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的提出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酝酿
　　（一）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
　　当历史的脚步刚刚跨入１９７５年的门槛，中国的政治舞台即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变化。１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亲自圈阅的当年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１月８日至１０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１月１３日至１８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任命邓小平为周恩来总理之下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随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负责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在短短十几天的时间里，邓小平被连续委以党、政、军领导重任，成为１９７５年新年伊始引起国内外广泛瞩目的重大政治动向。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邓小平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了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１９６９年１０月，他被遣送到江西南昌郊区新建县的拖拉机修配厂监督劳动。邓小平后来曾谈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候。但是，即使在那样艰难的处境中，他仍然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始终保持着克服一切困难的坚定信念，“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５４、５５页。）在离开北京到江西时，邓小平经过批准带上了他的几乎全部藏书。这期间，他抓紧时机，勤于攻读，每日都读书至深夜。那几年之中，他“读了大量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每当黄昏日落之前，他总是习惯性地在居所的院子里散步，脸上带着沉思的神情，步伐快速而稳健。“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毛毛：《在江西的日子里》，转引自《邓小平的历程》（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３４、１３８页。）他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沉思考，积蓄起了坚韧的力量，时刻准备着迎接更加复杂、更加激烈的斗争。
　　１９７１年，发生了林彪叛国出逃、折戟沉沙的“九·一三”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此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努力消除“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中造成的危害，把许多遭受打击和迫害的领导干部“解放”出来，使各方面工作出现了转机。正是在这一情况下，邓小平的复出问题摆上了日程。１９７２年初，毛泽东在出席陈毅追悼大会时，就曾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同年８月３日，邓小平从江西致信毛泽东，提出愿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８月１４日，毛泽东迅速就该信作出批示，指出：“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１９３３年，在中央根据地担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因坚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到“左”倾错误领导者的错误打击。）“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１８页。）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经过周恩来的艰苦努力，中共中央于１９７３年３月１０日向全党发出通知，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以后，开始参加国务院领导工作，行使副总理职权。同年８月，邓小平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２月２２日，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的提议向全党发出通知，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任；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邓小平的领导职权，从国务院扩大到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开始全面参与党、政、军重大问题的决策。１９７４年４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排除了江青等人的阻挠，邓小平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讲台上作大会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引起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在最近时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在这关键时刻，权欲熏心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精心策划，大肆活动，阴谋夺取四届人大的“组阁”大权。毛泽东在对江青一伙提出尖锐批评的同时，于１０月２０日郑重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１２月２３日，周恩来抱病赴湖南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和--明确表示了他对邓小平的任职意见。由于毛泽东的多次提议和周恩来的大力支持，邓小平在１９７５年初的重要历史关头，被推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地位。
　　在邓小平“复出”和走上中央主要领导岗位的过程中，毛泽东曾多次对他作出高度评价，称赞他“柔中有刚，绵里藏针”，“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显示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赞赏、信任和支持，为邓小平在新的领导岗位上充分发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毛泽东仍处在十分复杂和矛盾的政治思考当中：一方面，他对长期不休的社会动乱、国民经济的严峻形势和江青一伙的猖狂活动，感到忧心忡忡，提出了“安定团结”的政治方针，要求“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对“四人帮”多次提出严厉批评；另一方面，他又要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全局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方针，并认为“四人帮”“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４５页。）这使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时，面临着十分复杂而艰难的政治形势。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邓小平在“左”倾错误指导方针仍占主导地位和“四人帮”继续猖狂作乱的情况下，受命于危难之际，恰恰成为他充分展示其超人胆略与才华的历史机遇。伴随着１９７５年的习习春风，邓小平抓住当时出现的一些有利转机，顺应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以无私无畏、叱咤风云的革命魄力和高屋建瓴、运筹帏幄的领导才能，克服重重困难，冲破种种阻力，系统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迅速作出了大胆周密的整顿部署，果断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整顿措施，很快就收到了显著成效，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明显回升，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思想，集中在《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的前９篇文章里，也体现在他主持这一段工作时中央形成的一系列文件中。其主要内容有：针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方针，提出了全党全国都要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大局”的指导思想；针对“文化大革命”在各个领域造成的混乱，提出了全面整顿即改革试验的基本思想；针对把毛泽东的个别观点绝对化、庸俗化的倾向，提出要“全面学习、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针对“左”倾错误给科学、教育事业带来的严重破坏，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国家建设前面和教育要适应现代化建设水平的思想；针对“四人帮”把对外经济交往诬蔑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的谬论，提出了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大政策”，等等。这些思想和主张，正如邓小平后来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的，是拨乱反正的开始，是改革的试验，（《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８１、２５５页。）其实质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政策和理论。这些思想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路线方针政策，显然有着历史的承接和递进关系，因而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酝酿。
　　（二）“全党讲大局”的指导思想
　　１９７４年，毛泽东批准掀起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江青一伙乘机兴风作浪，致使全国性动乱再起，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当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没有完成。全年工农业总产值原计划增长７．１％，实际仅增长１．４％；其中工业总产值原计划增长８．３％，实际仅增长０．３％。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比上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如钢减产４１０万吨，原煤减产４００万吨，棉纱减产１６．４万吨，棉布减产６．３亿米。由于许多部门生产下降，致使国家财政收入比上年减少２６．６亿元。尽管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缩减了１８．５亿元，但财政赤字仍达到７．７亿元。正是由于这一严重形势，毛泽东在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听取关于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汇报时提出，明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１９７５年１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身患重病的周恩来从医院来到会场，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中，他向与会的人大代表重申了十年前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时即已提出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设想，重申了“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蓝图的重新提出，在饱尝动乱之苦的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激起了人们对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的渴望，激发了人们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热情。
　　据毛泽东提出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精神，邓小平把它运用到了当时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１９７５年３月５日，当整顿工作刚刚拉开战幕，邓小平就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发表了《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讲话，鲜明地提出了全党全国都要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大局的指导思想。他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第一步到一九八○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４页。）所谓“大局”，就是在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中起关键性决定作用的中心问题。邓小平把四个现代化建设摆在“大局”的地位，要求全党全国都要讲大局，抓大局，服从大局，从大局出发，实际上就是表述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他提出的全党全国都要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大局的指导思想，为全国各条战线逐步展开的整顿工作，指明了方向和重心。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影响下，一直把所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纲”；而把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摆在了次要的和从属的地位。在所谓“革命大批判”中，反复大批“唯生产力论”，强调“用革命统帅生产”，鼓吹“狠抓生产领域里的阶级斗争”，造成了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的理论扭曲和“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的普遍社会心理。这成为当时影响“全党讲大局”的主要思想障碍。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在强调“全党讲大局”的同时，对害怕抓生产建设的错误观念提出了严肃批评，指出：“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他尖锐地指出了工农业生产中存在的紧迫问题，强调这些问题“确实值得引起严重注意”，要求各级主管工业的领导必须“认真抓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４、５页。）这对克服当时害怕抓生产的错误观念，推动全党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起到了重要作用。
　　 整顿工作全面展开后，邓小平又根据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以毛泽东“三项指示为纲”的思想。他在７月４日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指出：“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２页。）首先应当指出，“三项指示为纲”把长期置于从属地位的经济建设，明确地提到“纲”的位置上来，这无疑是对“左”倾指导思想的一个重大突破。同时，邓小平在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时，特别强调指出：“国际方面的斗争，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显然，他所强调的重点在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至于“三项指示为纲”把“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包括在内，这主要是为了争取毛泽东对整顿工作的赞同和支持，也是为了有利于同手持极左大棒的“四人帮”作斗争。因此，“三项指示为纲”的核心思想是要把经济建设提高到“纲”的位置上来，是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的正确思想，表现了邓小平为把经济建设提到中心地位所作出的艰辛努力。
　　随着整顿工作在各个领域转向深入，邓小平以经过深思熟虑的特殊方式，从更深层次的指导思想上提出了“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９、１０月间发表的《各方面都要整顿》这篇重要谈话中，邓小平以林彪为靶子，对割裂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毛泽东的个别观点绝对化、庸俗化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指出：“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是割裂毛泽东思想。”“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６、３７页。）这个问题的提出，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多年来束缚和禁锢人们头脑的思想症结，击中了“左”倾错误思想的要害，实际上涉及到了党的思想路线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成为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奏曲。
　　 小平提出的全党全国都要把“四化”建设作为大局的指导思想，以及全面地学习、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等重要观点，为１９７５年全国各条战线的整顿工作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这些观点实际上比较系统地形成了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方针相对立的指导思想，其实质是要求全党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把经济建设作为主要任务来抓，摒弃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全面地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这些指导思想，树起了一面与长期“左”倾错误相对立的旗帜，表达了广大群众对安定团结、繁荣经济的愿望，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些指导思想，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有着非常清晰、非常密切的历史联系，为后来顺利实现伟大的。
　　 （三）全面整顿：改革的试验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邓小平以敢于斗争的气魄和善于斗争的智慧，从铁路运输的整顿打开突破口，迅速而有步骤地在全国各个领域展开了全面整顿。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１５页。）各条战线逐步展开的全面整顿，形成了对全局性“左”倾错误的比较系统地纠正，成为拨乱反正的开始，同时也是改革的最初试验。邓小平后来曾指出：“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５５页。）学习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各项方针政策，对我们深刻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酝酿，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整顿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派性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造成社会动乱和其他不安定因素的重要根源。挑动和利用派性，也是“四人帮”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重要手段。在部署铁路整顿时，邓小平即指出：“现在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６页。）７月，他更明确地提出：“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４页。）整顿中对派性的坚决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四人帮”在各地区、各部门的帮派势力，对促进安定团结、保证生产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整顿的核心是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普遍受到冲击，严重削弱了党的领导。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党讲话不大灵怎么行？”（《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２页。）他在整顿过程中反复强调：“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８、２５页。）在整顿当中，一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发挥了重要作用，清除了一批派性严重的帮派分子，下放了一批造反起家的“火箭干部”，部分地夺回了被“四人帮”及其爪牙篡夺的权力，为组织和带领广大群众进行全面整顿提供了重要保证。
　　第三，整顿必须认真落实政策。“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的严重内乱，一大批干部受到错误的打击，许多党长期依靠的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受到牵连。邓小平根据徐州铁路整顿的经验，提出了“必须认真落实政策”，并把它作为要在整顿中“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他指出：“搞了那么多人，不给他们落实政策，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吗？我们讲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必须使他们很快把包袱放下来。”（《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０页。）通过广泛地落实政策，解放了一批受到错误打击的干部，减轻了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政治压力，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投身于整顿工作和生产建设的积极性。
　　第四，整顿中要恢复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长期社会动乱，致使无政府主义盛行，制度废弛，纪律松懈，管理混乱，指挥失灵，严重阻碍了生产建设的正常运行。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明确指出：“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和健全，组织性和纪律性一定要加强。”（《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６页。）随着整顿的深入发展，他进一步提出了规章制度“应该改革”的问题，并指出“关键是建立责任制。”（《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１、３０页。）在全面整顿期间，各部门、各行业采取果断而有效的措施，加强生产管理，加强组织纪律性，使生产秩序得到明显好转。
　　在整顿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他在谈到反对派性时指出：“我们要相信群众，拿中央文件跟群众直接见面，使中央精神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婆姨娃娃都知道，把广大群众同派性作斗争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９、１０页。）他在谈到落实政策时指出：“在落实政策时，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１页。）他在谈到群众生活问题时指出：“群众生活，现在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７页。）他提出“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时，强调要解决科研人员的家庭困难，为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他在谈到教育对现代化的重要作用时，提出“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教育战线也要调动人的积极性。”（《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３、３４页。）坚持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关心群众生活，这是整顿工作能够广泛而有效地动员群众，得到最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从而迅速打开斗争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艰苦的整顿工作，１９７５年的国民经济形势由原来的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当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１１．９％，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１５．１％，农业总产值增长４．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钢产量达到２３９０万吨，增长１３．２％，原煤产量达到４．８２亿吨，增长１６．７％。铁路全年货运量达到８．６７亿吨，增长１２．９％。国家财政总收入达到８１５．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２．５亿元。科学、教育、文艺事业开始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萌发出勃勃生机。实践的结果充分表明，邓小平提出的整顿思想和在他主持下进行的整顿工作，是完全正确的，是卓有成效的。
　　１９７５年底，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致使正在走向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再度陷入混乱，刚刚回升的国民经济又遭到新的挫折。虽然邓小平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第三次被“打倒”，但是，１９７５年的整顿，强烈地冲击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促使更多的人从“左”倾错误的迷雾中醒悟过来，有力地加速了这场全局性的内乱走向终结的进程；整顿中提出的重要理论和思想，广泛地引起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共鸣，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了邓小平和他所代表的正确方向；全面整顿的伟大实践，成为后来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先导，从政治、思想和组织等多方面为之做了重要准备。１９７６年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的人民抗议运动。这场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人民抗议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十多年后，邓小平曾欣慰地谈到：“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５５页。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一）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因病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乘机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于１０月６日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从危难之中挽救了党，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当时，经过长达十年的社会动乱，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然而，由于长期“左”倾错误的巨大历史惯性，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的沉重历史阴影，使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步履蹒跚，举步维艰。
　　要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摆脱出来，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刚刚辞世的毛泽东。他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并把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作为他一生中做的“两件事”之一，始终把这一错误的理论与实践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曾经领导我们党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同时，１９５８年以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逐步发展，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个人崇拜达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助长和利用这种错误，把毛泽东神圣化，把毛泽东的个别论断教条化、绝对化，造成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因此，如何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同时，从“文化大革命”和个人崇拜的怪圈中走出来，成为我们党面临的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没有勇气和胆识来面对这一考验，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粉碎“四人帮”不久，华国锋等人就在讲话或批示中多次提出“两个凡是”的观点。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经华国锋批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就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篇社论是根据华国锋、汪东兴的意见，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表面上打着维护毛泽东的旗号，实质上是要维护“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这不仅无法冲破“左”倾错误的历史樊篱，反而为纠正这一错误又设置了新的思想障碍。
　　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对“两个凡是”提出了尖锐批评，同时科学地提出并阐明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０日，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即致信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不久，他又当面向汪东兴、李鑫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８页。）５月２４日，他在同王震等人的谈话中再次阐述了上述观点。７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众望所归。但是，华国锋在会上继续宣扬“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政策。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会上讲了一段坦诚而感人的话。他说，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就不能够有私心杂念，就不能够有别的选择。正是出于共产党人要“做点工作”的历史责任感，他在会上再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４２页。）
　　邓小平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偶然萌发的念头，而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早在６０年代初，他就针对林彪用学习毛泽东的几篇著作、几段语录代替学习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错误做法，多次提出要“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提出“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问题，不要庸俗化”。（《邓小平文选》第１卷，第２８３、２８４页。）在１９７５年的全面整顿期间，他又以“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为靶子，提出“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反对“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６、３７页。）１９７７年，他又从新的历史高度更深刻地提出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说明，自５０年代末我们党逐渐偏离毛泽东思想正宣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一直是邓小平不断思考的重大问题。“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是邓小平长期深思熟虑的思想结晶，也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它树起了一面与“两个凡是”根本对立的旗帜，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科学体系去获得正确理解。邓小平严肃批评了那种把毛泽东的个别词句绝对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割裂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错误做法，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９、４３页。）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由系统的基本原理构成的思想体系，强调从整个体系上去理解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个别不正确论断区分开来，为在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同时，摒弃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奠定了科学的思想基础。后来，他更清楚地指出：“至于个别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思想体系。”(《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７１页。）
　　第二，掌握毛泽东思想，最根本地是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邓小平一贯主张“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明确地反对“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等错误做法。(《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６、３７页。）他以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刻理解，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作了精辟概括，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４５页。）后来，他又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６７、１１４、１２６页。）邓小平把实事求是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从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抓住了最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全党更好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三，坚持毛泽东思想，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针对林彪、“四人帮”长期以来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篡改，邓小平从党的建设、领袖和群众的关系、党的文艺方针、知识分子政策、科学和教育工作等许多方面，具体地批驳了离开毛泽东思想科学轨道的错误观点，阐明了毛泽东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正确思想，并要求“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４４页。）他还针对一些经毛泽东“画了圈”而实践证明不正确的结论，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口号。(《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７１页。）这实际上就是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回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上来，以保证“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邓小平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与毛泽东的个别论断，特别是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区分开来，充分地显示了他的政治魄力、理论勇气和科学智慧。这一思想的提出，从根本上端正了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破除了长期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倾向，形成了与“两个凡是”根本对立的指导方针，为清除林彪、“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篡改，清除对毛泽东思想理解上的“左”倾迷误，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起到了科学的指导作用。
　　（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由于长期“左”倾错误的深厚影响和华国锋等人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努力，遇到了严重阻碍。１９７７年８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结束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重申了为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任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会议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政策，反而给予了赞扬和肯定。华国锋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贡献”，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认为“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甚至坚持“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左”倾错误的指导方针，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引起了全党上下的不满。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０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登载了经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１１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将此文公这篇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不变的教条，提出要打碎“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冲破“四人帮”设置的理论禁区，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篇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高度，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逐渐形成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热烈讨论。文章提出的观点得到了全国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同时也遭到少数人的非议和责难。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卷入”，汪东兴也在许多场合指责这篇文章是“砍旗”、“丢刀子”，试图压制这一讨论。两种不同思想路线的原则分歧泾渭分明。邓小平后来谈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说是‘砍旗’，这倒进一步引起我的注意。”(《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９０页。）
　　５月１９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时谈到，《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听说有人反得很厉害。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王洪模等著：《改革开放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６９页。）６月２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毛泽东历来倡导和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述，阐明了实事求是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批驳了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错误观点和做法，坚定地支持了当时受到压制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９月，邓小平赴东北地区视察工作，“在东北三省沿途又讲这个思想路线问题。”(《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０页。）他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尖锐地指出：“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面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２８页。）他在听取辽宁省委汇报时又指出，“两个凡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毛泽东同志在世也肯定不能同意。１１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又说，不能要求毛泽东同志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如果这样，林彪的“天才论”不就对了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８０页。）后来，邓小平在回顾这一段走过的历程时，还多次谈到并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的这些论述，对这一讨论所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对这一讨论的实质所在和重要意义，都作了非常深刻和精辟的分析。
　　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邓小平充分肯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驳斥了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说成是“砍旗”、“丢刀子”的错误谬论。他指出：“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１４页。）他特别强调在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指出：“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１８页。）“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２８页。）
　　第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质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不仅领导和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而且深刻地揭示了这场争论的实质，“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９１页。）当讨论刚一开始，邓小平就针对“两个凡是”的论调深刻指出：“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那样，即使我们口头上大讲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１４、１１９页。）他在同吉林省委常委的谈话中又指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这实际上“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２姡丁ⅲ保玻敢场*）这些论述揭示了“两个凡是”的荒谬本质，真正地高举起了坚持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第三，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邓小平深刻指出了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把它作为解放思想，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碎“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冲破“左”倾思想束缚的重要历史契机。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即提出：“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１９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４３页。）后来，他更深刻地指出：“思想路线不是个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所以，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９１页。）
　　在邓小平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积极领导和热情支持下，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踊跃地参加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去。从６月下旬起，中央各党、政、军领导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负责人，先后发表文章或讲话，许多理论工作者纷纷撰写文章，支持和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迅速扩大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成为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之后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长期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冲击了“左”倾错误和“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端正了人们对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和开辟新的发展道路，创造了有利条件。１９８０年２月，邓小平在回顾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斗争历程时曾谈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７９页。）
　　（三）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应当说，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邓小平曾指出：“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９０页。）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指导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会议经过“深入的讨论”一致认为，全党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１、１２页。）这标志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的重新确立。
　　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他在领导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７８页。）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引证毛泽东的大量著作和论述，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与发展和毛泽东对确立这一思想路线的历史功绩作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１４-１１８页。）后来，他还多次谈到：“我是实事求是派。”“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０９、２４９、３８２页。）但也应当指出，在粉碎“四人帮”后的艰难徘徊之中，邓小平以非凡的胆略和科学的态度，领导全党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打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同时，明确地用“实事求是”来概括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概括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邓小平的伟大创造。这充分显示了他对毛泽东思想纯熟的掌握，深刻的理解，灵活的运用与发展。根据邓小平的科学论述，党的十二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在“总纲”中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明确规定，即：“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个概括赋予了党的思想路线以更为完备的理论形态，特别是把“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纳入党的思想路线，体现了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成果的科学总结，规定了根据不断开拓的新的实践去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原则。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端正了全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给了我们党以新的思想武装，对推动和保证大规模拨乱反正的展开，对指导和鼓舞全党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开拓新的事业、创造新的理论，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成为大规模拨乱反正的思想先导。要从长期“左”倾错误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必须解放思想，打破思想的僵化或半僵化状态。邓小平深刻分析了思想僵化形成的历史条件和严重危害，强调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４１、１４３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使我们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纠正了大量冤、假、错案，廓清了一些重大事件的政治是非，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使全党、全国出现了思想活跃，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局面。正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的那样：“解决好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实现全党工作中心的转变，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向前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努力，是非常必要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９页。）
　　第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有力地推动了全面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展开的全面改革，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些传统偏见，纠正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政策。“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９１页。）从改革的起步到全面展开和逐步深化，邓小平在关键时刻作出的每一项重大决策，都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革命胆略与科学精神相统一的思想路线。他在多年后谈到改革的经验时曾指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０页。
　　第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从历史发展来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推动了对新的建设道路的探索，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从理论构架来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创立新理论奠定了哲学认识论的基础，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即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４１页。）当新的理论初步形成轮廓时，邓小平又指出：“这些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５４页。）
　　第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也是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全过程，也贯穿于这一理论的全部观点和全部内容之中，是这一理论的精髓和灵魂。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才能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４３页。）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他多次批评那种“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的观点，“显然是不对的”。(《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６４页。）根据邓小平１９９２年初在南方重要谈话的精神，江泽民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是一个法宝，是一个帮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永远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必须伴随建设和改革长期坚持下去。”(《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２０８１页。

　　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一）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深入，实现党的政治路线拨乱反正的条件逐渐成熟。邓小平发展了１９７５年整顿当中关于“全党抓大局”的指导思想，明确地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１９７８年９月，他赴东北视察工作期间，“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还指出：“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邓小平的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致赞同，也得到１１月至１２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热烈拥护。
　　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全会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决策，正式决定：“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公报重申了毛泽东１９５７年作出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提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实际上否定和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全会的这些重要决策，完成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提出、但后来未能坚定不移地坚持下来的工作重心转移问题，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成为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
　　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之后，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全党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反复强调对经济建设要“死扭住不放”。１９７９年１０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说：“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刚一进入８０年代，邓小平即强调指出：“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再次要求全党“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请同志们在处理各种繁忙的事务的时候，务必一天也不要放松经济工作。”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他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而这种认识和信念来自于他对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经济和政治等许多重大问题的科学分析。
　　第一，“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邓小平深刻总结了１９５７年以后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沉痛教训，这是他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重要历史依据。他曾经谈到：“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根据这一历史教训，他强调指出：“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第二，“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落后是要受人欺负的”。邓小平对中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以及造成这种差距的历史原因，做了冷静的观察和客观的分析，指出：“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面对当时的这种差距，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落后是要受人欺负的。”
　　第三，“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取到了一个很好的国际环境。”邓小平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决策，是建立在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在1977年12月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他就指出：“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根据这一分析，他反复强调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开创我国外交的新格局，“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取到了一个很好的国际环境。”为此，他指出：“我们现在有很好的国际条件，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真正做到同心同德，坚决地按照中央制定的政治路线走下去，可以充满信心地说，我们是很有希望的。”
　　第四，“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大等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他在提出工作重心转移问题时谈到：“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要取得这样的成果，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毫不动摇地始终贯彻执行我们的政治路线。……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第五，现代化建设“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邓小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心和信念，充分体现了他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对全国各族人民最根本利益的高度责任感。他尖锐地指出：“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他还强调指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战略决策，对我国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具有决定作用的影响。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与实践，为逐步形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一个须臾不可偏离的中心点，为探索和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定了一块重要基石。
　　（二）改革开放的伟大进军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确定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同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果断地作出了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伟大决策。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会议明确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改革开放的决策和逐步展开的实践，揭开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的新篇章，成为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特点。
　　第一，“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根据这一分析，他提出：“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３５、１３６页。）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明确地阐述改革问题。
　　在１１月至１２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的２００多名领导干部对我国计划体制、财政体制、经济管理体制、内外贸易体制的改革和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１２月１３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深刻阐明了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初步提出了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方法。他要求全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同时严肃地指出：“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具体阐述了对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管理方法、管理体制和经济政策进行改革的初步设想，并就改革的方法提出了允许和鼓励进行试验的思想，指出：“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４１、１５０页。）这一思想对推动在改革中大胆地进行试验起到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地分析了我国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严重弊端，着重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改革任务：一是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权，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二是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三是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四是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会议还强调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会议认为：“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尽管当时提出的这些改革任务还只是初步的，然而，“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冲破僵化的传统经济体制，吹响了改革的进军号。
　　第二，“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
　　早在1975年整顿期间，邓小平就主张“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并将其称为“一个大政策”。1978年3月，他批评了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片面性理解，提出：“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同年９月，他在东北视察期间又谈到，我们“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10月，他在同外国记者的谈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要“实行开放政策”，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他还针对一些不正确的疑虑指出：“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
　　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邓颖超等人的提议，会议印发了《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材料，对与会者开阔视野、启发思路起到了积极作用。一些从事外交工作和曾经出国访问的同志提出，当前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剩、资金过剩，欧洲现在有5000亿美元的游资没有出路，他们普遍看好中国这个大市场，纷纷向我们表示了愿向中国投资或与中国合作的愿望，国际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时机，根据两利的原则，尽可能多的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我国四化建设的速度。这些意见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为党中央正式作出对外开放的决策创造了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并原则通过了《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其中提出，要摆脱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变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状态。这就使对外开放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方针。邓小平对这一工作非常重视，会后不久他就邀集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到人民大会堂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他在谈话中说：“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他热情地关注和支持荣毅仁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开创了我国的国际信托投资这一新兴产业，并称赞该公司是“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１９７９年１０月，他针对一些同志对吸收外资的疑虑，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再次提议“充分研究一下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他指出：“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现在研究财政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随后，他又进一步把现代化建设与对外开放直接联系起来，强调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条件过去没有，后来有了，但一段时期没有利用，现在应该利用起来。”
　　实行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决策。它冲击了僵化的传统经济体制和一系列过左的政策，为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创造了条件。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没有这样的政策不可能成功。”“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基本点，成为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巨大动力。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
　　（三）“先富”与“共富”的大政策
　　为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逐步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邓小平提出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重要讲话中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他认为：“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同时他还提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５２页。）这个“大政策”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消灭贫穷，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一项基本政策。
　　第一，以承认差别为前提，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各个企业的技术设备和人才素质、各个劳动者的体力和智能都存在着差别；按照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即“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也不可避免地会在富裕先后和富裕程度上出现差距。历史证明，“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５５页。）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即曾指出：“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０、３１页。）因此，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根据“多劳多得”的原则，提出了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先富裕起来的政策，以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第二，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条件，同时要照顾整个国家和左邻右舍。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１１页。）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和个人，要起到示范和激励作用，首先必须建立在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基础上，对于采取投机手段、谋取不义之财的，必须依照法律予以制裁和惩戒。同时，富裕先后和富裕程度的不平衡，某些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的过分悬殊，牵动着广泛的社会利益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造成不合理的苦乐不均，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因此，邓小平提出：“多劳多得，也要照顾整个国家和左邻右舍”；（《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５８页。）“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１１页。）“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同时，他也指出：“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７４页。）
　　第三，以共同致富为目标，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７２、３６４页。）同时他也严肃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６４页。）从富裕先后和富裕程度的不平衡，逐步走向相对平衡、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有一个过程。邓小平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７４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的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民经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３页。）实践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６６页。

　　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经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广大干部和群众从“左”倾错误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思想十分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这成为当时中国政治思想领域的主流。但在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和警觉的问题：一些同志由于未能摆脱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对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改革开放和平反冤假错案等方针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也有一些人利用党纠正自身错误的机会，打着所谓“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把党的错误加以夸大，极力散布种种怀疑乃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特别是后一种思潮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其核心就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的一些人煽动游行示威，冲击党政机关，成立非法组织，出版地下报刊，在全国各地串联，甚至还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成为严重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党内也有极少数人对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视而不见，甚至直接或间接地予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必将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面对这一复杂的形势，邓小平在坚定地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同时，以战略家的敏锐目光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及时地觉察和指出了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０日，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６４页。）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邓小平最初采用了当时通行的提法，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但他后来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更适合于我们的国情。”见《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７２页。）第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他也尖锐地指出：“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６５、１７３页。）
　　第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对我们党长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概括，体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这四项基本原则，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中国人民在五四运动以来的艰苦奋斗历程中，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反复对比，得出的历史结论和必然选择。“这是我们立国和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４４页。）邓小平指出：“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７３页。）为了使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行动准则，他在１９８０年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决定进行宪法修改工作之际，明确提出：“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以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５８页。）全国人大宪法修改委员会以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修改宪法的“总的指导思想”，把这些原则的内容写入了宪法修改草案。１９８２年１２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四项基本原则确定下来，使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的活动准则”，成为不可动摇的立国之本。（《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３５、２１９页。）
　　第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邓小平在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时即强调指出：“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为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各项方针政策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再说一遍，不采取这些措施，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就要落空，工作重点的转移就要落空，四个现代化建设就要落空，党内外民主生活的发展也要落空。”（《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７８页。）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消极后果和我们党对自身错误的拨乱反正，一些政治立场不坚定、缺乏政治经验的同志在思想上发生了动摇和混乱，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机会大肆散布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不清醒，不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可能偏离社会主义道路，动摇党的领导地位，削弱人民民主专政，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后来曾深刻地指出：“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３７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这种保证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团结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时，保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
　　第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在丰富、生动的实践中发展新的时代内容。邓小平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虽然我已经说过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论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克服了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的认识，纠正了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观点和政策，努力加强改善党的领导，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突破了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实践，不断赋予了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使其在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始终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四项基本原则在新的实践中的不断发展，体现了它与改革开放政策的辩证统一。实践证明，“这样才能够教育全国人民，全国青年，全国工人，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也才能够说服那些向今天的中国寻求真理的人们。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任务，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对全体党员、全国人民特别是对青年学生，“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党的主要领导和思想理论战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一贯、软弱无力等问题，多次提出严肃批评，要求全党“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７９页。）同时，他十分警觉和注意把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政策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不断克服了来自“左”的和右的两个方面的干扰。他指出：“有人说，三中全会是放，四项基本原则是收。这完全是歪曲。共产党员决不能够容忍这种歪曲，而且必须反对这种歪曲。”“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写文章要注意这两个方面。”（《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５６、３８０页。）他深刻阐明了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期性和连续性，指出：“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党是不会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４６页。）同时，他也阐明了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致性和相互贯通，强调：“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４８页。）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和坚持，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为维护社会稳定、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奠定了可靠的政治基础。尽管“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但是，把这四项原则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命题提出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必须始终坚持的立国之本，这是邓小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构成了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另一个重要基本点，为形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长期的斗争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邓小平着重批判了从右的方面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严肃指出了这种思潮的危险性和危害性，要求全党同志“用巨大的努力”同这种思潮“作坚决的斗争”。（《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６６页。） 后来，他把这种思潮概括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认为其实质就是要否定和推翻四项基本原则，使中国全盘西化，把中国引导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他还强调指出：“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２４页。） 正如邓小平后来谈到的那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姟！*（《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８１页。）１９８０年１月，他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全党“认真注意”社会上特别是一些年青人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提出要坚决肃清“党内新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５２、２７２页。）在同年１２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严肃批评了党的宣传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即“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要求全党对“这种危险的信号”引起“足够警惕”，并且明确提出：“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６４、３６５、３６９页。）１９８１年，他在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中央宣传部门领导同志的谈话中，再次指出了社会上甚至党内一些人“要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问题，并强调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有这些现象，而在于我们对待这些现象处置无力，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９０页。）在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他又提出了“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问题，认为“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要求党的各级领导“认识目前问题的严重性，认识改变思想战线的领导软弱涣散状态的迫切必要性。”（《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４４、４５页。）１９８６年９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他针对一些同志不赞成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写入决议的错误意见，坚定地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８２页。）时过不久，上海、北京等地发生了严重学潮，邓小平再次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严肃指出：“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问题就出在这里。”（《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９４页。）根据这一深刻教训和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中共中央于１９８７年１月２８日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具体规定了这一斗争的范围、重点、政策和方法，对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邓小平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着重阐明了以下观点：
　　第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有些同志由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出现了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有的同志片面、消极地吸取历史教训，一讲开展思想斗争就担心重犯“左”的错误；也有极少数人思想严重混乱，同情、支持甚至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由于这种种原因，导致了党在思想、理论和文化战线的软弱涣散状态，给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传播和蔓延造成了可乘之机。邓小平及时指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严重危害性，多次告诫全党“不要以为这样搞就不会出乱子，可以掉以轻心。少数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大事业。”（《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５２页。）他一再要求全党同志、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能有任何游移不定、含糊不清的表现。”（《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５３、２５４页。）他提出：“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９０页。）
　　第二，在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出现，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既有国内的背景，也有国际的背景。虽然由于我们积极的思想斗争，这种思潮在一段时间会受到遏制而有所收敛，但是，如果我们思想疏忽，放弃了对它的斗争，这种思潮就还会蔓延、扩散，甚至发展为学潮或动乱。１９７９年３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了这一斗争的长期性，认为“同这些人的斗争不是很简单的、短时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７５页。）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他又强调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８２页。）１９８７年初，他又针对不久前出现的学生闹事问题多次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问题，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并行的。为了刹住一个时期的势头，例如对这次学生闹事，需要采取一些比较紧迫的办法，但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０８页。）* 第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着重在于说服教育。邓小平一贯强调，对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党纪国法的人，必须依照纪律和法律给予严肃处理，决不能够手软。但是，对于思想上的错误倾向，必须坚持“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４５页。）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由于“左”的习惯势力和简单化的思想方法，也曾出现过某些缺点和偏差。“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有的“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不够周到。”（《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３８、３９１页。）邓小平深刻指出：“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３６页。）因此，他多次提出：“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搞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人人都去作检查，那就会变成运动。”（《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８１页。）“我们在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４７页。）
　　 邓小平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原则和方针，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正确地开展思想斗争，不断克服怀疑乃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正如他指出的那样：“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２５页。）但是，在贯彻邓小平这方面思想的问题上，我们党也有深刻的教训。１９８６年的学潮之后，邓小平曾指出：“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的领导不力。”１９８９年的动乱之后，邓小平又针对“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的问题谈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０１、３２４页。）因此，继续深入学习邓小平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对我们全面理解和贯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根据“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深刻教训，多次重申了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提出的一个目标，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认为：“有了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４４、４６页。）为了创造一个既生动活泼又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指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以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聪明智慧；同时，他也强调“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只要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善于学习，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的事业就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４８、１５５页。）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但也出现了种种不安定因素。针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邓小平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四个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大局出发，把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摆在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反复要求全党同志要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第一，安定团结是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前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就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已经摆脱了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十年混乱，获得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他严肃地告诫全党，如果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遭到破坏，就会“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那样，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斗争就等于白费，中国就将重新陷于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一切希望。”（《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５９、１７６页。）１９８０年１月，他又把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为现代化建设所“必须具备”的重要前提，指出：“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果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一切都不可能”。（《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４８、２５１页。）１９８７年１月，他针对不久前发生的学生闹事问题，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排除干扰。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都搞不成。……如果没有秩序，遇到这样那样的干扰，把我们的精力都消耗在那上面，改革就搞不成了。”（《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９９页。）
　　第二，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是治理国家的“大道理”。邓小平以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领导经验，深刻阐明了安定团结与生动活泼、与“双百”方针、与解放思想的辩证统一关系，并且突出强调了安定团结对治国安邦的重要决定作用。关于安定团结与生动活泼的关系，他指出：“要安定团结，也要生动活泼。生动活泼也来之不易，但它是随着安定团结发展起来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者是统一的，从根本上说，它们没有矛盾，也不应该有矛盾。如果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竟然发生了矛盾怎么办？那就一定要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邓小平文选》第２卷，２５１页。）关于安定团结与“双百”方针的关系，他指出：“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顾安定团结，那就是对于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双百’方针当然要为这个最大利益服务，而决不能反对这个最大利益。”（《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５６页。）关于安定团结与解放思想的关系，他指出：“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７９页。）１９８５年５月，他又在一次谈话中深刻地指出：“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２４页。
　　第三，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１９７９年春，邓小平就针对当时出现的“某些政治上、思想上的不安定因素”，要求全党同志，尤其党的领导干部，都要“十分注意珍惜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大力加强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工作和教育”。（《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５９、１６２页。）１９８０年１月，他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强调指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来之不易，现在还很不巩固，还有来自不同方面的不安定因素。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共同负起责任，维护、保障和发展这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５１页。）同年２月，他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指出：“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７６页。）他非常重视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完善法制对维护社会稳定的保障作用，认为这些是真正巩固安定团结的“积极的、根本的措施”。他一再强调宣传舆论工作在保持安定团结方面的导向作用，提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５４、２５５页。）他把巩固安定团结提到维护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的高度，强调“要向广大人民群众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动员和组织他们自觉地、积极地行动起来，同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进行有效的斗争。”（《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７１页。）
　　邓小平关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思想，凝聚着他对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正如他指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以说，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过去我们已经吃了十来年的苦头，再乱，人民吃不消，人民也不答应。”（《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５２页。）根据这一深刻认识和新的实践经验，他对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创造和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了比较系统、科学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作出了具有创造性的贡献。实践充分证明，维护和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稳步前进的重要政治前提。

　　五、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蓝图
　　（一）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进行拨乱反正的同时，改革开放也迈出重要步伐。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主要内容就是建立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一改革冲破思想上和实践中的种种阻力，迅速收到了显著效果。
　　邓小平一贯主张在生产管理中建立严格的责任制，以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１９７５年的整顿期间和粉碎“四人帮”之后，他都多次谈到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０、１３１页。）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５０、１５１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提出可以在农村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记酬等责任制形式。这成为推动农村改革浪潮迅速兴起的开端。但是，由于历史的巨大惯性和当时的认识水平，上述文件中也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实际上，仍然把“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看成是同样性质的问题。
　　１９７９年１月，中共中央将上述两个文件下发试行，各地逐步展开了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试点和推广工作。部分地区的农民在这一过程中自发地采取了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最著名的是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的小岗生产队。当时，小岗村的１８户农民悄悄订立了将土地划分到户、实行包干经营的秘密协议，并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到１９７９年底，凤阳县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到８３％，肥西县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达到９７％，都取得了明显的增产效果。当年９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时，将原草案中“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修改为“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１８５页。）这虽然仍是不提倡和不鼓励包产到户，但实际上为部分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开了一个小口子。
　　包产到户的出现，招致了来自许多方面的非议和责难。１９８０年１月，在国家有关部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许多人对安徽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随后，一份关于农村工作的指导性刊物连续发表文章和编者按，指责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主张迅速予以纠正。这使包产到户这一受到大多数农民欢迎的责任制形式，刚一出现就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和压力。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明确地肯定和支持了包产到户。５月３１日，他在同中央有关负责人员的谈话中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他还严肃地指出：“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仍然是按老框框办事”。（《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１５、３１６页。）邓小平的谈话对打破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保护和鼓励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不久，中共中央于９月中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议指出：“凡有利于鼓励生产者最大限度的关心集体生产，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和可行的，都应加以支持”。“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就全国而论，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５４５、５４７页。）虽然这个文件对包产到户的评价尚不充分，仅仅把它看作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权宜之计，但它毕竟肯定了这一责任制形式，为广大农民实行包产到户提供了政策依据。到１９８１年底，全国已有５０％的农村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产生了超乎想象的效果，农业连年取得好收成，农村面貌迅速发生明显变化。邓小平后来曾谈到：“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想到的。”（《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３８页。）事实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推动了党在认识上和理论上的发展。１９８１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认真总结了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经验。会议认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记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娀А⒌阶榈鹊龋际巧缁嶂饕寮寰玫纳鹑沃啤！卑傻交А安煌诤献骰郧*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１０６３、１０６４页。）这就明确肯定了包产或包干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一年以后，中共中央又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一步作出了高度评价，指出：“联产承包责任制采取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必将使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具体道路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２５３页。）
　　到１９８３年底，全国已有９７％以上的农村实行了包产或包干到户，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业生产体制基本形成，并逐步取代了旧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使我国农村发生了具有革命性的变革。第一，确立了家庭经营的主导地位，赋予了农民对土地的经营自主权。家庭联产承包在保持土地公有和部分统一管理的基础上，将土地长期包给农户经营，使农民与土地直接结合起来，克服了过去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单一等缺陷。第二，改变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使农民的收入与劳动直接联系起来。家庭联产承包由农民自负盈亏，其收入多少直接取决于自己的劳动成果。农民将其称为：“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第三，促进了农村向商品化、社会化方向的发展和生产结构的调整。家庭联产承包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农民有可能利用剩余劳力和资金发展多种经营，从而为农村更加多样化、更为广阔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邓小平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７７页。）农村改革的初步成功，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为我国各项事业的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一成功的突破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绝不能拘泥于旧的传统观念和传统模式，我国经济体制不仅可以改革，而且必须改革，也完全能够改革成功，取得超乎想象的巨大效力。这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扩大与深入。
　　（二）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形式
　　长期以来，我们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片面追求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轻视集体经济，禁止个体经济，形成了过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继续保持国有经济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多种经济形式，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为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且在政策上和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最初是从解决城镇劳动就业问题考虑的。当时，全国有１０００多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陆续回城，大批在平反冤假错案中落实政策的人需要重新安置，新成长起来的城市劳动力也面临就业问题，全国待业人员达２０００多万人。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和国家安定团结，必须迅速予以妥善解决的重大问题。但是，这么多人的就业问题都由国家包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为此，１９７９年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广开就业门路”的思想，要求通过发展手工业、商业、服务业、饮食业等集体所有制的服务网点，拓宽就业渠道，同时解决群众生活困难。这成为推动城镇居民的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迅速发展的开端。１９８０年２月，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广开就业门路“主要是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同时“对社会有益的个体劳动也要允许其存在和发展。”同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再次重申：“在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１３３、６１９页。）邓小平在会上强调指出：“继续广开门路，主要通过集体经济和个体劳动的多种形式，尽可能多地安排待业人员。要切实保证集体劳动者和个体劳动者的合理利益，同时加强工商业管理工作”。（《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６３页。）在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的正确指导与扶持下，全国城镇的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取得迅速发展。从１９７９到１９８２年，城镇居民集资、合作兴办的集体企业安排了６０３万人就业，个体劳动者发展到１４７万人。这对缓解人民生活困难，搞活经济，繁荣市场，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党对我国生产关系中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和完善，逐步形成了新的理论认识。１９８１年６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提出了一定范围的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的观点。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姴姆⒄埂９煤图寰檬俏夜镜木眯问剑欢ǚ段У睦投吒鎏寰檬*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８４０页。）１０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更突出地强调了多种经济形式“长期并存”的重大战略意义，指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根本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是我党的一项战略决策，决不是一种权宜之计。只有这样，才能搞活整个经济，较快较好地发展各项建设事业”。（《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９８３、９８４页。）１９８２年，党的十二大再次阐述了“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问题，并把它作为特别要注意解决的“重要原则问题”之一。会议指出：“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来说还比较低，又很不平衡，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的同时并存。”“只有多种经济形式的合理配置和发展，才能繁荣城乡经济，方便人民生活。”（《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２０、２１页。）１２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至此，我国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应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长期并存的思想，从党的战略决策、理论认识和国家的法律规定上，都完整地确立起来。
　　党的十二大以后，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保持了继续发展的势头。一些个体工商户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发展为私营企业。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指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会议还指出：“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它们发展。”（《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３１、３２页。）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同时也阐明了与这一体制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并把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存”修改为“长期共同发展”，这无疑反映了理论认识上的重要发展。
　　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方针，突破了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我国唯一经济基础的传统观念和传统模式，适应了现阶段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客观要求。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促进了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给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带来了新的生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
　　（三）引入市场因素：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建国初期，我们为了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适应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基础建设，逐步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经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曾意识到这种体制的某些弊端，提出过国家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以及发展商品经济等观点。但是，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这些观点被当作“资本主义”而加以反对，使得计划体制统得过死的问题不仅长期未能解决，而且发展得愈益严重。人们在观念上普遍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市场经济则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了“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提出要“发扬经济民主”，“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４５页。）根据邓小平的正确意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会议公报中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６页。）会议之后，我们在城市中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工作，在农村中逐步推广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些改革措施，使基层生产单位部分地拥有了生产经营权、产品销售权、资金使用权等自主权，初步改变了企业只按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安排生产，不了解市场需求、不考虑产品销路、不关心企业盈亏的情况，增强了企业的市场观念。随着生产单位自主权的扩大，实际上突破了过去统得过死的计划体制，市场调节机制逐渐发挥作用，国民经济运行方式开始发生初步变化。
　　实践的发展，推动着认识的不断深化。１９７９年１１月，邓小平在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中，以极大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姷氖谐【谩！彼衔扇『妥时局饕寤旧舷嗨频氖谐【梅椒ǎ罢馐巧缁嶂饕*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３６页。）１９８０年１月，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又提出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观点，并把它作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一项重要内容。他指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和协作，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先进技术和中等技术相结合，合理地利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等等。”（《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４６、２４７页。）
　　邓小平提出的上述思想，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拓了新的思路，对全党从理论上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观点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共中央根据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和全党当时的认识水平，采用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规范性提法。１９８１年６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８４１页。）１９８２年９月，党的十二大的政治报告将这一观点正式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２３页。）应当指出，这一提法在我国经济体制的总体框架上，仍然坚持了“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的传统观点；但是，它又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上打开了一个口子，部分地引入了市场经济因素，强调一定范围的市场调节“是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２２页。）这对以前只承认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否认和排斥市场调节作用的传统观念，无疑是重要的历史进步。可以说，它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性过程中，难以逾越的一环。
　　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崭新经济体制，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和转变观念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开拓。邓小平富有前瞻性的深刻论述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十二大形成的新认识，初步打破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理论，部分地引入了市场调节因素，为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迈出了宝贵的第一步，并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试办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后，如何开创对外开放的格局即成为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在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发展水平上，都有很大的差距。在各种不同地区采取同样的政策，在对外开放的步骤上齐头并进，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共中央根据邓小平的积极倡议，及时地作出了在部分沿海城市试办经济特区的决策，从而打开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突破口。
　　１９７９年４月，中共广东省委领导在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汇报了利用临近港澳的地理优势，在广东沿海建立出口加工基地，以加快经济发展的设想。邓小平在听取汇报后指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特区建设思想与实践》，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５１９页。）根据邓小平的提议，广东和福建省委于６月上旬分别向中央写出报告，建议对两省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率先进行重大改革，并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建立出口特区，允许华侨、港澳商人和某些外国厂商在特区直接投资设厂。７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省委的报告，同意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经济发展上先走一步；同时确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特区。１９８０年３月，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决定“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主要是吸收侨资、外资进行建设”。（《对外开放政策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０６页。）同年８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确定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并规定了特区的各项优惠政策和管理办法。１０月，国务院又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正确指导下，广东、福建两省的四个经济特区相继投入兴建，率先迈出了对外开放的步伐。
　　我国的经济特区，在保证国家领土和行政主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行了特殊的开放政策和经济政策。主要有：第一，在建设资金上，以引进外资、侨资为主，鼓励外国公民、华侨和港澳同胞到特区投资设厂；第二，在经济结构上，以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为主；第三，在经济运行上，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产品以出口为主，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第四，在经济管理上，享有较内地更多的娮灾魅ǎ坏谖澹诤９亍⑺笆盏确矫妫郧袄刺厍蹲实耐馍淌敌刑厥獾挠呕莅旆ê驼*策。特区政府和人民在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援下，充分利用有利的特殊政策，发扬敢于试验、敢于创新的开拓精神，坚持实事求是、讲求实效的科学态度，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积累经验，使经济特区的建设取得了迅速发展。特别是最早投入兴建、规模最大的深圳特区，发展尤为迅速。到１９８３年，深圳已与外商签订经济协议２５００多项，协议投资总额１８亿多美元，引进各种设备２．５万多台（套）；工业总产值增长１１倍，农业总产值增长２．７倍，财政收入增长１０倍多，外汇收入增长２倍；市政设施等基础工程建设基本完成，一个新兴的现代化城市正在崛起。
　　中共中央、国务院对试办经济特区的工作，给予了积极的指导、支持和帮助。１９８１年７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充分肯定了设置经济特区的正确决策和特区建设的显著成绩，有力地回答了“特区会不会变成租界、是不是殖民地”等毫无根据的疑虑，强调建立经济特区是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吸收外国资金的“一种特殊方式”，“是我们学习与外国资本竞争、学习按经济规律办事、学习现代化经济管理的学校，是为两省甚至全国训练和造就人才的基地。”同年１１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根据特区建设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制定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１９８２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再次肯定了特区建设的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进一步阐明了经济特区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办好特区的重要战略意义。《纪要》指出，试办经济特区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利用国外资源、连接国际市场的一条特殊渠道。办好经济特区，对加速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收回香港，促进台湾回归，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邓小平的倡导和支持下建立的经济特区，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创造。经济特区的建立和飞速发展，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和追赶时代的勇气，在国外厂商、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我国吸引外国资金、学习先进经验、跨入国际市场的突破口和前哨阵地。同时，经济特区又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和试验基地，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和创造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六、政治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
　　（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深刻分析了我国经过长期封建社会的历史特点和建国以来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反复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并把这方面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融入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再认识，科学地阐明了民主和法制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把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以新的时代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观。
　　 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即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４４、１４６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１０、１１页。）采纳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１９７９年３月，邓小平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７６页。）同年６月，他把民主和法制建设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联系起来，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８７页。）９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把民主和法制建设直接纳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全局。讲话指出：“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必要条件”。（《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２３３、２３４页。）在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强调指出：“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５９页。
　　综观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思想，主要强调了以下两点：
　　第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由于多方面的复杂原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都长期存在着忽视民主建设的倾向。根据历史的沉痛教训，邓小平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科学论断。（《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６８页。）这一论断阐明了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把民主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理论高度；阐明了政治民主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把民主建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的最高概括。
　　根据上述认识，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目标，即“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２２页。）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但是，“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作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６８页。）因此，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面对的艰巨任务和严峻挑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邓小平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基本内容，即“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３６页。）
　　在民主建设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严格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同资本主义民主的原则界限，以保证民主建设的正确方向。他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分开来”。他还严肃地告诫全党：“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７５、１７６页。）
　　第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和巩固社会安定，邓小平十分重视加强我国的法制建设，认为“法制完备起来，司法工作完善起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整个社会有秩序地前进。”（《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５５页。）为此，他把建立完备的法制作为党的一项基本方针，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４７、２５４页。）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法律很不完备，加强法制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做到“有法可娨馈薄８莸诵∑降囊饧车氖唤烊腥崦魅诽岢觯骸按酉衷谄穑Φ卑蚜*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１１页。）十几年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到１９９４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１７５个法律，通过了７７个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３０００多个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制定了７００多项行政法规。我国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无法可依”的局面。
　　为了保证法律的实施，邓小平多次强调要加强检察机关、司法机关和政法队伍建设，要对全体公民进行普遍的法制教育。１９８０年１月，邓小平即提出：“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５４页。）后来他又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６３页。）他要求全党同志都要“学会使用法律武器”，提出“这是现在和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中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学会处理的新课题。”（《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７１页。）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思想，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实际和历史经验，着眼于世界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从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高度，科学地阐明了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创造性地发展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伟大纲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３１、１４１页。）在决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即提出了对“上层建筑”进行改革的任务。邓小平后来曾谈到：“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１７６页。）会议作出的扩大民主、加强法制、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等决定，实际上已拉开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１９７９年９月，叶剑英发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任务，并把这一任务提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２３４页。）１９８０年２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在党的领导体制改革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和条件逐渐成熟，并愈益突出地提上党中央的议事日程。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共中央在多次酝酿的基础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研究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问题。８月１８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主要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基本目标和方法步骤。３１日，这篇讲话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从而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这标志着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决策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基本形成。
　　第一，针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弊端，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等，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有着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我国政治制度的这些特点和优势，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即政治体制作了科学的区分，严肃地指出了我国的“具体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及其危害。他认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２７页。）他深刻分析了产生这些弊端的社会历史原因，着重阐明了制度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他认为，要解决上述种种弊端，必须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进行改革。“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３３页。）*
　　第二，围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
　　邓小平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全局出发，阐明了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进行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他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２２、３２３页。）显然，政治体制改革首要问题，是要服务于和服从于现代化建设这一中心任务，为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条件。在此前提下，政治体制改革要逐步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化、经济管理民主化和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的改革事业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４２页。）在同年１２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把“发扬和保证民主”概括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总方向”，进一步强调了建设民主政治在整个改革事业中的重要地位。（《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７２页。）
　　第三，根据改革任务的紧迫性和长期性，规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法步骤。
　　邓小平在讲话中分析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利条件，认为“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同时，他也强调了这一任务的复杂性，认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４２、３４３页。）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与长期性的矛盾，成为我们在实践中必须正确把握和处理的重大现实问题。根据这一特点，邓小平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方法和步骤，指出：“这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有些问题，中央在原则上决定以后，还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集中集体智慧，成熟一个，解决一个，由中央分别作出正式决定，并制定周密的、切实可行的、能够在校长时期发挥作用的制度和条例，有步骤地实施。”（《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３６、３４１页。）此后不久，邓小平再次强调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５９页。）
　　邓小平关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思想，把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高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高度，确立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导原则，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一九八○年八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３４页。）
　　（三）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肩负着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面临着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新环境，经受着来自国际和国内的种种新考验，党的领导和党的自身建设遇到了许多新矛盾、新问题。为使我们党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时代需要，邓小平牢牢抓住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一关键问题，紧紧围绕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这一基本目标，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作出了周密的整体部署，不断研究和解决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努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建理论。
　　第一，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加强党的领导，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人利用我们党纠正自身错误的机会，大肆散布对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企图削弱以至否定党的领导地位。邓小平严厉地批驳了此类谬论，指出：“这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只能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７１页。）他从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中华民族振兴和腾飞的现实需要等方面，反复强调并深刻阐明了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他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对于党内外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姟⒎炊缘车牧斓嫉那阆颍匦虢信馈⒔逃灾帘匾亩氛Ｕ馐撬母鱿执芊袷*现的关键”。（《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７０、２６６、２６７、３５８页。）
　　“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６８页。）这是邓小平对新时期党的建设，提出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应当指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党的形象、党的威信和党的战斗力都受到了很大损害。由于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政治运动上，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与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地方。因此，坚持党的领导必须立足于改善党的领导，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加强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７１、３４２页。）他系统地提出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工作、改善党的领导制度等项任务，为不断解决党的建设在新形势下遇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巩固党的领导地位，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第二，党的建设的基本目标。
　　“我们这个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力量，是无产阶级的、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有革命纪律的先进队伍。”（《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６６页。）这是我们党的根本性质和党的建设的一般要求。同时，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肩负着不同的政治任务，围绕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是我们党搞好自身建设的一条宝贵经验，也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根据党在新时期“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的政治路线，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等重大的政治和理论问题。（《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７６页。）他指出：“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我们的党，中国在国际反霸权主义斗争和争取人类进步事业中的重要地位，需要我们党。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使我们能够胜任对于整个国家和各族人民的巨大领导责任。”（《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７３页。）这就是说，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都是为了使党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担负起领导现代化建设的重任。根据邓小平的论述，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这一基本目标，并具体阐述了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着重解决好的几个问题。（《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４７页。）邓小平后来也指出，一定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９页。）
　　第三，加强党的建设的整体部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党的建设一贯十分重视。他提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是要恢复党的战斗力。”（《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６８页。）为此，他针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特点和新问题，集中全党的智慧，对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作了系统阐述和全面部署，特别是把党的制度建设提到重要地位，指出了加强党的全面建设的具体途径。 邓小平坚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即提出了“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的任务，要求全党在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还要着重学习经济学、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管理方法，并强调指出：“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５３页。）在组织建设方面，他领导全党扩大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完善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复强调要严格维护党的纪律，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６６页。）他把培养、选拔和大胆使用优秀的中青年干部，作为改革干部制度、人事制度的重要措施，提到了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高度，完整地提出了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战略方针。（《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６１、３９６页。）他要求全党坚持不懈地抓好党风建设，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做全党和整个社会的表率，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７７、３５８页。）他把制度建设提高到党的建设的重要地位，要求通过党的各项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提供可靠的保证。
　　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邓小平新时期的党建理论，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地位，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和途径，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

　　七、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一）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展开了全面的拨乱反正。邓小平科学地阐明了拨乱反正的基本任务，指出：“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００页。）因此，我们的拨乱 反正工作，不能不涉及到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实事求是地指出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我们能否拨乱反正的关键；能不能科学地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是关系到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政治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依靠全党的集体智慧，既严肃地批评了我们党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坚定地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当拨乱反正的历史帏幕拉开之际，国际国内都非常关注我们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即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４８、１４９页。）
　　根据这些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１２页。）
　　这就为拨乱反正的开展规定了正确的方向。１９７９年３月，邓小平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错误思潮，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把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一条重要政治原则，并着重阐述了坚持毛泽东思想问题。他驳斥了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观点，明确提出了毛泽东的个别失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论断，指出：“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他提出要公正地、科学地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认为毛泽东在他伟大的一生中所犯的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他强调指出了维护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和坚持毛泽东思想，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意义，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也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７１、１７２页。）
　　翌年２月，他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７９页。）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中共中央为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分清历史是非，统一全党思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开始着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这一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在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对起草决议的指导原则、历史的基本评价和文件的具体写法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他最为关注和反复强调的中心问题，就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９日，邓小平提出了起草决议的三条“总的要求”和“总的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强调，这是“最核心”、“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９１—２９３页。）
　　从那以后，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反反复复地强调这一问题，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总的要求和原则，对决议的起草工作起到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中共中央组织４０００名高级干部讨论决议草稿。大家在讨论中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但是也出现了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简单地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不赞成写毛泽东思想等不正确的观点。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在１０月２５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９８—３００页。）
　　邓小平在主持决议起草当中，既博采众议，集中全党的智慧，又坚持原则，顶住种种不正确的意见，保证了决议的起草和修改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１９８１年６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认真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３２年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正确的总结，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严肃地指出了多年来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深刻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主观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勋，认为 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决议》全面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集中体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所取得的科学成果。主要有：第一，重新界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强调它是被实 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都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系统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内容，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第三，准确概 括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提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第四，科学阐明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正确态度，强调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 别开来，认真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切合实际的新结论、新原理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决议》对统一全党、全军和全 国人民的思想，确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则，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决议》的正式通过，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胜利完成，成为我们党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重要里程碑。在邓小平的正确指导和全党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坚决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同时坚定地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为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这是在新时期中，邓小平和中央领导集体一起作出的一大历史性的贡献。江泽民在十四大指出：“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５页。）
　　（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初步总结
　　在我们跨入历史的新时期之际，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团结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同时，他也十分重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经常回顾我们党走过的辉煌而曲折的道路。特别是在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多次提出，要通过“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以便“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１２、３２２页。）对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是推动理论认识不断深化的重要源泉，是我们认清中国国情、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历史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３２年来党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作出了正确总结，为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提供了科学的历史根据。正是在这一正确总结的基础上，《决议》充分肯定了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确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是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道路，并系统地阐明了这条道路的十个“主要点”。（《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８３９页。）这是我们党对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第一次完整概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十个主要点是：
　　第一，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工作重点。《决议》认为，我们过去所犯的姶砦螅楦降祝褪敲挥屑岫ú灰频厥迪值车墓ぷ髦匦牡恼铰宰啤！毒鲆椤诽岢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决议》强调：“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党干部特别是经济部门的干部要努力学习经济理论、经济工作和科学技术。”
　　第二，关于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决议》指出了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及其主要表现和危害，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既要看到我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本事实，也要看到加快经济建设、扩大对外交流的有利条件， 并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既反对急于求成，也反对消极情绪。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针对过去片面追求生产关系高级形式的“左”倾错误，《决议》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它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在目前阶段，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第四，关于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问题。《决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之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对敌视社会主义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进行有效的斗争。同时，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内部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方法来正确地加以解决。
　　第五，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决议》根据建国以来没有重视民主建设的沉痛教训，把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提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的高度。要求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同时，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社会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
　　第六，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提出，要坚决扫除长时间存在的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地位和作用。要大力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外历史和现状、对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抵制资产阶级思想、 封建残余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扬爱国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
　　第七，关于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决议》指出了过去在民族问题上我们犯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强调了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的重大意义。必须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的自主权，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努力培养和提拔少数民族干部，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第八，关于国防建设。《决议》提出，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人民解放军要加强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和军事科学研究，进一步提高战斗力，逐步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要恢复和发扬军队内部和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紧密团结的优良传统。
　　 第九，关于对外关系。《决议》指出，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第十，关于党的自身建设。《决议》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着重强调了党的组织制度、领导方式和党风建设。《决议》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必须坚持实行集体领导，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保证党的领袖人物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在对国家事务和各项社会工作的领导中，必须正确处理同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各种经济文化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关系，党的各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决议》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各级党组织和娙宓吃备刹勘匦肷钊肴褐冢钊胧导剩榻魃鳎腿褐谕使部啵峋隹朔倭胖义，纠正特殊化等不正之风，清除腐化变质分子。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是继三中全会以后，又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全会对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全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概括，虽然还只是初步的，但它体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全新探索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为理论认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的提出

　　（一）“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胜利完成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初步成果的情况下，我们党于１９８２年９月隆重召开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９月１日，邓小平为大会致开幕词，第一次明确而郑重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主题。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３页。）这一主题的提出，为党的十二大制定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纲领，为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作出的这一基本结论，体现了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深刻理解，对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对全党全国人民新时期的伟大创造和集体智慧的集中概括。这是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进行艰辛开拓和理论思考的宝贵成果，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开始形成。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我们党在新时期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是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和活的灵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即向全党提出：“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５３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最重要的就是同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６３页。）马克思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发展的学说。只有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７９页。）正是由于邓小平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辩证地统一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才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进入新的境界，达到新的高度。
　　坚持“走自己的路”，是党的独立自主原则的最高体现，是我们党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经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多次回顾了毛泽东独立自主地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宝贵经验，以教育全党树立起在现代化建设中“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念。他谈到：“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２６页。）根据这一历史经验，他深刻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６３页。）要走适合中国情况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首要问题是“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邓小平提出：“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６４页。）１９８０年１２月，他再次提出：“至于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５６页。）这就是说，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就必须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实践，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总体概括。要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一条基本原则。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５０、３１３页。）中国应当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在新时期反复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广大群众的集体智慧，为党对社会主义进行重新认识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源泉。１９７９年１０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有了这么大一个雄心壮志，究竟怎么搞比较顺，比较能够经得起风险，比较能够克服困难，克服障碍，求得比较快的发展，这个问题只能靠大家的集体智慧来解决。”（《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０１页。）１９８０年１月，邓小平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４６、２５０、２５１页。）同年４月，他在同外国友人的谈话中更深刻地指出：“现在我们正在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我们相信这方面是有希望的。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１２页。）正是通过解放思想和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明确概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成为党的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３３７页。）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目标开拓前进，就一定能够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二）坚持“两手抓”的战略方针
　　党的十二大根据邓小平多次提出的重要思想，明确地阐述了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期，从思想上到行动上一定要坚持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另一手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中危害社会主义的严重犯罪活动。”报告强调指出：“只注意后一手而怀疑前一手是错误的，只强调前一手而忽视后一手是危险的。对这样的方针，全党同志必须十分明确，不应当有丝毫含糊。”（《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３８页。）这标志着“两手抓”战略方针的基本形成和确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提出和阐述了关于“两手抓”的思想。１９７９年６月，他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极端民主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出了“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的思想，指出：“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１８９页。）１９８０年，他多次提出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对各种犯罪分子和犯罪活动给予坚决的打击。（《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５３、３７１页。）但是，由于部分同志遇事手软，打击不力，致使各种犯罪活动特别是经济犯罪活动严重发展。１９８２年４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从指导方针的高度提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４０４页。）７月４日，他在军委座谈会上再次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这一手。但是为了保证这个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能够真正有利于四化建设，能够不脱离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同时还有另外一手，这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这一手，就没有制约。”（《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４０９页。）正是根据邓小平的上述观点，党的十二大明确阐述了坚持“两手抓”的方针。
　　坚持“两手抓”的方针，是邓小平正确地解决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卓越领导艺术，贯穿于他在新时期的全部领导工作之中。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清楚地体现了“两手抓”的思想和艺术。例如，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同时也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同时也要保证必要的集中，强调该集中的必须集中；要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同时也要坚持自力更生，警惕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要发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同时也要维护安定团结，要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要坚持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方针，同时也要对错误的思想倾向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斗争；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同时也要改善党的领导；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光辉形象，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团结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同时也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分清历史是非，深刻总结历史经验；要反对“左”的错误，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要注意到这两个方面”；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等等。这些无疑都反映了邓小平关于“两手抓”的指导方针，反映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
　　坚持“两手抓”的方针，不是临时措施，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邓小平指出：“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我们说不搞运动，但是我们一定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我看，至少是伴随到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一天。”除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外，还有经济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整顿党的作风，“这四件事情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长期搞下去。我们不搞运动，但是，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要坚持四个保证，一天也不要丢掉，要把它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工作和斗争。”（《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４０３、４０９页。）“两手抓”的方针，是正确处理和解决事关我国社会主义方向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法宝，它必须贯穿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全过程，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
　　坚持“两手抓”的方针，必须正确把握“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民主法制，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打击犯罪活动等等，都是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提供可靠的保证，以推动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不能因为强调“两手抓”，就忽视或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形成两个中心，两个重点。坚持“两手抓”，要服务于和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而决不能冲击和干扰这个中心。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清醒的认识。１９８０年１月，邓小平就深刻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都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２５０页。）
　　坚持 “两手抓”的战略方针，是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法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具体实践的科学思想方法，也是他正确解决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卓越领导艺术，是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相统一的指导方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全面地正确地坚持贯彻这一方针，是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小 结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从１９７５年的整顿中开始酝酿，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发展，到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本章就是阐述和分析这一段的内容。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大刀阔斧地领导了全面整顿。整顿的指导思想和各项政策，实际上形成了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相对立的指导方针，因而成为后来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试验与先导，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酝酿。
　　当历史跨入新时期，横亘在全党面前最大的思想障碍，就是长期形成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及其新变种“两个凡是”。邓小平领导了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摒弃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为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了思想理论前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点，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起点。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在会后不久提出了在思想政治方面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
　　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及其带来的巨大成果，推动了党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和模式的重新认识。对建国以来党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为理论认识的飞跃提供了历史根据。到党的十二大，邓小平郑重地宣布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