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力】国史研究与地方志的编纂

【摘要】：国史研究与新编地方志关系紧密,了解国史研究的发展态势和研究取向,对于地方志编纂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眼光向下"、科际整合、口述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是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范式,也是提升地方志品质不可或缺的编纂理念。

    地方志是一种全面记录特定区域内自然和社会变迁的文献,地域性、全面性、资料性、传承性是它的主要特征。应该说一本志是否凸显了这些特征,是衡量其质量好与差的主要标准之一。目前已经出版的新编地方志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加大了地方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内容,从而使志书的地方色彩和资料信息的丰富与全面更进了一步。但同时也存在着项目分类和内容记述简单化、程式化等问题。尽管学界对于史与志的关系历来存在分歧,但两者同属于史学范畴却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国史与新编地方志在研究对象和关注主题上往往相互交叉或重合,面临着学科建设等相似性问题很多。因此,了解国史研究的发展态势和研究取向,特别是作为国史分支史的当代社会史的研究范式和治史理念,无疑对于地方志编纂理论的提高,乃至地方志编纂品质的提升都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一“眼光向下”:从民间视野把握中国社会的脉动“眼光向下”、自下而上地关注中国民间社会的发展变迁,是近年来史学界很多学者倡导并实践的命题,有学者称之为“视角转换”或“范式转移”。它针对的是以往历史研究过多重视上层决策和精英人物,而忽视对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认知,喜好宏大的历史叙事而缺乏细腻的微观描述的研究倾向。这一学术理念的提出与推广，为史学研究注入了新活力，带来了新气象，在国史研究领域最为突出的意义就是对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推动。

　　由于国史研究脱胎于中共党史研究，因此，长期以来政治史、经济史始终是国史研究的重点，社会史的内容则一直没有受到重视，以至于在众多的国史书籍中社会史几乎是一片空白。随着古代社会史和近代社会史研究的逐步深入，以及国史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学者们开始将眼光草根社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在对他们看似平凡的历史命运的叙述中发掘国史的主流问题。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当代社会结构、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其社会意识的变动过程。社会结构又分为阶级与阶层、社会组织与群体、婚姻与家庭、社会关系、社区与人口等社会成分的构成以及运行机制；社会生活包括以衣、食、住、行为主要内容的生活方式的变迁和以教育、医疗、就业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与运作；社会意识包括社会风气、习俗、信仰等精神观念的变化发展以及社会功能。社会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国史分支史一起，共同来促进对国史系统、全面的认识，从而使国史真正成为通史，成为人民群众的历史，使国史研究真正成为独立的史学分支学科，在历史的钩沉中获得对国史发展经验和规律的真实把握。

　　“眼光向下”不单单是研究问题和视角的转换，更是对研究者史观的考验。如何看待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如何看待历史的主体？只有做到了“眼光向下”，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社会的历史脉动。由于新中国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６０多年来社会变化之巨、进程之快、程度之深、波及之广是以往中国史不能相提并论的。一次次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革的大潮冲击和影响了整个社会及每一位普通民众，国家权力和政治力量也因此镶嵌在民众日常生活之中，进而在他们观念中打上了极深的烙印。因此，国史研究要记录这一从经济形态到社会心理复杂的变化过程，仅仅仰仗文献的征引和钩沉是远远不够的。研究者必须迈向田野，深入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在对民间社会的问讯中，探讨民众生活世界与国家力量的互动过程，并以这种民间社会的自主性和生命历程来重建这段存活于记忆中的历史。

　　志书理应是地方社会文化的生动记录，但遗憾的是，动辄几百万言的大部头地方志却在展现社会变迁和人民生活方面着墨很少，更多地是停留在对社会政策的介绍，富有地方特色和具体细、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的理念还致的民众生活场景的再现十分匮乏。究其原因，“眼光向下”没有真正得到落实。因此，在视角转换问题上地方志还需要大大改进，惟其如此，地方志才能成为服务于一方人民的传世之作。

　　二　科际整合：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定位与总体书写

　　科际整合是当今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也是面向复杂研究对象和学术在科学面前，创新的必然要求。有学者认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好比是消费者和生产者。“

　　历史的地位本质上是寄生式的。历史学家借用了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一般通则，以便顺利完成他们的任务：协助我们理解过去。从社会科学中汲取理论的史学作品不断拓宽、加深了历史探索的范围，于是史家以往不曾考虑的问题浮现了，而过去一直忽视的主题也纷纷跃出。换言之，社会科学研究给予了史学研究灵感和滋养

　　国史是断代史，是１９４９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体发展史。由于国史学科的综合性特点，分门别类的分支学科不断孕育发展，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已经成为潮流，其中以社会史表现得最为突出，也最见成效。国家与社会、地方性知识、中层理论、亲属制度等社会学、人类学的独特分析模式和研究视角已经在社会史的研究中绽放异彩。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的形成更为社会史的交叉研究提供了帮助。同时，在科际整合的进程中，社会史也找到了发挥学术价值的广阔舞台。因为社会文化的发展是有历史连续性的，我们也只有将当前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放置在它们的历史脉络中，才能对事件本身或社会问题的走势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过去又是了解现在的源头活水，社会史研究也因此成了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多学科汇聚的一个基点。当代中国正在面对的社会问题，诸如农村土地占有与流转问题、农民离村问题、社会风险与社会保障问题、乡村教育滞后问题、灾荒与社会救济问题、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问题、城市犯罪与乡村治理问题等等，都可以在历史的源流中寻找问题的缘由和应对的策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还是应该尽可能地做到问题意识与历史意识、当代眼光与历史眼光、主体性与客观性、批评的激情与学术性规范之间的真正对话。

　　近年来，区域社会史成为社会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它成功引入社会学的视角，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以及完整记录“民族志”写作方式。它专注于对某一特定区域社会变迁的全方位历史考察，整体观是它追求的学术理念，也就是说，要有全局意识，要对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做全面记录和研究。就此而言，地方志与之有类似的诉求，而区域社会史著作中详尽的叙述、深度的描写、精细的分析正是地方志编纂和研究亟待提升之处。当然，我们在倡导历史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交叉和借鉴的同时，切忌学科间的简单移植和嫁接，一定要明确史学的定位和学科属性，不能偏离史学的轨道，有的学者曾批评由于一味地迎合社会学“导致社会史变成了‘社会学’的‘历史投影’。对于史学研究来说，社会学和人类学最值得学习和借鉴的是由重大社会问题来切入的研究角度，譬如乡村发展问题、人口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弱势群体问题、社会流动问题、城市化问题等，这些问题是认清当代社会历史发展脉络的关键所在，是打开地方志社会部类写作的一把钥匙。对于地方志学者而言，一方面要拓展学术视野，扩展知识储备；另一方面，要警惕社会学的理论陷阱，尤其是那些尚在本土化进程中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不要被它牵着鼻子走，要做到为我所用。所有的社会调查，所有的统计资料，最终都要经过甄别和筛选，目的是增加地方志的信息量和可信度，而不是生搬硬套、贻误后人。

　　三　口述历史：地方史料的抢救性搜集与整理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是在改革开放后与国外学术交流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近年来口述历史被多个学科所运用，成为备受关注的新领域。与古代史和近代史相比，国史是最适宜运用口述资料进行研究的历史，因为当下的生活中昨日的影子依然清晰，记忆中的人与事还不曾忘记。近期陆续出版的新编地方志中也偶见口述史的应用，这种尝试对于地方志的编纂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其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口述史为地方志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资料。以往地方志的资料绝大部分来自地方各部门的档案文献，其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还会涉及保密、敏感问题等条件的制约，因此，有些情况只能点到为止，有些情况只能因资料的缺失而忽略不计。口述历史是打破这一僵局的突破口。新编地方志的下限大部分已延伸到２０世纪末，这是搜集口述史料的最佳时段。通过采访当事人、亲历者获取口述史料，不但弥补了地方志编纂资料的不足，还可以纠正档案文献记载可能存在的偏差。尤其是有关地方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描述，很难在档案文献中找到相关记录，利用口述史是最为直接和便利的。此外，口述史使那些以往不曾掌握话语权的人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无论对于反映历史全貌还是对于追求历史真实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

　　其次，口述史为地方志增添了血肉，使它可读、耐读，更好地发挥资政、育人的功能。今天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伟大复兴的艰巨任务，地方志是一笔难得的文化资源，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有力支撑。然而，要延续地方志编纂的传统，不仅在形式上不能中断，而且在内容上也要有所继承。可惜的是，传统地方志浓重的人文气息，活泼、灵动的语言风格，在新编地方志中保留得很少。而地方志要真正发挥它的社会价值，必须要博得读者的喜爱。口述史的特点是生动、具体、细腻，它将人与事紧密结合。与抽象的文件或法规条文相比，它是可触可感的历史故事。同时，口述史具有唯一性，“独家报道”提升了地方志一手资料的价值。因此，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口述史能使地方志更富独特魅力。

　　再次，口述史为方志学者提供了历史判断的依据。口述史不仅能让人们了解很多文字资料背后显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同时，还可以在受访者的回忆和讲述中了解到他对历史的认识和评判。作为当事人，口述者的分析和态度对我们写作和研究历史问题无疑又多了一个视角。口述史承载了集体对历史的认知、理解和分析，对于探求人们深层情感和观念的转换，理解人的历史意识形成的原因和过程，有着其他历史资料所不具备的优势。也就是说在口述史的搜集和研究中，我们不仅关注人们讲了什么，还可以观察他是怎么讲的，从而探询他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口述史源于人的讲述，所以搜集口述史料带有抢救性特点。在无情的时间面前，老人的去世会带走宝贵的资料，而这种资料信息是不能再生和复制的。因此，方志学者对于搜集口述史料必须要有一种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要在自己工作的时间里，把那些宝贵的地方文化资料留住。做好口述史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不仅要千方百计寻找好的口述访谈对象，还要花大力气做好抄本的整理与修正，在此谈三点体会：第一，访谈前做好案头准备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熟悉访谈问题。一次高质量的访谈需要访谈双方的互动，访谈者的不断追问和必要提示，是挖掘出好资料的前提。因此，尽可能地做一名“对等”的谈话者是十分必要的。第二，访谈者最好使用录音设备，它可以保证记录的全面与准确，使流动的谈话被物力地固定下来，克服了事后“口说无凭”的尴尬。当然，由于访谈可能涉及一些敏感话题，受访者因此会有所顾忌。为此，在访谈前要做好解释，确保在口述资料最终发表时征得受访者的同意，并要对文稿过目和授权。第三，在运用口述资料时最好能与文献相补充、相印证，如果难以找寻相关的文献资料，还可以采取采访多人，利用口述资料相互印证的方法。总之，口述资料会受到记忆偏差或后来事件的影响，辨伪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口述资料用得好可以为地方志增色、添彩，用不得不好也会以讹传讹。

　　“从中外史学研究的运行轨迹考察，大体总是政治史先行，经济史和文化史接踵而至，社会史最后登场。

　　这种发展态势和现实需求向当代社会史研究提出了挑战，也为新编地方志中史料征集视域的拓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近年来，微观研究和宏大叙述似乎成了史学研究争论的焦点之一。在这两种研究模式中，前者以后者遮蔽社会事实的形貌而加以否定，后者则强调前者仅以局部资料得出的“颠覆性”结论更是远离了历史的真实。在这种背景下，地方志编纂的特殊价值就会日益凸显：一方面为国史研究提供丰富翔实的地方性史料，再现地方社会的变迁历程；另一方面为从村到省，乃至跨区域的比较研究，提供相互认同的史料参照。惟其如此，以地方志为史料基础的国史研究，才不会为一些地方的一些“特殊现象”所迷惑，才能在“偶然有之”和“群像”之间②，缕析特殊事件发生发展的脉络，才能辨识历史问题的真伪。就此而言，国史研究与地方志的编纂相互借鉴、合作的空间广阔，如实呈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进程的诉求也是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