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瑛】成思危经济思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贡献

　　成思危在长期的理论研究与领导实践中，形成了系统的经济思想，涵盖了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许多层面，包括虚拟经济、风险投资、国企改革、资本市场、非公经济、企业管理、经济全球化、金融风险、人民币国际化等。多年来，成思危将经济研究理论同参政议政相结合，就有关经济重大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许多积极而有效的建议。本文仅从虚拟经济、风险投资、证券市场三个方面，尝试对成思危的经济思想进行初步研究，并探讨分析其经济思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贡献。

　　积极倡导研究与发展虚拟经济

　　虚拟经济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词语，国际上对此说法不一，大致存在几种概念：一是指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依托金融市场进行的各种交易活动。不用经过资本的实体循环就能获得利润，这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最大不同。二是指依托信息技术开展的类似电子商务，也有称之为数字经济或信息经济的，现在讲的网络经济应属此类。总之，虚拟经济的释义目前尚无定论。

　　近年来，国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方兴未艾，还处在百家争鸣的阶段。作为国内对虚拟经济研究的权威专家，成思危对虚拟经济的阐释影响最大。成思危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 “以钱生钱”的活动。关于“循环运动”，成思危认为，当前虚拟经济的循环就是在金融市场上，先通过交换，把钱换为借据、股票、债券；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再通过交换把借据、股票、债券变回钱，直接以钱生钱。与此同时，他还强调，虚拟经济绝不等于虚假经济、泡沫经济。

　　20世纪60年代以来，期货交易迅速发展，加上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等各种因素使得虚拟资本的流动越来越快，流量越来越大，从而使得虚拟资本迅速增大。目前世界虚拟经济的规模发展很快，据有关统计，近年来，全球虚拟经济的规模已经超过实体经济的5倍。

　　早在十几年前，中国民主建国会在成思危的率领下，积极倡议对虚拟经济开展深入研究。成思危认为，虚拟经济研究在中国的实际价值，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增强中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由于我国曾经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前没有通过虚拟经济来“以钱生钱”这样的概念，对于怎样用好钱、怎样用钱生钱，研究得很不够。例如在资金的运用方面，对于如何利用利率差和时间差，我们还有一些经验，而对如何利用流动性差、组合差、风险差，在收益性、安全性与流动性之间取得最优的平衡，我们就知之不多了。此外，对于如何认识和处理虚拟经济系统中的风险我们也缺乏经验。因此，加大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可以弥补我们在金融领域的不足。为此，在成思危的倡导与直接支持下，2000年4月南开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家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成思危担任该中心的名誉主任。成思危强调，要认真研究虚拟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特别是要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以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快速、健康发展，并尽量防范和消除虚拟经济的消极影响。

　　在支持国内学术界对虚拟经济领域研究的同时，多年以来，成思危从复杂科学的角度对该领域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包括“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虚拟经济与货币市场”、“虚拟经济与风险投资”、“虚拟经济与股票市场”、“虚拟经济与通货紧缩”等等。同时就虚拟经济的有关问题一再向中共中央领导提出积极建议，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在论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时强调，要“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由此，虚拟经济首次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正式文献中。

　　成思危积极倡导研究和发展虚拟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过去我国由于受计划经济只强调传统物质生产体系的理论影响，对资本市场的看法存在偏见，有着这样那样的争论。一个是资本市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早些时候已经逐步解决了；另一个是近年来争论的关于资本市场似乎没有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有无好处的问题。对经济史的考察表明，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与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必然产物。虚拟经济产生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同时以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为基本目的。虚拟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国家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成思危所指出的，虚拟经济概念的产生可以说是从马克思 “虚拟资本”的概念衍生出来的。马克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看到了由于银行和资本市场的产生，从而出现了虚拟资本——它不具有价值，但是可以产生某种形式的剩余价值。但由于当时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马克思还没有看到虚拟经济成为新的经济活动模式。因此，虚拟经济可以说是对马克思“虚拟资本”观点的一种与时俱进的发展。中共十六大报告关于 “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这一科学论断具有深远的意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突破。其要点就是不再直接对虚拟经济持否定或负面的态度。一方面要求虚拟经济不要脱离实体经济，另一方面要注意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不遗余力推动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

　　成思危在管理科学界、软科学界及化工界都享有较高的声望，是我国著名的软科学专家和管理科学专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对科技体制改革及科技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就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积极发表有关观点意见，提出了“让科学技术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等著名论点。1981年到1984年成思危在美国进修并攻读MBA学位时，初步接触到“风险投资”。由于长期从事科研和科研管理工作，因此，他敏锐地感觉到风险投资是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非常重要的手段。

　　风险投资是一种新型的投资工具，是由投资人向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中小企业投入权益资本的行为。风险投资最早出现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在全球掀起了一股风险投资浪潮。20世纪80年代风险投资开始进入中国，到90年代中后期，当时的海外风险投资准备大举进入中国寻找投资机会；与此同时，国内科技界和大学里有大量科技成果需要转化，全国一年有3万多项科技成果，仅有20％转化成产品，建厂生产的不足5％。此种背景下，成思危率领民建中央提交的《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在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被列为“1号提案”，建议建立中国的风险投资机制。该提案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以及海内外投资界的高度关注，对推动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此，风险投资在中国真正开始引起政府和国人的关注和重视。

　　在当时，成思危提出了中国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建立一批风险投资公司，第二步是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第三步是建立包括创业板在内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专业的风险投资家，风险投资家才是决定这项事业成败的关键。成思危还将风险投资家的作用形容为“支持创新者创业，帮助投资人投机”。他指出，风险投资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具有巨大作用。对于风险投资的作用，成思危将其归纳为两点：一是支持创新者创业，创利国利民之业；二是帮助投资人投机，投高险高报之机。

　　成思危关于风险投资的主要观点还有：第一，风险投资应该是支持创新者创业的。但创业者未必都是创新者，风险投资支持的是真正有创新的创业者的创业，就是说其确实在技术上或者管理上或者商业模式上有所创新，风险投资才能支持。因此，“创业投资”并不等同于“风险投资”。第二，中国风险投资的重点，当前应该主要支持高新技术。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看，高技术可以说是先进生产力的主要代表，高技术本身的发展对一个国家的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起码占到70％才算重点。第三，风险投资应该投在创始和开拓阶段。实际上在中国风险投资的实践中，很大一部分投资是投到了后期，前期投资占的比例不是很高，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因此，风险投资更重要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第四，风险投资本身的组织形式应该采取有限合伙制。也就是说，风险投资家、管理者是负无限责任的，一般的合伙人是负有限责任的，这种组织形式介于合伙制与公司制之间。第五，关于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问题，上市并不是风险投资的惟一退出渠道，风险投资的退出，在境外一般有两条途径：一是并购，二是上市。

　　成思危认为，虽然创业板市场并不是风险投资退出的惟一出路，但它的建立将有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由于创业板市场门槛较低，风险较大，所以在采取的方式上应该积极慎重，稳步推进。他同样提出小三步走的建议：第一步是把发审委已经通过的小盘股集中起来，开辟一个中小企业板块。由于不降低上市条件，各方面比较容易接受，且这部分企业的数量也不太多，上市对市场的冲击不会太大；第二步是适当降低条件，逐步扩大这个板块；第三步是条件成熟时建立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创业板。并从立法方面对创业板市场的形成予以支持。他认为这种做法既可以促进风险投资企业的发展，又可以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成思危关于创业板的小三步走建议，取得了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领导以及各方面的基本共识与认同。 2004年5月27日，国务院批准深交所推出中小企业板块，作为在创业板稳步推进过程中启动的第一步。早在1998年成思危就积极倡议设立的创业板，2010年终于成功推出。

　　此外，针对中国风险投资还处于初级阶段，规模小、实际投入小、操作欠规范、业绩不够明显、缺乏突出的成功案例等现实情况。成思危指出，最严重的问题是民间资本参与小，政府投资仍是风险投资的主体。他认为，在风险投资中不能调动民间大量的资本，这就违背了风险投资的初衷。因此，怎么把民间的资金调动起来，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首次将“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形成促进科技创新和创业的资本运作和人才汇集机制”写进党的工作报告，这表明中共中央完全接受了成思危和民建中央多年来积极倡导的“风险投资”理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又一创新突破。

　　高度关注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

　　长期以来，成思危一直都高度关注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高度关注广大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保护。就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问题，他敢于面对问题、敢于直言不讳，可以说，成思危的经济思想里，既有经济学家的敏感，又有政治家的智慧，以及系统工程学家的冷静和客观。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支持下，成思危曾于2000年底组织率领一批专家学者对中国证券市场前10年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 2001年6月，成思危率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对《证券法》进行执法检查，当时股市正热，在经过认真的检查调研和深入的研究之后，成思危将中国股市概括评价为：“宏观看来进步不小，微观看来问题不少”。指出了股市最大的三个隐患：一是虚假信息，二是内部交易，三是恶意操纵，以此呼吁各界共同关注中国股市存在的方方面面的问题。由此而促进了管理层对解决中国股市问题的重视。 2002年年初，当“股市泡沫论”、“推倒重来说”等论点大行其道，国有股减持即使喊停也无法让股市走出困境之时，成思危于股市人心惶惶之际中肯地肯定了中国股市发展的成绩，他撰文《中国股市的系统性分析与调整建议》中认为，股市本身是虚拟经济，本来就存在泡沫，泡沫的膨胀和破灭造就了股市的波动，但从长远看，总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我国股市目前处于低潮，正是进行调整的大好时机，相信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经过2—3年的艰苦努力，一定能够使我国股市踏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他的这些看法论点，对促进中国股市在稳定中求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003年年初成思危的一篇题为 《让股市恢复本色》文章，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该文章对当时证券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震动，文章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梳理，较全面地反映了股市所存在的问题。成思危认为，中国的股市原本是为融资者建立的，这与当时的经济体制是一致的，但十几年来，中国股市的改革却远远落后于国民经济改革进程。因而，他指出，所谓“恢复股市本色”就是指股市应该是有效投融资的场所和适度投机的场所。首先，要实现有效的融资就不能让股市成为某种类型企业的改制载体和解困脱贫的场所，而应该为符合上市条件的公司提供国民待遇。其次，目前股市本身肯定是有投机的，如果没有投机，如果大家都只有一个同样的理性价格，那就没有买和卖的交易。股市适度的投机，对活跃股市是有作用的。而有投机就有风险，有风险就有泡沫，股市的泡沫是客观存在的。适度投机有助于股市的活跃，而中国股市的问题是过度投机。成思危进一步指出，目前在中国股市进入调整期后，股市的发展思路就应当向股市的基础作用回归，要让股市恢复本色。成思危关于“恢复股市本色”的思想还鲜明地体现在他率领民建中央于2003年“两会”期间，向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提交的又一份颇具分量《关于规范证券市场，恢复股市本色的提案》中。该提案呼吁，应当抓紧时间，认真总结我国证券市场前十年发展的经验教训，切切实实地进行规范整顿，使股市真正成为有效的投资和融资场所，踏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

　　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国九条”），“国九条”的出台，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10多年来“摸着石头过河”时代的结束，是中国证券市场的里程碑。但在4月份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后，股指见顶，随后猛烈下跌。由于股市的持续低迷，沪深指数一再创几年来的新低，市场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信心危机，也诱发了市场各方对大跌深层原因的思考。9月14日，当股指跌到最低点时，成思危撰文《要用坚定的信心和扎实的工作让股市走出困境》。成思危有关“股市陷入危局的主因是投资者缺乏信心”的观点引起广大投资者的强烈共鸣。同时期，成思危多次就中国股市问题发表讲话。他指出，除了过于强调融资功能忽略了投资功能这一制度缺陷以外，长期以来，资本市场还存在着另外两个制度性的问题，即由于设计缺陷导致的单边市和半流通市。单边市就只能做多不能做空，股市难以充分发挥其功能；半流通市又造成同股不同权，非流通股的大股东根本不关心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即使在股市不景气和低潮的情况下，他们仍会选择通过增发等方式圈钱。这三个制度性问题不解决，中国股市的发展将遭遇极大的困难。但是同时解决这些问题也有一定难度，存在相当大的复杂性。他强调，在国有股减持的过程里，如果做得不好，很可能大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得益，而中小投资者受损。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一定要试点，而且在试点的过程中，要找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这里面应包括六个方面的可行性：技术上是可能的；经济上是合理的；法律上是允许的；操作上是可以执行的；进度上是可以实现的；政治上要能为各方所接受，要有利于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他还强调，如果只讲规范，不讲发展，中国股市的问题就永远也得不到解决。要给中小投资者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出了问题有解决的途径，并且对造成损失可以要求赔偿。

　　作为一个审慎的乐观主义者，成思危认为，中国股市有自己的实际情况，股市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是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的，中国股市的发展和完善，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不能盲目乐观。要解决股市问题，尽快实现中国证券市场的转折，关键是要标本兼治，把股市的制度建设向前推进。成思危强调，应该看到，发展资本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追求效率所必须要重视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也要注意保障社会公平。因此，政府在资本市场的主要作用，首先，应该是要创造市场，要从法律法规上规范这个市场。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让上市公司真正有投资价值。其次，政府要改善对市场的监管，监管部门不应该总是站在国有资产所有者的立场上去托市、救市，要改善监管的程序，保障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全面性、合规性和准确性。再次，要经过慎重的研究后，开辟更多资金进入股市的渠道等，要稳妥地解决全流通、单边市、监管、赔偿等一系列问题，使中国股市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综上述，无论是发展虚拟经济、风险投资方面，还是发展资本市场方面，都体现了成思危经济思想从多个角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贡献。成思危经济思想告诉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和国外的市场经济在原则上有着根本的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用市场经济手段来追求效率，用社会主义制度来保障公平。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追求经济的高效率，为此，国外几百年来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好经验、好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法，我们都要大胆地采用。也就是说，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要大胆地去学习国外的经验，并且结合我国的情况来加以运用，为国家和人民造福。对于有些问题，我们要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同时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用制度来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如果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一方面，那么我们就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在公平和效率之间要保持一个恰当的平衡，而这个平衡不能够靠我们以前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忽视市场，不运用市场的力量，否则就只能是低水平、低效率下的公平。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追求效率的目的，最终还是要使得人们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因此，我们要坚持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常委兼市委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