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邓小平同志的领导艺术：举旗帜、抓要害、敢碰硬、讲效率

　　▲在邓小平伟大的人生旅程中，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支持下，大刀阔斧地领导1975年整顿是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之一。程中原、夏杏珍著的《邓小平与一九七五年整顿》一书，对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历史背景、指导思想、发展过程、显著成效及其历史地位做了深入的论述。

　　▲图为1975年10月底召开的全国煤矿采煤掘进队长会议。据原煤炭工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马德庆回忆：“之所以召开采掘队长会议，是因为受‘四人帮’破坏，当时煤矿非常混乱，各级领导班子几乎都瘫痪了，煤炭行业的干部会都开不起来……所以有了5000名采掘队长来京参加会议这个壮阔的场面。这个会议，报告也是打到国务院，是经邓小平同志批准召开的。”

　　▲图为国家计委关于反映郑州铁路局存在严重问题的报告。1975年2月，中央召开解决铁路问题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邓小平指出，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是要加强集中统一。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和健全。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这标志着1975年各条战线整顿工作的开始。

　　●各个方面的整顿，有些是邓小平审时度势，主动提出，报告毛泽东，得到毛泽东同意、批准后进行的，如铁路整顿，钢铁整顿，国防科技整顿，党的整顿等；有些是毛泽东亲自提出，邓小平组织调查研究，积极有效地贯彻落实的，如军队整顿，文艺调整等。整顿的过程并不是风平浪静的。

　　●邓小平在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时，还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两个重要论点：一个是“整体”论。一个是“大局”论。这就既顾及了全面，又突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重点。

　　●批林批孔运动再度引起社会动乱，其要害是资产阶级派性。而资产阶级派性之所以能够兴风作浪，是由于少数坏头头篡夺了领导权，而党委领导班子怕字当头，“软、懒、散”。邓小平提出集中解决资产阶级派性和领导班子软懒散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的确是抓住了要害。

　　●“四人帮”诽谤邓小平拉一把“二胡”、身边有“四大金刚”，正好从反面说明，知人善任，确是邓小平突出的一个长处。这也是1975年整顿成功的重要因素。

　　●邓小平提倡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不怕再次被打倒；提倡老虎屁股偏要摸。这种义无反顾、敢于碰硬的大无畏精神，是整顿制胜的法宝。

　　●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坚决果断，务求迅速见效。这是邓小平的工作作风和战斗风格，也是1975年整顿迅速见效的重要原因。

　　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等四个领导职务，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支持下，大刀阔斧地领导1975年各方面的整顿，只短短八九个月，就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中国从“文化大革命”持续九年的动乱中解脱出来，逐渐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社会秩序，并开始改革开放，加快发展，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令人赞叹的光辉篇章。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为什么能够在短短八九个月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在诸多因素中，邓小平卓越的领导艺术是重要因素，甚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举旗帜 

　　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来领导整顿。这是1975年整顿能够顺利进行的关键，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点。

　　1975年整顿是以贯彻落实毛泽东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为因由来进行和展开的。邓小平把它概括、上升，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来指导1975年的整顿。这是一个十分高明的创造。一方面，毛泽东的三项指示集中反映了当时全国上下久乱思治、久贫思富的强烈愿望。唯有贯彻执行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才能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治理“文化大革命”内乱造成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进行整顿的主要障碍物和对立面是“四人帮”。以“三项指示为纲”来领导整顿，就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占据了主动，拥有了对“四人帮”割裂三项指示、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经济建设的言行进行抵制和批评的依据，“四人帮”不敢也无法明目张胆地反对。

　　邓小平在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时，还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两个重要论点：一个是“整体”论。强调三项重要指示是一个“整体”，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不能丢掉任何一项。一个是“大局”论。强调周总理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两步设想”和在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是大局”，“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既顾及了全面，又突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重点。邓小平以此来统一全党全国的认识，明确1975年的工作重心，使得1975年整顿具有一种高屋建瓴、势不可当的气势。

　　各个方面的整顿，有些是邓小平审时度势，主动提出，报告毛泽东，得到毛泽东同意、批准后进行的，如铁路整顿，钢铁整顿，国防科技整顿，党的整顿等；有些是毛泽东亲自提出，邓小平组织调查研究，积极有效地贯彻落实的，如军队整顿，文艺调整等。整顿的过程并不是风平浪静的。围绕反经验主义和评《水浒》，邓小平同江青一伙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他巧妙地取得毛泽东的支持，变被动为主动，推动了整顿的发展。在领导各方面整顿中，邓小平总是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做指导。在论述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时，邓小平从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时的“整顿三风”，讲到“七大”报告中阐述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联系当前实际，论述学习、贯彻毛泽东提出的“三要三不要”原则。他还要求撰写阐述毛泽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和双百方针的文章，请示毛泽东允许发表《论十大关系》，以指导当前的整顿。他反复强调要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批评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化和割裂做法。在1975年，以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来领导整顿，既是取得毛泽东信任、支持，保证整顿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也是动员干部、群众，排除“四人帮”干扰、阻挠的有力武器。

　　　抓要害  

　　邓小平对当时的主要矛盾看得很准。批林批孔运动再度引起社会动乱，其要害是资产阶级派性。而资产阶级派性之所以能够兴风作浪，是由于少数坏头头篡夺了领导权，而党委领导班子怕字当头，“软、懒、散”。他提出集中解决资产阶级派性和领导班子软懒散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的确是抓住了要害。

　　邓小平指出：“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邓小平反复强调，“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要限期改正；过时不改，不发工资，有的下放劳动；对个别坚持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坏头头，予以逮捕，集中打击。在同资产阶级派性斗争中，邓小平强调抓紧落实党的政策，纠正清理阶级队伍中的冤假错案，消除两派对立，把群众广泛发动起来。同时，还要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结合起来，思想教育（包括舆论攻势）、行政措施、法律手段，三管齐下，使整顿迅速见效。在铁路整顿中，对违法犯罪分子批斗了一批（11700名）、逮捕了一批（3000多名），还处决了少数罪大恶极者（130名）。没有这样的强硬措施，铁路运输秩序混乱的局面也是难于迅速改变的。

　　与此同时，着力解决领导班子问题。邓小平指出：“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一个县、一个工厂不把班子弄好，谁执行政策。你落实，他就落虚了。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对“老大难”单位领导班子的问题，分别情况，采取果断措施。南昌铁路局的问题，根子在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邓小平听取万里汇报后，当场决定把这位司令员调离南昌，到武汉军区任职。邓小平指出：“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不要说带领群众前进，就是开步走都困难。因此，我们首先强调要把领导班子的问题解决好。”他要求建立起敢字当头的、坚强的领导班子。“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干部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字当头，不敢摸老虎屁股。”他强调：“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个人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邓小平要求“要在整党的基础上挑选干部”，指出：“解决领导班子问题，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以把队伍带起来。”邓小平又指明：解决党的领导软弱的问题，“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省委坚强了，敢于领导，就能帮助地委、县委。这样，我们党就能够实现自己的领导了。”邓小平还指出：“特别要抓好县委一级，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县委可是重要啊！”邓小平强调要发挥老干部、中年干部的作用，提拔青年干部讲“台阶”论，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工交系统所属冶金、煤炭、石油、化肥、电力、一机、森工、水产、建材、纺织、交通、铁道、邮电等13个部门，对1439个重点企业进行了考察，确定领导班子需要调整的单位有379个，占26.3％。到1975年7月底，已经调整了133个，其中58个调整后已经有了显著变化。

　　　抓重点  

　　重点突破，以点带面，是邓小平运用得十分娴熟的工作方法。

　　在交通系统中，邓小平选择铁路作为整顿的突破口。邓小平说：“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在铁路整顿中着重抓两条线（陇海、浙赣）四个点（徐州、南京、南昌、太原），而以徐州为突破口。

　　在3月下旬徐州铁路整顿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邓小平立即抓住时机，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把钢铁整顿的问题提上日程，指出“下一步中心是要解决钢的问题”。同时提出，把徐州铁路整顿重点突破取得的经验在面上推广，不仅指导铁路系统整顿，而且指导整个交通系统的整顿。同时，又批转江苏省委文件，运用徐海地区整顿的经验指导全国地方的整顿。钢铁整顿以八大钢（鞍钢、武钢、包钢、太钢和本钢、首钢、攀钢、马钢）为重点，因为八大钢的钢产量占全国百分之五十，铁产量占全国百分之六十五，抓好八大钢对完成全年计划有决定性作用。在八大钢整顿的过程中，及时发现太钢的经验，在整个钢铁系统推广。

　　文艺调整则从其本身实际出发，通过电影《创业》、《海霞》的放映，鲁迅著作的出版，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纪念音乐会的举办等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来推动。

　　立章程  

　　邓小平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有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不然路线就是空的。他领导1975年整顿，除确定以“三项指示为纲”、以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目标等总的路线、任务、方针外，还十分注意制定具体的目标、任务和方针、政策、措施。他要求用符合实际的中央文件来发动群众，领导整顿。他要求胡耀邦等起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叮嘱他们少在群众中说话，等汇报提纲改好了，国务院通过了，毛主席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

　　立章程包含三个层次。一是制定指导全局的文件。邓小平支持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用来统一思想，指导即将开展的全面整顿。指导起草《加快发展工业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用以分别指导经济部门和教科文部门的整顿。“四人帮”也不能不佩服邓小平的英明决策和领导艺术，在后来的一篇批判文章中说，《工业二十条》和《汇报提纲》就像围棋上的两只“眼”，邓小平做了这两个“眼”，全局都活起来了。二是制定某一方面整顿的中央文件。这类中央文件，通过走群众路线的办法制定。采取召开专门会议，中央与地方、部门相结合的方法形成。所提目标、任务和方针、政策、措施，既体现了总体要求、吸收了已有经验，又从部门、地方以至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和特点。以中央决定或中央批示转发的方式，集中统一号令，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在当时无政府主义猖獗，资产阶级派性横行的情况下是十分必要也是极为有效的。如著名的指导铁路整顿的9号文件，指导钢铁整顿的13号文件，指导地方整顿的12号文件和16号文件，指导军队整顿的18号文件等。三是地区、企业或基层单位做出整顿的具体计划。在钢铁整顿中，大中型钢铁企业都由企业、企业所在省市、冶金部三方联合签署了完成生产任务的“保证书”。

　　邓小平亲自在“立章程”上下功夫。为部署铁路整顿、写好9号文件，邓小平在1975年1月28日、2月6日两次召见铁道部长万里后，又于2月11日（农历年初一）第三次召见万里，口授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文件起草出来后，邓小平又亲自审改。其中“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这段话，就是他审改时增写的。对《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邓小平看过初稿后提出修改意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他要胡乔木亲自动手修改，指出全文要缩短，原则都保留，棱角磨掉一些，写得平稳一些。稿子修改后，邓小平又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会前布置胡乔木准备毛主席和马、恩、列的有关论述，会上发表许多重要意见，并要求会后再作修改。邓小平不仅要用这个文件发动科技战线的群众，把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搞上去，还要用它来推动整个文化教育战线的整顿。

　　　用人才  

　　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前往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阳泉车站，对前来迎接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说：不要怕别人说什么，重要的是把领导班子整顿好，关键是用好人！这是邓小平的经验之谈。后来他在谈论发现和使用人才时曾回顾1975年整顿的经验：“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1975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

　　在1975年整顿还没有启动的时候，邓小平就挑选老部下、主政西南时就掌管工业、以后在北京城市建设中业绩卓著的万里，主持当时问题最为严重、地位十分重要的铁道部工作；就大胆起用“文革”以来长期挨整、素有党内一支笔之称的胡乔木，让他团结一批“笔杆子”，组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担当他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还有胡耀邦、张爱萍、周荣鑫等，也都委以重任，放手让他们分别领导科学院、国防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整顿。这些领导同志都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迅速打开局面，取得显著成效。“四人帮”诽谤邓小平拉一把“二胡”、身边有“四大金刚”，正好从反面说明，知人善任，确是邓小平突出的一个长处。这也是1975年整顿成功的重要因素。

　　敢碰硬  

　　邓小平提倡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不怕再次被打倒；提倡老虎屁股偏要摸。这种义无反顾、敢于碰硬的大无畏精神，是整顿制胜的法宝。

　　邓小平在听取张爱萍、钱学森等汇报国防科委工作和七机部整顿情况时说：你们要勇敢地干工作，不要怕说错话。只要你们大胆工作，错了我们负责！对那些继续搞派性的人不能等了。我们决不能拿党和国家的利益去等那么几个人。不管你是“915”、“916”，不管你是四五十年的老资格，还是年轻的新干部，凡是继续搞派性的，老虎屁股都得摸！

　　在整顿过程中，邓小平自己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在1975年5月21日国务院会议上，邓小平讲到反对派性时提出：如果闹派性严重而又不改正的就坚决调开。张春桥当场非难：不行，再出来怎么办？邓小平立即反驳：凡是严重闹派性的，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一个，一天调一个，一年调365个。5月29日晚，邓小平在接见出席钢铁会议全体人员时讲话，当着主持人王洪文的面说：上一次，我讲了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他搞资产阶级派性活动，你就搞群众运动。

　　在1975年4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和叶剑英严词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在1973年1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进行“四人帮”宗派活动等问题，提出尖锐质问。迫使江青不得不在会上作了检讨。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作报告，在全体代表面前，针锋相对地驳斥江青。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江青插话说：是少数。邓小平立即驳复：个别的也是不得了的呀！

　　1975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运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提供的“四人帮”掌握的报刊上砍掉“百花齐放”的材料揭露“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的严重问题。他指出：“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没有邓小平这种与“四人帮”无私无畏地针锋相对作斗争的精神，1975年整顿的顺利开展是不可能的。

　　　讲效率  

　　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坚决果断，务求迅速见效。这是邓小平的工作作风和战斗风格，也是1975年整顿迅速见效的重要原因。

　　关于铁路整顿，万里原准备3月份召开以解决铁路问题为重点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邓小平说，不行！要在2月25日开。也就是不等过完年，在农历正月半开。3月5日会议结束那天，邓小平接见与会人员，一反常规，不同大家握手，说：不拉手了，现在工业情况还不好，等你们工业上去了，再拉手。邓小平讲话强调：“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对闹派性坚持不改的，“只等他一个月，等到3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顽固地同无产阶级对立，那样性质就变了。”主管交通的副总理王震当场立下“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内见效。徐州铁路整顿只用了12天，面貌焕然一新。邓小平即于3月25日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听取万里汇报，推广徐州经验。邓小平不断插话，指出：平反工作要一批一批搞，不要一个一个搞。弄错了就要立即平反。对支持搞派性的干部，属于军队的，军委下命令调走；属于铁路系统的，铁道部赶快调走。中央、国务院下决心，从4月1日开始行动。邓小平充分肯定“限期改正”这条好经验。对国防科技系统派性的整顿，邓小平也提出一个月的期限。他说：过去我们对铁道部说，只等一个月。结果很快扭转过来。现在我们对七机部也提出只等一个月，到6月30日为止。从7月1日起，要搞成一个“七一”派。七机部的派性问题及时得到解决，两派团结起来，创造了“三星高照”的优异业绩。

　　1975年整顿是对“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开始，是改革开放的实验，邓小平理论也在1975年整顿中酝酿和开创。1975年整顿，为随后发生的“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作了十分重要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中，1975年整顿是连接“文革”前十年和新时期的重要环节，较之“文革”前十年的探索，应该说，1975年整顿所作的探索，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作了更为直接的准备，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的前奏。

　　从1975年整顿的历史，可以看出，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历史转折关头产生的世纪伟人邓小平，既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人，又是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者。而作为1975年整顿历史主角的邓小平，他在领导这一伟大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智慧、胆识和领导艺术，特别是其精神支柱：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无私无畏，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坚定信念，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自觉贯彻和对唯物辩证法的纯熟运用，将永远启迪和昭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领导人民群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 程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