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是贯穿当代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

　　中国自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一切爱国的仁人志士无不希望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工业化。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联合压迫下，这一梦想屡遭破灭。正是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她登上政治舞台那天起，就把争取实现社会主义、争取实现民族独立和争取实现工业化这三副历史重担，统统担到了自己的肩上。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i]他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又说：“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ii]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1949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为中国工业化扫除了政治障碍后，尽早实现工业化便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考虑的中心问题。只要对当代中国的历史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到，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追根溯源，都直接地或间接地与此有关。直到今天，尽管人们早已用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取代了只讲工业化这个目标，而且，对于什么是工业化和如何实现工业化也有了比过去更加全面的认识，但在本世纪头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仍然是我们党动员全国人民继续奋斗的口号，仍然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按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原来的设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先要让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10年或15年，然后再采取严重的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可是建国后刚过三年，就改变了这个设想，决定从那时就开始用10年或15年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大的决策变化呢？原因有许多，包括国民经济恢复比预想的要快，工业生产中国营比重超过了私营，农村土改后的互助合作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等等。但我认为，主要的和直接的原因是我们党正确分析并及时抓住了当时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快速工业化战略。

　　1951年2月，中共中央鉴于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和抗美援朝战局趋于稳定，决定着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写道：“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从何起步？这是编制计划之初就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有关部门的同志也曾引经据典地进行过探讨，把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作过比较，提出过不同的设想。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之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iii]

　　当时，中国要优先发展重工业，除了缺少资金、物资外，最大的困难是缺少技术力量和先进的工业设备。资金、物资缺乏，自己尚可解决；而技术力量和工业设备的缺乏，要在短时间内解决，非得到先进工业国的援助不可。因此，当“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制定后，党中央立即派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前往苏联，就“一五”计划中需要援助的工业项目问题进行商谈。周恩来、陈云在斯大林明确表示愿意在工业资源勘察、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贷款及派人来苏留学和实习等方面援助中国后，迅速回国向党中央汇报。他们是1952年9月24日回到北京的，当晚便出席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一五”计划方针任务的会议，汇报了同苏联商谈的情况。根据现有材料，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从现在起就要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iv]

　　在中央讨论“一五”计划方针任务的会议上，听取了周恩来关于访苏情况的汇报之后，毛泽东提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不能说是偶然的。它恰好反映了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得到苏联给予援助的承诺与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三件大事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农业的大幅度增产，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认识水平出发，只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才能统一调度全国的力量，把有限的资金和各种资源集中用于重工业建设；只有把私营企业逐步改造成国营企业，基本实现工业的国有化，才可能有效地实行计划经济；只有把农民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基本实现农业的集体化，才可能使农业大幅度增产。而这些已经不再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而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了。这样，原来关于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加以改变。

　　既然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是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那么，评价这一过渡的历史功过，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评价。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讨论任何历史问题，首先必须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时，中国要进行工业化建设，如果没有先进工业国的帮助，当然不可能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当先进工业国，具体说就是苏联，表示愿意帮助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时，为什么不应该不可以抓住这个历史机遇来加快发展自己呢？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一种工业化战略，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片面性，走过一些弯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这一方针下，取得了工业化建设的重大成就，比较快地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否则是不可能的。

　　对于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付出代价，党的老一代领导人也是十分清楚的。例如，毛泽东在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讲：“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v]周恩来在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上也讲过：“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赢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费，因此在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期间，虽然轻工业和农业也将有相应的发展，人民还是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但是我们究竟是忍受某些暂时的困难和不便，换取长远的繁荣幸福好呢，还是贪图眼前的小利，结果永远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好呢？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认为第一个主意好，第二个主意不好。”[vi]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但我们仍然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当年不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是像原先设想的那样，先用十几年或二三十年时间慢慢发展轻工业，等到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再着重发展重工业，那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可以肯定，当时的人不会吃那么多苦，受那么多累；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今天的发展也不会建立在这么坚实的工业基础之上，国家的国防力量和人民生活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强大和富裕。

　　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一个历史问题，在前苏联和俄罗斯也存在着评价上的分歧。上世纪80年代后期，前苏联曾掀起过一场重评苏联历史的运动，其中对于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化建设，多数人认为由于过分强调重工业发展速度，阻碍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并因此而全盘否定计划经济体制和农业集体化的历史作用。但是，在苏联解体十多年后的今天，俄罗斯史学界的多数人和代表政府的主流观点都发生了变化。2002年经俄罗斯教育部审定出版的历史教科书《20世纪祖国史》上说：上世纪“30年代，国家面临新的战争威胁。……要取得战争胜利必须有强大的工业，这对国家是生与死的问题”。该书指出：苏联没有殖民地，没有外资，工业落后……又不可能走传统的从轻工业开始的较为缓慢的工业化道路。所以，实行“集中的计划管理、缩小市场的作用”，对农业“超经济强制”获取资金，使人民“勒紧裤腰带”等等，都是“迫不得已”的。该书还认为：“农业集体化是保证加速实现工业化最重要的条件。”[vii]

　　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一些曲折的经历，例如1958年发动“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对于这样一个失误，应当作历史的分析。从客观来说，它违反了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超越了历史阶段。从主观来说，则是我们党在探索一条具有自己特点的用群众运动的办法降低成本、提高工业化速度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发动“大跃进”是如此，搞公社运动也是如此。这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产物，都是为了又快又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又快又好地推进工业化的进程，早日把中国建设成为工业化的强国。要加快工业化建设，必须相应地加快农业的发展。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1956年冬季掀起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适应这个形势，出现了农业合作社并大社的强劲势头。为了解决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又出现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这些公共事业。由于主观指导上的错误，未经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典型试验，就在全国范围内，在极短的时间内掀起了公社化运动，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共产风”一类的乱子。今天，我们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时，不仅要指出“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还要分析产生这些历史现象的起因。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十年，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中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那时，由于毛泽东极左的指导思想，加上林彪、“四人帮”的阴谋破坏，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必须从根本上加以否定。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在那十年里，即使把阶级斗争、把“革命”放在首位，把经济建设放到次要地位，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放弃争取早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靠抓“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当然是“促”不了生产的，但是，要通过“抓革命”来达到“促生产”的目的，对于毛泽东来说却是真诚的，至少是他的一种理念和愿望。例如，他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批准从西欧、美国和日本进口51亿美元的成套工业设备；一度给予周恩来、邓小平以相当大的支持，使他们顶住“四人帮”的压力，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科技骨干，整顿了生产、科研、教学等各方面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因动乱而造成的损失。当时，党中央还提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新的飞跃”。这一口号的提出，造成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情况。“四五”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12.5%，钢产量要达到3500万吨—4000万吨，重工业产值要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0%，致使那一时期的积累率高达34%，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又一次严重失调。这无疑是工作中的一个失误，但通过这件事也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并没有放弃工业化的目标。而且应当看到，中国工业化建设在此期间的确取得了一些较为突出的成就。例如，建成了9条铁路和一座长江大桥，发现了5个大油田，发射了15颗卫星和一枚远程地地导弹，爆炸了一颗氢弹等等。

　　在那十年里，南有美国侵越战争，北有苏联陈兵百万，东有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党中央判断敌人有联合进攻大陆的可能，做出了全面备战和加紧三线建设的决策。这一决策有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的一面，三线建设也存在战线过长、选址不当、不讲效益等弊病。但它对于改变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工业部局，特别是改变西南地区工业落后的局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今天西部大开发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在三线建设中，由于强调大小三线同时建，使“大跃进”之后下马的地方工业又有了转机，县、乡、镇的小钢厂、小煤矿、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等得到大发展。这些也为改革开放后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当代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那以后，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在这一路线的指引下，认真而深入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前30年包括工业化建设在内的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同时结合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在处理工业化与第三产业、工业化与信息化、工业化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关系上的新经验，先后提出并实施了重点加强能源、交通、通讯、科技、教育等薄弱环节的方针，“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方针，以及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等等，使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最近，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所有这一切，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对工业化的新认识，是对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探索，是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的新途径和新办法。

　　26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下，我们推行了农村集体经济和家庭承包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确立了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积极争取和充分利用国外的直接投资，建立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恢复发行国债，创建证券市场，从国内居民的闲散资金和国际资本中吸纳建设资金，为推进工业化广开融资渠道，筹措到了大量资金，进而又提出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思想。这些改革开放的措施，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得到了充分涌流，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促进了当代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各领域的深刻变化。

　　26年来，我们对工业化的内涵有了比过去更清醒更全面的认识。过去，什么叫工业化，什么叫实现工业化，没有一个统一的科学的标准。现在，国际上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达到了工业化，要看那个国家的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和工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是否高于农业经济占国民经济和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至于具体标准，国内国际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中国的权威部门虽然没有对此发表过肯定的见解。但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把过去提出的在上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改变为到本世纪的中叶。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更明确地指出：虽然我国人民生活已在上个世纪末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他还宣布，中国要在2020年建成全面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同时，“基本实现工业化”。[viii]这就清楚地表明，尽管我们现在的GDP中，工业增加值已经占到了50%，农业增加值降到了17%，城镇化率也提高到了38%，许多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已名列世界前茅，GDP的绝对数也已跃居世界第六位；工业生产已经普遍实现了机械化和电气化，而且加工工业的能力堪称世界强国。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相反，认为距离实现工业化的目标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的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以及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还要进一步降低，工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比重以及城镇化率还要进一步提高，一些主要工业产品以及GDP的人均数在世界各国排名中还要大大前移，自动化、信息化在工业生产中的水平还要继续增强。正是这一认识和由此形成的对全社会的进一步动员，成为当代中国历史新时期社会发展的深层原因和不竭动力。

　　当1949年中国共产党接手全国政权时，中国工业化水平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难以相比的，即使与一些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大国相比也是很低的。但是，仅仅过了55年，中国的工业化面貌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在许多重要方面大大缩小了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且在总体上超过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大国。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可以说出许多条，但最根本的一条是，领导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ix]；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受到了全中国13亿人民的衷心拥护。未来20年对于中华民族的振兴是一个关键时期，它不仅决定着中国能否基本实现工业化，而且决定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100周年时能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毫无疑问，这20年是绝不会风平浪静的。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各种险风恶浪，最终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是当代中国55年历史得出的结论，是全中国人民的坚强信念，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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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i]《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46—147页。

　　[ii]《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81页。

　　[iii]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页。

　　[iv]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214页。

　　[v] 毛泽东：《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1953年9月12日）。

　　[vi]《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134页。

　　[vii] 转引自吴恩远：《还历史公正----俄罗斯对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反思》，《高校理论战线》2004年第8期。

　　[viii]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

　　[ix]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