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应运而生，顺势而为

　　一

　　近两年来，国史学界和中国社会史学界最突出的变化莫过于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异军突起。

　　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复兴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社会史研究的日益兴旺，不仅改变了以往史学研究中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三分天下的单调格局，而且拓展了领域，丰富了选题，充实了内容。但是迄今为止的社会史研究，大多围绕明清时期或者近代中国进行，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仍然十分薄弱。无论从中国通史的一个断代史（中国现代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角度审视，还是从中国正在经历并将长期经历的一个社会形态史（社会主义史）的角度审视，中国当代社会史都是一个亟待延伸的领域。当代中国研究所前所长朱佳木同志很早就提出，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中共党史有所区别的话，中国当代社会史可能是极为重要的领域之一。他的这一观点很快就成为共识。著名历史学家、《历史研究》原主编田居俭先生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复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首倡者之一。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田先生随即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发文呼吁顺势而为，“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在这些学界前辈的鼎力推动下，近年来中国当代社会史逐步受到学者的关注，学科建设开始稳步推进，学科理论研究有所深入，在社会史视角的考察下国史研究焕发了新的活力。

　　从这两年陆续推出的一些相关成果看，社会史各研究专题与现实紧密联系，异彩纷呈且更加深入。陆学艺主编的《北京社会建设60年》以党中央明确提出的“社会建设”这个新概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为理论基础，从26个方面系统回顾和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60年来北京社会建设的历史进程、主要成就以及存在问题，并对未来北京的社会建设进行了前瞻性的思考。严昌洪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和朱汉国等撰写的《20世纪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社会生活卷(1949-2000)》在近现代社会生活史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探索。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撰出版的《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一书，精选该中心多年搜集的农村基层档案和相关文献，勾勒出了半个世纪“集体化时代”的北方农村发展史。金大陆所著《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书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读者提供了一幅“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时期上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景画面。此外还有杨丽萍的《从非单位到单位：上海非单位人群组织化研究(1949-1962)》、李友梅等著《从弥散到秩序：“制度与生活”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变迁（1921-2011）》、萧楼的《夏村社会：中国“江南”农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结构(1976-2006)》，以及涉及学科理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社会文化与社会生活、社会与环境、婚姻与家庭、城乡关系、人口、民族、宗教等等多领域的学术论文。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首次将中国当代社会史列为重大招标项目。这一年，在当代中国研究所还成立了专事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机构——社会史研究室。在这个研究室的组织和参与下，2011年先后在芜湖和保定召开了两次中国当代社会史专题研讨会。可以说，这两次研讨会是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正式拉开大幕的标志性事件。

　　总体上看，近两年来，社会史的研究逐步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向中国现当代史领域延伸，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见诸国史、党史方面的学术期刊并逐步与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外交史（对外关系史）平分秋色，像两股溪流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文化学等诸多学科对社会建设、社会发展方面的研究的大潮交汇在一起，形成新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态势。

　　二

　　近年来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异军突起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

　　尽管新世纪前后可持续发展一直是理论界和决策界关注的热点，但我们还是可以将2003年的“非典”之年看作是新时期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此前，2002年中共十六大设计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把人的全面发展和政治文明列入发展的重要内容，已经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内涵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深化。然而认识到这一点不是很难，难就难在是否树立起了抓紧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紧迫感，为此我们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是付出了沉痛代价的。

　　2003年爆发的“非典”事件是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一场疫病危机，其中中国内地是重灾区。事后看来，“非典”只是一种此前尚不了解的呼吸道传染病，与人类历史上经历过的几种传染病相比起来并不可怕，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血吸虫病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了，可怕的是疫情发生后的举足无措和极度恐慌气氛。抛开政府方面的责任不说，学者的失语和缺位也备受诟病。舆论界有人呼吁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地行动起来，致力于这些中层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心理学家要关注非典危机中一般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增强社会整体免疫力；传播学家要研究当下社会舆论中有关非典谣言传播规律的问题，找出切断谣言传播途径的方法；政治学家要专注于研究政府为防治非典所制订的种种政策的综合成本问题，以保证社会付出尽量少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收益；还有经济学家要研究非典危机后如何救市如何振兴，法律专家要研究如何立法以保证此时脆弱敏感的市场健康有序运行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迫在眉睫需要研究并解决的，而不是等到社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后，我们才从‘核心期刊’上看到那些社会科学家们总结教训的这个论文那个课题。”其实不难看出，这些所谓“中层社会问题”也都应当是历史学家关注的问题，历史学家理当“监（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运用其本应掌握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经验和智慧，在危机时刻协助政府制订理性的公共政策，引导公众具备健康的心态，帮助社会以最小的代价度过危机。“非典”危机暴露出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存在着的法制建设滞后，体制、机制不健全，应对能力不足等问题；暴露出欠账太多，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不平衡带来的严重恶果；也同样暴露出我们所掌握的知识“有用性”不足，我们的知识结构乃至学科结构存在严重缺陷。比如，我们的中共党史几乎就是中共中央史；我们的国史主要书写的也是执政者的历史，简直就是中共党史的翻版；我们的社会史研究也还停留在古代和近代社会，而且也更热衷于区域社会史和微观社会史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史还是一片亟待开荒的处女地。

　　危机过后，全国上下都认识到公共卫生安全是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之一，建设和完善中国公共卫生体系成为当务之急，从而加速了我国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的进程。医疗体制改革也很快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医改“失败”说、“滞后”说一时间沸沸扬扬、满城风雨，各种意见和建议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北京。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新的更加成熟的医改方案是“非典”危机带来的正效应，而更重要的是经历了这场危机人们在思想认识上的深刻变化。我们明白了经济发展并不是万能的，发展的目的不是GDP，不是物，而是人。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庆祝新中国成立54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抗击“非典”斗争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统筹兼顾，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我们长期坚持的重大指导方针。同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2004年以来，全党掀起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新高潮，与此同时党和政府政策上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一系列的社会政策特别是民生政策的陆续出台。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基本实现了小康，国家的财力和经济实力有了明显增长，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经济发展到这样的水平，我们有条件、也有能力解决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事情。

　　在社会实践的现实呼唤下，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经过多年的酝酿，这一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终于破茧而出。尽管目前这一学科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分析框架，尚不具备深厚的史料学基础，但已经显示出了方兴未艾的势头。

　　三

　　中国当代社会史既是学科发展的产物，更是时代发展和社会实践的产物。那么，能否充分发挥这一新兴学科的社会功能，是推动其成长壮大的关键所在。

　　正像媒体广为报道的那样，新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六大以来，每年的“两会”都是典型的民生会议。去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了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范围和重点，明确了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该做什么；首次制定了改善民生行动计划，明确了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做到什么；首次将社会管理单独成篇，明确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求做好什么。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一系列人民群众关注的民生问题一一作了重点回应。今年的“两会”也不例外，与GDP增长目标下调相比，关于民生支出数字的上升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又一亮点。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教育经费的支出。根据政府工作报告的表述，2012年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除了教育，今年民生投入的权重进一步增加还表现在扩大就业、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继续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等多个方面，反映出政府工作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幸福社会。笔者认为，中国学者自古以来就有“经学致用”的传统，国史研究更应当围绕党和国家的大局来开展，政府施政规划中涉及民生的内容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当代社会史研究的范畴，当前人民群众关注的民生问题绝大多数都是摆在我们当代社会史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我想，这应当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体现。

　　这里，基于去年人大会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简要举例如下。

　　例如，人均预期寿命作为最具综合意义的民生指标首次成为我国五年规划纲要预期性指标之一，意味着我国从单向应急保民生走向全面综合改善民生。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条件下，曾经创造了人均预期寿命1957-1981年24年（包括了三年困难时期）年均增长0.45岁以上的奇迹。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迅速发展，而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却明显放缓，1981-2008年27年年均增长0.19岁多一点，不但明显低于改革开放以前，也落后于同期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水平。原因何在？我认为，国民医疗保障水平的变化是一重要原因。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教育水平提高、食品供应基本满足及平均分配、供水和卫生设施的改善都对国民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做出了贡献，其中以预防为主的低成本、广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和比较完整的、布局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居功至伟。反观改革以后的20多年里，此前行之有效的医疗保障体系不复存在，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从预防为主转变为医疗为主；合作医疗体系快速解体，卫生事业经费支出比重逐年递减，医疗资源日益从农村转向城市地区；官方不再注重群众动员，反而重新强调医学技术，中西医结合的政策取向变为更依赖西医。一直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并没有达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水平，全体人口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既定改革目标并没有实现，人民健康水平未能得到明显改善，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一时期人均预期寿命的极低速增长。除此之外，我们的社会史研究还可以去寻找更多的答案。比如，这一时期人均预期寿命的缓慢增长与国民膳食结构的急剧变化有无关联？与国民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变化有无关联？如果我们具备了相关的知识和分析手段，或者打破学科界限与医学界、营养学家、环境学家、心理学家取得合作，我们就能给出更有说服力的答案。社会史本质上是综合学科，需要研究者具备多方面的知识结构，需要团队合作，但是如能积极开展跨学科合作，社会史研究具有无限的空间。

　　再如，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食品药品监管内容得到了充分体现。食品安全问题近年被国人广为诟病，进入新世纪以来平均每年都有四五起食品安全事件见诸报端，从三聚氰胺到染色馒头，从地沟油到注胶虾，食品变成化学试验品震惊社会，社会的诚信安全底线摇摇欲坠。去年以来，政府做出系列部署，严打食品非法添加行为，切实加强食品添加剂监管，并强调要“重典治乱”，加大惩处力度，让不法分子付出高昂代价。可是，为什么以前不是这个样子？除了随着经济发展公民对食品质量的要求相应提高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我们的监管为何如此被动？同样的现象还见之于生产安全领域，见之于社会安全领域。实际上，人类社会呈波浪式的阶段性发展，每个阶段都会有该阶段特有的社会问题产生，聚焦于这些阶段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的研究能够比较准确地勾勒出社会发展的曲线。从这个角度，就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党和国家指导方针上近年来的变化和更新，包括“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面部署；就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为什么说我们现在已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全方位的社会管理创新任务艰巨，刻不容缓。

　　再比如，与“十一五”规划相比，“十二五”规划纲要没有再提“稳定人口低生育水平”，而是讲“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鉴于“十二五”时期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期，人口老龄化形势会更加严峻，这一期间人口政策作出微调的可能性很大。一时间，实行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似乎已成了众矢之的。那么，30多年前的“公开信”所讲的必须实行计划生育的理由成不成立？计划生育政策对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有没有贡献？如何看待计划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显然，当代社会史的学者有责任与人口学界通力合作给出应有的解释。

　　如此等等，“十二五”规划纲要涉及许多重大理论课题和社会热点问题，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面临同样大的机遇和挑战。只要我们对此做出积极的回应，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并注意从国内外已有的社会史和社会问题研究中汲取营养，就一定能够将当代社会史的学科体系快速建立起来，就一定能够为繁荣发展国史研究事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2005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加强三个方面的理论研究和三个方面的调查研究。三个方面的理论研究，一是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并用来指导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二是要加强对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按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要求，努力做到古为今用；三是要注意研究国外社会建设理论，借鉴其积极成果。三个方面的调查研究，一是要加强对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以利于深入认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我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更好地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二是要加强对社会利益关系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利益关系等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以利于完善政策措施，更好地统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要求；三是要加强对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公共安全、社会治安等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以利于健全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机制，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胡总书记的这一讲话，是针对新形势、新要求对各级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做出的明确提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朱佳木同志去年在保定召开的“新中国社会变迁与当代社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指出：“当代社会史与古代和近代社会史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历史与现实往往交织在一起；研究当代社会史问题，不仅需要而且有可能与现实社会问题研究紧密结合。”“如果当代社会史研究脱离对这些现实重大问题的关切，不为解决这些问题去研究历史、总结经验、探寻规律，就会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难以有所作为。”更何况，历史学本身就是以资政育人为宗旨的。王夫之在评价《资治通鉴》时曾讲道：史家当“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中国当代社会史既是应运而生，就当顺势而为，研究者对史家肩负的社会责任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