，就是进行忘我的工作来发展本国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斗争”。37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同时也就是对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支持和贡献，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有机统一。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我们党“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的口号曾经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共产党员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而战，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一点也没有违背国际主义。只有政治上糊涂的人，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才会瞎说我们抛弃了国际主义。38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维护中国的民族利益，同时也尊重别国的民族利益。我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既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共同利益，也体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

　　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必须努力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艰苦奋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要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必然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必然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必须以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开拓奋进。因此，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必然要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艰苦斗争环境中，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形成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并成为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党的七大时，毛泽东曾用“愚公移山”的寓言教育全党，要求全党象愚公那样有坚毅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坚信我们的事业一定胜利，不被“山”一样的困难和敌人所吓倒；要象愚公那样正确对待困难，“每天挖山不止”，坚韧不拔，毫不动摇，为实现党的目标努力奋斗。中国人民正是以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了压在自己身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初步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家宝，只有努力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才能做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我们的各项事业。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并不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关的，而是相互贯通、有机统一的。我们应当相互联系地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学习，才能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同时，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也不是孤立和抽象的，而是贯串于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表现在毛泽东的全部科学著作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革命活动中。我们应当结合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来学习，才能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只有深刻地领会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才能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才能灵活地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实践中去。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2页。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6页。

　　4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

　　6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7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9、827页。

　　8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页。

　　9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9、112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13 《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8、1094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5、801、802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2、813页。

　　17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

　　19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2、348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0页。

　　24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9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8页。

　　26 《毛泽东有关遵义会议的部分论述》，《文献和研究（1985年汇编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

　　28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95页。

　　29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2页。

　　30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1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19页。

　　32 《列宁选集》第4卷，第105页。

　　33 《列宁全集》第17卷，第72页。

　　34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1页。

　　35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3页。

　　36 《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页。

　　37 《列宁全集》第24卷，第52页。

　　38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