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重温和牢记邓小平对八九政治风波的反思

　　三、坚决反对和惩治腐败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提醒我们党在取得全国胜利后，要特别防止在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以后，他领导全党开展了多次以防止腐化和官僚主义为主题的政治运动，遏制了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但随着党执政时间的延长，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现象逐渐增多，中间虽然也开展过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做到持之以恒，以至于腐败之风愈刮愈凶，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对此，邓小平指出：“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他强调：“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他还提出要搞廉洁政治，说“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1］（pp.325,313,327）

　　四、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个最大成果，是将党的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斗争消失了，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失灵了，更不意味着党的全部工作就是经济建设，可以放松或放弃其他方面的工作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反复强调，要一手抓经济建设、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党的建设、抓思想政治工作、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抓社会风气好转、抓打击经济犯罪，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八九政治风波刚刚平息，他就指出：“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讲这点，可能对我们以后制定方针政策有好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1］（pp.306,290）对此，他特别解释道：“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1］（p.306）而他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内容正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理想信念的教育，艰苦奋斗的教育，社会公德的教育，包括对文艺战线和书刊市场的整顿，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清理。邓小平说：“要抓紧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1］（p.318）“我们要对子孙后代讲历史。人人都要有个信念，没有信念团结不起来，不会往前奔，只会怨这怨那，起码是颓废，这是不行的。”［2］（p.1309）“思想教育工作要加强。艰苦奋斗还是需要的，前一时期讲得少了，做得更少，自力更生为主也讲得少了。”“对文艺战线再加以整顿，整顿书刊市场照现在的部署坚持下去”。“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1］（pp.349,318,379）

　　五、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

　　八九政治风波的一个重要原因和实质在于，西方世界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要把中国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和资本主义的轨道，这是前面已经说过的。针对这一点，邓小平指出：“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1］（p.348）“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乱……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1］（pp.325~326）他说，要维护人权，但更要维护国权、国格，在涉及国家独立主权、尊严的问题上绝不能示弱。针对西方的制裁，他指出：“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抵抗制裁是够格的。”［1］（p.359）“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1］（p.320）他强调，连自己国家的独立、主权都能背叛的人是不值得信任和尊重的，“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1］（p.332）

　　六、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一个稳定的环境，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在八九政治风波过后，他再次指出：“这次动乱还使我们更加认识到稳定的重要性。前不久尼克松、基辛格来中国访问时，我对他们说，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1］（p.348）除了“最关键的问题”这一提法，他还把稳定说成是首要的、头号的、压倒一切的问题，并且认为这不仅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针对照搬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等西方政治制度的主张，他说：“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1］（p.284）“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1］（p.286）“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1］（p.285）对于动乱的后果，他警告说：“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1］（pp.360~361）

　　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先富裕起来，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同时，他一再强调，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两条，“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pp.110~111）八九政治风波后，他从保持稳定的角度，再次强调了共同富裕的重要性。他说：“如果中国只有一千万人富裕了，十亿多人还是贫困的，那怎么能解决稳定问题？”“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2］（p.1312）“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2］（p.1317）“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p.1324）“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2］（p.1364）总之，“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2］（p.1357）对于如何防止两极分化的问题，他提出解决的办法之一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而且“在本世纪末（即20世纪末——笔者注）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p.37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活资料的分配最终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要防止两极分化，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此，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反复指出：“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p.149）八九政治风波后，他又通过阐述农业改革“两个飞跃”的思想，对这个观点进行了再次强调。他说：“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农业也一样，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2］（p.1349）“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2］（p.1350）

　　八、防止经济过热

　　前面讲到，导致八九政治风波时卷进那么多群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货膨胀，而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是经济过热。八九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指出：“十年的发展使我们上了一个台阶……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就是经济发展过热。”［2］（p.1266）“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1］（p.376）他总结说：“什么时候政府都要管住金融。通货膨胀，人民受损失。人民币不能贬值太多，市场物价要控制住。”［2］（pp.1361~1362）“我们的一条经验是，发展顺利时要看到出现的新问题，发展要适度，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1］（p.288）“要考虑到发展快会带来什么新问题，尽量避免出现过失。即使出现了，也要尽量缩小。”［2］（p.1271）

　　九、防止党内特别是中央内部出问题

　　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尤其是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是我们党永葆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我们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可靠保障。八九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把这一问题更加尖锐地提了出来。他说：“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1］（p.365）“真正要出问题，是我们内部出问题，别人拿我们没有办法，美国也没办法。因此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包括自我教育，党员干部的模范作用，不搞特殊化，这是过硬的东西。”［2］（p.1332）“如果中央自己乱了阵脚，那就难说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1］（p.310）回顾1981~1989年的那几年，他指出：“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适。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1］（p.324）在那篇著名的“南方谈话”也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封卷篇中，他再次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1］（p.380）

　　以上归纳的邓小平对八九政治风波反思所总结的九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也可以看成是他的九点结论。如果把它们再概括成一句话，或者说找出他反思的核心思想，我想没有比他所讲的“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pp.370~371）这几句话更恰当的表述了。八九政治风波平息至今25年来，我们国家不仅没有出现某些人一再预言的“崩溃”，相反提前完成了第二个“翻一番”的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排名由第12位上升到第2位[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加了18倍和13倍，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获得大幅度增强和提高，而且正朝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奋斗目标胜利迈进。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从根本上说，就得益于邓小平的上述反思和全党对他反思的认同，特别是得益于他反思结论中的核心思想，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