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超】加强研究 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

　　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发展道路，是在社会经济的变化、政治发展的逻辑、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全球化冲击的综合考量下作出的历史选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探索找到的一条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创新之路，是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的必由之路。

　　从传统社会管理到现代社会治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社会治理，为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治理制度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的社会治理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的社会管理到现代的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来，社会治理职能处于从属地位和停滞状态，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被忽略或轻视。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推动着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治理逐步提上了议事日程。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要转变职能，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保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和良好的社会秩序。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出政府的基本职能是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2002 年党的十六大强调，要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改进管理方式，保持良好社会秩序。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四大职能之一，写入纲领性文件，获得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的地位。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和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从而明确了社会管理的领导体制，这里已经突出了社会管理主体的多样化，体现了社会治理的思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社会管理内容进行了更加全面系统的论述，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相关制度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并将社会管理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其中一个方面。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将社会体制改革提上党和政府工作日程，将实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并举，标志着我国的现代社会治理体制建设进入了一个自觉构建的阶段。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强调法制保障，社会管理不仅是行政性的管理，还将法治作为社会管理基础性的保障。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独立成篇，“社会治理”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理论上丰富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内涵，也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时代意蕴。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对“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作具体部署。

　　我国的社会治理研究分三阶段

　　在中国，“社会治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以及所涵盖的知识体系，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根据30年来的研究状况，我国的社会治理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该阶段主要介绍国外尤其是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管理理论。如阿法纳西耶夫的《社会管理中的人》、波波夫、休休卡洛夫编著的《社会认识和社会管理》、马尔科夫的《社会管理学》等相关社会主义著作。在引进的同时，我国学者也开始了对社会管理问题的开创性探索，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王兰垣、金愈庆、荣长海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动·社会制度》一书，把社会管理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专门问题，单列一节进行了全面阐述。田杰、林德根主编的《社会管理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对管理活动和理论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分析研究。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该阶段开始出现了研究社会管理的专门著作，社会管理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但与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研究的繁荣相比，明显单薄，远未达到系统深入的程度。能够收集到的成果有：王兰垣等主编的《社会管理学纲要》、张明锁编著的《社会管理概论》和赵万里等著《中国社会管理引论》等著作。对国外社会管理的介绍主要是新加坡，如《新加坡的廉政与社会管理》和《新加坡的社会管理》。

　　第三阶段：2000年以来。2003年的“非典”尤其是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有关社会管理的研究明显增多，学术论文成几何倍数递增。仅2011年，直接以“社会管理”命名的图书有68种，论文3864篇、各种文章14771篇。这一阶段，有关社会管理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理论进展，包括概念的界定、特征、分类、发展环境与发展特征、国外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介绍以及对个案的实证性研究，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很好的借鉴。

　　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需求

　　与社会治理创新迅速发展的实践相比，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需求，已有的研究成果对社会治理的研究缺乏具有总体性、前瞻性和发展性的战略视角，大多存在以下缺憾：一是对策建议多而基础研究少。二是在实证研究中存在两种倾向，照搬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或“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来研究中国的社会治理，或是一味强调中国的特殊国情。三是缺乏史学的视野和历史的分析。大量关于社会治理发展和建设的理论或政策建设，不是从中国社会及政治发展的整体历史规律出发，而是从某个断面或局部的经验事实出发，甚至从某种舶来的、先验的政治价值观出发去建立自己的观点，未能做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中国道路是近年来学界探讨的一个热点，中国社会有着自己独特的制度、文化背景，在社会转型时期，又存在许多变动性和不确定性因素，这使得社会治理的形态非常复杂。时代发展给我国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新课题，只有用不断创新来回应时代新需求，全面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才能在更高层面上实现社会和谐。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发展道路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对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本文系第53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资助（2013M53003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