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与问题意识

　　中国当代社会史是国史（即中国当代史）的分支史，是与国史中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部分相并列的社会方面的历史，是国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一门专史，它不是所谓的“剩余的历史”的简单组合，而是以社会发展和变迁为主脉的社会历史研究，是借用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来解释国史中社会层面的问题。同时，它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强调“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和整体史观，通过对一定区域的田野调查，在完整记录的“民族志”写作基础上再现历史图景、透视历史命题。

　　一、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现实处境与学科定位

　　1．国史研究的缝隙与边缘

　　在30年的国史学科发展历程中，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书籍先后出版了几十部，而国史专题性研究著作更是层出不穷。然而，绝大多数的国史著作仍然沿袭编撰或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套路，有关社会方面的内容往往一笔带过，缺乏较为细致的历史描述，深入的历史分析更无从谈起。专题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领域，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这种发展状况与国史研究由党史研究中分离出来的学科发展境况直接有关，同时也直接影响着国史学科的发展走势和学科价值的发挥。

　　有关国史中社会史的重要性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有学者指出“国史可以说是断代性质的全史，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写社会和普通人的活动。……目前国史研究中，对党和国家层面上的活动研究颇多，而对社会活动和状况的研究则明显薄弱。……只有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写出共和国的历史全貌。”[1]有学者积极倡导“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认为“与当代政治史、当代经济史和当代文化史的研究相比，当代社会史研究不但滞后，而且薄弱，是个亟须填补的空白。”[2]当代社会史不但以其对社会层面历史研究的独特范畴拓宽了国史研究的领域，而且丰富鲜活的史料和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也为国史研究填充了血肉。尤其是它主张采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倡导跨学科交叉研究，为国史学科理论和方法创新注入了积极因素。

　　2．国史之分支：当代社会史的定位

　　多年来学者们对社会史的学科定位问题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议，一定程度上给刚刚开启的当代社会史研究造成了干扰，因此，明确学科定位成为了其发展的前提。以往关于社会史的定位大致可以归纳为“专史说”、“通史说”、“范式说”、“视角说”等四种观点。持专史说的人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但在具体的研究范畴上意见并不统一。有的以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功能三大块来搭建社会史学科框架；[3]有的提出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意识的运动体系”；[4]有的将其归结为“社会基本构成和社会运行两大部分”。[5]在持总体史观点的学者中陈旭麓强调“通史总是社会史”，并以这一主张为基点写作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6]张静如等主编的《中国现代社会史》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与文化、阶级与阶层、社会组织、家庭、社会习俗、社会意识等章节内容，充分展示了他所坚持的社会史为综合史的特点。[7]范式说和视角说比较接近，王家范以传统史学的叛逆者、“新史学”来定位社会史。[8]赵世瑜在否定社会史为史学分支的基础上，认为社会史是“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审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审视帝王将相，审视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9]是取代传统历史研究模式的最重要的史学新范式之一。

　　在这些说法中，采纳专史说比较适合中国当代社会史处于草创阶段的发展实际。它的理论前提，是当代社会史是国史的一部分，而国史是通史，不仅要反映影响全局的重大历史事件，还要描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不仅要重视上层决策和制度，还要关注基层社会的运行和社会问题的起落；不仅要记录领袖和精英人物的活动，还要呈现无名小卒的喜怒哀乐。

　　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正是国史中的另一个面相，它研究社会结构、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其社会意识的变动过程。社会结构又分为阶级与阶层、社会组织与群体、婚姻与家庭、社区与人口、社会关系等社会成分的构成以及运行机制；社会生活包括以衣、食、住、行为主要内容的生活方式的变迁和以教育、医疗、就业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与运作；社会意识包括社会风气、习俗、信仰等精神观念的变化发展及其社会功能。当代社会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国史分支史一起，共同来促进对国史系统、全面的认识，从而使国史真正成为通史，成为人民群众的历史，使国史研究真正成为独立的史学分支学科，在历史的钩沉中获得对国史发展经验和规律的把握。

　　二、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路与取向

　　1．近代社会史研究主题与范式的延伸拓展

　　在时段上中国当代社会史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近代社会史的接续，是中国社会史的当代部分。因此，当代社会史研究要纳入社会史的学术传统和源流，遵循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吸收和借鉴社会史研究中已经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从而使它一出生就标明身份符号，拥有学术交流和对话的空间。

　　“眼光向下”、长时段和整体观是社会史研究秉持的学术理念，也是它最值得称道的学科优势。有学者将社会史视为“新史学”、史学革命，依据的同样也是这些特点。“眼光向下”不单单是研究问题和视角的转换，更是对研究者史观的考验。如何看待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如何看待历史的主体？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做到“眼光向下”，社会史也才能真正拥有它研究的意义。长时段实质强调的是历史的延续性、继承性问题。与社会政治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更迭相比，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的变迁是缓慢而滞后的，不可能出现一夜之间泾渭分明的历史现象，因此，在研究这些问题时，必须瞻前顾后，既要看清新中国建立带来的根本性变革的事实，又要向前追溯其历史源头，起码要顾及根据地时期、民国时期的情况，有的甚至要更远。唯其如此，才能探明历史根源，在比较中凸显问题的本质。整体观是指尽管研究对象可能只是一个社会现象或问题，但却要关照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要有全局意识，而不是就问题谈问题。区域社会史研究借鉴人类学民族志的写作方式，更加强调对区域的全方位考察，在揭示自然和人文社会整体状况的基础上，探讨社会历史命题。

　　以1986年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社会史研究进入“复兴”阶段。20多年来，实实在在的问题研究和不断拓展的领域是社会史研究取得突出成绩、保持强劲发展势头的关键所在。隔年召开的社会史年会已经举办了12届，分别探讨了“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与其它学科的关系以及社会史研究的意义”，“中国宗族、家庭等问题”，“社会史研究与中国农村”，“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区域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传统生活方式”，“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礼仪、习俗与社会秩序”，“地域中国：民间文献的社会史解读”等系列主题。我们可以从中管窥社会史研究重点的变化，以及如何步步深入地探索前进方向。

　　近十年来，近代社会史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10]除了对于社会史理论、社会生活及社会组织的持续讨论外，还表现出了研究视野愈发宽泛、研究时段愈发向下延伸、学科交叉借鉴愈发紧密的特点。研究视野广涉乡村社区历史、地方自治与权力结构、乡村经济与农民生活问题、民风民情、社会性别、宗教信仰等诸多领域，对保甲制度、乡村雇工、士绅、乡村民众的社会分层、宗族制度、土地制度、水资源的利用、乡村工业化、农村市场、钱会组织，以及婚姻、生育、饮食、赌博、两性关系、妇女参政、反缠足运动、秘密社会、民间信仰、习俗文化等问题均有相当丰厚的研究成果。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史研究的“碎片化”弊端也成为了学者们抨击的主要问题。

　　应该说，上述这些研究，绝大部分在中国当代社会史中都具有继续研究的价值。目前在乡村社会变迁、城市社会问题、医疗社会史、人口与计划生育等领域已经有所开拓。但是当代史与近代史之间除了继承性之外，因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还存在截然不同的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所以，在当代社会史的研究中还要关照当代史的时代特征，紧扣国史学科的主脉和研究重点来展开。同时从有关社会建设的重大问题入手，这样才可能避免近代社会史研究的不足与缺陷。

　　2．科际整合：国史视域下民众社会生活的书写

　　科际整合是当今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趋势。社会史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交叉性。有学者认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好比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在科学面前，历史的地位本质上是寄生式的。历史学家借用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一般通则，以便顺利完成他们的任务：协助我们理解过去。”“从社会科学中汲取理论的史学作品不断拓宽、加深了历史探索的范围，于是史家以往不曾考虑的问题浮现了，而过去一直忽视的主题也纷纷跃出。”[11]对新中国建立初期革故鼎新、移风易俗，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人民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变化的研究，[12]对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起因、蔓延过程、政府的对策，以及灾害给人们婚姻、生育、人口等造成的影响的描述与分析，[13]还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历史纪实与评说，[14]社会科学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均清晰可见。近年来，社会学的知识建构和人类学的村庄民族志所表现出的对民众日常生活的研究旨趣，为当代社会史研究探索路径和研究前景提供了最直接的参考例证。换言之，社会科学研究给予了史学研究以灵感和滋养。这种判断对当代社会史研究来说更是恰切适宜。考察此类研究著作，无论是

　　孙立平和郭于华共同主持的“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15]已经进行了十余年，他们先后在华北的西村、陕北的骥村、东北的石湾和西南的柳坪进行了长期调查研究工作，在搜集到的大量民间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记录了革命与宏观历史变迁背景下农民的日常生活形态，揭示了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乃至改革开放等不同历史时期乡民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他们对于这些经历的感受、记忆、讲述和理解。尽管研究计划专注于社会学命题的解读，但是生动、细腻的口述史资料使土改中诉苦所发挥的政治动员作用，集体化中女性身体的痛苦和心灵的愉悦，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实践等这些曾经在历史中缺失的记忆一一得以呈现。

　　“人类学转向”作为新叙述史的形式之一，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史研究者尝试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陈佩华（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安戈（Jonathan Unger）于1975—1978年间通过对移居香港的陈村村民的访谈，深入考察了人民公社时期陈村的政治与经济状况，之后又于1992年实地考察了陈村在邓小平时代的生活变化。在《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16]中，作者以直接倾听和记录历史参与者声音的方法，讲述了在国家与社会互动背景下华南农村近四十年来的沧桑史。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讲述的是1949年以来位于厦门附近一个闽南农村的社会变革史。[17]它以村党支部书记叶文德一生的个人生命史演义出了一幅中国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图景。这部地方干部和农民视野下的村庄史，呈现了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对村民个体的影响，国家权力左右下中国农村生活的根本性转变，也凸显了政府控制弱化、经济繁荣后村民内部出现的社会分化倾向，以及与外来移民直接相关的诸多社会问题。如果说林村的故事是农民自己讲述的历史，那么，《高家村》[18]则是高默波站在贫困农民的立场书写的“草根”历史。他叙述了这个位于江西省波阳县的村庄从1949年到1990年代中期的变迁历程。然而，这本著作更为深层的价值在于作者以对比八十年代前后农民的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就生活水平差别的原因、人民公社制度体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产量等问题提出了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同时，还以“文革”时期高家村第一次办起了小学、农民获益尤多的赤脚医生制度、以及史无前例的丰富的文化生活等事实，阐释了在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老百姓依旧怀念毛泽东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对过去的怀念，并不是他们比精英们愚昧，他们的思想感情是源于对历史的记忆，并根基于深刻的现实基础。[19]这些带有历史人类学特点的著作涵盖了从集体化生产到私营经济的发展，从表层的政治运动到深层的社会心态，为我们记录了一部动态的社会生活史。人类学对草根社会的关注，并非是游离主流社会的孤岛，重大历史事件贯穿始终。这种“小地方”的个案研究是以“大社会”为时空场景的，因此，从民间观点看待国家力量与国家形象，也就成为了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可替代的角度。

　　社会学、人类学的这些的研究不但为当代社会史解释问题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借鉴，而且翔实、可靠的资料也是社会史难得的史料。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地方性知识、中层理论、亲属制度等社会学、人类学的独特分析模式和研究视角已经在社会史的研究中绽放异彩。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的形成更为社会史的交叉研究提供了帮助。其中最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是由重大社会问题来切入的研究角度，譬如乡村发展问题、人口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弱势群体问题、社会流动问题、城市化问题等，这些问题是认清当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打开当代社会史研究之门的一把钥匙。不过在提倡学科间相互借鉴和学习的同时，要避免简单的移植和嫁接。曾有学者批评由于一味地迎合社会学“导致社会史变成了‘社会学’的‘历史投影’。”[20]因此，在大力开展专题研究的同时一定要加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理论建设，要始终明确当代社会史的史学属性和学科定位，否则很容易使它偏离史学轨道。

　　三、当代社会史研究的要务与路径

　　当代社会史的研究空间广阔，是创新性和挑战性兼具的国史研究领域。尽管社会史和国史研究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但面临的困难的确不少。就编撰国史的专门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而言，这种困难还不只是开拓一片新领地的问题，而最紧迫的问题是研究队伍的培养，要做好社会史研究不但要求研究者要有史学修养，还要有一定的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基础，知识体系的完善是研究者不能回避的难题。如何打造这支研究队伍，在我看来应在如下三方面的研究实践中落实。

　　1.拓展史料搜集范围，建设当代社会史研究资料数据库。

　　治史依托史料，史料的详略多寡，直接影响史学工作者对史实的判断和对历史的书写。因此，持续性的史料征集与整理，建立以区域档案为基础的数据库，是我们开拓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筑基性工作。当下的要务至少包括两项工作：第一，“再现生活真实”、“返回历史现场”的诉求，决定了“迈向田野”是必然选择。这既是当代史研究的特质，也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属性。第二，以地方史志资料为核心，建立跨越区域社会的文献数据库目录索引。此时，大部分省、市级的档案馆和方志办的资料目录都已经电子化，这对于建设全国性的地方区域档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项工作对研究地方性事件，进而开展区域比较，乃至通史写作都会大有裨益。

　　走出书斋深入社会生活，利用田野调查方法，收集包括口述史在内的民间史料，是当代社会史研究重要的研究途径。因为当下的生活中昨日的影子依然清晰，记忆中的人与事还不曾忘记。当代社会史是最适宜运用口述史进行研究的历史，从1949年一个崭新国家的建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艰辛探索，一次次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革的大潮冲击和影响了整个社会，其变化的程度之深、速度之快、覆盖之广，为世界史所独有。在迅猛的社会变迁中，国家权力和政治力量镶嵌在民众日常生活之中，进而在他们观念中打上了极深的烙印。基于“自下而上”历史理论的口述史学，可以在对民间社会的问讯中，探讨民众生活世界与国家力量的互动过程，并以这种民间社会的自主性和生命历程来重建这段存活于记忆中的历史。[21]必将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书写提供广阔的研究空间。这种研究取向

　　口述史关注民间，内容涉及社会生活史、家族史、妇女史、个人生命史等，这些层面恰恰是当代社会史需要传递而又极为欠缺的内容。那些原本被档案资料忽视的事件和人群以口述史的形式被记录下来，这不仅为国史研究拓宽领域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同时也为它走出政治史的史学范式，成为跨越学科壁垒的综合性学科准备了条件。这里分别以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的研究为例，意在说明口述资料的搜集对社会史研究的特殊价值。应星的《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22]综合运用了口述史资料、法院刑事审判案卷与干部惩戒档案，展示了1949年以来到整个集体化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逻辑与村庄日常生活的逻辑交汇的历史，展示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史与生活史。正如作者所说，他并不试图将村庄事件简单地插入到跨地方的事件序列中去，而更多的是关心国家塑造新人的要求在村民日常生活中激起的种种波澜。这种对地方资料的开掘与运用，为我们展现了国家政治话语在民间社会生活中的另一种形貌。与这种乡村社会史相应的是，口述和记忆呈现的城市社会史。定宜庄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23]是此类研究中的代表。这部著作采用口述史的方法，以鲜活灵动的百万言对话呈现了北京城百年的历史。通过普通百姓日常喜怒哀乐的讲述，让人们对北京城的昨日与今朝可触可感。作者以史家的眼光和对故乡的情感对城市史写作和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这两部基于口述资料完成的著作，虽研究区域和主题相去甚远，但他们都自觉地践行了使那些不掌握话语霸权的人们发出自己声音的新史观。这种研究取向对于当代社会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2．参与多学科讨论对话，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历史依据。

　　我们对过去的理解根植于与我们休戚相关的现在，这是史学和社会学者的普遍共识。社会文化的发展是有历史连续性的，我们也只有将当前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放置在它们的历史脉络中，才能对事件本身或社会问题的走势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过去又是了解现在的源头活水，当代社会史研究也便因此成为了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汇聚的一个基点。当代中国正在面对的社会问题，诸如农村土地占有与流转问题、农民离村问题、社会风险与社会保障问题、乡村教育滞后问题、灾荒与社会救济问题、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问题、城市犯罪与乡村治理问题等等，都可以在历史的源流中寻找问题的缘由和应对的策略。

　　以医疗社会史为例，我们便可以清晰地发现现实问题与历史研究的内在关联。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兴起，经历了“文革”中迅速普及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急剧衰败的历史命运，曾经在解决我国农民缺医少药、获得基本医疗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些年来，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日益严重，合作医疗再次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被认为是解决这一严峻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回顾合作医疗的历史过程，总结合作医疗的经验教训，无疑对正在进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对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医疗保障制度有着不可低估的实践价值。在这种背景下，关于农村合作医疗的研究成为多学科关注的焦点。从事多年医疗卫生管理工作的张自宽，以亲历者的身份和强烈的使命感，撰写了《中国农村合作医疗50年之变迁》、《争取“公平”与“效率”同步发展——中国大陆医疗改革的态势及走向》等一系列关于农村合作医疗和医疗改革问题的文章，探讨了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与医疗改革的方向。[24]夏杏珍、曹普的研究梳理了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线索，为农村合作医疗的研究提供了资料详实的历史依据。[25]姚力以1965年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为研究重点，论述了这一指示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评述了它对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尤其是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产生的重要影响。[26]关于防疫、爱国卫生运动等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研究，在2003年“非典”之后受到关注，仅《当代中国史研究》就发表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和防疫体系的创立与发展》、《20世纪60—90年代爱国卫生运动初探》等近10篇相关文章。[27]这些专论对于认识当前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探索医改方向，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户籍制度、社会分层、社会救济、人口与就业等现实问题研究也愈来愈重视历时性分析，运用翔实可靠的史料求得深入严谨的诠释，从而提升了对策性研究的水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还是应该尽可能地做到问题意识与历史意识、当代眼光与历史眼光、主体性与客观性、批评的激情与学术性规范之间的真正对话。”[28]也就是说，在现实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当代社会史可以发挥独到的价值。

　　3．把握社会变迁的脉动，着力提升国史研究和写作的品质。

　　国史作为综合性的断代史，分领域、分时段的专题研究是其研究和写作的有效方式，同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最终的整合，形成独特而完整的体系又是学科建设的必然诉求。目前深入的当代社会史专题研究的缺失，给国史著作中社会方面内容的呈现带来了相当多的困难。因此，以服务于国史写作为目标，全面开展60年社会变迁的研究任务十分紧迫。

　　在国史的大框架下，将纷繁的社会现象和庞杂的社会史内容加以概括和提炼，从而揭示不同时期社会史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是开启社会史研究的关键，也是最高指向。从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或目标模式的角度，有学者将国史划分为五个时期。[29]依据这五个时期来观察社会史的发展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不同阶段的突出的时代特点。无论是建国初期的社会改造，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的稳定有序、整齐划一，抑或是改革开放后由追求经济效益占上风逐步转化为注重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强调公平正义。社会变迁的潮流一直受党和国家意志的主导，与政治、经济发展同步，始终朝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前进。只有把握了社会变迁的主脉，对社会史的研究才能纲举目张。

　　由于国史的时间积淀还不够充分，又与现实紧密相关，使得对其中很多事件和人物的评价都存在不同认识，特别是对建国后前30年的历史，质疑之声不绝于耳。这既为国史研究提出了挑战也为国史研究增添了探寻历史真相的研究魅力。2007年9月，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了以“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述评”为主题的第七届国史年会，与会者围绕60多个国史研究中的焦点问题展开研讨。建国初期土地改革的偏差及评价，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起因及是否“扩大化”，“三反”、“五反”运动的目的及策略，苏联对华援助的实际情况及影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右派斗争的缘由及历史功过，三年困难时期自然灾害的情况及死亡人数；“文革”十年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得失，战备和“三线”建设的决策及后果；新时期以来思想文化领域的论争，对反对精神污染必要性的认识等问题均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相左的评判。面对国史研究中如此复杂的争论，“历史地看当代中国、全面地看当代中国、发展地看当代中国”[30]是我们应该谨守的研究立场和治史原则。而要突破研究资料受限、观点认识陈旧、难以给错误思想以有力回击的困境，为国史正本清源，则更需要社会史研究来转换视角，以扎实的实证研究注入活力。同时，这些问题也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基本命题。为了避免研究主题的分散，当代社会史研究要紧扣国史的三条主线来展开，[31]即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生存状态和心理情绪角度来表现新中国人民群众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在工业化和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中付出怎样的心血和力量，从而推动历史前进。

　　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变令世界瞩目，当代中国研究已经成为吸引海内外学者、汇聚各学科力量的一门显学。党的十六大以来，发展社会事业、构建和谐社会被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任务之一。此时开启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正逢其时，它对于学术的贡献和社会建设的意义也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而不彰自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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