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仓】建国初期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研究综述

　　一、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发生的原因 

　　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发生的原因，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看法。 

　　首先，许多学者从建国后文化革命和文化范式转换的角度，指出这场批判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但角度不同，观点各异，重点有别。 

　　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认为，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在3个五年计划、15年左右（从1953年算起）的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将受到严重阻碍。[1]胡尚元也认为，从当时的中心任务来看，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经济基础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渐出现高潮。与此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掀起学习唯物辩证法、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高潮。[2] 

　　有人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必然面临文化范式转换的历史任务，也就是“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与当时整个社会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造”运动相配合，旨在取代资产阶级在精神文化领域的传统优势，并进而对其实行专政的第一个重大部署。无产阶级文化新道德、新体制、新规范、新权威的确立无疑要首先搬去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旧道德、旧体制、旧规范、旧权威。胡适正是这“四旧”的集中代表，他的思想与学术便理所当然地要成为一个靶子。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文化规范建构上的高起点、高效益，在文化范式上的转换必定要选择批判胡适作为关键的第一个大战役。[3] 

　　其次，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论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社会道路，在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年代，这种对抗和冲突不可调和。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上升为统治思想的时代，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成为巩固人民政权、建构社会主义文化的迫切需要。 

　　胡尚元认为，从建国初意识形态的整合来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真正成为新中国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就必须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进行清理。[4]胡明认为，大陆之所以掀起规模巨大的批胡运动，主要原因在于“胡适牌”的资产阶级精神遗产严重妨碍并干扰了无产阶级思想文化建构转型的工程进度。在大陆的那个时期，在任何文化媒体与新闻媒体中，胡适一直被处理成一堆历史垃圾，一罐文化毒品，一种罪恶的思想体系，甚至一切知识罪行的污染源。[5] 

　　再次，有的学者从胡适思想与时代错位的角度，阐述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发生的原因。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讲，胡适在反对封建主义的问题上有历史贡献。然而中国社会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模式的范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除旧布新的时代，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因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与时代主流思想格格不入，必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黄利新认为，胡适在50年代中期受到批判是与胡适思想及当时的时代特点密切相关的。50年代是一个重新获得民族自豪感的时代，胡适贬低民族文化的论调与此是水火不相容的；5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思潮的时代，抛弃实用主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是人民自然的选择；50年代是一个歌颂革命的时代，胡适的改良主义已经没有市场；50年代是一个倡导集体主义的时代，胡适鼓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不免被人民唾弃；50年代是一个反帝的时代，胡适过去对帝国主义的好感，主张全盘西化，被认为是买办文人、洋奴是难免的。一句话，胡适的大部分思想与50年代主流思潮格格不入，胡适受到批判是不可避免的。[6] 

　　李方祥认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思想或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关系到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整体上与5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主流思潮格格不入。[7] 

　　最后，还有学者从思想改造运动继续发展的角度解释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发生的原因。 

　　宋广波认为，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目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装进每一个中国人的头脑。”为达此目的，就有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有了对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批判等等。但毛泽东认为这些批判运动都不广泛、不深入、不彻底，于是他选择了批判胡适思想。因此，批判胡适“是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的继续开展”。[8] 

　　欧阳哲生归纳了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原因：有人认为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胡适的思想与新建立的意识形态当然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根据“破旧立新”这一逻辑，消除胡适的思想“毒素”影响是理所当然的。有人强调当时的外交背景。把知识分子的观念从亲英美或者主张中立的立场转变到亲苏这边来，的确需要做很多工作，“胡适大批判”只是提供一个“杀一儆百”的样板。有人以为主要是与毛泽东的个人心态有关，毛泽东在北大时的挫折感，加上北大师生的态度傲慢，毛泽东后来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态与这一历史阴影多少有些关系。[9] 

　　另外，郑崇玲认为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发生，其深刻根源在于中共对建国初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危害及其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其理论根源在于中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解上存在着不完全正确的认识。[10]郑崇玲还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的角度，认为政治权威破坏了正常的学术争鸣机制。毛泽东是政治问题乃至学术问题的最高权威，他的干预导致政治批判运动。偏激的政治批判压倒了理性的学术争鸣，胡适对新中国的不合作态度导致总清算。[11] 

　　二、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过程 

　　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内容。有人认为，批判胡适是一种谩骂。胡明说，上恶谥、贴标签、画咒箓等文章时代病便滥觞于这个时候，“异族胡适”、“文化汉奸”、“胡适这个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出卖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等等粗俗的骂人语词触目皆是。这次批判由于是“缺席审判”，不需要辩护律师，为了“阶级义愤”，原告是可以随意偏激的。[12]宋广波认为，1954年批判运动开以后历次运动所表现的肆口谩骂、任意诬蔑、人身攻击等开恶劣风气之先河。在批判运动中，强加给胡适的骂名真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卖国贼”、“野心家”、“反动文人”、“买办洋奴”、“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总之，凡能骂到的地方都骂到了。[13] 

　　有的论者认为，批判胡适的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在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学说的关系都存在问题，于是批判者的文章就变成了：凡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都是错误的，反动的，都应该受到批判。这种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绝对化的态度本身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过分地吹捧、拔高与过分地贬斥、压低一样，都是愚蠢的表现。但在这种态度指导下，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岂能不成空话？但没有自由讨论、自由争鸣，学术又如何进步呢？并责难批判者“读过几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4] 

　　有的认为虽然这场批判运动有一定学术价值，但政治批判占据主流。宋广波认为，在批判的高潮里，尽管上纲上线的调门一个赛过一个，但还有一些微弱的声音，尚未脱离学术的品位。[15] 

　　许多学者阐述了这场批判运动的积极内容，认为正确的方面是主流，缺点是支流。李方祥认为，这场批判运动，重点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批判者指出，实用主义与辩证唯物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对思维与存在二者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上，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而把周围世界看作仅是人的感觉或感觉的综合。”[16]实验主义把客观实在当作是可以任人随意摆布的东西，“否认客观实在发展的规律性及其可认识性，”曲解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其认识论是不可知论。[17]李方祥认为，批判者还进一步深入到文学、考据学、教育学、语言学等各个具体学科中，批判胡适的形式主义、自然主义等倾向。这是学术界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学术研究领域传统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进行根本性批判，通过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的比较，不仅揭露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而且在批判唯心主义的同时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如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真理论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对待文艺问题、教育问题的基本观点，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的影响，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更多的了解。[18] 

　　有的论者专门探讨了对胡适史学思想进行批判的内容。胡尚元认为，史学界主要批判了胡适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如批判了胡适历史观的出发点及其思想基础、多元历史观、英雄史观；批判胡适否认历史发展规律；否认阶级斗争，鼓吹改良主义；诬蔑中国历史，否定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在史学方法上主要批判了胡适所谓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和考据方法。[19]李方祥也认为，批判者深刻揭示出胡适“秃头的历史观”的迷惑性，表面上看既反对唯物史观，也反对唯心史观，“好像是多元的”，实际上仍然是唯心的历史观。同时，胡适把“历史的方法”解释成“祖孙的方法”，用生物进化论解释人类社会的演化，把社会发展简单化为“一点一滴的进化”，从根本上抹杀“革命和演进”的区别。[20] 

　　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形式。胡明认为，批判运动的方式是先验的、机械的思维模式。凡是政治上反动的学者，其学术必定是为反动政治服务的，因而是一无是处的，不值一钱的。其哲学基础必是“唯心的”、“反动的”，因而学理上也必然是荒谬的、错误的、愚蠢的。这种明显的形而上学的懒人思维、庸人思维在一些受过“五四”以来科学方法论训练的学者来说原本是不屑一顾的，即便是为了偷懒或应景偶一用之也是心中有愧、脸皮发红的。[21]胡明还认为，批判胡适的文章具有雷同性、简单化和教条化的缺点。300万字的批判文章，从题目、论旨、观点、材料、证例到文风、语式、思维程序、习惯用词，雷同重复的不少，剪刀浆糊东拼西贴的更多。亦有立论上认真负责，力求充分说理，文风上一丝不苟，努力慎思明辨的，但这些代表了当时学术进步相当成就的文章，表现出来的对马列主义理解上的单纯幼稚和运用上的教条僵化已经相当严重，而其他一风吹、一边倒的如山堆积的“大批判”文章则简单化、片面化，所谓“形而上学猖獗”。这种可怕的、灾难性的文风实际上开启了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性“革命大批判”的先河。[22] 

　　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方法。胡明认为，群起而攻之，搞臭一个人的批判机制决不能在学术科学上真正打倒胡适，凡是真正称得上是学术“批胡”的文章无一不是用了胡适的“方法”。这是历史文化在一定的客观发展阶段的必然，是理性精神和科学思维不可阻遏的表现。[23] 

　　有的论者还对批判者的道德品质和学术良知提出责难。胡明认为，在“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方向正确”等公开或暗示的赞许与怂恿下，他们（批判者——引者注）的胆子渐渐壮大，胸中渐渐明亮，脸不红，心不跳。话可以说满口，理可以推到极至，观点明知站不住，也强装站着，哪怕一戳即破，也无所畏惧，因为决不会有人逆行而动，不知趣敢来“戳”破，敢来回击。从“五四”过来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喝洋墨水的，还是啃线装书的，面对一个陌生的文化氛围，面对一种新的略带强制意味的文化规范，他如何应付？道德学问传统心理积淀的厚薄，“五四”人文精神潜入心中的深浅，于中正可以测出。[24] 

　　三、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性质 

　　1、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批判和政治批判。 

　　黄利新认为，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批判运动，而不是学术批判：从运动的出发点来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这场运动定位于批判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消除资产阶级胡适思想的影响，达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和巩固政权的目的。从运动的实际操作过程来看，这场运动是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当时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是直接领导这场讨论会的委员会九成员之一，讨论的重要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可见这场运动是政府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从批判胡适的内容和批判者的着眼点来看，这次批判是全方位的，包括胡适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历史观、文化思想及人生观等各个方面，但是重点及最后的落脚点都放到了对胡适的政治观的批判上，给了胡适许多政治帽子，如“买办学者”、“数典忘祖的奴才”、“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御用文人”等等。可见，这场运动从出发点到实际的操作过程，以及批判胡适的内容、着眼点来看，都反映出它是一场政治运动，而不是简单的学术批判运动。[25] 

　　李方祥认为，胡适思想批判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和学术的双重意义，是以学术领域为主要战场，试图通过学术批判达到政治目的。[26] 

　　2、这场批判运动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的建设，是思想文化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反映。 

　　李方祥认为，批判胡适思想是建国初期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的一次有计划、有组织地以马克思主义来引领社会思潮的思想斗争。对重大的思想动向和社会思潮的准确判断，直接关系到文化的发展方向，对以胡适思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准确判断和正确引导，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27] 

　　3、这场批判运动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但不同的论者却表达了不同的倾向和立场。 

　　宋广波认为，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一场政治运动、思想运动，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而非学术争论。[28]李方祥认为，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严重的思想斗争，是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的继续开展，是适应当前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文化动员。”[29]欧阳哲生认为，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与后来的批判运动都是为“洗澡”。胡适大批判实际上是五六十年代一系列批判运动的一个环节，这些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清除知识分子思想中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后来加上修正主义）的影响，也就是要达到杨绛所说的“洗澡”这个目的，这一系列批判运动在“文革”中达到了高峰。[30]胡明认为，“批判”胡适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由“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创造崭新的文化精神：一个崭新的文化精神，一个生气蓬勃的社会需要一大批自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积极能动的历史性作用，以个人的品格、言行、才学与负责精神凝聚这个阶层的全部智慧和力量，协调社会的健康发展，推动文化的全面更新。——这就是研究胡适、认识胡适的根本意义，也是“批判”胡适的最终目标。[31] 

　　四、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影响 

　　对这场批判运动的消极影响，不同的论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胡明认为，胡适批判运动，“学术失落的实质已经暴露无遗”，并且认为，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假洋鬼子”和“赵太爷”们历史地被决定要在文化上打翻在地，屈伏一隅。政治上砸烂旧世界、旧秩序，文化上必然砸烂旧世界、旧秩序，不断革命，不断运动，不断“推陈出新”，不断拿出罗曼蒂克的文化节目与精神作品，这是一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历史大功课。从这个历史大功课来看，批胡运动与以后的历次文化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正是一脉相承的，技术上是块样板，只不过操作的人一茬换一茬而已。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文化大革命”又是以批胡运动为序幕的，只不过诡秘愈演愈大，烈度愈演愈高而已。[32]还有人认为，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搞垮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在“胡适大批判”运动中所铸造的种种批判模式，为后来的大批判运动提供了一种技术上的样板，这种技术最后在“文革”时期发挥得炉火纯青。这些批判运动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它不仅是“搞臭”了几个人，或者斗垮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而是在文化上搞垮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33] 

　　关于这场批判运动的积极影响，许多学者给予充分的肯定。 

　　黄利新认为，经过这场批判运动，马克思主义成为人们运用的批判武器和思想武器。对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削弱了胡适的主观主义的影响。[34]李方祥认为，胡适批判运动有积极成效，主要有：在多样化的思想文化中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胡适学术思想的唯心主义实质经过批判得到比较全面集中地暴露，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培养和造就了一批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同时他还认为，理论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批判唯心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同时，存在着一些教条化的倾向，从而限制了批判的学术深度和科学性。[35] 

　　有的学者专门从批判史学思想的积极影响方面论述了这场运动的积极意义。 

　　桂遵义认为，解放初期，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以胡适的唯心史观和方法论为重点，是抓住了要害。这对克服史学领域内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如客观主义唯心史观、主观主义唯心史观等，有一定的帮助，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清除和抵制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对于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起了重大的作用。[36] 

　　林甘泉认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对一些基本历史观点取得了共识。第一，历史不再被看作是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第二，历史变动的原因不应单纯用人们的思想动机来解释，而应着重考察这种变动背后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一切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变动的基础。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杰出人物可以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甚至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改变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发展的方向。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命运的力量是人民群众。第四，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第五，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第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37] 

　　五、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基本评价、经验教训及启示 

　　一种意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肯定正确的方面是主流，片面性和缺点是支流。 

　　《毛泽东传》指出，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和批判唯心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影响很大的代表人物胡适的思想观点，是必要的，有着积极的意义。在批判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过火现象，把一些复杂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问题简单化了，出现了上纲越高越好、调门越高越好的不正常现象，伤害了一批虽然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给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害，同时也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健康发展。毛泽东指出：“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38] 

　　一种意见是基本否定这场批判运动。 

　　胡明认为，这场批判运动其实并没有批倒胡适，只是提供了判断敌我的样板。胡适虽然在“文化”实质上没有被批倒，但从“人事”形式上确实被彻底打倒了。“群起而攻之，搞臭一个人”的批判机制的功效极限亦在这里。这种批判运动方式决不可能在学术科学上真正打倒胡适，但能做完全扫除掉“胡适牌”所有“文化垃圾”的实际工作，而且还为后来的大陆历次思想文化的批判运动提供一种技术上的样板。政治的权威的全部“批胡”作业也就此告诉人们一个取舍的标准，实践上的有效目的也无非是替知识阶层在认识上进而在心理上筑起一道纺线：什么是“胡适的”，即敌人的观念意识、哲学形态；什么是“我们的”，即革命的人民应采取的思想方法和文化模式。[39] 

　　一种意见是在肯定这场批判运动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错误的方面。 

　　黄利新认为，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缺点和教训是多方面的。第一，这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是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一些文章近乎于粗暴的谩骂。第二，在批判胡适的方法上，采取政治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造成“一边倒”的趋势，容易流于简单或片面，容易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因此这场运动作为政治运动虽然比较成功，但是对学术思想来说却是一场灾难。第三，就批判的具体内容而言，对胡适思想的一些批判是不妥的。例如胡适的实用主义及其方法，其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否有进步的因素，在历史上起到了什么作用，是否能一棍子打死？在现实生活中是否还有借鉴意义？再如胡适在中国的新文学史上提倡白话文的功绩、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在古典文学上取得的成就，在这次批判运动中很少提及，或者只是顺便一笔，有的甚至全盘否定，加以攻击。在批判和攻击中，其立足点往往也只是因为胡适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既然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则不足为谈，这里显然有明显的“左”的倾向，这是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简单化，而实质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40] 

　　李方祥认为，在这场批判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和运用过程中存在的简单化、教条化、绝对化的不良倾向主要有：运用阶级分析法的教条化；简单照搬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混淆了学术批判与政治批判这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41] 

　　胡尚元从批判胡适史学思想的角度认为，这场批判运动对新中国史学发展的消极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开展思想、学术批判，完全混淆了学术批评和政治批判的界限；严重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科学精神和批判继承的历史态度；贬低了考据方法的学术地位。[42] 

　　有人从政治和学术的关系角度分析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教训。宋广波认为，当我们从惨痛教训中走出来，再反思困扰了中国学术界半个世纪之久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能不由衷地说：学术与政治，还是离得远点儿好些。[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