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云】2008年以来国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

　　国外学术界一直比较重视对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研究，2008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加上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的表现，使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研究热再次升温，国外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如井喷之势涌现。在这种形势下，国外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出现了很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既有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综合性著作，但更多的是对当代社会史的各领域的专题研究。现择其要者，按专题内容综述如下。 

　　一、当代中国的社会构成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多年中，当代中国的社会构成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近年来国外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构成的研究，多集中于人口政策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当代社会阶级与阶层构成等方面。 

　　（一）关于当代中国人口 

　　2008年以来国外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首先是关于当代中国的人口管理政策。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社会科学学院人类学教授苏珊·格林哈尔希，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的人口政策研究，曾发表了很多研究成果。2010年她的新著《培养全球公民：中国崛起中的人口》［1］，从大国崛起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在人口管理政策方面的努力。该书回顾了毛后时代中国人口政策的发展，指出在过去的30年里，随着人口的增加，国家管理人口的作用不断扩大。人口政治已经成为中国全球化日程的核心，通过将农村群众转变为工人、公民，通过努力加强中共政权的技术科学化、合法化，从而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提高了综合国力，人口管理对全球化的中国来说越来越重要。 

　　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即计划生育政策也是国外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例如苏珊·格林哈尔希对计划生育政策就有深入的研究。她2008年出版的著作《只生一个：邓小平时代的科学与政治》［2］，是西方研究计划生育政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该书将目光聚焦于改革开放起步的1978～1980年，描绘了当时人口政策非同寻常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决策过程，是迄今为止国外对计划生育政策缘起的最为翔实、中肯的论述，有助于国外全面地理解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制订。 

　　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自制订以来，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但计划生育一味地只控制人口数量，忽略世代更替，造成人口严重老龄化等社会问题。目前国外也有学者开始较深入地研究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2009年，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政治经济学学者尼古拉斯·埃伯斯特在《远东经济评论》上发表《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出了问题》［3］一文，重点研究了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劳动力增长停滞、人口急剧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导致出现无法结婚的男性等。作者认为这些问题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和谐，给中国传统家庭结构带来严峻的压力，实际上也许会撼动中国文化最深处的根基。 

　　中国人口结构不平衡也引起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从人口年龄结构来说，国外普遍认为自2000年中国就进入到老龄化社会，或者说老龄化进程急剧加速。至于其中的原因，国外学者多将之归于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低生育率［4］，还有学者兼论了1949年后死亡率的下降［5］。国外学者还从家庭、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深入分析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如亚洲发展银行的约兰达·费尔南德斯·罗门从劳动力不足、影响居民储蓄结构、对社会保障提出更高要求等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6］ 

　　在当代中国人口构成中，国外对妇女的研究较多。近几年来，国外学者普遍比较重视当代妇女的政治参与，通过研究，均得出了中国妇女政治参与不足的结论。如2009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高级研究员赵力涛等的《中国妇女的政治参与》［7］一文，集中论述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党和政府在实践中扩大妇女政治参与的措施和做法。作者指出：到2008年，尽管在全国人大中女代表的比例已从2003年的20.2%上升到21.3%，但是与国外相比，中国仍远远落后于许多国家，2005年全国人大中女代表的国际排名已从1994年的第12位下降到第42位；与过去相比，2002年中共中央的女性比例为7.6%，与70年代的13%相比也大为下降。所以作者得出结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社会里，男女平等方面的进展很难，妇女的政治参与将面临很大挑战。2010年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王正绪等的文章《妇女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中的参与：体制、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8］，则以江苏省一个县为个案，研究了农村妇女在村民自治中的政治参与和作用。文章指出，80年代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妇女在村民自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却一直进展缓慢，社会经济、文化和体制因素阻止了妇女在当地的政治参与。 

　　（二）关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城乡隔离的社会结构，其特点是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城市居民与农村人口的人为隔离；维护机制包括户籍制度、就业政策、城镇粮食供应制度以及单位制、收容制等等。中国的这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吸引了很多国外学者。2010年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哈佛当代中国系列”丛书出版了由哈佛大学社会系教授怀默霆（马丁·K·怀特）主编的《一个国家，两种社会：当代中国的城乡不平等》［9］一书，收入了15位相关专家的文章，分析了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的形成、城乡收入差距、城乡获取社会资源的差距、农民工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和城乡差距的政策等五个方面的内容。该书认为，尽管1978年的改革改变了中国农村和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改变了城乡关系的性质，但是中国仍然是城乡分明，农村和城市在生活中有着不同的权利和机会，造成日益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但是对那种认为“民众对社会不公平的不满不断积聚，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的看法，怀默霆也不予认可。他在另一部著作《社会火山的迷思：当代中国的不平等感与分配不公》［10］中，对1978年以来形成的社会不平等的后果进行评价。他在书中指出：对于个人财富的积累，中国人抱有一种近乎于美国式的宽容，他们认为这主要归功于个人努力和所接受的教育；这与东欧经济体在剧变后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那里的人们对待新富阶层兴起的态度更为负面。他还认为中国确实存在对城乡分化的愤怒和下岗的不满，但是在现实中弱势群体可能对社会不平等更加接受，而优势群体则更容易对之产生不满；农村居民、农民工和下岗职工未必会因心怀不满而成为“社会火山”的引发者。 

　　国外学者还分析了城乡二元社会形成的根源，不少学者将之归因于户籍制度。如怀默霆就明确指出：“在我个人看来，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产生城乡差距的根源，导致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一生中的权利和机会都存在巨大差异”。持这种观点的还有美籍华人学者、华盛顿大学地理系教授陈金永，他多年从事中国城市化、民工、户籍制度问题研究，近年来发表《中国正在废除户口制度吗？》［11］、《中国户口制度50年》［12］等文章，从社会政治视角分析了户口制度的起源、50年的发展历程以及对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及社会地域分层的影响，认为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进步；但作为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之间一条主要的鸿沟，户口制度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21世纪，中国不能继续依赖二元经济和二元社会，建设一元社会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户口制度已成为中国发展为现代化一流国家的障碍，必须加以改革。 

　　也有学者对中国目前的户籍政策给予了积极评价。如日本福岛大学教育学部境野健儿教授认为，中国现行的户籍管理政策可以控制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对于保证一定的农村人口数量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可以利用户口管理有效控制农村人口盲目、无序地涌入城市，使教育经费、福利设施等社会资源分配更准确合理，减少人口盲目流动引发的大量社会问题。日本的人口流动完全不受户口限制，所以几十年来，造成了日本农村人口的锐减，农田因无人耕种而荒芜，环境恶化日益加剧，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出现危机，目前日本农业已经由“妇孺产业”进一步退化为以祖父母为主要劳动力的“老叟产业”。如果中国现行的户口政策可以控制农民工在城里滞留的时间不超过一定年限，农民就不会丢下土地，盲目携带子女进城就学的现象也会相应减少，所以中国的户口政策应该得到更加有效地运用。［13］ 

　　（三）关于当代社会阶级与阶层构成 

　　国外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阶级与阶层的研究，多集中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阶层构成的变化。改革开放后，我国以“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为框架的“刚性结构”正在逐步消解，并由此分化出分层次、多梯级的社会阶层结构。国外学者尤其关注中国社会出现的新阶层。例如农民工就吸引了很多学者来研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副主任范芝芬是研究农民工问题的知名专家，她全面分析了农民工对社会的影响，认为一方面，农民工成为城市经济的一支主要劳动力，对城市发展作出很大贡献；另一方面，农民工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如交通、住房的负担，一些人从事犯罪活动、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造成城市管理混乱等。对于总体上农民工对城市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的看法，她表示认同。她认为农民工的收入提高了农村家庭收入，缓解了农村贫困，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城乡差距。［14］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地方政府认识到农民工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出台政策，从信贷、土地、税收等方面给予农民工优惠，以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返乡农民工的作用究竟如何，国外学者也进行了考察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赵力涛的文章《中国的返乡农民工：社会不稳定的来源还是促进农村转型的力量？》［15］，全面考察了返乡农民工的作用。他认为，返乡农民工对农村有两大贡献：第一，他们返乡成为生意人和企业家，丰富了农村生活，扩大了非农就业；第二，返乡农民工多在城镇而不是村庄定居，他们建造房屋、成立企业，在农村城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农村城镇化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渠道。 

　　中国的新富阶层也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个新阶层。国外不少学者将这个阶层视为全球化的产物，视他们为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是社会主流价值的承载者，由此他们认为中国的彻底转型是很有希望的。但澳大利亚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古德曼教授在《中国的新富：未来统治者，目前的生活》［16］一书中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根据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大量调研，戴维·古德曼分析了中国新富阶层的产生、构成和特点，指出无论从其产生的途径、政治性以及在社会所占比重来说，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的中产阶级，他们的中产阶级特征只是表现在其生活方式上。戴维·古德曼指出：中国新富大多是各类企业家，他们是中国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受益者和推动者。他们有三个清晰的特点：第一，他们是一个复杂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类别，不仅包括私营企业主，还包括国家、集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士等；第二，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仅是富裕，而是非常富有，甚至超级富有；第三，他们与党政在结构上和联络上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从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关系，戴维·古德曼得出结论，中国的财富新贵可能不是新的中产阶级。 

　　失业阶层也是国外学者比较关心的内容。有学者对新世纪以来青年的失业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中国青年一代存在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大学生不能充分就业（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所引起的），另一方面却是劳动力短缺（因为第二代农民工要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条件），第二代农民工也是潜在的失业者。这种失业是体制性失业。［17］还有学者对下岗工人进行了专门研究。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托马斯·B·金、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治学副教授威廉·J·赫斯特等人合著的《工人国家的下岗工人：有中国特色的失业》［18］一书，研究了90年代国企改革造成3000万工人下岗的来龙去脉，分析了下岗对工人及其家庭的影响以及他们对这种生活中前所未有的混乱的各种反应。 

　　[SITESERVER_PAGE]二、          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与社会政策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建设与社会政策，一直是国外学者的研究重点之一。2008年以来，国外学者既从总体上对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作出评价，也从各个方面对党和政府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调处社会矛盾、协调利益关系而采取的社会政策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 

　　（一）   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总体评价 

　　虽然社会建设的概念是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但中国的社会建设是一直在进行着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规划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时，常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为架构；1982年在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时，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从此以后的五年计划，都冠名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这时的社会发展亦即社会建设。但国外学者在对当代中国社会建设进行研究时，往往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没有能对中国社会建设给以客观的总体评价。 

　　多数国外学者认为，1978年以来，中共注重经济发展，但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对社会建设问题予以应有的重视。如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黄世英博士认为，1978年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发展压倒一切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维，已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同时也忽视甚至牺牲了社会建设，导致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就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问题十分突出；直到近年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才开始从倾斜发展思维向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思维调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布局中加上了社会因素。［19］俄罗斯格尔布拉斯教授在2009年撰文指出：“多年以来，中国政府没有对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予以应有的重视。商业化触及了包括医疗和教育在内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能够看得起病、让孩子上得起学、有钱养老以及干很多其他的事情，居民们不得不将相当部分的收入存入银行……近些年来中国通过的大量法律、法令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有利于改革劳动关系、建立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体制、增加发展城镇化的投资、建设‘新农村’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方面的现代化。”［20］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授克里斯·布拉莫尔在文章《走出黑暗——中国转型之路》中也认为，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一直在快速增长，但中国也错失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即没有继续发展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福利制度，而是转向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过于一味地追求增长，这造成了很多问题。而2008～200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这一模式遭到了质疑，这同时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建设小康社会主义的机会，而中国目前的领导人也认识到了另一种现代性的可能性。［21］ 

　　（二）   对社会政策的具体研究 

　　近几年来，国外学者对中国社会政策的研究，多集中于改革开放时期。有著述从宏观上对30多年中国的社会政策作出梳理，如2009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赵力涛、研究助理林田生主编的《中国新的社会政策：倡导建立和谐社会》［22］一书，分为10个专题，依次考察了医疗、高等教育、住房、环保等方面的改革，并评价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形势下这些社会政策产生的影响。2008年，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社会政策教授陈泽群等所著《中国社会政策：发展与福祉》［23］一书，详细考察了就业、社会保障、卫生、教育和住房政策等5大社会领域，深入分析了过去30多年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和福利变化对人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对国外了解中国的社会政策大有裨益。还有一些学者对社会政策的各个方面分别开展了较深入的专题研究，具体如下： 

　　1.关于社会保障政策 

　　传统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是以城镇职工为主、以单位提供保障为主，实行广就业、低工资，辅之以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包括养老、医疗、住房等）的模式。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的养老保障体制、医疗体制、住房制度等均逐渐进行了改革。国外学者对这些改革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都予以了关注。 

　　2009年，新加坡学者赵力涛、盛思鑫等对中国的养老保障体制进行专门研究。他们的文章《中国的养老保障》［24］梳理了1953年之后老年人在整个中国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认为自2000年中国就进入老龄化社会。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和大量农民向城市的迁移，家庭在中国养老保障中的作用大为削弱。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府开始在扩大养老、医疗保健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比较了城市与农村的养老保障体制后，文章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差距。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吸引了诸多国外学者予以研究。例如维也纳大学“新疆牧区医院能力建设”项目的一个研究团队，自2006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个哈萨克族自治县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考察，研究了当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有关计划，写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在哪？——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个哈萨克族县的评估》［25］一文，评价了该制度的主要特征。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安娜·劳拉—威恩赖特2004～2005年在四川东北部阆中市一个村子居住了15个月，作有关农村卫生和医疗保险的实地调查。以此为基础，她写了《中国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险》［26］一文，介绍了农村地区医疗保险计划实施的情况，农民对新型医疗保险的看法和顾虑，新型合作医疗计划在实施中遇到的困难以及解决这些困难所需采取的措施，指出中国农村地区要实现更好更公平的医疗保险还有很长很曲折的路要走。 

　　在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政策方面，国外学者比较重视住房商品化、市场化、私有化所产生的社会影响。2009年，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惠小西（音）向城市国际论坛第四届国际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国的住房改革及其引发的新城市问题》［27］，考察了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社会主义住房制度改革历程，分析了住房改革的影响，认为激进的住房制度改革破坏了城市住房存量的平衡，并没有解决反而造成了更多的城市问题，包括社会两极分化、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威胁。他指出，虽然近几年来中国政府重新评估社会住房的发展，并开始干预房地产市场。然而，面对政府干预经验不足、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和公民参与不足的挑战，用正确方法来重新平衡中国城市住房存量仍然是一个问题。同年，哈佛商学院的拉克希米·艾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孟鑫、美国布朗大学的南希·钱合写的文章《分拆产权：中国的城市住房私有化和劳动力流动》［28］，认为城市住房私有化主要对中国劳动力的流动产生重大影响——住房改革改变了只有从国有部门才能得到住房的局面，从而减少了劳动力对国有部门的依赖性，作者认为住房改革可解释为何在1986～2005年期间，城镇私营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增加了1/4。文章的结论是：住房私有化的主要影响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到私营部门工作的机会成本。有的学者则分析了住房私有化对婚姻家庭尤其是离婚的影响。2010年9月，耶鲁大学德博拉·戴维斯发表《谁得到房子？——在后社会主义中国城市重新谈判产权》［29］一文，指出中国城市住房私有化已经改变了1980年以前盛行的那些导致家庭离婚的基本参数。在毛泽东时代离婚是罕见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人单位对城市住宅的控制。30年后，在城市房地产私有化的同时，离婚革命也开始了。1978年，每20桩婚姻中有1桩离婚；到2008年每5桩婚姻中有1桩离婚。 

　　2.关于社会福利政策 

　　中国的社会福利改革与政策一直是国外学者比较关注的领域。2009年，美国田纳西大学政治学系李博、钟扬的文章《改革时代中国转型如何影响了人民的福利金》［30］，利用1988年和1995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数据考察了在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中国福利计划的变化，认为在转型时期，中国政府大幅度减少了公民福利覆盖面，城镇居民的福利收入主要由他们的就业类型确定。也就是说，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起到了决定社会福利的重要作用，而经济部门基本上没有任何重大影响。文章结论，以工业化和资源为基础的福利制度在中国的改革时代还没有实现。 

　　美国罗林斯学院经济学系的托尼亚·瓦内克，2009年写了《性别与中国的社会福利状况》［31］一文，从性别的角度考察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社会福利状况的演变，尤其是福利机制的演变和对性别区分的影响。文章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福利政策就没有惠及所有社会群体，无论是文化还是体制都对妇女存在偏见；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这些偏见仍然存在；经济改革和福利改革的交互作用影响了妇女对社会福利的获得，中国在其发展和福利政策方面存在重男轻女的倾向。 

　　3.关于社会调控与社会管理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与此同时，政府管理社会的方式和目标也发生了巨大改变。2009年，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社会文化研究学者伊莱恩·杰弗里斯主编的《中国的治理：治理的变化与变化的政府》［32］一书，专门考察了这一主题。该书收入相关领域专家的8篇文章，梳理了城市创建社区的新战略、城市建设中的环保、当代中国对性健康的治理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探讨了社会变迁与社会管理变化的相互作用。 

　　2010年9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格雷姆·史密斯在《中国季刊》发表《空心状态：中国的乡村治理》［33］一文，在安徽省的16个乡镇的田野调查、采访95名乡镇干部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治理情况进行了研究。文章指出，在过去的10年中，农村乡镇政府一直在进行密集地精简和调整。文章考察了正在进行的改革和进程如何造成乡镇政府成为“空壳”，并探讨了“空心化”对乡镇政府领导、工作人员和农村居民的影响。文章认为，虽然地方政府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将乡镇政府改造为以“服务为本”的机构，但当前乡村治理的逻辑造成乡镇政府受到上面和下面的双重挤压，村庄合并、取消农业税费也削弱了干部的服务能力。对农村居民而言，尽管在农村卫生和教育投资方面获得了很大改善，但他们面临的仍然是将其视为问题需要处理而不是视为公民为之提供服务的政府。 

　　还有学者分析了农村民主与农村抗议间的关系，认为实行村民选举制度后，中国的抗议事件激增，其原因在于乡镇插手村民选举、选举失败和其他问题相结合，促成了农村的广泛抗议。［34］ 

　　[SITESERVER_PAGE]三、          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众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相比而言，国外学者对中国当代生活的研究较早，研究成果也比较成熟。近两年来，国外学者对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研究呈现进一步细化的特点。 

　　（一）   关于婚姻与家庭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市场转型导致农村婚姻与家庭生活出现的变化是国外学者关注的一个问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卫国重点研究了市场改革和计划生育政策对农村婚姻家庭的影响。2008年，张卫国发表《国家、性别与当代中国华北农村的入赘婚姻》［35］一文，考察了改革开放后，在计划生育政策和市场改革的影响下入赘婚姻的演变。作者指出，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独生女家庭越来越多，但入赘婚姻并没有增加；在当代中国，独生女家庭扩展了婚姻家庭形式（如出现了既不在男方也不在女方家居住的婚姻模式），使入赘婚姻只是成为其中的一种选择；而且入赘婚姻出现了改良形式，如在男方家举行婚礼，在女方家居住。作者结论，这种家庭制度明显的灵活性，使婚姻形式呈现多样化、复杂化，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变化。2009年，张卫国又发表《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改革后华北农村已婚妇女与娘家的联系和纽带日益加强》［36］一文，考察了市场改革和计划生育政策在华北农村如何重塑了性别、家庭和亲属关系。此外，美国科尔比学院的张虹根据在湖南一个农村所作的田野调查来讨论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后，农村出现的第一代“女儿户”家庭中的女孩的生活经历，探讨新的家庭人口组成、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婚姻模式如何重构代际关系，进而挑战传统家庭制度和父权观念。［37］ 

　　在对城市生活的研究中，国外学者比较注重中国家庭角色的变迁。如圣克劳德州立大学左际平的论文基于2006年以来对130位已婚妇女的深入访谈，分析了市场化过程中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家庭角色的强化现象背后复杂的原因。［37］ 

　　还有学者对一些特定群体的家庭生活进行了研究。如2008年范芝芬的著作《中国在变化：移民、国家与家庭》［38］，对改革开放后农民工的婚姻和家庭模式进行了详尽的研究。美国迪金森学院政治系主任内尔·Ｊ·戴尔蒙在2009年出版的新著《四面楚歌的荣耀：中国的退伍军人、军人家庭和爱国主义政治（1949～2007）》［39］中，专门考察了抗美援朝、越南战争后退伍军人（包括残疾军人）的生活，分析了雇主、官员、家庭及同胞是如何对待他们的，以及他们为工作、医疗、住房和尊重而作出的努力奋斗。 

　　此外，还有学者从多角度研究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图景［40］，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的变迁等，使国外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研究呈现了比较丰富的内容。 

　　（二）   关于群体性事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经济矛盾，从而导致了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不断发生，对中国的社会调控与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国外学者对此非常重视，并作出了较深入的解读。2010年，美国犹他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童燕齐联合博士生雷少华在《东亚政策》、《中国研究国际杂志》先后发表《中国大规模群体性事件》［41］、《中国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与政府的反应》［42］两篇文章，对2003～2009年中国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和政府的应对作了详细考察。作者认为，大多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都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与地方治理质量差而产生的不满引起的，随着经济困扰的解决，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减少了；但是社会混乱和由小事件酝酿成的骚乱越来越多。作者认为，这些骚乱的参与者通常与这些事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只是借此机会发泄对当局的愤怒。针对以往国外社会多认为中国政府用武力镇压社会抗议的看法，作者提出了不同的评价。作者指出，中国政府对大规模群体事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极少使用武力；而且政府用经济补偿的方式解决了30%的事件。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吸取教训，作出体制调整，中国政府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引发社会抗议的失败政策往往被撤销或予以变更。作者结论，这种社会抗议机制保证而不是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稳定。 

　　2011年，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研究助理Victor Cheung Yin Chan的文章《试论中国群体性事件》［43］，对1989年后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进行了详细梳理与分析。他指出，1989年后，中国的抗议、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急剧增多，但这些群体性事件与1976年、1978年、1989年的示威活动不同。1989年后的示威者不再挑战中央政府的合法性，也不寻求民主化，相反，他们试图获得中央政府的重视，以迫使地方政府纠正他们不满的问题。所以作者认为，这些群体性事件，是由于地方政策导致抱怨而产生的，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出现的土地纠纷和劳资纠纷是很多不满的来源。作者运用数量分析方法，也就是负二项回归模型，估算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某些元素对31个省份发生抗议活动的影响，并得出三点结论：第一，在省里，城市越大，群体性事件发生率越高；第二，城市土地与农村用地的比率越高，群体性事件发生越多；第三，国有企业相对于外资企业的数目越大，群体性事件发生率越低。 

　　四、          结 语 

　　从总体上看，国外学者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比较全面、深入，其中虽有研究立场等所导致的不足，但在某些方面，他们的研究走在了国内研究的前面。国外研究之所以能取得这种进展，其一在于他们有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悠久传统。国外学者对中国社会史研究非常早，例如，在近代外国传教士就首先开创了对西南民族宗教和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国外已有社会学家出版了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专著。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尽管国外学者很难到中国开展实地调查，但仍然对中国社会进行了一些研究，他们有的研究五六十年代农村社会变迁和家庭生活，有的研究五六十年代中国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在相关研究领域都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例如1959年美国学者杨庆堃的《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44］一书，以广州鹭江村的调查为案例，描述了集体化之后，在新的治理形态下，村庄、居民、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其变化。戴卫·柯鲁克夫妇1966年出版的《阳邑公社的头几年》［45］，讲述了1958～1960年十里店地区的公社化运动。1975年怀默霆在《中国季刊》发表《中国的不平等和分层》［46］一文，分析土改、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改造对中国社会分层和经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等。可以说，对中国社会史悠久的研究历史，从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研究资料等各方面为国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奠定了深厚的研究基础。其二，90年代以来海外华人学者崛起，将国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不断推向深入。目前很多华人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中坚甚至领军人物，例如研究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主要机构之一——新加坡国力大学东亚研究所，目前汇集了郑永年、赵力涛等知名学者以及一批青年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开展全面的研究。美国杜克大学的“中华人口与社会经济研究中心”包括主要负责人曾毅等在内有6名华人学者。这些华人学者以对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和田野调查、资料占有方面的优势，结合国外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框架，深化了国外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 

　　从研究方法看，国外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史的方法有值得借鉴之处。国外社会史研究方法最基本的当属田野调查。这也是国内学者最为熟悉并在研究中普遍应用的方法，在此不多作评论，值得一提的是数量分析方法。 

　　国内史学研究中较多运用的是定性分析，也就是通过逻辑分析、相互比较和基本推理来认识事物固有的本质特征；而定量分析是通过对数据的研究来表征事物的特征。国外通常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讲，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定量分析比定性分析更具有客观性和易操作性。因此，为了进行更科学的定量分析，作为定量分析的方法体系，数量分析方法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这种数量分析，不仅指文章引用大量数据予以分析，而且还有一些学者运用数学模型来研究中国问题。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使用数学模型可以解释任何问题。在对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国外学者普遍重视数量分析，其文章中多有大量统计数据和表格。如2008年法国学者西尔维·德姆希尔、马克·格甘特用数学解析模型分析了农民工的收入，写出了《农民工是中国城市的二等工人吗？》［47］一文。意大利学者唐娜提拉·萨科则用泰尔指数分解的参数，研究了1975～2004年间中国教育的不平等与教育的贫困。［48］ 

　　近年来，虽然数量分析方法为国内学界所熟知，但是在史学研究领域中应用甚少，这与学者的现有知识结构有关。希望这一方法能够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在研究中进行定性分析的同时，尽可能地运用数据加强定量分析，从而进一步提高相关研究的科学性。 

　　［ 参 引 文 献 ］ 

　　［1］ Susan Greenhalgh,  Cultivating Global Citizens : Population in the Rise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 Susan Greenhalgh,  Just One Child: Science and Policy in Dengs China .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3］ Nicholas Eberstadt, “ Chinas Family Planning Goes Awry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 December 2009. 

　　［4］ Yolanda Fernandez Lommen, “ The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Asian Development Bank Briefs, No. 6, October 2010. 

　　［5］ Yinhua Mai,Xiujian Peng and Wei Chen, “ How fast is population ageing in China? ” General Paper No. G-208 November 2009, Centre of Policy Studies Monash University. 

　　［6］ Yolanda Fernandez Lommen, “ The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ADB Briefs , No.6, October 2010. 

　　［7］ Zheng Yongnian, Guo Xiajuan & Zhao Litao,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EAI Background Brief , No. 453, 22 May 2009. 

　　［8］ Zhengxu Wang and Weina Dai, “ Womens Particifation in Rural Chinas Self-Governance: Institutional,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tors in a Jiangsu County ”, December 2010. 

　　［9］ Martin King Whyte ed,  One Country, Two Societies: 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 Martin King Whyte,   Myth of the Social Volcano: Perceptions of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Injusti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10. 

　　［11］ Kam Wing Chan and Will Buckingham, “Is China Abolishing the Hukou System? ”.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95,  Sep. 2008. 

　　［12］ Kam Wing Chan, “ The Chinese Hukou System at 50 ”.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 Vol 50, 2009, No. 2. 

　　［13］ 田辉：《日本学者看中国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http://www.rjjy.gov.cn/Article 

　　.aspx?TID=144&ID=2。 

　　［14］ Fan, C. Cindy,“Migration, Hukou, and the Chinese City”， in China Urbanizes: Consequences,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 edited by Shahid Yusuf and Tony Saich, pp. 65～90 (Chapter 3).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8. 

　　［15］ Zhao Litao, “ Return Rural Migration in China: A Source of Social Instability or a Force for Rural Transformation? ”，EAI Background Brief  , No. 424, Jan 2009. 

　　［16］ David SG Goodman ed,  The New Rich in China: Future Rulers. Present Lives , Routledge, 2008. 

　　［17］ Zhao Litao & Huang Yanjie, “ Unemployment Problems of Chinas Youth ”.  EAI Background Brief , No. 523, April 2010. 

　　［18］ Thomas B. Gold, William J. Hurst and Jaeyoun Won,  Laid-Off Workers In A Workers State:Unemploy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19］ 张勉励：《越南“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与经验”国际研讨会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 

　　［20］ 转引自徐元宫：《俄罗斯学者如何看中国发展的制约因素》，《学习时报》2010年8月10日。 

　　［21］ 参见克里斯·布拉莫尔著、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译：《走出黑暗——中国转型之路》，《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5期。 

　　［22］ Zhao Litao, Lim Tin Seng eds ,  Chinas New Social Policy: Initiatives for a Harmonious Society .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23］ King Lun Ngok,David Phillips,  Social Policy in China: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 Policy Press,2008. 

　　［24］ Zhao Litao & Sheng Sixin, “Old Age Care in China”. EAI Background Brief  ,No. 432, 26 February 2009. 

　　［25］ Sascha Klotzbücher, Peter Lssig, Qin Jiangmei and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What is New in the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ystem? An Assessment in One Kazak County of the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01, Mar.2010. 

　　［26］ 参见﹝英﹞安娜·劳拉一威恩赖特著、李贵苍译：《中国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险》，《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6期。 

　　［27］ Xiao-xi Hui,  “The Chinese Housing Reform and the Following New Urban Question”.  Paper for 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Urbanism, 2009 Amsterdam/Delft. 

　　［28］ Lakshmi Iyer, Xin Meng, Nancy Qian,  “Unbundling Property Rights: Urban Housing Privatization and Labor Mobility in China”,  February 2009. 

　　［29］ Deborah Davis,  “Who Gets the House? Renegotiating Property Rights in Post-Socialist Urban China”.   Modern China, Vol.36 No. 5., September 2010. 

　　［30］ Bo Li, Yang Zhong,  “How did Chinas Transitions Impact Peoples Welfare Benefits in the Reform Er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 Volume 18 Issue 62, 2009. 

　　［31］ Tonia Warnecke,  “Gender and the Welfare State in China”.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AACS) Annual Conference, Rollins College, 16～18 October 2009. 

　　［32 ］Elaine Jeffreys ed,  Chinas Governmentalities: Governing Change, Changing Government.  Routledge, 2009. 

　　［33］ Graeme Smith, “ The Hollow State: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 Vol. 203, Sep.2010. 

　　［34］ Patrick Besha,  Village Democracy and Social Unrest in China.  VDM Verlag Dr. Mueller e.K, 2008. 

　　［35］ Zhang Weiguo,  “State, Gender and Uxorilocal Marriage in Contemporary Rural North China” . The China Journal, Issue 60, July 2008. 

　　［36］ Weiguo Zhang ,“ ‘A Married Out Daughter Is Like Spilt Water? Womens Increasing Contacts and Enhanced Ties with Their Natal Families in Post-Reform Rural North China ”. Modern China, Vol.35 No. 3, May 2009. 

　　［37］ 参见陈雁：《“社会性别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综述》，《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4期。 

　　［38］ C. Cindy Fan,  China on the Move: Migration, State and the Household.  Routledge, 2008. 

　　［39］ Neil J. Diamant, Embattled Glory:  Veterans, Military Families and the Politics of Patriotism in China, 1949～2007.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9. 

　　［40］ Arif Dirlik,  Snapshots of Intellectual Life in Contemporary PR Ch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41］ Tong Yanqi and Lei Shaohua,  “Large-scale Mass Incident in China”.   East Asian Policy ,Vol.2 No. 2, April/June 2010. 

　　［42］ Yanqi Tong and Shaohua Lei,  “Large-Scale Mass Incidents and Government Responses in China”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 Vol.1 No. 2, October 2010. 

　　［43］ Victor Cheung Yin Chan,  “Explanations for Mass Provincial Protest in China” . Paper for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onference in April, 2011. 

　　［44］ C.K.Yang,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The MIT Press,1959. 

　　［45 Isobel and David Crook,  The First Years of Yangi Commun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6. 

　　［46］ Martin King Whyte,  “Inequality and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 Vol.64, 1975. 

　　［47］ 参见﹝法﹞西尔维·德姆希尔、马克·格甘特等著、李贵苍摘译：《农民工是中国城市的二等工人吗？——一种相关的数学解析模型》，《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8期。 

　　［48］ 参见﹝意﹞唐娜提拉·萨科著、周艳辉译：《教育的不平等与教育的贫困——1975～2004年间中国的情况》，《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